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時日，有媒體披露，一家出版社籌劃一套中國曆史文化名人傳記叢書，開列近百位傳主的名單，張榜招賢，為每位傳主撰寫一部25萬至40萬字的傳記。這當然是個值得稱道的大工程。但是，寫古代名人的傳記談何容易，無論是多了不起的作家，你不占有充足的史料，單有生花妙筆，也無濟于事。譬如關漢卿，1958年曾被世界和平大會理事會定為世界文化名人，可據我所知，有關關漢卿的生平的資料史籍上隻有零星的記載，當年為紀念他創作700周年，田漢奉獻話劇《關漢卿》，其主要情節純屬藝術虛構。如果是要田漢為關漢卿寫一部文學傳記，盡管他才高八鬥，恐也難為無米之炊。這不禁使我想起陳恭祿先生當年諄諄教導學生的一句話：“做曆史文章，要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
1959年，自幼愛好文學的我，意外地被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錄取。進校之後，我“身在曹營心在漢”，依舊癡迷于文學，因此常挨班主任老師和同學們的批評，說我“專業思想不鞏固”。記得班主任老師首次找我談話時就說，bevictor伟德官网是原中央大學和金陵大學的文學院合并而成的。文史不分家，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的教師陣容很強，有不少解放前就很出名的教授。如陳恭祿先生，與中山大學的陳寅恪教授，并稱為“史壇二陳”，是大師級的人物。當時的重點大學是五年制，頭三年上基礎課，我們曆史系的主課是中國通史和世界通史。同學們都知道，陳恭祿先生是著有一部《中國通史》的，但在頭三年裡，他不但沒有給我們授過一次課，而且系領導明确告誡我們，課外也不要把陳恭祿先生的《中國通史》當作參考書，究其原因，據說是因為蔣介石曾肯定過這部書。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這是當年信奉的金科玉律。老師給我們授的中國通史課，是以範文瀾的《中國通史》為母本的。這倒給了似我這樣平時不好好聽專業課的學生開了方便之門，隻要在期末考試前惡補一下以階級鬥争為綱的範氏《中國通史》，尤其是關于農民起義的章節，準能考得5分（當時照搬蘇聯的5分制，5分為最高分）。
到了四年級，班上的同學一分為二，分為中國史和世界史兩個專業了。我選的是中國史專業。在中國史專業中，有一門選修課很奇特，那就是陳恭祿先生的《中國近代史史料概述》。所謂選修課，即學生可選也可不選。未料，陳恭祿先生的這門《中國近代史史料概述》，選修的同學十分踴躍，幾乎一個不落。
陳恭祿先生1926年畢業于金陵大學曆史系，是系主任、美籍教授貝德士的得意門生。早在大學期間，他就已在貝德士的指導下搜集中外史料，為寫中國近代史作準備。他曆經近十年完成的《中國近代史》共19章六十餘萬字，1934年3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後，由于資料翔實、詳略得當和持論公允，數月内連銷4版，并被讀書競進會選為大學叢書，成為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最完善的中國近代史教材，在學界産生了很大的影響。未料，世事變遷，1949年後，他就被陳伯達點名，成為“反動曆史學家”。于是，重壓之下，他不得不在1956年12月bevictor伟德官网《教學與研究彙刊》創刊号上發表長達14000字的《對舊著“中國近代史”的自我批評》。幸有這篇含淚自殘的文章，使他躲過了1957年反右一劫。但到1958年所謂“史學革命”時，他的《中國近代史》仍被作為資産階級史學觀典型再度遭到了批判。其時，他曾受人民出版社之約，重寫《中國近代史》，寫了一部分，送給出版社看，卻被劈頭怒斥“存在嚴重錯誤”。于是，他就斷然擱筆，不再重寫。我進南大時，校長是雲南省原省長郭影秋，也是一位史學家，有《李定國紀年》一書行世，對曆史系的教學與學術研究尤為關注，并強調要充分發揮老教授們的作用。我想，曆史系在1962年讓陳恭祿先生開設《中國近代史資料概述》課程，也是為了發揮老教授的一技之長吧？
聽陳恭祿先生的課，是那個年代一種難得的享受。陳先生當時已年過六十，生活上有些不修邊幅，冬天穿一件普通的中式棉襖，雙手交叉插在袖筒裡，若不是腋下夾着一卷講稿，看上去活像一個看門房的老頭兒。他講課從不照本宣科，總是進教室就先把講稿往講台上一甩，然後側身将胳膊肘依着講台，手拄腮幫，操着濃重的鎮江口音不緊不慢、無拘無束地講述下去，以至唇沾白沫，也顧不得擦一下。這是我們同學都印象深刻的。我還記得他給我們講頭一課時就聲明在先：“講義都已經發給同學們，你們課餘時間看看就是了。我雖按着講義的章節順序來講，但講的史料大都是講義上沒有的。将來考試，我隻按講義出題。我在課堂上講的，有誰不愛聽，打瞌睡也不要緊。”可誰會在他的課上打瞌睡呢，他所講的大都是生動有趣的珍聞秘事，令人耳目一新，課堂氣氛極為活躍。後來，有同學笑稱陳恭祿先生的講課風格像“說書”。此議論不知怎麼傳到了他的耳朵裡，為此每當講到鮮為人知的史料時，不等學生提問，他就随口說出：如若不信，你們可查某書第幾頁第幾行或某報某年某月某日第幾版。足見講課所及這些史料他都爛熟于胸，一旦登台開講，就像山泉一樣汩汩滔滔。當同學們問他怎麼捜集到這麼多珍貴的中國近代史史料時，他回答：“學曆史，頭一件事就是要盡可能多地掌握自己獨有的史料。做曆史文章，要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
就是在他給我們開《中國近代史資料概述》課的時候，戚本禹在《曆史研究》1963年第四期上發表了《評李秀成自述》一文，圍剿翦伯贊、羅爾綱、梁岵廬、呂集義等史學家，并以此影射瞿秋白的《多餘的話》。陳恭祿先生在我們曆史系舉行的讨論會上公開亮明自己的觀點：“我看戚本禹的文章既沒資料又沒新觀點，是站不住腳的。如果這篇文章是我的學生寫的話，評分就不得及格！”
2009年秋，為紀念入學50周年，我們班的同學首次回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聚會。留在母校曆史系任教的一位同學告訴大家，陳恭祿先生是在“文革”之始又一次被公開點名批判後于1966年10月患癌症逝世的。1979年南大曆史系召開了隆重的陳恭祿先生追悼會，恢複了他著名曆史學家的名譽。他當年的《中國近代史資料概述》講義，經哲嗣陳良棟先生整理後，已于1981年由中華書局出版。這部書出版以來受到學界的廣泛歡迎，至今仍是很多高校史料學課程的參考書……聽到此，我頓然警醒：餘生無論弄文還是撰史，當不忘做陳恭祿先生的一個及格的學生。（轉引自《文彙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