張貴永（1908～1965），字緻遠，浙江鄞縣（今甯波市鄞州區）人，1929年畢業于清華大學史學系，入柏林大學深造，1933年獲博士學位，後赴倫敦大學研究西洋史。1934年任中央大學史學系教授，講授西洋史。1949年後任台灣大學教授，1953年兼任台灣師範大學教授，1955年參與創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并任研究員，1962年擔任中國文化學院首任史學系主任。期間，講授歐洲外交史、西洋現代史等。他除主編《中美關系史料：嘉慶、道光、鹹豐朝》和《教務教案檔》外，還有《西洋通史》三冊、《史學講話》，以及關于德國和西洋史學史、外交史等專文幾十篇。無論在大陸還是居台期間，他都緻力于西洋史教學與研究，多涉西洋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如今書寫國人研究西方史學成就，不能不涉及其貢獻，事實上學界已做出努力。王爾敏的《張貴永先生及其西洋史學論述》①，以張貴永對于近代史學界南港學派的貢獻為切入點和落腳點，用大半篇幅讨論其西洋史學研究；王爾敏從通論角度梳理張貴永關于西洋史學涵義、方法的論述，從曆史哲學角度述論他對于兩元神學史觀、唯物史觀、實證主義曆史觀、唯心主義曆史哲學、表現主義曆史觀、人文主義曆史哲學的引介，從史學名家和思潮角度讨論張貴永關于赫爾德②、蘭克和湯因比③的論述，可謂貢獻良多。李孝遷的《蘭克史學與中國現代史學》④、《〈史學原論〉在中國的傳播與影響》⑤、《湯因比〈曆史研究〉在華之傳譯》⑥，均觸及張貴永的西洋史學問題，保持其一貫的傳播視角。他們的工作，是繼續探讨張貴永西方史學研究的基礎。
不過，就此課題而言，一些地方尚待擴展或細化。張貴永的師承問題，不容忽視；他條理德國史學發展線索，值得關注；他尤重曆史主義，不可淡化；湯因比的文化觀念、西洋外交史研究，在整體的世界史意義上為一體，張貴永為此付出心血，要加以重視。這些問題都值得深入讨論。同時，張貴永關于史學涵義、對象、方法的論述，還可從不同角度繼續分析，以求新意。總之，本文拟就上述諸項再行探讨。
一 治西方史學的師承：從孔雲卿到梅尼克、古奇
張貴永在回憶錄中提到，清華求學期間受三位老師影響，其中對其影響最大的是梁啟超和王國維，另一位則是陳寅恪⑦。梁、王、陳的學術影響力，為學界公認，張貴永作為清華學子，不能不提及他們，事實上他們是否引導他走向研究西洋史的道路，極其值得懷疑，因為從其回憶中看不出梁、王、陳跟他後來的學術之路有絲毫關聯。
倒是其同窗黎東方在給張貴永《史學講話》所作的《序》裡，流露出蛛絲馬迹。他說：張貴永“承接了孔雲卿先生的衣缽，也頗為曼納克教授所喜愛”⑧。據其所言，張氏師承主要來自國内孔雲卿和德國梅尼克⑨。黎東方說，1925年，張貴永入清華大學史學系，與晚他一年的黎東方同屬西洋史組，受業于留德的孔雲卿（繁霱）、留美的劉崇鋐（壽民）和美籍學者馬隆(G. B. Malone)，得以學習德國史學，瑟諾波司(Seignobos)《史學入門》以及英國史、美國史等。對于黎東方這一說法，張貴永有所印證：
為了想徹底了解中國衰弱的病根，并探求西洋文化的根源，就在大學第二年，選修“西洋近代史”，并且花了整個寒假的時間，把德國民族史家特勒起克（Treitschke）所著的七大本《十九世紀德國史》讀完，還作了一篇報告。同時，對于康德、費希特、黑格爾的著述，也浏覽了不少……大學第三年，我選修了西洋古代史，對于西方的古代文化、古典精神，發生了極大的興趣，這是一個很大的轉變。在文學方面，則開始愛好歌德的作品……德國曆史學派之中，十九世紀語文考證學派，用科學方法研究曆史……蘭克(Ranke)，即是因此成功的第一流西洋史學家；以研究羅馬碑銘石刻而奠定史學界地位，并以《羅馬史》榮獲諾貝爾獎金的蒙姆森(Monmsen)，這兩位十九世紀的德國史學家，則曾以曆史研究所，訓練學生運用科學方法研究曆史，他們的弟子，甚至再傳弟子，多半都在日後的史學界，嶄露頭角。我就在這些德國史學家的研究精神的熏染下，決心到德國去研究史學⑩。
看來，黎東方關于他和張貴永進西洋史組，學習德國史學史和史學方法這一說法，是可靠的。可是，張貴永在這裡仍未透露其之所以選西洋史及其以後發展情況跟清華的哪位老師有直接關系。要弄清此問題，當然還需要繼續搜尋其他證據。不過，回到黎東方那裡再加考量，或許可以理出線索。
黎東方提到的孔繁霱（1894～1959），字雲卿，山東滕縣人，1917年留學美國，1922年獲芝加哥大學碩士學位，翌年赴柏林大學研究院深造，1927年回國，受聘為清華大學史學教授，講授西洋史。孔繁霱既在德國留學，又在清華教授西洋史，而張貴永選修西洋史，對德國史學情有獨鐘，且毅然留學德國，因此，如果說他沒受到孔繁霱的引導，那簡直無法理解。情況完全可能是，在孔繁霱影響下，張貴永才服膺蘭克及其後學德國伯恩漢(11)和法國瑟諾波司的，盡管他沒有明言自己跟孔繁霱的關系。事實上，朗格諾瓦(Langlois)和瑟諾波司的《史學導論》(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是伯恩漢《史學方法論》(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的翻版。張貴永承認：《史學講話》“叙述史學理論及方法部分，主要依據班漢姆的《史學導論》(Ernst Bernheim，Einleitung in die Geschichtswissenschaft)。”(12)伯恩漢的《史學導論》是其《史學方法論》的改寫本。張貴永的《史學講話》中，第一篇《史學的涵義及其問題》，文中明示其關于史學方法論的普通參考書前三者分别是班漢姆的《史學方法論》(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史學導論》(Einleitung in die Geschichtswissenschaft)和瑟諾波司的《史學導論》。其第三章《史學方法綱要》，關于史料的論述，例如史源學問題、史料考證問題，完全來自伯恩漢和瑟諾波司。至于為何《我的史學研究興趣》沒有提及孔繁霱，不敢妄加揣測，尚待來日深究。
