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東亞史,我作如是說
———孫江教授訪談
● 孫 江 ○ 王 楠
● 孫江,1963年生,江蘇省揚州市人。1981年9月考入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1985年9月為bevictor伟德官网研究生,1988年2月提前畢業,獲碩士學位。1993年4月進入東京大學攻讀博士學位,1999年6月獲東京大學博士學位。赴日之前,曾任教于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在日本留學期間,先後在早稻田大學、駒澤大學等教授東亞史。2000年4月赴靜岡文化藝術大學國際文化系任教,曆任副教授、教授。現為bevictor伟德官网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特聘教授。近年主要著述有《近代中國の革命と秘密結社———中國革命の社會史的研究(1895—1955)》(汲古書院,2007年)、《近代中國の宗教、結社と権力》(汲古書院,2012 年)、《中國の「近代」を問う———歴史• 記憶• アイデンティティ》(汲古書院,2013年即出),在《概念與疏通》(韓)、《東洋學報》(日)、Oriens Extremus(德)、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美)等發表外文論文四十餘篇。研究16世紀以降中國和東亞曆史,主題涵蓋曆史理論、社會史、思想史、概念史、宗教史和曆史記憶等。主持或共同主持《新社會史》(浙江人民出版社)、《新史學》(中華書局)、《亞洲概念史研究》(三聯書店)、“曆史與記憶”叢書,正在推動“近代東亞曆史的基本概念”研究計劃。
○ 王楠,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博士研究生。
○ 首先想請教孫老師的是,作為60年代出生的人,您當時為何選擇考曆史系？為何将曆史研究作為平生志業？進入學界的契機為何？
● 不像很多學者,很早就胸懷大志,我投身于學界完全是陰差陽錯的産物。我生在江蘇,長在新疆,高中時回到老家參加高考,屬于第一代高考移民! 不過,和一般高考移民相反,我是“反其道而行”,從考試相對容易的地方向比較難的地方移民。本來很好的數理化成績,與内地同學一比卻落後一截,要想在成績上追上同齡人談何容易？仗着記憶功夫還行,以及對古希臘羅馬文明的莫名其妙的憧憬,最後決定放棄熱愛的數學轉報文科,稀裡糊塗地進了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多年前,我回到伊犁尋故訪舊,小學中學同學聽說我在研究曆史,吃驚得張大了嘴都合不上來,怎麼都不相信,除非我在曆史前面加上數學二字。
1980年代的大學雖然令人懷念,但是,圖書館裡能吸引學生的曆史著作并不多,所以我的大部分讀書時間都花在了讀哲學，看小說和學英文上了。所謂哲學和小說也都是比較古典的,當代的少得可憐。和現在的大學生不太一樣的,可能是我們是在一種半饑渴狀态下拼命找書讀,讀了以後很自以為是,以為掌握了曆史和未來,後來選擇做學問也是如此。其實不就胡亂咋唬幾聲,什麼都不是!
○ 那後來為什麼會選擇到日本留學?
