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個國民，都有權利和義務了解自己國家的過去、現在和将來。我在18歲時就有這個觀念，也許是受了錢穆《國史大綱》導言的影響。但直到22歲讀到陳恭祿《中國近代史》之前，我都未能發現一本相對靠譜的近代史著作。
1999年3月，我讀大四，在學校圖書館的近代史書架上亂翻，不是範文瀾，就是胡繩，或者“某某近代史研究室編”，其主要内容差不多如日本學者奧村哲所言，“動辄以‘半殖民地半封建’作為解決一切問題的魔杖”。無意中翻到一部民國的近代史著作，老商務的，封皮沒了，内頁紙也泛黃，信手一翻，居然不是唯物史觀，也沒有階級鬥争，基本是以傳統史家的功夫，加上西方新史學的一些方法和視野，熔鑄而成的一部誠懇史書。先将上冊借回家，兩個通宵讀完，囫囵吞棗，不敢說全懂了，但眼前有新界開出。又借來下冊，仍用兩晚讀完，感覺下冊沒有上冊精彩。但總體來說，嚴謹紮實，不弄玄虛，也不沾染意識形态煙火氣。
随着年歲增長，後來我又讀到不少近代史佳作。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大綱》，雖隻幾萬字，但令人眼前一亮，此書實際上是以論代史之作，青少年特别适合讀，提綱挈領，要言不煩，每能片語解惑。但對較有基礎的讀者來說，很多地方未能展開，史料也略顯單薄，有點不過瘾。
再後讀到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大為歎服。李劍農是邵陽人，跟我妻子是老鄉。有這麼一個大史家，邵陽才顯得體面。之前，我一直以為那裡隻出女博士和黑社會。李劍農本人就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的政治人物，曾在“聯省自治”中走到風頭浪尖，一度官至湖南省省務院長。但作為曾經的政治人物，他在著述中幾乎不帶偏見，也不為自己參加過的政治運動曲護，難能可貴。此書在其名著《戊戌以後三十年中國政治史》上增補而成，将近百年極複雜的種種大事件講述得清晰流暢，且時有鞭辟入裡之深刻史論，文筆也好，是我個人極喜歡的一本近代史著作。
再後讀到費正清《偉大的中國革命》，作者是西方漢學界大牛，開創中國近代史“沖擊-回應”模式，一度在美國研究中國近代史學界占壟斷地位。他的書，平白曉暢，視野開闊，而且平心靜氣，雖然“沖擊-回應”現在已經過氣，但其書仍不可廢。
再後讀到徐中約《中國近代史》，港版，無删節。此書原系英文著述，再版6次後，終于有了中文版。1978年牛津大學出版社紀念五百周年發表之文告，列舉數十學術名著，徐著即為其中之一。此書上自清朝開國，下至1998年。其最大特點在于能綜合海内外優秀學術論著，取其精華，折衷調和，穿插經營，條分縷析，相當好讀。值得一提的是，該書每章節之後，都附錄相當詳盡的參考書目，且多是海外論作，對國内讀者來說，尤為珍貴。作者浸淫西方史學多年，講究分析綜合，而不太重考據。所引材料多來自他人著述，似乎較少使用自己發掘的第一手資料。此外偶有小瑕疵，比如論及曾靜文字獄案，竟然說出呂留良被淩遲的胡話。但總的說來，此書有洞見而無黨見，值得通讀。
再後讀到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又是另一種美妙的閱讀體驗。郭氏一生緻力中國近代史，曾任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長，所編《中華民國史事日志》全四巨冊，極有用。此外，郭氏重視口述曆史，組織人力對台灣及海外幸存的近現代史上的重要當事人采訪，整理出書數十種，也頗具史料價值。此書的寫法比較樸素，但材料紮實，信息量大，開初看起可能枯燥，讀進去之後始覺其精湛。和徐著相比，此書更重使用第一手材料，但綜合與分析相對較少。可能郭氏信奉以史代論，“寓論斷于叙事”，不願自己跳出來評論吧。
讀了一堆近代史，去年見到工人出版社再版陳恭祿《中國近代史》，勾起少時情懷，買回家重讀，有與少年兄弟重逢的喜悅。這一讀，才發現這部出版于1934年的老書，至今仍有相當價值。
據作者自序，此書是為“讀者明了中國國際上之地位，政治上之嬗變，外交之趨勢，社會之不安，經濟上之狀況，人口之問題；認識其交相影響之結果，分析其造成經過之事迹，讨論成功或失敗之原因，辨别事後之得失利弊。”而他的分析框架，深受美國人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的影響，他的史學觀點，又深受其老師、金陵大學曆史系主任、美籍教授貝德士的影響。
