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國人關注近代中國曆史的熱情有增無減，論史書刊與網文層出不窮，萬裡神州呈現一派可與“想唱就唱”的歌壇超女PK的寫讀架勢時，前賢陳恭祿先生的《中國近代史》即将在京再版，早該發生的事情還是來了，這無疑是值得慶幸的，可惜作者抛離這個世界已經45年了，就在大革文化之命開始那年撒手塵寰。章開沅先生在近作《懷念業師陳恭祿先生》一文中，飽含深情地說：“平心而論，陳恭祿先生是中國近代史學科草創時期重要的先驅者之一，他不僅培養了一批中國近代史學者，還撰寫了好幾部頗有影響的教材，這是他留給我們的一筆學術遺産，我們理應給以珍惜并從中吸取一些有益的治學經驗，至少它們可以作為進一步完善中國近代史學科的參考。”看來，時間就像山澗的溪流，驅走的是輕浮的塵埃，鵝卵石的體積與分量卻隻能慢慢地消磨于流水的沖刷。
對于陳恭祿，别說一般的讀者，即便是如今的專業研究者，知其人者未必很多，讀其書者恐怕更少。就我們這一代來說，我們的本科求學生涯正值國家高考制度剛剛恢複，學術的春天乍暖還寒，曆史學還來不及擺脫戰争年代的兩極思維所派生的“階級鬥争”、“路線鬥争”的整體框架，近史課程尤以現代革命領袖毛澤東的近史論述為指導，從頭到尾充斥着“反帝反封建鬥争”，重鬥争而輕建設，重論點而輕論據，恐怕還很少有本科師長敢提陳恭祿，更不用說把他的《中國近代史》指定為必讀參考書目。我的本科師長林增平先生是中外史壇所稱道的敦厚史家，他也不敢提，對民國時代的近史出版物，就隻提範文瀾的《中國近代史》和胡繩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陳氏舊作就躺在學校圖書館，無人問津。說來慚愧，我首次拂拭陳著的塵垢，還是在1993年遷居杭州之後，在給研究生開列參考書目之前，自行補課，才走近陳氏的著述空間，包括他的《中國近代史資料概述》，尋找謬導捷徑。我無法知道，在今天的近史同行與越來越多的網絡作者中，有沒有兩成左右的人認真閱讀過這位民國時期中國近代史學科的開拓者之一的成名之作《中國近代史》，但我知道，為了使這本沉甸甸的舊著重見天日，中國工人出版社投石問路，下過很多功夫，還從台灣的商務印書館買下版權，不遺餘力，令人感佩。
陳恭祿生于八國聯軍侵華的庚子之年，江蘇丹徒人，自幼接受私塾啟蒙，操練國學童子功，十七歲考入揚州的教會中學，積累英文閱讀能力。1921年升入六朝古都的金陵大學，先是主攻化學，嗣而轉入農學，最後投身于曆史系。根據該校的本科導師制，他在美籍系主任貝德士教授的指導下，潛心閱讀中外史料，把近代中國置于世界史的宏觀視野。在他看來，國人的曆史知識比較淺陋，外來的社會科學理論又未必切合于中國，卻急于運用，好書難找，就在畢業那年，即1926年，始萌撰述近世國史之念。鑒于當時國内還缺乏日本史的閱讀書籍，他就先著《日本全史》與《印度通史大綱》。他先是任教南京明德中學，一年之後被聘回母校，并受貝德士之托，講授中國近百年史，還在《大公報》連發關于晚清史的文章，向中央大學蕭一山教授的成名之作《清朝通史》頻頻提出挑戰，史壇為之矚目。1934年，他的《中國近代史》一書集八年之功，交上海商務印書館初版印行，叙述範圍起自晚清鴉片戰争，迄于作者止筆前的1930年代初。該書被推薦為大學必讀書目，兩年之内接連五版。抗戰爆發之後，陳恭祿的教學重點一度轉入中國古代史，也是自編教材。才傲兩全的古史專家傅斯年在評審陳恭祿的《中國史》第一冊時，不無尖刻地說，作者并無經學、甲骨學、金文學、考古學之長，“似不知讀書，疏淺之甚,并未深入……實無任何優點可舉”，不過，另一位古史大家顧颉剛卻充分肯定陳氏對于中國通史的學術貢獻，更不用說陳氏的近史專長。馳名中外的錢存訓、程千帆、牟複禮（Frederick W.Mote）、陳大端、章開沅等文史大家均出自陳氏門下，有據可查。
