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菲利普·方納是美國著名的左派曆史學家。上世紀80年代初，我在美國訪問期間結識了他，從此保持着亦師亦友的關系，直到90年代初他老人家去世。
1982年春的一個晚上，我與方納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的大會客廳會面。這是我們的第一次會面。
我與方納教授得以相識實屬偶然。幾天前，我在哥大商學院的電梯門口看到一張海報，說紐約美中友協某日邀請剛訪華歸來的方納教授作訪華觀感的演講。所定日子早已過期，隻是這張海報還未被撕去。我關注的是方納這個名字。回到公寓，我即與海報上的聯系人吳梅女士取得聯系，要到了方納教授家的電話号。接着，與住在費城的方納教授通話中，我們約定在哥大會面。這個偶然的背後，是我早在文革前讀過他的四卷本《美國工人運動史》中譯本，知道他是一位持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曆史學家，該書是他的力作。他的書成了我講世界近代史的重要參考書。那時，有份量的著作不多，難得能讀到這麼一本資料豐富、觀點鮮明的大部頭著作。方納這個名字深深地留在我的記憶裡，我對他油然而生敬佩之情。他在《美國工人運動史》一書序言中講到，他如何在紐約工會大廈的地下室閱讀“勞聯”檔案的情景，在我記憶中再也揮之不去。
幾個月後，我趁參加美國史學會年會之便，途經費城，徑直去拜訪方納教授。他與他的夫人居住一個套房，推進房門便是明亮寬敞的客廳。寒暄一陣後，方納夫婦熱情地招呼我坐下談話。我即把帶去的禮品，一張天鵝絨壁挂，送給了他。方納打開看後十分高興，不等着表示謝意，便走到客廳中央，一腳踩在一個小方桌上，提着壁挂，将它挂在牆的正上方。原來，美國人有這麼一個習慣，對客人送的禮品要當場打開展出，如同打開收藏，以示視禮物的珍貴與主人對它的喜愛。
這次造訪讓我對方納教授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溫文爾雅的方納夫人講了不少關于方納的經曆與他們一家的故事。方納不僅是一個思想激進的學者，年輕時還是一位追随美國共産黨的社會活動家。四十年代初，被其所任教的哥倫比亞大學除名。失去了生活來源的他，回到家裡，辦起了一家小出版社，以編書與出版為業維持一家生活。這時期的方納情緒壓抑，對社會憤憤不平。我記得方納夫人動情的告訴我：方納每一天在家裡編文集，看清樣，經常忙到深夜。他們的兩個女兒圍繞在父親的膝下玩耍，與他親昵。方納編的書大多數是美國曆史上那些革命或進步的人物的文字。他編的那本《傑弗遜文選》（中譯本）至今還陳列在我的書架上，我在寫作時還引用了這本書中的文獻。方納夫人講的娓娓動聽，老頭子在旁邊，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動，插話說：“什麼繁榮富裕，還不是照樣貧富懸殊。”他看着我，手指點向樓下大街上，說：“你看，街上不是有人在乞讨。”
至50年代，美國的政治氣氛趨于和緩。絕大多數美共的追随者都已宣布退黨，其中有方納。于是，他又可以回到大學教書。他受聘林肯大學，直至退休。
這一時期，他的學術領域轉向了美國外交史，對美國與古巴的關系作了深入研究。他出版了《古巴與美國古巴關系史》、《西班牙·美國·古巴戰争1895-1898》等書。方納夫人為他的研究從西班牙語的原始檔案與文獻中翻譯大量史料。這些著作可能是美國學界首次利用古巴與西班牙的檔案進行研究的成果。方納還告訴我，作為對西·美·古戰争研究的一個方面，他正在編輯五卷本《美國反帝讀本》，為此，他與他的一位助手已走遍了全美幾十個公共圖書館與大學圖書館，搜集自1898年美西戰争以來美國民主派反對美國對外擴張戰争的文獻。他慷慨允諾出版後會贈送我，因為他知道我也在從事美國外交史的研究。方納不但要贈我書，還不止一次地說，“我可以指導你”，“我會幫助你。”坦率、敦厚、熱誠的性格溢于言表。