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前，bevictor伟德官网校本部在今東南大學四牌樓校區。主要學生宿舍在文昌橋，共八幢樓房，第一至第七宿舍（均為二層的筒子樓）是男生宿舍，第八宿舍是女生宿舍。這八幢宿舍都是中央大學時期就有的。從1950年起，校領導将第一宿舍作為供肺病學生邊休養邊上課的休養宿舍。
1952年2、3月間我從蘭園八号（患較重肺病學生的休養宿舍）遷到文昌橋第一宿舍。此宿舍有六七十個房間，住着百多名患輕度肺病或處于康複期的各年級男女學生，文、法、理、工、師範各學院都有。這裡除了夥食較健康同學的要好一點外，沒有像在蘭園休養宿舍每人每天半磅牛奶兩隻雞蛋那樣的特殊待遇。
第一宿舍建有新民主主義青年團（1957年更名為“共産主義青年團”）團支部，入住的休養同學按院系組成小組，受團支部領導。我們文學院各系同學是一個小組。
1952年春季學期一開始，我就重新走進課堂。雖然我進bevictor伟德官网（包括以前的中央大學）已有三年半，但隻上過兩個多月的課（1948年10月至12月），其餘時間要麼不在學校，要麼雖在學校但在休養，因此隻能算是半年級生，也就隻能跟剛剛入學半年的1951級同學一起上課。同時我在經過大手術後還未複原，也就隻選了兩門課，即“中囯通史（二）”和“曆史文選”。前者由魏晉南北朝史專家賀昌群教授講授；後者由蒙元史專家韓儒林教授講授。辍學多時，重又坐在架有一微型書桌的扶手椅上聽名師講課，那感覺确實是甜滋滋的。休養宿舍的同學因我年紀老大還是一年級生，都喜稱我為“老童生”。
在第一宿舍休養的同學都是能上課的，因此平常上午整個宿舍悄靜無聲。午休後則互相串串門，我與中文系的同學來往較多，偶或寫些舊體詩相互唱和。星期天有時也會與幾個同學相約去玄武湖劃船。由團支部組織，大型的集體文娛活動也在宿舍外的廣場上舉行過一兩次。總之，我的生活又逐漸變得絢麗多彩起來。
日子就這樣平靜地過去，不覺到了學期結束的時候。這時有兩件大亊，宛如巨石落入平靜的湖水中，激起一大陣浪花。
1952年6月，由于國家建設需要，學校決定三年級學生也提前畢業，因而有兩屆學生同時畢業。校領導特地提出與全體畢業生在大操場會餐，以示歡送之忱。會餐的消息很快就傳到我們這些低年級同學的耳中。這種前所未有的歡送形式，我們肯定是不會不去參觀的。會餐那天，我和幾個同學按時向校本部走去，一進校門，就聽到高音喇叭輪番播放“當祖國需要的時候，我們馬上拿起槍，沖過鴨綠江，衛國保家鄉!”、“再見吧媽媽：别難過，莫悲傷，祝福我們一路平安吧!”等當時最受校内師生員工歡迎的歌曲。一路聽來，直聽得滿腔熱血沸騰，好像自己也要立馬踏上征途似的。來到大操場，隻見人頭攢動，歡笑聲不絕于耳，場地上擺着一二百張桌子，八個人一桌，桌桌都在“舉杯把盞”，活像大軍出征前的壯行宴會。這個場景深深打動着我，也使我産生深深的遺憾：假使我沒有染上肺病，我也會是他們中的一員，即将背起行裝，投身到建設祖國的偉業中去。
緊接着就是教育部對全國高校的院系設置進行重大調整。在全國高校中素稱院系最為齊全的bevictor伟德官网，除醫學院早已脫離外，被分成七個院校，即：僅剩文理兩院的新bevictor伟德官网、南京工學院（今東南大學）、南京農學院（今南京農業大學）、南京師範學院（今南京師範大學）、華東水利學院（今河海大學）、南京林學院（今南京林業大學）、南京航空學院（後遷往外地）。