據張貴永自述，1929年清華大學畢業後，他赴柏林大學曆史研究所留學。在德國，他盡管以關于菲特烈•赫爾斯坦外交政策的論文，獲得博士學位，然而“對于思想史的研究興趣，仍然很濃，例如對邁納克三大部巨著中的兩部《大同主義與民族國家》與《西洋近代史上的國家利益說》，我都加以熟讀。另一部《曆史主義的起源》，則是在一九三六年出版後，他寄贈給我才讀到的……在獲得博士學位以後的一年間，我又從事研究蘭克的生平與著作”(13)。
他所說的邁納克，即今天所謂的梅尼克，是20世紀德國史學巨擘，奉蘭克為精神導師，師從德羅伊森(Droysen)、狄爾泰(Dilthey)等人，從史學出發研究哲學，撰寫政治史和思想史。他曾主編《史學雜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擔任帝國曆史協會(Historische Reichskomission)主席，晚年主持西柏林自由大學。其主要曆史著作除了上文張貴永所提之外，還有《從斯坦恩到俾斯麥》(Von Stein zu Bsimasck）、《世界大戰問題》(Probleme des Weithtreges)、《普魯士與德國》(Preussen and Deutschland)、《國家與人格》(Staat and Persoelichte)、《普魯士—德國的人物與問題》(Preussische-deutsche Gestalten und Probleme)、《曆史主義的危機》(Krisis des Historismus)、《曆史意識與曆史意義》(Vom Geschichtlichen Sinn und Vom Sinn der Geschichte)等。
張貴永這樣評價梅尼克：“他的人格為德國思想家與一般人民所共同敬仰，不論在他生平的早年或晚期均能如此……他始終不失為德國人民，尤其一般青年學子的精神導師。”(14)由此可見，梅尼克在張貴永心中地位之崇高。由于這一層關系，1965年，張貴永受聘為西柏林自由大學客座教授，并于西柏林去世。關于他所受德國影響，曾任西柏林自由大學文學院院長的何爾宓(H. Helbig)教授一語中的：“他的早期關于《曆史主義本質》、《赫德的曆史哲學》和《哥德與曆史》等的著作仍然帶着在德國留學時所接受的思想色彩。”(15)張其昀甚至說：“他是曼納克的嫡傳。”(16)這正好印證了黎東方的觀點。
張貴永在西洋所受影響還有一項，未被世人注意而為他自所言明。他回憶道：1932年暑假訪問倫敦檔案館，并在倫敦大學從事曆史研究，會見古奇(G. P. Gooch, 1873～1968)。他所說的古奇，擅長英國史、歐洲外交史，尤用心于19世紀史學史，曾主編11卷《關于第一次世界大戰起源的英國檔案》(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著有《劍橋英國對外政策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先後編輯或主編《現代評論》(The Contemporary Review)達50年之久，所著《19世紀的曆史學與曆史學家》(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蜚聲國際。張貴永回國後一直與他保持聯系。古奇除編輯史料外，還做外交史、史學史，張貴永與他極為相似，而且與梅尼克的學術領域雷同。1947年，張貴永一度赴英國講學，受聘為倫敦大學曆史學研究所與皇家國際關系研究所客座研究員，這完全得益于此前的倫敦大學之緣。
上文述及，無論在中央大學還是台灣大學、台灣師範大學，張貴永都緻力于西洋史。此外，據王爾敏追憶，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期間，張貴永給青年同仁開出的講座有“西洋外交史”、“陶恩培的政治史學經驗”、“赫爾德的曆史觀”、“俄國對東方的外交政策”、“俄國對遠東、中東的侵略政策”、“研究近代史應注意的問題”、“曼納克(Friedrich Meinecke)及其思想史的研究”(17)，可見，這些講座也多為西洋史學、西洋外交或者西洋現代史等。這完全得益于他在清華大學、柏林大學、倫敦大學的研習。
其中，著述《西洋通史》，是根據赫伯特•費歇爾(Herbert A. L. Fisher, 1865～1940)《歐洲史》(A History of Europe)編譯而成，作為其在台灣講授世界史的教科書。《史學講話》是其自編文集，所收為史學理論與方法、西洋史學方面的論文12篇。其幾十篇論文，除部分收入上述《史學講話》外，還部分收入《張緻遠文集》。後者是他去世之後，台灣國防研究院和中華大典編印會共同編成，所收除西洋史學史外，還有其外交史研究方面的論文，特别是用西文寫成的文章，不過其西洋史學部分多與《史學講話》相重。
其實他還著有《詹森與中美關系》。他研讀《美國外交關系》(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中有關中美關系的文件、詹森(18)大使個人信劄及其向各類機構作的報告，對民國初期之中美交涉加以分析與探讨。據其本書《前言》，當在1963年完成，而據王雲五《編印人人文庫序》，應在1970年代由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
他還有一些文章散見在其他各處，為上述文集所未收。
德國史方面：《瓦解與複興：德國民族解放戰争所給我們的教訓》，發表在《新民族》1938年第1卷第3期；《戰後德國的命運》，載于《華聲》1944年第1卷第5～6期；《德國與歐洲和平的再造》，刊登在《客觀》1945年第14期；《德國的再統一與柏林問題》，公之于《新時代》1961年第7期。
匈牙利史方面：《一世紀前的匈牙利革命運動》，刊于《中央日報》1956年11月13日第六版《學人》第七期。
