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接到中國工人出版社編輯傅娉的電話，說是要寄一本我大學老師的著作來，因為她曾讀過我發在2012年10月18日《文彙報》上的《想起陳恭祿先生》一文，要把剛出版的陳恭祿先生所著《中國通史》贈送給我。
在史學界，說起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曆史學家，大都稱陳恭祿為民國自由主義學者代表人物，而分别稱範文瀾、蔣廷黻為左派學者代表人物和主流學者代表人物。我在《想起陳恭祿先生》一文中曾遺憾地提到，1959年，我考進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後，明知陳恭祿先生著有一部《中國通史》，但在頭三年裡，他不但沒有給我們授過一次課，而且系領導明确告誡我們，課外也不要把陳恭祿先生的《中國通史》當作參考書，究其原因，據說是因為蔣介石肯定過這部書。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這是當年信奉的金科玉律……因此，當我喜出望外地讀到傅娉寄來的陳恭祿先生的《中國通史》，就覺得這是一本遲到了半個多世紀的教科書，真有一種恍若隔世之感。
中國工人出版社并非專業的學術類出版社，陳恭祿先生逝世已四十八年，怎會關注到他的這部遺著呢？傅娉回答：這要從2012年1月我社出版陳恭祿先生的《中國近代史》說起。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出版界挖掘海外或民國時代的近代史名作，不失為補充讀者和市場需要的一個招術。如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郭廷以的《近代中國史綱》、徐中約的《中國近代史》前些年先後出版，均産生了極大的社會影響。但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前所長、中國史學會會長張海鵬卻認為，在1949年以前出版的幾部經典的中國近代史著作中，具有最高學術水準的是陳恭祿先生的《中國近代史》。這部書于1934年寫成後當年即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最初作為陳先生所在學校教學之用，出版後影響極大，被國民政府教育部指定為大學教科書。抗戰前出過四版，抗戰結束後又出四版。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台灣商務印書館又先後再版四次。而1949年後，除1990年上海書店曾出過少量影印本外，大陸從未正式出版過加有标點符号的這部經典名著。在曆史圖書熱銷的時代，為填補了這一空白，中國工人出版社就決定籌劃此書的出版。然而，由于陳恭祿先生去世多年，頗費周折才聯系到了他的獨子陳良棟先生，卻被告知大陸若想出版此書須經台灣商務印書館授權。在經過了三年多的等待之後，才獲得了授權。首印六千冊，上市後一銷而空，接連加印了三次，共計一萬六千冊，亦已售罄。
與《中國近代史》的版權得之不易截然相反，這部《中國通史》的版權卻得來全不費工夫。一天，中國工人出版社總編室接到一個電話，對方自稱是《中國近代史》作者陳恭祿的孫子，名叫陳明遠，手上有一部祖父的遺稿《中國通史》，問是否也能出版。總編室在向傅娉征詢了意見之後，就讓陳明遠先将書稿寄來看看再說。傅娉在把《中國通史》的書稿拿給我看時說：“很有意思，陳明遠辦事極謹慎，這部書稿是分四次寄來的。全書共六十篇，第一次寄來的是前十九篇。”我看到，這十九篇不是手稿，而是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1月由成都興華印刷所印行的《中國通史講義》第一冊。棕黃色的包封上标有“1990.6.9陳良棟點校”字樣。後三次寄來的則是陳良棟先生的手抄稿，每頁四百字的稿紙，厚厚的一大摞。因《中國通史》全書文末未見有完稿日期，我就問傅娉：“陳先生的《中國通史講義》原稿現存何處？”傅娉回答：“不知道。”并說，陳良棟先生已于前年去世，作為責編，她沒有為此書的出版去過南京，也沒見過陳明遠和陳恭祿先生的其他後人，期望我能向她提供更多有關陳恭祿先生的資訊。