● 這也是陰差陽錯。在去日本前,我沒有學過日語。在南大教書時,來往的也主要是英語圈的學者。2000年8月,我在北京見到坐在輪椅上的魏斐德(F.Wakeman) 教授,他問我為什麼沒有如約報考他的博士生。我笑答道:“您是一塊大肥肉,即使跑到北冰洋,也會有一大堆蒼蠅跟着去的!”魏斐德教授聞言,大笑不止。在我認識的老一輩美國學者中,無論學問,還是性情,我最喜歡的是魏斐德教授。我們認識的時候,那陣子我很頹廢,記得和朋友一起看通宵電影後,突然受命帶他去第二曆史檔案館閱卷。魏斐德教授見我一臉疲倦,非常關切地說,年輕人不要熬夜讀書,否則年紀大了會有反應的,還說自己在哈佛念書的時候很用功,曾被反鎖在圖書館裡。我唯唯不知所雲,很尴尬地敷衍了過去。現在魏斐德教授已經故去,我經常想起這事，很遺憾沒有機會在他面前坦白這段往事了。
1992年到日本後,我發現學習日文有一個鮮為人知的好處——日本是翻譯大國,可以借助日語看到各種文字的譯著。但是,一個奔30歲的人很難學進去,所以想轉道去美國留學。在東京大學,我遇到了并木賴壽先生,一位非常好的老師,他在學業和生活上對我非常關心,我不好意思就這麼離開先生,于是提出了一個非常冒昧的要求:直接報考博士。當時到日本的留學生,不管你以前是否在國内上過碩士,有無教職,都要從碩士研究生開始一步步來。我估計自己肯定考不上,正好可以名正言順地離開日本。沒想到居然考上了,事後問老師為什麼會錄取我,老師說:語言不是問題,時間長了,自然就可以克服了。就這樣,我開始了在日本的留學生活。
○ 日本學界以實證出名,您寫的東西好像更注重方法。
● 我一步進入博士課程,讓很多人羨慕。剛開始,我也很興奮,一知半解地狂讀各種日本的中國研究著作,發誓要寫出比日本人還實證的博士論文。但是,很快我就心生懷疑了:實證是手段,問題意識是出發點,回答問題意識的手段受制于文本史料。而所謂事實是文本事實,以語言/話語建構的文本事實總是同一定的認識/權力相糾結的,如何批判地使用所謂史料——無論是第一手的,還是第二手的,才是問題的所在。我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喜歡旁聽各種不同學科的課程,從不同學科思考問題讓我受益匪淺,也讓我的博士論文做得很苦。在準備博士論文的階段,我有幾年沒有寫過一篇論文,就是基于這種學科差異帶來的恍惚。
日本的歐洲史(特别是法國史)和日本史研究上獲益甚大。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學術傳統, 此外,日本有日本的問題意識,美國有美國的問題意識,如何比較各自的特點,形成自己個性化的學術風格呢？在留學期間,我閱讀了各種書籍,差不多每星期都會從圖書館借回一大包書,六年間我用壞了兩個大皮包。那時東洋文庫可以借書,現在的學生很不幸,已經不能借了。在方法論上,我從要了解日本的東洋史,不知道日本史和日本怎麼研究西方曆史,肯定是不夠的。記得2002年在北京香山的新史學會議上,我提出中國新史學要擺脫以美國中國學為中心的中國研究,并套用柯文(P.Cohen)教授的話,指出有一種“discovering history in American Chinese studies”(在美國中國學中發現曆史)的研究偏向,引起了一些學者的誤解和批評。其實,擺脫以美國中國學為中心的中國研究,并不是要以狹隘的民族話語否定美國中國學,而是要求把美國中國學放在全球學術語境(global history)中認識,你看,在中國研究上有建樹的美國學者,哪個“西學”底子不好? 魏斐德教授就是一個典型。我的這個看法源自對日本東洋史的觀察。
○ 我比較好奇的是,您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是革命,為什麼會選擇這個題目呢?