西洋史學方面：《評“曆史學主義的起源”》，發表在《中德學志》1940年第2卷第4期，同篇文章又題為《曆史主義的起源》，載于《圖書月刊》1941年第1卷第1期；《曆史主義的前驅》，刊登于《中德學志》1941年第3卷第1期；《曆史主義的先鋒》，發布在《時事新報》的副刊《學燈》1941年3月3日第121期；《啟蒙運動的曆史思想》，則載于《學燈》1941年3月10日第122期；《莫賽與赫德的曆史觀》，發表在《中德學志》1941年第3卷第4期；《陶恩培的曆史研究》（上），刊于《中央日報》1956年10月9日第六版《學人》第二期；《陶恩培的曆史研究》（下），則刊于《中央日報》1956年10月16日第六版《學人》第三期；《赫德的曆史觀》，刊于《中央日報》1956年11月27日第六版《學人》第九期；《曆史是追求真理的學問》，登載于《中央日報》1956年8月5日第八版；《歌德與曆史》，連載于《中央日報》1957年2月5日、2月12日的第六版《學人》第十九、二十期。
自述性文章：《出席亞洲史學會議的經過和感想》，發表在《新時代》1961年第1卷第1期；《我的史學研究興趣》，載于《新時代》1962年第2卷第1期；《第二屆亞洲曆史學家會議報告》，刊于《新時代》1962年第2卷第11期。
譯著：Hermann Oncken著《印度的安全》，發表在《中德學志》1940年第2卷第1期；KarlBrandi著《中古史與近世史》，載于北平中德學會《五十年的德國學術》第二冊。
本文撇開其研究西洋曆史不論，而探讨他關于西方史學的研究。
張貴永所讨論的史學涵義、對象、範圍和方法等一般性史學問題，都是對西洋史學史的梳理、分析和總結。
曆史學的涵義。張貴永有明确的曆史學定義，他說：“史學是以心理的與外界的因果關系，根據當時的共同價值觀念，來研究與叙述人類團體活動在時空中的演進事實的學問。”(19)
他強調：求知是史學的主要目的；曆史因果分析既有心理的又有外界的；史學不僅要關注普遍的，并且關注特殊的；曆史研究指向群體而不限于個人；曆史研究的時間和空間觀念都是必需的。其實，張貴永的定義中還有一點，那就是曆史學代表着一個時期共同的價值觀念，盡管他沒有強調，然而還是要替他指出。每一個時期都有其特定的價值觀念，它一定會反映在曆史學中，因此，界定曆史學不可忽視價值觀念(20)。
他的這一定義，是建立在研究西方史學觀念發展基礎上的。第一，通過考察“曆史”的詞源，得出“曆史”字義指事實經過或研究事實經過的學問。他指出，希臘文Historie原始意義為研究或者已研究了的知識，具備今天“曆史”的含義，德文Geschichte有“經過”和“研究經過”的意思(21)。因此，張貴永概括出“曆史”的上述含義。第二，通過總結西洋近代以前史學發展史，得出結論：曆史學經曆了隻注意純粹曆史記載，到關注獲取曆史教訓，再到追求學術性即明了事實的因果及其相互關系，直至走向成熟。從古代到18世紀，西方史學的發展表明曆史學是依據事實，賦予價值觀念的認識曆史的學術。第三，通過梳理19世紀以來曆史哲學的發展，認識到曆史學與哲學結合是必然趨勢，因此曆史學家在選擇材料時必須有價值觀念的存在，曆史學與哲學互為輔助。據此可推論出：曆史學同時關注曆史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必有價值觀(22)。
張貴永的因果、人類團體、時空事實觀念，與當時一般實證主義史學有通性，但其共同價值的觀念，又别具一格。
曆史學的對象、範圍。一般實證主義者認為，人類社會的一切都是曆史研究的對象，張貴永則有所保留。他區分理論與實踐層面的研究對象，認為：“在理論上，我們學問包括人類各方面，各種社會的與團體的活動，所以文學、藝術、經濟學等都可屬于曆史的智識範圍。”但是實際上“研究範圍多大，研究的哪一方面，須看本人的實際興趣，及所具有的專門訓練與能力而定”(23)。可見他與一般的實證主義史學家同中有異。需進一步确定的是，曆史學與其他學科的界限在哪裡？張貴永開宗明義：“曆史屬于精神科學，與自然科學不僅材料不同，方法亦不同……對于曆史的真實内容、特殊的事實，與演變的情形，都不能應用普遍定義與普遍定律……不能像唯物主義與實證主義說的可以直接當作自然科學。”(24)另外，他在《曆史是追求真理的學問》中，從藝術與科學的雙重意義上談論曆史學，認識到“科學的理智和藝術的情感往往在曆史著作裡不能融洽無間。史家的文體愈動人，接近真理的興趣也就愈減損……另一方面精心鑽研的史家，尤其是終身以考據為專業的學者就不免枯燥乏味”(25)。文章結尾得出這樣的結論，那就是追求真理還是由科學主義史學來承擔。這似乎表明其結論有搖擺，興許是他在那個科學主義盛行時代的無奈。無論如何，總體上，其觀點與包括實證主義史學在内的科學主義史學主張完全不同，其學術意義非常重大。正像王爾敏所言：“在50年代，科學主義（scientism）盛行之際，多數史家傾心于科學治史，并有人在同時代聲言将史學提升到自然科學地位。在此流風之下，張氏這樣申言，自是啟聩發聾，實如朝陽鳴鳳，在中國學界有先見，正代表一個引路明燈。”(26)可是，他主張曆史學使用多種輔助學科，又與實證主義史學主張完全一緻。在曆史學的對象、範圍這個問題上，同樣表現得與一般科學主義史學家同異互見。
曆史學的價值。在《史學的涵義及其問題》中，他說曆史學的價值可分三種情況：第一，在普遍演進史觀中，曆史教人根據普遍的演進關系，去觀察個人或社會團體活動，明了人類全體和個人與國家間的關系；第二，曆史學與實際的審美旨趣有聯系；第三，曆史學是其他各種學問的輔助手段(27)。另外，在《曆史學的教育價值》一文中，他又說：“曆史主要的價值與目的，還是教育大衆。”具體說來，他認為，“曆史是人文教育的基礎”(28)，此外，它的價值在于可以滿足人們關于過去的好奇心，還可以“對現在所能給予的資鑒”(29)。這些主張，跟20世紀其他史學家尤其是實證主義史學家并無二緻。