事實上，在這一次會面中，方納已經講了不少他的研究心得給我聽。他說，美國西班牙戰争，其實是美·西·古戰争，古巴構成了戰争的一方，這是他的獨到見解。他自豪地對我說，“這是我的書的價值所在。”為引起學界的重視，該書英文本原著的封底上，對這一觀點作了更加詳細的解釋。方納的新見解已為新左派外交史家所采納，寫進了美國外交史教科書。《美國反帝讀本》在我結束訪學回國後陸續出版了，他把卷一、卷二及時地寄給了我。方納教授對我的最大幫助就是開啟了我對美國民主派反帝運動的探索，我充分地利用了《反帝讀本》卷一卷二中的文獻，寫了幾篇論文，填補了中國美國史研究的一個空白。（至今，我尚未見到國内學者公開發表的同一題材的論文。）這些論文後來納入了北京三聯書店為我出版的《美國崛起與大國地位》一書。
共進午餐後，已是午後二點，我要趕“灰狗”去華盛頓，話猶未盡，也隻好匆匆告辭了。方納夫人擔心我會迷路，她從桌上取出一張便簽，為我畫了一張去往長途汽車站的路線圖。二位老人家送我到電梯口。我與他們拉手告别。
二
方納與那些美共追随者的經曆是與這一時期美國社會的變化聯系在一起的。世紀之交（19世紀末與20世紀初），美國的工業化現代化取得巨大成功，農業社會正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美國成為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與此同時，美國社會分配不公、貧富懸殊、政治動蕩。
在美共進行革命宣傳與組織社會主義運動的同時，美國的自由主義改革派選擇了另一條道路。時評家赫伯特·克羅利發表了《美國生活的希望》一書，全面地表達了改革派的思想與改革方略。克羅利對美國的發展與問題持樂觀态度。他在書中一開始就說，“我們的國家本身，其民主的制度與光輝的前景是不容置疑的。”但克羅利看到了貧富懸殊與大量貧困存在的危險性，說這表明“這個國家的整個社會生活的基礎就有問題”。如何加固這個基礎，如何克服由工業化現代化帶來的諸多問題？克羅利認為，美國的“當務之急”是進行改革，即實施“建設性的國家行動計劃。”“國家應該讓個人服從這個計劃，也就是說，國家應該對财富進行公平合理的分配”。克羅利把重新分配财富上升為社會轉型時期與現代工業社會的首要問題，解決的辦法是政府幹預，實行體制上的重大改革。農業社會的個人主義已經不符合時代的要求，需要用高度社會化的民主取代過分個人化的民主。克羅利相信，經濟繁榮隻會加強民主而不是削弱民主。繁榮與發展是民主之本源。他對未來的美國模式歸納為：經濟繁榮——民主政治——個人幸福。
傑出的哲學家教育家杜威提出“福利國家”這個概念，認為美國改革與治理的主要任務是建立“福利國家”。杜威還認為，美國需要建立“大衆社會”，實現社會公平，而這要從教育平等做起。克羅利、杜威等改革思想家為美國的發展指明了方向。《美國生活的希望》經得起時間的證見，被譽為“改革的《聖經》”。
20世紀上半世紀，美國在“進步主義”與“新政”的旗幟下實行改革，社會矛盾在逐一克服與緩和之中。二戰後出現了“戰後繁榮”。
克羅利的改革方略取得了成功，希望變成了現實。主流社會對美國的改革與繁榮報以熱烈的反應，齊聲贊頌美國的發展。在衆多的學術著作中，以羅斯托的現代化論最具理論性與影響力。羅斯托是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長期緻力于發展理論的研究。1960年出版《經濟增長的階段》，該書是對發達國家包括美國與蘇聯的研究。羅斯托提出了經濟與社會發展五個階段的理論。其第五階段是“大衆高消費時代”，是經濟發展的最終階段。美國已進入這個階段，與此同時，出現了福利國家。而世界各國也終将到達這一階段。現代化是人類必由之路。
羅斯托接受克羅利的思想，把這些思想上升為現代化論，鑄就一個美國模式。羅斯托的書受到學術界的高度評價與歡迎，當該書再版付，被學界公認為克羅利以後的又一本經典著作。