● 并木先生去世後,我曾應日本現代中國學會之約寫過一篇回憶文章,這篇文章後來翻譯成中文發表在《博覽群書》上。其實,在東京大學讀書期間,我在課上學的東西幾乎都是有關日本史和中日關系的,比如現在經常有人談的亞洲主義啦,東亞同文會啦,竹内好啦,等等。最初,我想利用出國前研究過一點基督教在中國傳播問題,比較中日韓近代對基督教抵抗和接受的曆史,為此還學了點韓國語。但是,當我和并木老師談論這個題目時,老師敏銳地指出我無法克服的知識背景和比較尺度等問題,最後我決定放棄做這個研究。作為一個身處國外的中國學人,可以說沒有一天不處在“比較”狀态,但是,做不同國家或地區的曆史比較研究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後來,我又決定研究日本的亞洲主義。剛進博士課程不久,老師突然命我兩周後在讨論課上報告亞洲主義起源的問題。我如臨大敵,花了很多時間準備,終于結結巴巴地在課上報告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後來聽同學們說,寡言的老師在背後誇贊我,很吃驚我才學了半年多日語就能夠自如地報告了,殊不知為了練習,我一整夜沒有睡覺。所以,在打算研究中日韓基督教之比較的計劃泡湯後,我又改弦易轍,和老師讨論研究亞洲主義的可能性與可行性問題。老師勸我研究中國問題,告誡我研究外國需要長時間的積累和觀察,僅憑一點書面知識是不夠的。确實如此,經過這麼多年的磨砺,現在我終于可以說有了自己的一得之見,不久的将來我會拿出關于日本史研究的著作。
做東亞比較研究不行,做中日比較研究也不行,那麼,研究中國的什麼呢？ 如果問,20世紀在世界和中國發生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回答無疑是革命。阿倫特(H. Arendt) 說過:革命改變了全球的環境,重新組合了本世紀的日常生活結構。但是,在多不勝數的日本中國研究著述中,以革命為題材的論著少之又少。如果進行統計的話,每年發表的有關中國革命的學術論文數目能不能達到雙位數都令人懷疑。幾年前,有位日本學者在檢讨這一現象時指出:現在的日本中國研究者不是在從事現狀分析,便是在進行曆史研究。對從事現狀分析的人來說,革命已經不是“現狀”,對曆史學家來說,共産黨革命與中華民國史等相比,不是那種可以激發研究興趣的時髦題目。我在慶應大學召開的一次讨論會上,尖銳地批評了這種“現狀”。在我看來,革命作為研究題目能否激起人們的興趣因人而異,不可一概而論。但是,如果考慮到中國的20世紀乃是革命世紀的話,則無論從事曆史研究,還是進行現狀分析,革命都是最重要的、無法回避的課題。裴宜理(E. Perry)教授對于當今學界蔓延的“告别革命”的思潮撰文批評道:中國革命并沒有完結,即使想理解近年中國出現的“經濟奇迹”,考察中國的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的變化,革命都是不可或缺的關鍵詞。在學術上,我喜歡反其道而行之,選擇一個重要而不受追捧的題目,這正合我的學術品位。能否撇開以往的理論、概念和框架從社會史的角度研究革命呢？ 我開始反複思考,并最終确定了博士論文的題目。
○ 原來如此。聽說您在日本出版了一本很有影響的書,可惜還沒有翻譯成中文出版,是否就是您的博士論文？能簡單介紹一下嗎？
● 這本書600多頁,名叫《近代中國的革命與秘密結社———中國革命的社會史研究(1895—1955)》,是我的博士論文的一部分,可以說是實踐我所提倡的新社會史/新史學的習作。在日本,我既然選擇了一個冷門的題目,我就注定是一個另類,這本書的寫作很艱辛,出版也很艱難,連續兩次申請出版資助都沒有得到。書出版後,反響還是不錯的,僅就我所知,早稻田大學和青山學院大學先後開過兩次關于這本書的讨論會。《宗教學通訊》、《中國研究月報》、《曆史評論》、《法制史研究》等先後從不同角度刊發過書評。讓我最感動的是,著名學者小林一美教授在長篇書評中稱:我堅信該書将給予中國、日本和各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以巨大的刺激。是人們重新思考中國國家和社會全體結構時的必讀之作,是一部優秀的專門著作。我在拙著中曾激烈地批評這位思想敏銳堪稱1980年代日本中國學界的代表的學者,他在捍衛自己論點對拙著進行反駁的同時還給予拙著如此高的評價! 在這裡,我很難簡單地介紹拙著,已故著名學者酒井忠夫教授在出版推薦詞中稱:這是一部不同凡響的著作,值得每一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者一讀。我想拙著的最大的特點是在實證研究基礎上,注意方法論上的探求,通過具體場景中革命話語的展開來诠釋革命的社會起源問題。
○ 何以關心秘密結社問題?