曆史學的方法。在《史學方法綱要》中，張貴永是這樣定義史學方法的：“史學方法就是把材料變做智識的工具與途徑。”(30)它包括史源學（即史料研究）、考證、解釋、組織（即曆史的綜合研究）、寫作（即著述）各環節。史源就是原始材料，主要有三種，即直接觀察得到的，靠口述、書寫和圖畫等方式報告下來的，和事實經過的遺迹(31)。而考證就是要“斷定史料的實際情形及其記載的内容”(32)。通過外證确定史料本身是否可靠，通過内證确定所記載的事實可靠程度，采取各種辦法鑒别僞造與錯誤。解釋，就是“史料内容的诠釋，有狹義的（訓诂）與廣義的（推理）應用方法”(33)。組織，張貴永也視為曆史的綜合研究，就是“必須從全體發展的關系來解釋”(34)。寫作或者著述，是“把研究的結果明晰地表達出來……就是始終得保持學術的立場，簡潔流暢，而能無損于考證與綜合研究的曆史真相”(35)。其詳細的論列，這裡不再贅述。就曆史學方法而言，張貴永幾無創見，因為他幾乎全部照搬了伯恩漢的《史學導論》。
二 一以貫之的曆史主義：從先驅到梅尼克
張貴永重視思想史研究，關注西洋近代史學發展史，這樣曆史主義就成為他不能不涉及的主題，特别是他受梅尼克影響，十分關注曆史主義，梳理了它從起源到當代的演變曆程。他關于曆史主義論述，從評論梅尼克的《曆史主義的起源》開始，又以讨論梅尼克的學術思想而結束。
其《評“曆史學主義的起源”》，上文已述及，可析為三部分：第一部分，述梅尼克學術生涯、地位及晚年内心沖突和《曆史主義的起源》的寫作；第二部分，追述曆史主義（Historismus）詞源，梳理詞義演變，界定曆史主義的核心因素為“個性”和“演進”(36)；第三部分，指出《曆史主義的起源》的方法既以問題為中心組織材料，又不失變生動的曆史為空論，概述其内容為：梅尼克以莫塞(Mōser)、赫爾德和歌德為個案和落腳點，并作為背景叙述英法啟蒙運動史家、先期浪漫主義的激蕩、天賦人權思想、基督教及其革新、自然科學等，涉及史學家、思想家有沙夫茨伯裡(Shaftsbury)、萊布尼茲、維柯、伏爾泰、孟德斯鸠、休谟、吉本、羅伯遜等。張貴永此文雖名為評論，但實際上隻是簡介。
他論述了曆史主義的先驅。這以發表在《中德學志》1941年第3卷第1期的《曆史主義的前驅》最為集中。另一篇是發表在《學燈》1941年3月3日第121期的《曆史主義的先鋒》，前半部分為《評“曆史學主義的起源”》的第二部分，後半部分與《曆史主義的前驅》多有文字出入，但是主旨、材料和句式均同，故其差異不足為論。他認為，笛卡爾和洛克的思想促成曆史主義先驅的産生。曆史主義先驅主要有萊布尼茲、沙夫茨伯裡、維柯和阿諾爾多。萊布尼茲的《人類悟性新論》，承認多元及其和諧統一，并與延續律相連接，回歸新柏拉圖主義。萊布尼茲這種個性觀念的意義在于，“無論對于德國的啟蒙運動以及日後的唯心主義與曆史主義，他都是擎起炬火的先鋒”(37)。沙夫茨伯裡也是一位新柏拉圖主義者，其思想核心是精神形式與力量聯合創造生命形态，“最先承認個性原則”(38)。維柯則一方面肯定人創造和認知曆史，另一方面肯定曆史的演進，具備後來德國曆史主義的兩個因素。阿諾爾多把世界觀和曆史觀當作“心靈的天賦權力”，“在曆史學家中間确是第一位把人的心靈放到曆史生命的中心點去……這又是曆史主義的培養土壤”(39)。張貴永的這些意見甚為中肯，但稍嫌簡單，缺乏具體分析。
他論述了啟蒙思想中的曆史主義意義。這最早見于其發表在《學燈》1941年3月10日第122期上的《啟蒙運動的曆史思想》。問題是，這篇文章結尾注明“未完”，事實是，他确實比較充分地論述了伏爾泰、孟德斯鸠的思想對于曆史主義的意義，可是在提到休谟、吉本和羅伯遜之後才剛剛開始對休谟的論述，文章就戛然而止，顯然文章并沒有囊括啟蒙運動的主要學者。關于伏爾泰，他認為其對新的現世生活的愉快感覺、自然主義和其社會倫理思想，使得在伏爾泰那裡，曆史學的價值是為了啟蒙人類，曆史寫作免不了戲劇家的作風，描寫鋪叙，富有色彩，這些為曆史思想争得獨立自主的地位，特别是他注重時代精神和國家利益，為蘭克所堅持。關于孟德斯鸠，張貴永以為孟德斯鸠揭橥民族精神，主張根據各國特殊實質利益和條件來洞察一國法律，是其法權思想個性化的體現；特别是“他對于羅馬曆史命運的觀點簡直就是政治的相對主義，而為日後曆史主義的開路先鋒”(40)。關于其他法國學者，張貴永簡單提到杜爾格、孔多塞影響了赫爾德和歌德的演進思想；盧梭的違反習俗，堅持個性，以自然為歸宿，但是在曆史世界中沒有找到類似的路數，因此他所喚醒的曆史主義個性觀念，仍拘束在正統的天賦人權的精神裡；關于休谟，張貴永認為休谟縮小了天賦人權的範圍，分辨真理與謬誤，并以情感和興趣來考驗，這就是休谟的懷疑态度，特别是反對因果律的必然性，主張事物之間在習慣的蛻變、前後承變中發生關系，這與日後的曆史主義有着關聯。張貴永對這些學者的思想與曆史主義之間的關聯，條分縷析，很明晰。
他論述了英國早期浪漫主義與曆史主義的關聯。在《從英國先期浪漫主義到赫爾德的曆史思想》一文中，張貴永特别提到莎士比亞影響了格雷(Thomas Gray)、華爾坡爾(Horace Walpole)對中世紀哥特式藝術發生興趣，還提到司各脫的曆史小說、白勒克韋爾(Blackwell)的《荷馬史詩》研究、羅斯(Robert Lowth)的《聖經》中希伯來聖詩研究、伍德(Robert Wood)的《荷馬史詩》研究、胡爾特(Hurd)關于騎士精神與故事的信，都影響了赫爾德、歌德的曆史主義，他說：“這些新的深入情感與富于幻想的創作，詩和藝術具有引入曆史主義的思想情緒。”(41)就曆史學而言，張貴永認為弗格森和博克爾對于曆史主義貢獻最為突出。弗格森的主題是國家觀念在曆史上的意義，這對于曆史主義至關重要，而博克爾把審美藝術的觀點引入曆史研究，熱愛現世并虔信，這些在德國分别由莫塞和歌德來實現。它們“在蘭克精神修養的過程上密結不離地相互影響”(42)。這裡與他論述曆史主義先驅一樣，頗為簡單。
他論述莫塞、赫爾德、歌德等人與曆史主義起源。《從英國先期浪漫主義到赫爾德的曆史思想》一文，把德國精神運動中的學者分兩類，一類以萊辛、溫克爾曼、席勒、康德為代表，他們不是典型的思考曆史的人，但卻對曆史思想做出了貢獻；另一類以莫塞、赫爾德、歌德為代表，直接代表曆史思想的成就。第一類學者，特别是萊辛和溫克爾曼，雖然有着傾向于固定理想的思想方式，但是關注創作動機和曆史個性秘密，這樣就啟發了曆史主義。不過，張貴永讨論的重點不是他們而是第二類學者。