出于對陳恭祿先生的敬仰，我頗費周折，終于撥通了陳明遠的手機。陳明遠告訴我，祖父去世時他尚年幼。而當時，他因父親在沈陽農學院任教，所以是在沈陽長大的，對祖父知之甚少。他父親1923年出生，是祖父在金陵大學曆史系任教時考入金大攻讀農業經濟的，1952年研究生畢業，分配到沈陽農學院任教。因為是獨子，1979年bevictor伟德官网為了落實黨的照顧政策，商請南京農學院予以接收錄用，乃于1980年初調入南京農學院（今南京農業大學）任教。舉家回遷南京後，他父親就開始收集整理祖父的遺著，為公開出版奔走。在我問到他祖父的《中國通史》原稿是否還在時，他說：“我是學數學的，在一所高校做招投标工作。祖父的後事，一直由父親在忙活，我從沒見過祖父的《中國通史》原稿。父親2012年在突然病故前，就把他手抄的《中國通史》前十九篇投寄給一家出版社了，至今下落不明。見中國工人出版社出了祖父的《中國近代史》，我才給中國工人出版社打電話詢問的。其實，祖父的《中國近代史》原本已在2009年與北京商務印書館簽了重版合同，也許是時代的局限吧，他們要求修改一些‘不合時宜’的内容，就沒能出成。”
為深入了解陳恭祿先生，我遂與同窗好友、江蘇鳳凰出版社資深編審王春南聯系，請他幫我向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的老師、學長了解陳恭祿先生生前著書立說的有關情況。僅在不足一周的時間裡，就為我提供了好些史實和資料線索，使我對陳恭祿先生學術道路和治學精神有了更多也更立體的了解。其中，尤以他和美籍教授貝德士的師生情誼令我感動（方之光教授是陳先生的最後一個研究生，日前，他讓他的研究生、太平天國曆史博物館的袁蓉通過電子郵件，給我傳來了兩張“不知時間、人物關系”的有陳先生形象的照片。經茅家琦等老教授辨認，其中一張，就是貝德士和陳先生等人的合影）。
陳恭祿先生生于1900年，本着科學救國的信念，1921年報考金陵大學時選擇就讀于化學系，後因興趣不大，又考慮到中國是農業大國，以農立國，于是改學農科。最後，他有感于日本之發展、印度之淪亡，又認識到自己的興趣所在是曆史，于是轉入曆史系。在金大曆史系學習期間，對其影響最大的為當時的曆史系主任、美籍教授貝德士。貝德士1916年在美國的哈姆萊學院獲得學士學位，後來以羅茲學者（Rhodes Scholar）的身份去牛津大學研究曆史，1920年獲牛津大學碩士學位，同年即被美國聯合基督教布道會授予傳教士資格派到中國金陵大學任教，成為曆史系的創始人。貝德士在金大建立起一套全新的曆史教學體系，以中國近代史、世界曆史和史學方法論為主幹課程，培養學生用新的視角和方法來研究曆史。貝德士教授是一個治學非常嚴謹的學者，他的人道主義情懷和追求曆史真實的學術立場，成為陳恭祿一生的做人信條和治學箴言。早在上大學期間，陳恭祿就已在貝德士的指導下搜集中外史料，為寫中國近代史做準備。為此，他在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國近代史》的扉頁上，赫然印上了醒目的一行字：“獻給貝德士：我的先生，朋友和前同事。”遺憾的是，這行證實他倆深厚情誼的獻詞，不知為什麼在中國工人出版社2012年再版本的扉頁上消失了。
