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作為六朝都城的時光中，衆多浮海而來的外國使臣、佛界高僧以及商人來此活動，另外也有通過西北陸路來的使節，與經海路來的使節相會在這裡。
2012年，南京加入“海上絲綢之路”聯合申遺計劃，“海上絲綢之路•南京遺迹”申遺文本就是由bevictor伟德官网文化與自然遺産研究所負責編纂。在該研究所所長賀雲翺心目中，南京與海上絲綢之路有着深厚的因緣。在國際性的文化交往線路中，都城作為文明的中心，其組織、聚合與引領作用，是其他城市所不能取代的。賀雲翺還認為，需要從文化遺産學的角度，廣泛開展基礎性研究，“海絲”申遺需要頂層設計和深刻的基礎調研。近日剛剛從外地做完田野調查回到南京的賀雲翺接受了記者采訪。
奠定“海絲”申遺的學術基礎
《中國社會科學報》：目前，“海絲”申遺廣受關注，您認為在學術方面應做哪些基礎性工作？
賀雲翺：我個人認為，海上絲綢之路作為國際性的線路型文化遺産，是數千年來由不同國家和人群塑造而成的跨國交往和跨文化體系，保護和傳承這樣的文化遺産對人類而言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戰略意義。無論是陸上絲路遺産還是海上絲路遺産，雖然它們是曆史性産物，但卻構成了當代“一帶一路”建設的有機組成部分。申遺工作應先從學術上特别是文化遺産學的角度，研究哪些城市屬于“海絲”城市，這個工作是無法繞過的。過去已經做了不少工作，成績顯著，但目前從申報線路遺産的角度看，這方面工作還有待補充。
與東西方之間陸上的絲綢之路相比，“海絲”有自身特點，即主要以水上航行實現海洋交通，一部分也通過陸路交通，如從一個港口城市到另一個港口城市，某一段也可通過陸路交通。我們注意到，近期又有一些城市提出要參加“海絲”申遺，鑒于“海絲”複雜的體系，哪些城市應當進入？它們究竟有哪些内涵？對這些問題應先做普遍的田野調查和研究，再從中遴選出适合的城市和遺産點，遴選标準不僅包括學術方面，還包括遺産的保存狀态方面，這樣做是為了讓“海絲”從内在的邏輯性和共同維系的“文化生命體”等角度都能夠獲得足夠的支撐。過去，大運河申遺的開展就是先進行普遍的田野工作，考古學、文化遺産學等學科的學者共同參與。這種工作如果能夠切實開展，既能為中國的“海絲”申遺提供更加堅實的學術基礎，也可以建立“海絲”申遺的目錄清單，逐步推動符合條件的城市先行參加申遺，其他暫不具備條件的可以不斷創造條件，使文化遺産保護與合理利用工作能夠有機結合。
南京同樣有“海絲緣”
《中國社會科學報》：對于陸上和海上兩條絲綢之路，其提出和認識往往都基于西方人的視角，是否會與我們今天的認知不同？
賀雲翺：我們确實應該尊重國外的旅行家、學者，特别是西方學者對于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的記載和研究成果，因為無論絲綢之路或海上絲綢之路的概念，最初都是西方學者提出的。但是，我們也不能完全接受和沿用他們的認識，因為人類的學術研究和認知能力總是會不斷進步的。
我個人體會較多的是南京。2004年前後，我提出南京應該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城市。倡議信發出去後一度無人響應。學者們可能認為，不靠海的南京怎麼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相關城市呢？直到近年，我再次提出，但有些專家仍有異議：“以前研究海上絲綢之路的著作中沒有提到南京啊。”我的态度是，先進行調查、研究。經過科學的認知，我們完成的文本經過專家評審，南京順利進入中國“海絲”申遺城市的預備名單。這個案例表明，我們對海上絲綢之路、對東西方文化的交往，在認知方面可能還是有大量工作要做。我們目前很多話語體系、認知體系和解釋體系都是西方人樹立起來的，我們多在“順着講”。今天，随着中國的和平發展，随着世界進入一個更加文明多樣的時代，我認為，這時候我們需要重新梳理和認知近代以來的許多這類問題，在史實與自我認知視角的基礎上，包括“海絲”這樣的文化遺産類型，對其中的主要文化創造、由點到線的文化空間的形成、作為文化線路的作用，以及其運動機理等都應有我們自己的科學認識。
《中國社會科學報》：南京的道場寺已很難确定具體的位置。南京的“海絲”名單加入它的用意何在？