對于第二類三人的讨論，除了《從英國先期浪漫主義到赫爾德的曆史思想》外，還有發表在《中德學志》1941年第3卷第4期的《莫賽與赫德的曆史觀》和發表在《國立中央大學文史哲季刊》1945年第3卷第1期的《歌德與近代曆史思想的起源》。《從英國先期浪漫主義到赫爾德的曆史思想》，從論述莫塞、赫爾德、歌德開始往下，與《莫賽與赫德的曆史觀》大同小異，而完整性不如後者。他的《赫德的曆史觀》、《歌德與曆史》，與上述文章内容大同小異。
張貴永指出，在莫塞身上已經看到曆史主義的所有萌芽，這些正是蘭克及其後學所遵循的原則。關于赫爾德，張貴永認為，啟蒙運動、敬神主義和新柏拉圖主義交互影響赫爾德，赫爾德要寫出一部人類心靈的曆史，以同情、感應去發現曆史上的心靈生活，這就決定其曆史思想是個性和演進相結合，把民族時代的個性歸結于個别觀察的曆史全過程，其思想意義在于，“發生了四大直接影響，那就是浪漫主義，斯拉夫大民族精神，人與自然的研究，最後還有歌德的創造”(43)。歌德不僅把莫塞與赫爾德新的曆史見解大規模運用，并且有意識地當作方法上的基礎而用于萬物；歌德認為一切生命須在其原始形式與變态中完成，曆史亦得根據這一定律；歌德的這些觀點被引入對民族與時代的認識；他打破世界史目的論，導緻蘭克的世界史觀念。這些就是歌德的曆史主義。最後，張貴永這樣評價歌德：“他對我們永遠是向高處的領導者。”(44)張貴永對這三位學者的分析頗為細緻，不過他對德國學者的分類值得商榷，因為嚴格說來，他提到的那七位學者除了莫塞和溫克爾曼，其餘都不是純粹的曆史學者，因而其論述的開場就顯得多餘。
他論述蘭克、梅尼克等人史學中的曆史主義傾向。這方面的文章有：發表在《自由中國》1952年12月16日第七卷第十二期上的《蘭克的生平與著作》和載于《思想與時代》1965年1月24日第一二六期的《曼納克及其思想史研究》。
張貴永指出，蘭克在曆史研究過程中，從方法與史料的進步，從曆史認識的進展，作者自身始終變化萬千，他自己的時代也呈現出韻律從旁附和，他以真摯與深刻的同情心去認識所親身經曆的德國曆史階段，并進而影響對于德國以往曆史的認識，其作為學者的生命總和民族生命交織在一起。張貴永認為，蘭克這些曆史主義傾向，同其路德教信仰、民族複興情緒緊密相關，正是這兩種情結與曆史關聯，才促使他對曆史認識自主性的堅持，堅持從個别研究達到對于事實的普遍見解，從而形成對全部關系的客觀認識。張貴永對蘭克評價至高：“從他各方面的成就來看，真是已經到達了登峰造極的境地。從西洋全部思想史與所有精神觀念出發來衡量，亦有其不朽的價值。”(45)關于梅尼克，張貴永以為，梅尼克最能體驗時世，有深刻感想，與現代機械式的生活格格不入，能以真摯的熱情參加政治辯論，同時又富于學術态度與高尚旨趣，以最精細的分析眼光研究普遍精神趨勢與曆史人物的心理動機，兼具民族與世界的曆史觀點，且有擅長寫作的藝術天賦。張貴永評論說：“他從精神内心出發堅持道德與思想的個性發展，猛烈反對權力與獨裁；他曾以大無畏的精神努力挽救德國民族的命運及其文化使命，曆年為德國人們的自由精神奮鬥，他對于德國命運遭遇的自我批判和他的‘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态度赢得舉世人民的尊敬。”(46)張貴永在文中并未明說蘭克和梅尼克的這些思想傾向是曆史主義的，但是他在論述他們之前的曆史主義先驅或開拓者時，處處與蘭克相聯系，這樣就可以認定他在這裡談論的蘭克思想就是曆史主義的，自然與蘭克有着共同傾向的梅尼克的思想也是曆史主義的。
他對莫塞、赫爾德、歌德等人曆史主義的論述，重視其學術淵源及其相互差異，反映出他對于研究對象的稔熟。不過，從其論著來看，他顯然把歌德的學術活動作為曆史主義産生的标志，這樣歌德之前的相關學者都可以稱為曆史主義的先驅。可是張貴永又明确把先驅特指為萊布尼茲、沙夫茨伯裡、維柯和阿諾爾多等人，這樣處理着實讓人費解，也許是其研究周期過長造成的，可算是其學術的百密一疏。另外，其論著尤其是在大陸期間發表的文章，不少地方照搬了梅尼克，限于篇幅，這裡不容詳細舉例說明。
非常有意思的是，從時序上看，其論文發表從評論梅尼克開始，又在論述梅尼克處結束，這可謂他研究西洋史學的第一個歸宿點。必須特别指出的是：張貴永梳理曆史主義的起源與發展，自然顯露其在歐洲近代史學史論述方面的第一條主線——時間維度上一以貫之的曆史主義産生發展史；同時清理出德國近200年的史學發展簡史，這顯示其歐洲史學研究的第二條主線，無疑對于國人今後進一步研究德國史學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三 世界文化視野：湯因比的史學，西洋外交史學
張貴永研究的課題，與西洋史學相關的，還有湯因比的史學觀念與實踐、西洋外交史研究的回顧等。
張貴永關于湯因比的論著有：《文化的起源——介紹陶恩培的曆史研究》，是1951年7月19日在聯合國中國同志會第二十二次座談會“世界文化的前途”上的講話，作為會議紀要一部分，原載《大陸雜志》1951年7月31日第三卷第二期，《張緻遠文集》1968年出版，收錄此文，改名為《世界文化的前途——介紹陶恩培的曆史研究》。另外，根據1984年修訂版《史學講話》扉頁上的介紹，張貴永自編的《史學講話》初版于1952年，到1984年之前再版兩次，前面3個本子筆者都未曾見到，是否收錄《文化的起源——介紹陶恩培的曆史研究》，不得而知。可是，1984年版保留的張貴永1952年所寫的初版《前言》裡，明确提到初版裡有“介紹陶恩培曆史研究一章”，由此可以推論，1952年初版的《史學講話》，收了此文。如果說1984年收錄的是對1952年的保留的話，那麼文中删去他在會議發言上的開場白，其餘則無區别。
《史家的靈感——兼論陶恩培的治學經驗》，王爾敏說，1956年7月6日張貴永做了名為“陶恩培的政治史學經驗”的報告。這可能是“陶恩培的治學經驗”之誤，原載《自由中國》1956年12月1日第十五卷第十一期，後收入1968年出版的《張緻遠文集》，應該沒有收入1952年版本的《史學講話》，之後兩次修訂本是否收入，因未親見，不得而知，但是1984年版本的《史學講話》确實将其收入。