● 對于中國曆史上不斷出現的王朝更替——異姓革命現象,現代學者注意到革命的社會基礎——具有反叛傾向的民間結社的存在。他們認為,正是反叛結社的存在使異姓革命有可能得以發生。但是, 結社是生而具有反叛性的嗎？雖然,不可否認中國曆史上各個時代都存在一些具有反叛行為的結社,但是,大多并非生而具有反叛性的,亦不存在沒有斷裂的一以貫之的反叛結社傳統。近代以來,接續法國大革命傳統的中國革命也形成了一個反結社的傳統,認為國家能将個人從結社的壓迫中解放出來,進而由自由的個人建立新的組織和社會。
結社是一個漢語詞彙,相當于歐美曆史上的association。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論美國的民主》中将結社/association分為兩類:一類是政治結社,一類是市民結社。他發現,正是各種結社構成了美國民主的基礎。對于這種影響至深的觀點,霍夫曼(Stefan-Ludwig Hoffmann)指出,多年來人們對歐美的結社存在很多誤解,即以英美結社為理想模式,在中産階級、自由主義和市民結社的關系鍊上考慮“結社”,從而将市民結社的理念和實踐視為特定的階級(中産階級)及其利害關系的所有物。而事實上,在英美以外,從啟蒙時代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止,在法國、德國和中歐、東歐的廣大地區存在許多自發的結社,它們與托克維爾所揭示的兩種結社的類型之間并無多大區别。
霍夫曼的研究和我的思考不謀而合,我關于結社的研究,旨在最終建立符合中國曆史特征的社會理論。我在拙著中批判了将結社任意“秘密化”、“政治化”的傾向,根據結社自身的特點和存在狀态将其“中立化”,并将其界定為中國社會普遍存在的人際關系網絡上的一個“紐結”,通過具體的案例來觀察結社是如何政治化的問題。如果不避被批評而與歐美的市民結社作單純比較的話,可以說以兄弟結義為紐帶、以互助為宗旨的幫會結社(青幫、紅幫)具有“共濟會”的特征;以慈善和修行為特征的宗教結社——如在理會、紅卍字會等,如果除去其宗教的身份外,其實非常像歐美以俱樂部、協會等形式出現的以德智向上為目的的結社;甚至20世紀中國農村出現的紅槍會之類的武裝自衛結社,也具有市民結社的基本要素,可惜研究者過多地注視了其“武”的一面,而忽視了其“文”的另一面——以熱愛鄉土,打坐修行為目的。
○ 您似乎還關心宗教問題?
● 是的。在我的研究裡,宗教和結社屬于同一層次問題,通過宗教這面鏡子可以反觀中國之近代。我的第二本日文著作,名為《近代中國的宗教結社與權力》,堪稱第一本著作的姊妹篇。在這本書裡,有相當的篇幅讨論宗教問題。近代以來,我們依然“重男輕女”,關心“德先生”、“賽先生”,而忽視了“穆姑娘”(moral);強調法國大革命以來的反宗教的曆史,而忽視了在啟蒙思想中宗教作為形而上學基礎的存在。英語moral的拉丁語詞根是mos,意思是風俗習慣,我所說的穆姑娘裡包括宗教和迷信等,宗教是關涉穆姑娘的核心問題。
○ 您在國内提倡的新社會史/新史學和您的研究有何關系？
● 從1980年代中期,我即緻力于社會史研究,2000年重返國内學界後,和國内同仁創辦“新社會史”(浙江人民出版社)、“新史學”(中華書局)叢刊,以期回應“語言學的轉向”給曆史學帶來的沖擊,重新界定社會史/曆史學的框架。我在一篇可視為自我反省的文章《後現代主義、新史學與中國語境》中指出,1980年代的中國社會史研究本質上是一場“複古”運動,企圖以社會史拯救中國曆史學,把在中國曆史主導叙事形成後新史學沒有走完的路回頭走一遍。而1980年後以法國年鑒派為代表的新史學要否定的是整體的結構曆史和曆史學過于社會科學化的傾向。以往我們習慣于以一個先驗的結構來思考中國問題,把曆史的主體納入到由生産力決定的社會關系中進行集團的、階級的分析,習慣于用一個個裔出歐美的概念模式解釋中國問題,新社會史要使被作為近代生産力抽象化進而納入到階級與民族/國民的框架裡的人重新返回到日常生活的世界裡,對其曆史進行地方性的具體考察,通過形成社會的各種結合和對立關系等重新閱讀社會。
○ 那麼,為何提倡曆史記憶研究?
