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學科分化，同時精通多門學科的專家今天已經罕見，更不用說博物學家。然而，科學發展到今天，人們又不得不反思：我們丢棄了博物學傳統，究竟換來了什麼？如果我們不需要博物學，那為什麼還要倡導跨學科的通識教育和研究？在此，就博物學思維對跨學科研究的啟示，談點自己的看法。
科學家職業化使博物學家喪失生存土壤
文藝複興時期，歐洲出現了最早的大學，其中誕生了實驗科學，主流則包含科學和藝術。科學在文藝複興時期扮演主角，産生了一批博物學家，他們在很多方面均有成就。比如，達芬奇在繪畫上有很高成就，同時在解剖學方面也有所建樹。就考古學來說，早期的考古學家同時也是地質學家、地理學家或建築學家、人類學家。他們中的一些人從事考古學研究，進而開創了考古學的學科門類。
早期科學本身帶有分化不明顯的特點，一個人可以擁有多種科學知識。16、17世紀，科學革命産生了職業的科學家。17世紀以後，人們開始反思：科學是否一定包含普遍真理性？個體的、多樣性的東西是否存在？在這種哲學思維指導下，人們對科學的探索逐漸趨向細化，科學知識積累得越來越多。尤其繼牛頓之後數學和其他科學的結合，包括大學的很多研究人員在不同領域進行精細研究，發現、發育了大量不同科學的概念和知識體系，科學各領域不斷趨向專業化。科學發展本身要求人們成為不同學科的職業科學家，這樣才能成為某一行業的權威。在這樣的背景下，博物學家很難産生。
博物學思維提供廣闊學科背景
科學的分化、細化、職業化自然淘汰了博物學。那麼，學術能回到傳統嗎？科學界曾經就此做過探讨。人們發現，科學日趨細化，其工具性越來越強，人類解決綜合性問題的能力反而受到限制。大學教育的職業化傾向也日趨明顯，那種具有多方面自然科學素養，同時又有深厚人文學素養的博學者越來越罕見，而人類社會發展面臨錯綜複雜的情況，“全球化”和“信息化”要求知識分子具備全面科學的視野和素養。今天，當我們真正面對一個複雜的社會問題或自然問題時，單一科學難以解決。于是，協同創新中心、科研領導小組、跨學科組織等相繼出現。我們發現，有些組織仍然存在各走各路、各說各話的局限，達不到對複雜問題高度協調、綜合思維、跨界分析的深層次要求，也極少擁有具備多門科學知識的學術大家。
人類既然有這樣的現實要求，于是就會反思：盡管博物學的衰弱是當然、必然，可是完全放棄後，是不是損害了科學應适應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要求？科學的過分專業化是不是難以完成那些涉及多個自然、社會、人類不同領域重大問題的解決？是否導緻科學知識的過分工具化，進而失去對整個自然與人類的終極關懷？是否造成學術界“隔行如隔山”的現實困境？而且，在科學革命早期，博物學家能夠同時在幾個學科作出貢獻，擁有話語權。既然他們當時能為人類作出巨大貢獻，為什麼今天不能？現實問題的愈加複雜和彼此滲透，迫切要求跨界專家、多學科人才出現。
另外，在教育問題上，單一的分科教育，培養出的人才不僅存在知識的相對狹隘，還會導緻教育對象降低對社會綜合性的認知能力。他可能在一個細小領域是專家，可一旦跨界就變成“文盲”，在解決實際問題中就會出現片面、僵化傾向。于是，一些專家和高校提出通識教育，提倡跨學科人才培養。原因就在于：學科過分細化不利于培養具有開放性思維和綜合性能力的高級人才。
如果隻有單一知識，意味着放棄了許多應該發現的資料及知識，以及應該承擔的科學責任。如果我們在人才培養和訓練中，讓科學人員有更寬闊的知識背景、更多的跨界學養，工作的質量和效果顯然難以估量。因此，博物學思維訓練的意義，不僅在于個人的能力大小或創新力高低，更在于科學共同體能否全面履行其應盡職責的大問題。
用博物學思維解決協同創新難題
目前，在中央号召下，許多高校及科研院所倡導協同創新，提倡通識教育，就是因為解決國家和人類面臨的複雜問題時需要多學科知識及人才。由于知識教育的過分細化、專業化，大家無法具備跨學科知識，更談不上是博物學家，有的甚至連一門科學的綜合知識都難以具備。以曆史學為例，大多僅具備斷代甚至是更為細小領域的局部性專業知識，面對長時段、跨領域的問題時，難以取得理想效果。如果參與協同創新的專家具備跨學科知識，大家就可以在一個平台上共同解決複雜性問題。我認為，一個成功的協同創新中心、跨學科研究組織應該達到這樣的要求。我們注意到，當前大學考試制度的改革，高校文理跨界課程的設立，通識教育的提倡，有助于培養一批新型的具有博物學思維特征的人才，以适應建立創新型國家及服務人類社會發展所提出的新挑戰。如果一味堅持分科很細的科研路徑，别說博物學家的培養，其生存都會成問題。（作者單位：bevictor伟德官网文化與自然遺産研究所）
（轉引自《中國社會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