《陶恩培〈曆史研究〉的第十二本》，原載《新時代》1961年9月15日第一卷第九期，收入1968年出版的《張緻遠文集》。
還有一篇評介《曆史研究》第七、八、九、十冊的文章。王爾敏在《20世紀非主流史學與史家》中提到，張貴永在台灣《中央日報》“學人”專欄評介陶恩培的《曆史研究》七、八、九、十各本，王爾敏承認并未親見。他的說法可能來自張貴永自己的交代。張貴永說，在寫《陶恩培〈曆史研究〉的第十二本》之前，已寫過3篇關于湯因比和他的《曆史研究》的文章，第一篇就是《文化的起源——介紹陶恩培的曆史研究》，第三篇是《史家的靈感——兼論陶恩培的治學經驗》，而“第二篇刊登在《中央日報》的《學人》（見《學人》文史叢刊第二輯）。那是評介《曆史研究》的第七、八、九、十冊”(47)。可是，張貴永并未披露題名。經查證，這篇文章題為《陶恩培的曆史研究》，分上、下兩部分，分别刊于《中央日報》1956年10月9日第六版《學人》第二期，和10月16日第六版《學人》第三期。
張貴永對于湯因比的關注，主要表現在如下方面：
第一，《曆史研究》全書的基本情況。關于《曆史研究》第一至六卷的介紹，是在《文化的起源——介紹陶恩培的曆史研究》中完成的；第七至十卷的介紹見于連載在《學人》上的《陶恩培的曆史研究》；第十卷中湯因比關于其治學經驗的介紹，由《史家的靈感——兼論陶恩培的治學經驗》來承擔；介紹第十二卷的則為《陶恩培〈曆史研究〉的第十二本》。《曆史研究》第十一本為圖集，他未做專門介紹。這些文章涉及湯因比著作動機、研究過程和思想體系等。例如，在《陶恩培〈曆史研究〉的第十二本》一文中，張貴永指出，從1921年湯因比計劃寫《曆史研究》到1961年，40年間世事滄桑，他人史著層出不窮，世人對其毀譽有加，湯因比要重新思考，吸納新論，答複辯難，這就是湯因比寫《曆史研究》第十二卷的動機。至于湯因比著作内容和思想體系，張貴永認為，湯因比依舊相信人類社會的相互關系隻能由分析、比較與分類研究求其真理；湯因比大體上沒有改變自己的結論，但是個别處有所變化，他改變過去以希臘或中國為模式概括一切文化的做法，采用希臘—中國混合模式以說明其他文化發展的差異。對于張貴永的這些介紹，他自評道：“對于《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著作的思想體系，他的著書的動機，以及研究的經過已介紹了一個大概。”(48)其自我評價是謙遜的，确是實事求是的。
第二，湯因比作為曆史學家的靈感。湯因比在《曆史研究》第十卷第十三章中，叙述自己的治學經過和體會，張貴永據此提出湯因比作為曆史學家的靈感問題。張貴永以為，湯因比響應神的召喚，把研究曆史定為自己的人生目标，湯因比相信曆史學是神的啟示，曆史學家的穎悟同數學家、物理學家、詩人、先知一樣有其特殊角度，這種信念使他幾十年持之以恒地研究曆史。張貴永從湯因比治學生涯中總結出，湯因比出生後60年來，殷商文化、印度文化、赫泰文化和米諾文化的發現，激發湯因比的好奇心；曆史事實關系包括事實間相互關系、事實内部關系，具有神秘感，激起湯因比的研究沖動；類似的事實會使人産生類似的感覺，表現為想象、抒情等，曆史學的這種史詩性、叙事性、戲劇性詩意，對于湯因比富有吸引力；探讨曆史事實背後的意義，是神的啟示，也是與神契合的一種努力，是曆史研究的最高意義，正符合湯因比的心境。這些都是出于對造物主心靈的接近，吸引着湯因比不懈地探求曆史。
第三，湯因比論人類文化的起源。在《文化的起源——介紹陶恩培的曆史研究》中，張貴永分析湯因比走向文化研究的合理性。19世紀西方主流史學家例如蒙森等人鑽進象牙塔，做得專精，但是忽略人類文化的精神，隻能由直覺、綜合研究來彌補。而且，這些專門研究，往往隻見樹木不見森林，被一些零星材料所吸引，不去注意具有更大意義的曆史事物。特别是近代史學中民族主義的勃興，政治色彩濃厚，評價曆史的價值出現偏差，事實上世界曆史中出現許多不同類型的文化，愈顯得民族主義的偏頗。張貴永認為，這些正是湯因比的著述可以糾偏的。例如，在湯因比看來，艱難貧困地區、新土地對于曆史發展能夠發生刺激，這是自然環境因素，但是人為環境例如外來壓力和内部逼迫，也是刺激文化起源的重要因素；環境刺激不能過于殘酷，應存中庸之道，當在殘酷與不殘酷之間。張貴永确實抓住湯因比論文化起源的某些要點，不過還是初步的。
張貴永對西方學術界外交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張貴永是研究西洋近代史的，西洋外交史是其中重要内容，而關注西方學術界的相關研究成果則是治西洋外交史的題中之義。他的這方面論述，突出表現在《西洋外交史研究》中。
他十分強調外交史研究，把它看成克服民族偏見、撰寫真正世界史的途徑，以為蘭克《日耳曼與羅曼各族的曆史》、劍橋大學約翰•西萊(John Seeley)《英國的擴張》，都是把外交事務看成重于國内事務的樣闆。他重視外交與民主問題，這使他注意到龐沙畢勳爵(Lord Ponsoby)的《民主與外交》、楊格爵士(Sir George Young)的《外交史》和波萊士勳爵(Lord Bryce)《國際關系》中的相關論述。他根據西洋外交史學發展情況，提出研究外交史中必須注意的問題：第一，有利于外交史研究的教學條件。在這方面，張貴永指出法國巴黎政治學院造就索萊爾(Allbert Sorel)及其《歐洲與法國革命》，英國皇家國際關系研究所成為專家研究的中心。第二，做好研究外交史的準備工作。閱讀《劍橋近代史》以了解世界大勢，閱讀各國政治家生平，進而研究曆史專著，注意各國使節言行。第三，深入研究官方檔案，熟悉外交案件情況。第四，熟悉各種觀點，留意政治家自白。
大體說來，關于西洋學界的外交史研究，他還停留在介紹層面，比較膚淺和零散，倒是他提出的幾條關于如何做西洋外交史的認識，頗具心得，可是已經離西方史學史稍遠了。不過，為曆史研究計而做的學術史梳理，同樣具有史學史的意義。