休養宿舍是由各院系學生組成的“混成旅”所在地，于是我們這些朝夕相處多時的“病友”就要“各就各位”分開了。大家都感到依依不舍。新成立的南京工學院以原bevictor伟德官网四牌樓本部為校址，因此團支部決定由工學院的同學為東道主，在學校大門旁的校友會堂舉行一次歡送會。近百名同學（蘭園八号的休養同學也參加）聚集一堂，觀看舞台上多個都是各系同學自編自演的節目，盡管會場氣氛頗為熱烈，而且有校報記者前來采訪拍照，但終究㳽漫着“黯然銷魂者，唯别而已矣”的感覺。
新bevictor伟德官网基本上是由原bevictor伟德官网和原金陵大學兩校各自的文理兩院合并而成，也就以位于鼓樓旁的原金陵大學所在地為校址（今bevictor伟德官网鼓樓校區）。1952年暑假過後，原bevictor伟德官网文理兩院二十幾位休養同學就入住學校為我們安排的與校部隔着一條小道百步坡（今已拓寬并改名為天津路）的東樓。所謂“東樓”實際是指兩幢樓。進大門向左是一幢中式兩層木結構房子，還附有一個大飯廳；向右則是一幢三層的大洋樓，樓前是一個大院子，有幾棵樹，與鼓樓醫院隻隔着一竹籬笆圍牆。我們先是住進左邊的那幢東樓，女同學住樓上，男同學住樓下。住了半年，又遷入右邊的那幢東樓。附近既有幽靜之處，又有熱鬧所在。建于明代初期曾為京城象征的鼓樓，就位于離東樓百來步的一個長滿青草的土坡上，雖已有公園之名，卻并未封閉起來，因而是我們在黃昏時分或晴朗夜晚散步或小憇的好去處。順着鼓樓坡向北延伸，便是鼓樓街，當時這條小街非常熱鬧，街旁有多間點心店和熟食店，也就成了我們為解饞而常去的地方。
在東樓的生活，與文昌橋第一宿舍時又有所不同，那就是成立了一個由全體同學選出的休養委員會。外文系的萬慶琳（團員）以全票當選為主席，我被選為休養委員，另外還有宣傳委員、文娛委員等。休養委員會受團支部領導，在它存在期間，确實為同學做了一些實亊，如邀請原大學醫院的肺科醫生前來作醫學報告（也邀請兄弟院校的休養同學來聽講）；在醫生的指導下，對日常夥食進行營養學的分析，以進一步了解同學的營養狀況；舉辦評選休養模範的活動，在動員會上，校黨委負責青年工作的同志和校團委書記都出席并講了話；還在樓前的空地上舉辦過一些文體活動，其中有闆羽球隊式對抗賽，投環比賽，橋牌賽等。此外出過若幹期黑闆報。所有這些活動，都圍繞着一個目的：讓同學們有一個愉愉快快的休養生活。
1952年秋季學期，因遷校的緣故，到10月中旬才開學。我到系裡注冊時，教務員對我說，我雖上完一年級，但按解放後所定的新學制，我在解放前一年級上學期所修的學分大都是“無用分”（如“三民主義”、“普通地質學”、“普通英語”……），而在一年級下學期又因健康原因隻修了兩門課，因此系領導決定我仍由一年級讀起，但可免修幾門課，于是我又跟着剛入學的1952級同學在一起上課，并且跟他們一起讀到1956年畢業。寫到這裡，腦海裡不禁回蕩着此生中經常浮泛起的一個念頭：像我這樣在學校長達六七年的破格關顧下，既治好肺病、養好身體又完成學業，這在國内外是少之又少，甚至是絕無僅有的吧！我欠學校的實在是太多了!