● 我關心這個問題有兩個動機,一個是曆史與記憶的關系問題,另一個為近代國家叙述與公共記憶形成之問題。從希羅多德、修昔底德開始,曆史學就面對着比自己更古老的記憶問題。利科(P.Ricoeur)在《記憶、曆史、忘卻》(La mémoire,l’histoire,l’oubli)一書中認為作為曆史母體的記憶留下了三個方面的遺産:表象與表征過去的觀念相關的記憶的定式化,揭開記憶之“謎”的模式,記憶的語言從一個發話者或複數的發話者逐漸進入複數的記憶主體。其次是作為曆史對象的記憶,涉及史料、解釋和書寫等問題。我覺得二者之關系可以用三句古詩詞來概括:“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是關于記憶之“在”的問題;“此情可待成追憶”是關于忘卻之“在”的問題;而“笑問客從何處來”則是關于不在之“在”的問題。這幾年,我和bevictor伟德官网的陳蘊茜教授等學者正在進行關于曆史記憶的大規模研究,将出版10多卷本以上的翻譯和研究著作。我們首先翻譯當代重要的著述——如法國學者P.Nora主編的《記憶之場》(Lieux de mémoire)等,進而以“鄉土”和“國族”兩個關鍵詞來研究現代中國的曆史記憶和象征,讨論現代公共記憶的建構及其差異性問題。
我關心曆史記憶還同關于戰争的曆史記錄和記憶有關。在同曆史修正主義展開的交鋒中,一個個當事人的證詞“現場直播”了個體記憶中的“戰争”,緻使日漸遠去的戰争的影像突然反照于現實生活上,人們發現作為曆史的戰争雖然過去了50年乃至60年,而記憶/忘卻的“戰争”并未停止,相反記憶/忘卻的再生産似乎還有加速之勢。年鑒派的後輩費羅(M.Ferro) 在《監視下的曆史》中,以“沉默的根由”為題揭露了公共曆史的僞善,認為當曆史學被制度化并屬于特殊群體的獨占物之時,不要說對曆史整體的揭示,就是曆史書寫本身也是某種知識/權力的産物。
○ 您主編《新史學———概念• 文本• 方法》第二卷(中華書局),好像是國内第一本概念史方面的論文集,您為何提倡概念史研究？
● 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中葉的中國曆史,借用德國概念史研究大家科塞雷克(R.Koselleck)的話可以謂之為鞍峰時代(Sattelzeit)。源自西方的各種新知識借助日本的“和制漢語” 在20世紀初大量湧入中國知識界,出現了衆多新的社會政治概念。“概念”的英文原文為concept,馬禮遜的《英華辭典》及後來許多辭典将concept譯為“稿”,在解釋conception時, 将其與notion并列稱為“意”、“意見”。其實,現在使用的“概念”是由日本明治時期的啟蒙學者西周所創的“和制漢語”,是指從各個事物中抽取共同的特點而建構的表象,具有内涵(意味内容)和外延(适用範圍)兩個方面,由被稱為“名辭”的詞語來表示。1899年梁啟超亡命日本後編輯的《和文漢讀法》影響甚大。借助這一獨特的學習方法,梁啟超及其手冊的讀者們得以廣泛涉獵日語西學書籍。在這本書裡,對于日語“概念”(がいねん)一詞,不知哪位傳抄者望文生義地旁注道:大概想念。這一似是而非的翻譯完全忽略了“概念”作為邏輯學知識所包含的内容,也忽略了概念作為名詞被生産的語詞曆史。