須要說明的是，從他所寫美、英、俄、德等國外交史，以及他所提出的做西洋外交史的心得來看，他顯然強調國際之間的相互影響，關心二戰後國際秩序的重建特别是人類文明的出路，這一追求，恰好與他所關注的湯因比的學術旨趣相類似。因此，湯因比的文化觀念與張貴永的西洋外交史研究理念，都視世界為一整體，并關心人類文化發展的前景。可以說，湯因比是張貴永西方史學研究的第二個歸宿點，它與前述歸宿點梅尼克一起，成為張貴永思考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人類前途的兩個出發點。
四 張貴永關于西方史學研究的學術意義
張貴永的西方史學研究，上述已見大端。今天看來，無論對于台灣史學風氣轉變，還是對于中國的西方史學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它對于台灣史學風氣轉變具有發乎先聲的意義。1949年後，台灣史學界，以傅斯年為旗手的史料搜求派占據主導地位。他以史語所所長、台灣大學校長的有利位置，網羅一批學者，從事史料搜集、考訂和整理工作。然而，時至60年代，台灣學界難以擴充史料，史料搜求受到很大限制，而且歐美史學從科學史學轉向對主體闡釋的重視，從而影響台灣史學風氣的轉變。1962年許倬雲留美歸來，與胡佛、李亦園等在1963年創辦《思與言》，倡導解釋學派的方法。五四時期就嶄露頭角的殷海光，1964年出版《思想與方法》，主張使用社會科學方法研究曆史，也公開同史料搜求派唱起對台戲。特别是1967年許倬雲擔任台灣大學曆史學系主任，受史料學派排擠的錢穆從香港移居台灣，标志着台灣史學風氣的轉變。總之，史料學派主導地位在60年代中期開始動搖，對此，有學者指出，“20世紀50年代以來，台灣地區史學的主流原本一直掌控在史料考證派手中。但自60年代起，這種局面逐漸難以維持”(49)。張貴永通過研究西方史學理論與史學史，認為成熟的曆史學不僅要關注曆史的普遍性，而且要關注其特殊性。它離不開哲學，而哲學則是價值觀念的抽象，因此曆史學必有價值觀。他關注湯因比的曆史哲學和史家情懷。他主張曆史學使用多種輔助學科等。有趣的是，1965年他去世後，這些觀點盛行起來。可見，他從西方史學中總結并發表出來的主張，實領台灣史學風氣轉變之先。
它是國人研究西方史學的卓越範例。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耿淡如就提出：史學史不是曆史家傳記集和目錄學，應反映曆史學家、曆史學派在思想領域的鬥争；史學史應和曆史哲學史或社會思想史有區别；史學史應包括曆史編纂與曆史研究兩者在内；史學史應結合其他相關科學來研究；史學史應總結過去史學成績；史學史應以研究曆史的同一方法來研究等等(50)。後來，張廣智指出：應研究曆代西方曆史學家的史學思想，不做成傳記集和目錄書；應研究西方曆史學家所處的時代與曆史環境；應研究西方史學流派的過去與現在、繁榮與式微、成就與問題；應在西方史學的流變中做出動态的考察，曆時共時，縱橫比較，上下連貫；應有一個正确的曆史觀的指引(51)。張貴永從歐洲社會狀況出發，重視歐洲近代以來史學中一以貫之的曆史主義，考察其起源、成長與影響，分析不同時期學者思想的貢獻與不足。這種結合社會背景、關注學術傳承、重視史學思想的研究路徑，是張貴永西方史學研究實踐的突出特征，在某些方面，與大陸不同時期的同仁學者所見略同，是研究西方史學的成功範例。
它對于當前中外史學交流研究具有典型意義。學界已經認同，史學史研究新的增長點，是中外史學交流史。一方面，在書寫中國史學史時，自然要寫某一史家、史著、史學思想與方法對于中國後學的影響，此外可增加其在域外的流傳與被接受，可增加域外史學對于中國史學的影響；另一方面，在書寫外國史學史時，可增加外方史學在中國的傳播與影響，可增加漢學家關于中國曆史的研究。張貴永本是中國學者，他研究西洋曆史、西洋史學，在國内介紹、評論西洋史學，他關于西方史學的認知具有中國人獨特的視角。張貴永的學術經曆，本身就是一個值得研究的中西史學交流的典型案例，同時他所秉持的看待西方史學的眼光也特别值得當代學人汲取。這樣，探讨其西方史學研究情況，無疑有利于學界借鑒其理論與方法，有利于增進和豐富中國學界關于中外史學交流的研究。
它對于一些西方史學現象的認識具有經典性。例如，蘭克作為19世紀西方史學的代表，其學派具有普遍的國際影響，在歐美、中國都有傳承。可是，由于17世紀開始的人類知識的自然科學化運動，因此史學界主流學者以自然科學為衡量史學學術性的尺度。蘭克曾經主張“如事直書”、“排除主觀”等所謂的“客觀主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被歐美學界推為科學史學的楷模。這種傾向在中國則突出表現為史料學派，提出“史學便是史料學”，反對解釋、疏通史實。可是，事實上，蘭克的史學并不是像科學史學家們所想象和推崇的那樣，汪榮祖在1975年《食貨月刊》三卷三期上，發表《蘭克史學真相》，這篇文章改頭換面後出現在《史學九章》中。他指出，英美世界誤讀了蘭克，蘭克實際具有浪漫主義風尚，有同情心但不動感情，寫作民族國家曆史，蘭克同樣重叙事，講究行文藝術，賦予曆史以意義，裁斷與解釋曆史(52)。在此之前，張貴永業已指出蘭克的曆史主義傾向，同其路德教信仰、民族複興情緒緊密相關，正是這兩種情結與曆史關聯，才促使蘭克的曆史認識自主性的堅持，蘭克堅持從個别研究達到對于事實的普遍見解，從而形成對全部關系的客觀認識。可見，張貴永這一見解，無疑對于認識蘭克及其學派的客觀主義具有經典性。
當然，張貴永的西方史學研究有局限性，例如就曆史學方法而言，幾無創見，因為他幾乎全部照搬伯恩漢的《史學導論》；論著尤其是在大陸期間發表的文章，不少地方照搬梅尼克；關于曆史主義先驅的論述，稍嫌簡單，缺乏具體分析；對于湯因比的認識還是初步的。此外，其研究對象也局限在歐洲近代曆史哲學領域，沒有像其同時代有的學者那樣對西方史學做通史性論述。然而，這些正是拓荒性、專門性研究工作所常見的，無須苛責。