是書以“政治史為經，事件史為緯”，主要研究在西方外力沖擊下，中國近代政治及社會演變的原因、過程與結果。全書起自第一次鴉片戰争，結束于北伐成功之後的1930年，叙述、評議了近代中國一系列重大事件，不乏清俊之音。如論鴉片戰争，陳恭祿也承認戰争爆發是中英沖突的結果，但并未歸結于落後就要挨打一類的民族主義，而認為沖突源于中英兩國誤會，“中外政教懸殊，夷夏之别太嚴”。再如論農民運動，作者對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都沒有盲目歌頌。他說太平天國攻擾半個中國，曆十七年始覆滅，“除人民流離、死亡而外，别無有意識之結果”，說義和團“始于愚蠢暴民之活動……造成于頑固雪恥之大臣”、“義民不過動于情感，或唯利是圖之愚民爾”。又如論辛亥革命，起因是“國事危急，而政府之腐敗如故，尚無領袖指導之人才，又不肯根本着手，切實改革”，遂釀武昌首義，“革命成功之速，由于醞釀已久，清廷不能及早改革，以餍士大夫望治之心”。革命雖然推翻清廷，結束二千年帝制，但“重要問題之解決本于妥協調停免事之思想，袁世凱之贊同革命，動于權力自私之心理，其北洋軍隊依然存在，段祺瑞掌握軍權，承奉其意，是虎而翼也，封建思想迄未鏟除……民國以來，國内仍少光明正大之政治家，此紛擾尚未終止原因之一也”。再如論五四運動，也具獨見，“學生乃為意氣所動，其思想雖全出于愛國，而究偏于簡單，輕視将來事業之預備，此固何能獨責血氣方剛學子？彼後鼓動學潮别有希圖，誠何心哉！”盡管對五四運動評價不算高，但陳恭祿也承認其啟蒙之功：“就運動本身而言，知識界對于國家之觀念根本改變，認識國内之積弊，社會上問題，介紹西方之學術制度，文體趨于簡易，蓋有相當之成績與影響。”
總體來說，陳恭祿對近代中國曆史相當失望。在全書接近尾聲時，他引用自沉的梁濟的話來一澆塊壘：“諸君試思今日世局因何故而敗壞至于此極？正由朝三暮四，反複無常，既賣舊君，複賣良友，又賣主帥，背棄平時之要約，假托愛國之美名，受金錢買收，受私人嗾使，買刺客以壞長城，因個人而破壞大局，轉移無定，面目靦然，由此推行，勢将全國人不知信義為何物，無一毫擁護公理之心，則人既不成為人，國焉能成為國？”
盡管失望，但全書毫無因失望而産生的憤怒，以及由憤怒産生的仇恨。陳恭祿眼中沒有敵人。他在自序中說：“人類之普遍心理，嚴于責人而寬于責己，對其家庭國家無不如此，诋毀外國，國人固少反對，且有愛國之名。此種畸形褊狹之心理，徒為害于國家。著者之目的，既非為片面之宣傳，又非為造成國際間之仇恨，惟願平心靜氣……庶可成為認識列強責任之信史也。” 這種史家襟懷，真是勝出1949年後的官方近代史論著太多。後者幾乎隻是在印證美國史學家亨利的論斷：“政治作為一種實踐，不管它如何表白，始終是有條不紊地煸動仇恨的組織。”
1949年後，陳恭祿的日子并不好過。陳伯達曾點名稱陳恭祿為“反動曆史學家”，而1956年12月bevictor伟德官网《教學與研究彙刊》“創刊号”，開篇就是陳恭祿長達一萬四千字的《對舊著“中國近代史”的自我批評》，含淚自殘，令人鼻酸。及至1958年所謂“史學革命”，他的《中國近代史》再被作為資産階級史學觀典型被批判。
盡管遭受不公正批判，但陳恭祿并未曲學阿世，像某些人一樣聲稱将過去的著作都“付之一炬”，或者以新時代的官方思想重寫。他曾受人民出版社邀請重寫《中國近代史》，寫了一部分，送給出版社看，被劈頭怒斥存在“嚴重錯誤”，他就再不寫。1963年底，他撰成《中國近代史資料概述》，首次對中國近代史料進行科學分類和系統評介（此書近20年後才在中華書局出版）。1964年秋，戚本禹借評價李秀成為名，圍剿剪伯贊、羅爾綱等史學家。陳恭祿在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舉行的讨論會上，公開支持遭到批判的史學家們，并且尖銳批評說，戚文既沒資料又沒新觀點，“是站不住腳的”，“如果這篇文章是我的學生寫的話，評分就不得及格”。
陳恭祿一生就是這樣樸質為學，剛直為人。但他沒有敵人，隻培育了一批在國内外享有名譽的學者：錢存訓、程千帆、牟複禮、陳大端、章開沅等。
在《懷念業師陳恭祿先生》一文中，章開沅說：“平心而論，陳恭祿先生是中國近代史學科草創時期重要的先驅者之一，他不僅培養了一批中國近代史學者，還撰寫了好幾部頗有影響的教材，這是他留給我們的一筆學術遺産。”如今，對多數讀者來說名聲并不響亮的陳恭祿的經典著作《中國近代史》再版，既是對這位近代史學先驅的紀念，也為我們後來者拓寬前進的道路。
來源: 《人物》雜志 | 來源日期：2012-03-22 | 責任編輯：左小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