“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一語最早見諸黑格爾的《曆史哲學》,是指基于普遍觀念撰述曆史的方式。在德語世界裡,該詞主要被用于語言學和曆史辭典的編纂上,現在則成為關于哲學方法論的研究領域。說到概念史,我想先澄清一下,它和當下流行的觀念史、關鍵詞研究不是一回事。現在聲言研究觀念史、關鍵詞的大多都是研究哲學和思想的,有些聲言研究關鍵詞的是語言學者。研究概念史必須有一個“曆史學”的身份。你看,無論劍橋學派的斯金納(Q.Skinner),還是德國的科塞雷克, 他們都是曆史學家。原因何在呢？觀念史将觀念視為“常數”,雖然一個觀念可以用來表達不同的曆史形象,但是,觀念本身沒有發生實質性變化。而概念史則注意到詞語與社會、政治因素之間的動态關系,概念本身是“變數”。概念史研究涉及詞語的曆史,詞語被賦予政治、社會内涵并因此而變成概念的曆史。
2003年,我即在日本呼籲展開概念史研究,為什麼會想到該問題呢？從上面談到的我的研究履曆可以看到,我是由社會史介入思想史的,在從事社會史和思想史的研究中,我發現有必要梳理基本概念,社會史重視文本背後的情境,概念史重視文本自身的構成。這些年來,我和一些同道開始從概念、文本和制度三個方面展開研究,重點是進行概念和文本的比較研究:一個西方的概念如何被翻譯為漢字概念,其間中國和日本之間發生了怎樣的互動關系,中西、中日之間的差異揭示了怎樣的文化移植與變異問題。從《新史學》第二卷“概念的空間”和“文本政治學”兩個欄目的論文,讀者可以略知我的意圖。
○ 您在《曆史研究》(2010年第1期)上發表的《拉克伯裡的“中國文明西來說”在東亞的傳布與文本之比較》也可以視為概念史研究的一部分。這篇論文除了對多種語言文字史料的使用外,引人注目的還有曆史書寫。您的曆史考證,讀起來,很引人入勝。
● 這篇文章的寫作得益于很多朋友的幫助,發表後得到很多善意的反應。确實,我比較注意叙事,本來嘛,曆史就是說故事! 曆史寫作的一個重要内容是修辭,現在的曆史寫作太強調辨别事實真僞和追究因果關系,但是,除非和自己的研究相關,大概很少有人從頭到尾認真閱讀過一篇他人的曆史學論文。這篇文章可以說是我在概念史研究上的寫作嘗試。此外,在關于曆史記憶研究上,我在寫作《太陽的記憶——關于太陽三月十九日誕辰話語的知識考古》(《新社會史》2,浙江人民出版社)時,也比較重視叙事問題。崇祯皇帝陰曆三月十九日自殺,如何變為太陽誕生日的？圍繞這個日子有哪些記憶和忘卻？這篇文章還沒有寫完,因為我找到了同治年間刊的《太陽經》全本,還沒有使用。我發表的《文本中的虛構》(《開放時代》2011年第4期)則是通過解讀文本而颠覆文本,可以說是我在社會史研究上對曆史叙事的嘗試。
○ 您的研究涉及範圍極廣,您還從事學術公共事業,不斷地組織一些學術活動,目的何在?
● 你問得很好! 我的關心是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如何與國際接軌之問題。在曆經“語言學的轉向”之後,既有的由不同學科條分縷析而建構的現代知識體系不斷受到質疑,當代人文社會科學正處在重要的轉型期。那麼,源出歐美的中國現代知識是如何按照時代的需要和曆史的制約而被建構的呢？在其獲緻現代性霸權的同時,有哪些固有的中國知識或舶自歐美的知識從現代語境中脫落了呢？ 這是關于中國乃至東亞現代性讨論中互為表裡的兩個問題,思考之,不僅有助于梳理中國/東亞現代性的來曆,對于思考/質疑歐美的現代性亦不無益處。
在一個全球化和地域化互動的時代,當20年後我們這一代學人退出學術舞台時,中國的學術在國際上會處在什麼樣的位置呢? 想到這個問題,我即急切地感到自己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我正在策劃《近代東亞曆史的基本概念》的研究計劃,歡迎有興趣的朋友和我們一起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