總之，張貴永的求學經曆，導緻他走向研究西洋史學的道路，其研究成果大體可分兩部分：從一般意義史學上說，在史學的涵義、對象、範圍與方法等方面，他所闡釋的，多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美流行觀念，特别是史學方法部分，來自伯恩漢、瑟諾波司的相關論述。在歐洲近代史學史論述方面，有兩條主線和兩個歸宿點。兩條主線是，時間維度上一以貫之的曆史主義，和空間維度上德國差不多200年的史學史；兩個歸宿點是德國梅尼克的學術思想和英國湯因比的文化觀念，也是他思考戰後人類精神世界和文化出路的兩個着眼點。對此，上文相關部分有較詳細述及。盡管他沒有對西方史學做通史性論述，其關于曆史主義、近代德國史學的全部論述，多受之于梅尼克《曆史主義的起源》，一些地方稍嫌粗糙；然其研究構架與視角，在20世紀國人研究西方史學中，别具匠心，無論對于台灣史學風氣轉變，還是對于中國大陸的西方史學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注釋：
①王爾敏此文最初發表在《興大曆史學報》第十六期，2005年，後收入其《20世紀非主流史學與史家》，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②指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曾譯為“海德”、“海爾德”、“赫德”，今通譯為“赫爾德”，張貴永或譯為“赫德”，或譯為“赫爾德”。
③指Arnold Joseph Toynbee，曾譯為“托因比”，今通譯為“湯因比”，張貴永譯為“陶恩培”。
④李孝遷：《西方史學在中國的傳播（1882～1949）》第七章，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⑤該文載于《史學集刊》2007年第3期。
⑥見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刊》2011年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
⑦⑩張貴永：《我的史學研究興趣》，《新時代》1962年第10期。Thoedor Mommsen，今通譯為“蒙森”，張貴永譯為“蒙姆森”。
⑧黎東方：《〈史學講話〉序》，張貴永：《史學講話》，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4年版，第2頁。
⑨指Friedrich Meinecke，或譯為“梅耐克”、“曼納克”，今一般譯為“梅尼克”，張貴永譯為“邁納克”或“曼納克”。
(11)指Ernst Bernheim，舊譯作“伯倫漢”、“朋漢姆”、“柏衡”等，今譯為“伯恩漢”，張貴永譯為“班漢姆”。
(12)張貴永：《史學講話•前言》。
(13)張貴永：《我的史學研究興趣》，《新時代》1962年第10期。
(14)張貴永：《史學講話》，第210頁。
(15)何爾宓(H. Helbig)：《悼張貴永教授哀詞》，台灣“國防”研究院和中華大典編印：《張緻遠文集》，新亞出版社1968年版，第514頁。
(16)張其昀：《〈張緻遠文集〉代序》，《張緻遠文集》，台灣“國防”研究院出版部1968年版，第1頁。
(17)王爾敏：《20世紀非主流史學與史家》，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21頁。
(18)詹森(Nelson Trusler Johnson, 1887～1954)，1929～1935年任美國駐華全權公使，1935～1941年任駐華大使。
(19)張貴永：《史學講話》，第20頁。
(20)(21)(22)(23)(24)(27)(28)(29)(30)張貴永：《史學講話》，第21～24、1、8～17、34～37、26、25、252、257、39頁。
(25)張緻遠：《曆史是追求真理的學問》，《中央日報》1956年8月5日第八版。
(26)王爾敏：《20世紀非主流史學與史家》，第97頁。
(31)(32)(33)(34)(35)張貴永：《史學講話》，第41、58、66、67、73～74頁。
(36)這一部分文字，稍有變化又出現在《學燈》1941年3月3日第121期的《曆史主義的前階段（一）曆史主義的先鋒》前半部分。《曆史主義的先鋒》的《編輯後語》說得清楚：“張貴永教授将這書的重要思想介紹于中國學術界，茲先發表《曆史主義的前階段》兩章。”其中所謂“兩章”，是指《曆史主義的先鋒》和《學燈》1941年3月10日第122期上的《啟蒙運動的曆史思想》。
(37)(38)(39)張貴永：《曆史主義的前驅》，《中德學志》1941年第1期，第57、56、58頁。
(40)張貴永：《啟蒙運動的曆史思想》，《時事新報》1941年3月10日，第122期《學燈》。
(41)(42)台灣“國防”研究院和中華大典編印：《張緻遠文集》，第22、23～24頁。
(43)張貴永：《莫賽與赫德的曆史觀》，《中德學志》1941年第4期，第565頁。
(44)張貴永：《史學講話》，第142頁。
(45)(46)張貴永：《史學講話》，第156、223頁。
(47)(48)台灣“國防”研究院和中華大典編印：《張緻遠文集》，第365頁。
(49)胡逢祥、李遠濤：《五十年來中國港台地區的史學史研究》，《河北學刊》2004年第2期。
(50)耿淡如：《什麼是史學史？》，《學術月刊》1961年第10期。
(51)張廣智：《西方史學史•前言》，複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52)汪榮祖：《史學九章》，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23～3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