賀雲翺：南京加入“海絲”申遺城市的文本，我們進行了長期的研究，也專門做了史料收集，目前仍在進行。我們已發現更多的材料。比如對道場寺這樣的曆史遺迹，六朝時期，來自印度、阿富汗等地的高僧來到南京，他們在這裡從事佛經翻譯事業，他們中有人通過陸上絲綢之路來華，也有的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而來，他們在南京的活動留下了許多遺迹。
道場寺與法顯有關。法顯是目前已知的第一位比較系統地通過陸上絲綢之路到達印度，又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返回中國的高僧，他最終來到建康（今南京），他是将陸、海兩條絲綢之路連在一起的高僧，也是一位學者、旅行家。法顯與一些來自國外的高僧一同譯經，他寫出了第一部反映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著作，這在世界曆史上也有一定地位。但遺憾的是，道場寺今天已沒有實際遺迹，按照史料，地點很清楚，就是在秦淮河南岸的長幹裡一帶，直到清朝還有人能夠指出道場寺的位置，其就在大報恩寺（又名長幹寺）的東邊。雖然其具體地址我們尚未找到，但今天有《佛國記》這部法顯留下來的著作，我們可以稱之為“文獻遺産”。對于海上絲綢之路而言，除了具體的物質文化遺産之外，相關的非物質文化遺産也較為重要，比如“天妃”崇拜習俗及天妃宮，也是“海絲”的重要見證。如《佛國記》這類著作，其寫作地點也是非常重要的。
重視“海絲”的精神文化遺産
《中國社會科學報》：這是否意味着不能僅僅注意物質文化遺産，也要對精神、信仰等層面的遺産有所關注？
賀雲翺：無論是陸上絲綢之路還是海上絲綢之路，一些重要的遺産點規模較大、内涵充實、保存狀況好，自然應當受到重視。不過，絲綢之路作為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紐帶，其文化内涵十分豐富，在注意上述遺産點的同時，對于這兩條絲路形成與發展具有重大意義的人物遺迹，事件發生地，保存下的著作，文化傳播過程中形成的跨文化的藝術、技藝、習俗形态等也不能偏廢，它們可被納入線路遺産内涵之中。線路遺産本身就是活态的。我們承認，兩條絲路是古代東西方交往的重要廊道，可是在不同時代也有空間的微調和内涵的變化。因此，更重要的是，它們是将曆史的與現代的、物質的與非物質的文化要素有機地組織在一起的文化線路，它們是不同文化的交流之路，也是不同民族友好交往之路。從曆史進程而言，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都是活的，它們不僅是曆史的，也是現代的，不僅是物質的，也是精神的，這可能更加符合我們所界定的線路遺産的内涵和本質。正是因為這類線路遺産的内涵豐富而複雜，所以有人還提出“陶瓷之路”、“茶葉之路”、“玉石之路”乃至“佛教之路”等，實際上這些交流大多數都是在絲綢之路沿線發生的，甚至可以說是同一條道路上的不同的文化因素交往形态。
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全面揭示和尊重“海絲”内涵，對加強絲路沿線國家地區間的交往聯系意義重大。不同國家地區彼此尊重和對文化多樣性的珍惜、傳承和發展，也許更利于海上絲綢之路申報世界文化遺産。
“海絲”申遺工作還需頂層設計
《中國社會科學報》：此前，我國也有多省市聯合申遺和針對線路遺産的申遺活動。彼此間可以借鑒什麼？
賀雲翺：目前來看，過去的聯合申遺項目包括明清皇家陵寝、大運河、絲綢之路等，都有成功的經驗。“海絲”的申遺可以借鑒大運河申遺的經驗，首先不預設“門檻”限制，看哪座城市有條件并且有申請意願，就可以先吸收進來，前期工作可以更加廣泛開展，調動更多城市參與的積極性。在大運河申遺中，有頂層設計，有國家文物局的領導，有牽頭城市，有領導協調小組等，全國政協等也發揮了組織和推進作用；申遺之後的“後申遺時代”，科研和保護項目仍在進行。大運河的成功申遺表明，跨省的聯合申遺項目應該有國家力量的投入。像海上絲綢之路這樣對于中國和世界都有重要意義的文化遺産類型的申遺工作，單依靠各個城市的自我行動，是難以推動的。“海絲”申遺工作需要頂層設計、國家戰略，這樣做對于開展堅實的基礎性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轉引自《中國社會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