在當時，有關中國近代史的書籍就已出版不少，用唯物史觀指導曆史研究的某些著述确實别開生面，但其中多數介于曆史叙述與時評之間，嚴謹翔實的史著并不多見。這也難怪，國難當頭，醉翁之意重在論世，而且近代史學科建設尚屬草創，史料整理卻非朝夕之功，用羅家倫的話說，“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方法，主要的部分就是整理中國近代史料的方法。”較之許多同類近史論著，陳氏最重資料，言之有故，力求“缜密選擇，先後貫通”，輔之以清晰簡約的文字。雖然任何論著都不可能萬無一失，加上當時的學術條件有限，作者運用史料并非無懈可擊，但他又确實下過一定的功夫，取舍審慎。例如，英人白克浩司(E.Backhouse)僞造《景善日記》的真相在當時還沒有為中外學界所澄清，羅家倫在30年代初為門人郭廷以的《近代中國史》第一冊所撰引言中，還在強調自己在大英博物館的圖書館“親自看過抄過”，該日記的原稿“真實無疑”，陳恭祿雖然也不懷疑那本僞造的滿人日記存在的真實性，但通過比照其他記載，就對日記所叙史實多有存疑。他在《中國近代史》末篇“史料評論”中就指出：景善日記“為外人所得，視為義和團時之可信史料，實則所記朝廷大事，多為不足深信之傳聞。”這一見解就已高出同時代的羅家倫等。尤其難得的是，陳恭祿既不迷信國民黨大小官員那些鋪天蓋地的“歌德”回憶，也不因南京國民政府神化孫中山與國民黨的創業史而跟着湊熱鬧，對辛亥革命部分盡量采用中性叙述與評論。陳著出版前，國民黨中宣部的審查者強行删改，還不讓作者過目，即使在已被删改的文本中，我們也找不到作者對孫中山的神化色彩，全書直呼“孫文”共71處，與孫中山有關的“孫氏”6處，所用“革命”一詞雖有185處之多，則多從事物變革的方式與程度着眼，并不摻入價值評判。相比之下，棄學入仕的蔣廷黻就不敢直呼孫文或孫中山，在區區5萬字的《中國近代史》裡，通篇都是“中山先生”（8次）、“孫中山先生”（34次），或者“總理”（2次），還專設一節“貫徹總理的遺教”，同蔣介石與國民黨保持一緻。
陳著既不搞思想先行，以論代史，也不是史料堆砌，有學無識，而是既重史料，又兼分析，有叙有論。他在自序中說：“外交上之事件，尤易引起争論。蓋人類之普遍心理，嚴于責人而寬于責己，對其家庭國家無不如此，诋毀外國，國人固少反對，且有愛國之名。此種畸形褊狹之心理，徒為害于國家。著者之目的，既非為片面之宣傳，又非為造成國際間之仇恨，惟願平心靜氣，根據事實，叙述外交上之史迹，讨論其問題，研究其經過，對于侵略之罪惡，決不為之稍諱，庶可成為認識列強責任之信史也。” 雖然陳著受《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作者馬士(Hosea Ballou Morse)的影響頗深，對英國等西方列強侵華的必然性及其實質、中國人口問題的出路等項分析多有偏頗，但他試圖結合中西文獻資料，争取平實叙述的努力确有某些可取之處。隻要我們不是把曆史唯物主義當做黨同伐異的學術教條，則不難發現，陳恭祿的某些史學理念與治學态度還是經得起推敲的。