貝德士在金陵大學工作了三十年。1937年12月南京淪陷前，他以金陵大學副校長名義留守，負責保護金大校産。南京淪陷後，他借鑒法國饒神父在上海南市組織難民區的經驗，挺身而出，發起組織了“國際安全區救濟委員會”，劃出包括金陵大學在内的約3.86平方公裡的區域作為安全區，收容無家可歸的難民。安全區以中山路、漢中路、山西路和西康路為界，内設二十五個難民收容所，其中最大的就是金陵大學難民收容所，校舍各處收容難民最多時達三萬餘人。12月13日，日本軍隊蜂擁入城，一場罕見的屠殺和浩劫開始了。面對日本侵略軍的淫威和肆虐，貝德士等壓抑着對喪失人性的日本侵略軍的極度厭惡和憎恨，一遍又一遍地與他們交涉，一面盡其所能地做着保護和救助難民的工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貝德士冒着極大的風險保護了一批特殊的難民——中國軍官。在南京失守時，一些中國将領（如廖耀湘、邱清泉等人）也退入安全區避難，國際委員會本着人道的原則和同情中國抗戰的立場，把他們保護起來。這批人中的大部分被安排在金陵大學。最後這批軍官逃過了日軍的多次搜捕，順利脫險，在中國遠征軍緬甸作戰中成為中堅力量。從1937年冬到1941年，國際委員會在他的領導下，為保護中國難民和揭露日軍暴行做了大量工作，使二十多萬難民安全逃離日軍的魔爪。貝德士根據當時自己的所聞所見，對日軍在南京所犯下的暴行一一作了記錄。1946年5月，遠東軍事法庭審判開庭以後，貝德士作為控方證人出庭，對南京大屠殺的許多細節提供證言。1947年2月6日，在給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的聲明書中，貝德士曆數日軍所犯各種屠殺、奸淫及搶劫的暴行，并強調這些暴行确為實情。這一聲明書至今仍藏于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1950年，抗美援朝之後，貝德士不得已離開金大，臨回國前，曆史系舉行了由王繩祖教授主持的歡送會。會後，陳恭祿、王繩祖等還與貝德士在金大的标志性建築北大樓前合影留念。未料，因王繩祖緻的歡送詞中有“後會有期”四個字，到1952年開展思想改造運動時，就遭到批判，說他們是盼望美國人回來。王繩祖和陳恭祿是金大曆史系的兩根台柱子，深受貝德士器重。當年，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王繩祖的《歐洲近代史》,都被收入了商務印書館的“大學叢書”，奠定了他倆各自的學術地位。他倆私交很好。1952年，金陵大學并入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組織批判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要求每個教師都要寫批判文章，不論是教中國史的，還是教世界史的。所有教師都寫了，隻有王繩祖先生隻字未寫。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設立“中央文革小組”的通知，通知中寫明組長為陳伯達。因陳伯達曾在一文稿中把陳恭祿定為“反動曆史學家”，南大曆史系按上峰的要求，在教學大樓開會讨論剝奪陳恭祿的各項權利。那時陳恭祿先生已身患癌症，沒有到會。與會者中，唯有王繩祖先生一人站出來，公開表示反對。這種在巨大政治壓力下不屈服的老知識分子的骨氣，至今聽來，仍令人肅然起敬。
上世紀三十年代，陳恭祿先生因《中國近代史》而一舉成名，而到五十年代，又因《中國近代史》而罹禍。在南大曆史系老教授們的腦海中，無不存有他曆次政治運動中挨批的記憶。國際知名曆史學家、bevictor伟德官网終生成就獎獲得者茅家琦教授，1951年畢業于南大經濟系，1956年由南大教務處調任曆史系任系主任助理後，才師從陳恭祿教授轉入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與教學工作。他回憶說：“在1958年‘大躍進’期間，我也批判過我們系裡的教授，就是王繩祖、蔣孟引、王栻、陳恭祿等人。我現在還感到内疚。