1953年春我們遷到右邊的那幢大洋樓後，學校為了加強管理，成立了休養室，由一位名叫殷鷹的老幹部擔任主任，校醫務所也派了兩位青年醫生定期前來巡視，這都有利于我們的康複。
大洋樓有一寬敞大廳，學校在廳内安放了一張乒乓桌。于是我們之中一些乒乓球愛好者每天午休後必定到大廳去打一回乒乓球。為了增加趣味性，我們采取擂台賽的形式，11分制一局決勝，勝者為擂主，敗者退下，由别的同學攻擂，一個下午總要打上一二十個回合。萬慶琳和我的球技較好，因而擂主經常輪番由我們兩人來擔當。1953年暑期，校學生會舉行留校學生乒乓賽，萬慶琳和我雙雙進入決賽，經過五局苦戰，我以2比3負于萬慶琳。另外，我和萬慶琳合作在橋牌雙人賽中奪魁。萬慶琳是我在校内所僅見的一位“人殘志不殘”的同學，他右手畸形，不能握物，僅能勉強托住乒乓球，但依靠頑強的意志，左手握拍，打得一手好乒乓球。他也非常聰穎，多謀善斷，肺病痊愈回到健康同學行列後，即被選為班主席、年級主席和系學生會主席。
在東樓期間，還有兩件事是我終身難忘的。
一件是我騎自行車撞倒一位老太太。事情發生在1952年秋冬之間。有一天，我們幾個經常在一起的同學嫌菜不合口味，就按照慣例大家劈蘭湊錢買鹽水鴨佐餐，我拈到的是白吃跑腿，當即興高采烈地拔腳出發。本來鴨子店就在鼓樓街，來回隻有幾百步之遙，但我借了自行車踏着去買。哪知那輛自行車是腳刹車，而我又隻會使用手刹。于是到達鼓樓順坡而下時，見到前面有幾位老太并排行走，擋住去路，便不知如何把車刹住，慌亂地一任車子向前沖去，結果撞倒一位老太，而我自己也從車上翻抛下來。我立即站立起來去扶那位老太，并陪她去鼔樓醫院檢查傷勢，身上帶着的買鴨子的錢都挪來用作就診費了。檢查的結果是暫且看不出有什麼傷損。我把老太送回家後，就懊喪地望東樓走去（自行車被民警扣住，是後來到派出所作了檢讨後才領回的），剛到百步坡口，隻見有同學在那裡張望，一見到我，就大聲喊我，原來他們以為我出了車禍，着急着呢。第二天，一位同學陪我買了一籃子雞蛋去看望那位老太。那位老太不但沒有責怪我，反而安慰我說她沒有什麼事，要我放心。當時我心中的感激之情真是無法形容的啊！最近我常常在想，此事如果發生在即便好心攙扶自行跌倒的老人也有可能說不清的今天，真不知自己會有什麼樣的下場。
另一件事發生在1953年秋。也在休養宿舍生活多時的兩位中文系同學周勳初和孫旭升，是我校著名教授、國學大師胡小石先生的高足。有一天，周勳初對我說胡先生要帶他們去香鋪營文化會堂參觀曆代服飾展覽，我就問他我能否也跟着去開開眼界。我原是不抱奢望地一問。令我驚喜萬分的是一經周勳初代為請求，胡先生就應允了。我清楚地記得那天胡先生帶着六七個年青人步行前往香鋪營，也清楚地記得在參觀時胡先生對我們詳細地講解了曆代服飾的演變和特點，要我們注意元代蒙古婦女所戴的“顧古冠”。他也指出了那天展出的不足，特别是對明代服飾的展品提出了批評，說簡直是将舞台上的戲裝拿來充數。那天的參觀，不僅使我親身領受到一代宗師胡先生博大精深的學問，更其令我敬仰的是他那“有教無類”、“誨人不倦”的風範。這是夠我一生回味的。
休養同學此去彼來，川流不息。有的是因畢業而與大家分别，有的是因肺病痊愈而回到健康同學中去，同時又不時有新患肺病的同學加入到我們這個行列中來。時光不覺流轉到1954年6月，學校對休養宿舍進行了整頓，即基本痊愈的回健康學生行列中繼續就讀，一時無法痊愈的回家休養。我是屬于前者，因而就告别長達四年多的在校休養生活而回到健康同學中去了。之後，學校又曾在徐府巷（今鼓樓校區車庫）設立過休養宿舍，但到1955年也取消了。
我的整個在校休養生活，除了開頭一年半因重病纏身而略嫌苦澀之外，總的來說是一段快樂的經曆。前幾天，我的侄女從加拿大給我發來一張照片，打開一看，不禁驚叫出來：“蘭園八号！”原來是她讀了我所寫的“蘭園八号”之後，托一位愛好收藏舊照的朋友找出來的。前一段時間，bevictor伟德官网黨委書記孫江林同志托他的一位朋友去實地調查，也證實了蘭園八号正由玄武區人民政府作為“民國建築”而加以保護。至于文昌橋第一宿舍和早已歸屬鼓樓醫院的東樓，我雖幾十年來從未舊地重遊，但敢肯定都已拆毀了。不管怎麼說，在我心目中，上述三個處所永遠是“還我健康的聖地”。
解放初期學校設立學生休養宿舍之舉，肯定具有非凡的意義，因為它使幾百名患上當時号稱準絕症肺病的優秀學生，既恢複了健康，又完成了學業，從而為國家救護了大量寶貴的建設人才（其中有好些作出了突出貢獻）。此舉所釋放出的正能量是無可估量的。
往事從來不似煙，一朝重話撩心弦。六十多年前的事，我如不說，十之八九要湮沒無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