政治風雲的變幻不曾影響陳恭祿書齋怡樂的學術追求，進步學生的勸慰使他放棄了離甯遠走的設想。此後不久，金陵大學就在“打倒美帝國主義”的呼号聲中歇火關門，鄰近的中央大學已更名為bevictor伟德官网，陳恭祿就地轉入。正是其教會中學與教會大學的學、教閱曆，加上紅極一時的文霸陳伯達曾在戰鬥力很強的《四大家族》一書中給陳以“反動曆史學家”之界定，權力的蠻橫就讓本分向學的陳恭祿在接踵而來的政治運動中飽經磨難。在1956年12月印行的bevictor伟德官网《教學與研究彙刊》“創刊号”中，篇首就是陳恭祿長達一萬四千字的《對舊著“中國近代史”的自我批評》。陳著原本既不用蔣廷黻等人喜歡用的“近代化”等詞，也不曾使用過毛澤東與中國共産黨的理論家、曆史學者從中國社會史論戰中轉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等概念，但在這個自我批評中，整段地照搬毛澤東對近代史的論述與革命史觀，還稱 “毛澤東同志”，還引用列甯、斯大林的語錄，承認自己在私塾 “受了封建教育” ，在教會學校“受了更深的毒素”，即“帝國主義思想”，那就是“反蘇反共反人民的思想”，還說，“站在官方立場，我就成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代言人”，“中國近代史無疑是一反動有毒素的書籍”。此類文字就不難把我們帶到當年思想改造的現場。作者已經把話說到這個份上，近乎自殘，應該說很賣力氣，可以交差了，結果還沒完。 “創刊号”的第二篇就是署名“劉希純”的作者撰寫的《關于“對舊著‘中國近代史’的自我批判”的幾點意見》。我不知道劉文為什麼要把陳文原題中的“自我批評”改成“自我批判”，卻知道劉文就在加大批判陳恭祿的火力，用詞特狠，還說，“作者對于其由原來的封建主義思想轉而依附和承襲帝國主義的觀點進行解剖時，卻表現出缺乏階級觀點的深刻分析，隻是把‘進入大學’的前後作為兩種思想承替的線索，這是不夠恰當的。”此文的結論是：“作者的兩種思想遞承不是偶然的了，而是封建地主階級在人民革命的壓力之下，為了延續其垂死掙紮的必然發展結果。這不單單是作者個人思想發展曆程上的一個變化，乃是反映了一個階級，一個垂死的封建地主階級，在外國資本主義各方面深入奴役中國民族和中國人民下所表現的叛賣民族态度。”
在那人人都能扮演瘋子，都想教導别人的時代，單純追究批評者的品行與責任恐怕還說明不了問題的實質，但批判者貌似真理在握，卻恰恰忘記了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的勸告：“在曆史科學中，專靠一些公式是辦不了什麼事的。”恩格斯也說過：“德國人一點不懂得把他們的理論變成推動美國群衆的杠杆；他們大部分人連自己也不懂得這種理論，而用學理主義和教條主義的态度去對待它，認為隻要把它背得爛熟，就足以滿足一切需要。對于他們來說，這是教條，而不是行動的指南。”
有位西方人士說：一個人的住宅就是他的城堡，隻要他安分守己，他在城堡裡就應當受到象王子一樣的保護。歐美版的法權觀念肯定并不适合我們的國情，一年之後就是反右風暴，再過一年便是“史學革命”，連自己都白紙黑字承認“反蘇反共反人民”的陳恭祿就隻能在劫難逃。據茅家琦先生回憶，當時，人民出版社還在約請陳氏重寫《中國近代史》。結果，當陳氏交上第一冊，審稿意見就斷定存在“嚴重錯誤”，重寫之議就不了了之。在那個人鬼難分的歲月，畢竟誰都不敢淌這潭渾水，如果打濕了腳，那就洗不清了。