當時批判也很簡單，就是用馬列主義的教條來對照那些教授們的著作，指出他們的問題。不過我沒有寫過批判文章，都是口頭批判。另外一點，當時政治運動一來大家總是要參加批判的，但是在一些具體問題上我還是非常小心的。比如陳恭祿先生解放前寫過一部《中國近代史》，當時影響很大的。解放後人民出版社向他約稿，要他重寫《中國近代史》。他寫了第一冊《鴉片戰争和太平天國》交給出版社，審稿的時候被認為有嚴重錯誤。學校裡将這個審稿意見轉給曆史系黨總支，叫系裡來處理這個事情。總支書記拿着這個意見讓我看，我一看那個意見提得非常尖銳，書稿肯定不能用了。那麼我的意見是書稿不能用就算了，也不要進一步追究了。所以這個事情後來系裡根本就沒有展開批判，也沒有其他人知道這回事。”
據老教授們回憶，1957年，雲南省省長郭影秋向中央請纓，棄官從教，調任bevictor伟德官网黨委書記兼校長，因他也是一位文史學者，緻使校園裡的學術氣氛大為好轉。《李定國紀年》是他研究明史的一項成果。完稿之後，他專門舉行學術研讨會，虛心聽取專家學者的意見。陳恭祿先生應邀與會，十分率真地發表了相當尖銳的意見，聲色俱厲，一點不留情面。郭影秋完全是以一個作者的身份認真地聽取批評意見，表情十分平靜謙和。1960年，著名史學家、北大副校長翦伯贊到訪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部分師生等候在鬥雞閘歡迎他。郭影秋校長陪着翦老入場時，熱情地與陳恭祿先生握手，互緻問候，情景極其融洽。當着郭校長的面，翦老還特意不無幽默地對陳恭祿先生說：“十年前在首都史學界批判你《中國近代史》的那次會議上，我可是保護你的呀！”陳先生連聲回答“謝謝”後，便向翦老訴說了他挨批十年來的苦惱，并詢問自己該如何面對。翦老便勸慰：“你就繼續自己擅長的近代史史料學方面的研究吧！”
也許就是這一次翦伯贊的到訪，促成了久未能向學生開課的陳恭祿先生于1962年秋又重新走上了講台，讓我進入大四時，聽到了他新開設的《中國近代史資料概述》課程。當年他為我們講課所編寫的講義，後來經他兒子陳良棟整理，已于1981年由中華書局出版。此書共分八章。第一章為緒論，第二至第七章分别評介各種主要史料，第八章為寫作。當年南大曆史系的教授，數他著作最豐，名為“寫作”的這一章，完全是他的經驗之談。他循循善誘，勉勵同學們要養成良好的寫作習慣，可以說使我終身受益。
在這一章中，陳恭祿先生說到：“著作可分兩種：一、低級著作，抄襲前人所述，成為拼湊而成的寫作，價值不高。二、高級的著作，發前人所未發，或為前人所不知，利用一切能得的材料，有新的觀點或看法，并非為奇立異，實欲根據真實可貴的材料，改正前人的錯誤，求出史迹過程的真相。我們所學固當立大志，但不必期求在短期内寫成一鳴驚人的著作，惟當實事求是的練習寫作，積久自必有所成。”無疑，他均洋洋六十餘萬言的《中國近代史》和《中國通史》，都是積久而成的“高級的著作”。著名作家方方曾在電視節目《小崔說事》中對崔永元說：“陳恭祿先生的書和其他近代史的講法不一樣，他每一件事情，告訴你一個來龍去脈，就很像一個作家，讓你知道任何一個事件的發生，都不是一個很簡單的因素，它可能會有某一個導火索，那隻是個導火索，可是你背後的各種東西，都變成火藥。他從一個一個火藥講起，這個我覺得特别好。我覺得很像文學，我們的寫作事業就是這樣子。陳恭祿先生尊重學術，而解放以後的曆史教材，它是被政治概念化了的東西，就像解放以後的文學，有太多的政治因素參與其中……”由此看來，《中國近代史》和《中國通史》被塵封六七十年後又重見天日，不僅是出版界的一個善舉，而且也給我這個當年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專業思想不鞏固”的學子，帶來了一個補課的良機，實乃幸事矣！（轉引自《文彙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