早在20多年前，日本學者奧村哲就直言不諱地批評中國學界“曆來動辄以‘半殖民地半封建’作為解決一切問題的魔杖”。近60年來，大陸高校的近代史教材雖然多達200餘種，幾乎都是以重複毛澤東的近代史論述為主旨，千人一面，千嘴同聲，與台、港地區衆說并存的近代史教材相比，差距甚大，陳著還被台灣的商務印書館再版四次。生活的悲劇往往不在于人們受到多少苦，而是錯過了什麼。如果說羅家倫、蔣廷黻對助手郭廷以的期望與敦促，催生了郭氏《近代中國史綱》一書的完成，那麼，大陸地區綁架學術的政治運動就斬斷了陳恭祿在有生之年系統修訂《中國近代史》的機緣。有位法國先哲說，隻有曆史故事平淡乏味的國族才是幸福的，我想補充說，隻有不把政治與學術一鍋煮的國家與學術才是幸運的。倘若學術依附權力，那就頂多能為印證美國曆史學家亨利（Adams Henry）的偏見做出貢獻：“政治作為一種實踐，不管它如何表白，始終是有條不紊地煸動仇恨的組織。”
無庸諱言，置身于信息革命的地球村，遙控器、鼠标與手機已經成為挑戰紙質傳媒與書本閱讀的三大利器，一本60萬言的民國舊著未必能特别吸引整天在工商文明的喧嚣中穿梭的上班族與讀書人，還有那些從享樂主義的甜水中爽出來的80後與90後，陳氏的叙述方式又未必能适應那些已經習慣了三級以上目錄的章節文體與數字化條理形式的讀者偏好，也不容易契合除了大白話還要每年“給力”追新詞也不覺得“囧”的快餐式閱讀，但陳著畢竟具備雄厚的中西資料基礎與解讀視野，而且幾乎每篇（章）都能獨立成章，作者還不乏探本溯源的功夫，有效信息量大，知識性強，内在的邏輯與層次都很清楚，隻要能找到相對甯靜的時間單元，總會開卷有益。
近代國史中的許多難題實乃今日國人揮之不去之題，無論是已有的近史教材與相關定論，還是“百家講壇”式的文化秀，還是想寫就寫的說史網文，均已無法滿足讀者與日俱增的品史需求，難以解答困惑連篇的近史謎團。曆史的生命力就在于真實，曆史讀物的價值則首先取決于反映與解讀真實的程度。隻有借助于準确豐富的史料，才能确保曆史叙述的可信度，一旦抛離經過職業性的史料審視所重構的史實，隻會越說越亂。曆史與現實一樣，複雜難辨，不同視角與風格的曆史解釋不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如果隻允一種聲音來解讀，就像同唱一首歌那樣排練得高度一緻，那麼，一人之外，就是一群既聽話又學話的高級鹦鹉，差别卻隻在于音域的寬窄、音量的高低與音質的好壞，頂多再看看羽毛的顔色，眼睛的大小，還有勤奮的程度與表現欲的強弱，所有這些都無關緊要。還是恩格斯說得好: “即使隻在一個單獨的曆史實例上發展唯物主義的觀點,也是一項要求多年冷靜鑽研的科學工作”。 我從恩格斯的話中讀出過兩層意思:一是唯物主義可以發展，也需要發展,而不能指望鹦鹉學舌；二是通過曆史實例發展唯物主義卻需要艱辛的勞動,任何空話、口号與打棍子都将無濟于事，隻會添亂。類似的教訓已經夠多，同五花八門的化學添加劑好有一比，足以把人催熟。
陳公雖逝，遺著可傳。史海茫茫，謹此忝序。
2011年3月10日深夜草于北京牡丹園寓所
原載《讀書》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