在這麼一個大環境中，方納與大多美共的追随者對他們的人生道路重新加以選擇。然而，方納對他生活其中的美國社會依然持批評立場。哲學家羅蒂描寫這些從20世紀上半葉走過來的老左派的心态為“懷舊的虔誠”。他們一方面正視美國繁榮與進步的現實。革命，此路不通。一方面又彷徨于尋找克服繁榮景象下的分配不公與貧富懸殊的辦法。當我讀着羅蒂的這段文字時，我不禁自語：“這不是在講方納嗎？”記得那天方納夫人在介紹他的這段經曆時，方納的神情正是這樣：懷舊、無奈、困惑、不屈。我在書的空白處用紅色圓珠筆寫上了“方納便是”這四個字。（見理查德·羅蒂：《築就我們的國家——20世紀美國左派思想》，中譯本第35頁。）
我與方納教授的第三次會面是在1983年冬。方納應邀再次訪華。他原定于9月初與我在紐約肯尼迪機場同機啟程。飛機起飛後，我興沖沖地走進一等艙去看望他與方納夫人，卻不見他倆的身影，有二個座位空着。我思忖他倆是否因故推遲訪華日程了。回甯二周後，我收到方納教授的來信，簡短地寫上幾行字，說方納夫人在訪華的前一夜，睡夢中突發心髒病，不及送醫院搶救而在家中逝世。真不會想到，我與方納夫人僅一面之緣。我悔恨她寫給我的那張“路線圖”，被我随意扔了。這明明是她留給我的永遠的紀念品啊！
方納忍住悲傷，料理完喪事，即啟程訪華。他在南大曆史系作了一場美國勞工與勞工運動的演講。我發現，比起《美國工人運動史》一書中的論述，方納的觀點已經有所改變，淡化了以階級鬥争為綱的叙事方法，更多的是以現代化的視野論述勞工運動。不過，他對美國勞工的同情沒有改變。看得出來，多年來方納一直在反思與探索。
他對南大此行頗為高興，幾年之後，在東德講學時來信給我，表示了再次訪問bevictor伟德官网的願望。那時離他去世僅幾個月。
三
方納這個未竟之願由其侄子、曆史學家埃裡克·方納實現了。在老方納訪問南大20年後，小方納訪問了南大，為我的研究生作了關于美國非裔與種族問題的學術演講。他的二次演講，更像是他主持二次研讨班，氣氛熱烈，發言踴躍，我的弟子們覺得收獲多多，有很大的啟發。最活躍的是吳新雲，她頻頻舉手，站起來用流利的英語提問，與演講者台上台下站着對話。吳新雲正在撰寫關于非裔婦女的博士學位論文，從方納的演講提高了論文的學術境界。畢業後不久，她的論文《身份的疆界》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方納在結束南大之行時，曾私下裡對人說：沒有想到，這些學生提得出那麼多問題。
埃裡克·方納也是一位左派曆史學家，與他同時代的左派，通稱為新左派，與菲利普·方納這老一代美國左派在學術上有一種傳承關系。老左派追随美共，從事政治活動，故被稱作“政治左派”。新左派主要是對美國社會與文化加以批評，故稱作“文化左派”。埃裡克·方納一生從事非裔曆史與文化的研究。他的成名作是《重建，1863-1877》，獲班克羅夫特獎。他是哥倫比亞大學榮譽教授，在美國與國際史學界享有聲譽，曾當選為美國曆史學家組織主席。
方納家族二代人的不同境遇折射出美國社會在經曆了20世紀60年代民權運動後變得寬容、多元。新左派在一個更加寬松的環境中做研究，想問題。
新左派更多地關心下層民衆，注意到美國發展中的問題與陰暗面。在他們看來，經濟增長與繁榮并未克服财富懸殊與消滅貧困。克羅利在半個世紀前提出的這一問題依然存在，美國已分裂成貧窮與富裕鮮明分野的兩個社會。在羅斯托的《經濟發展的階段》一書出版不久，著名社會學家邁克爾·哈林頓發表《另一個美國》一書，并在《紐約人》雜志連載。早在此前，著名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斯已發表《富裕社會》一書。加爾布雷斯樂觀地認為，經濟增長與社會富裕定能讓美國消滅貧困。當時，人們更心醉于富裕社會，而對加爾布雷斯提醒的貧困現象未加理睬。正是《另一個美國》對全美貧困的深刻的揭露，觸目驚心，震動了美國社會。與加爾布雷斯相比，《另一個美國》像是一劑清涼散，讓沉醉在繁榮富裕氣氛中的中産階級清醒過來，看到了與他們置身的美國迥然不同的另一個美國。哈林頓宣稱有5000萬美國人，即全美人口的四分之一處于貧困之中，他特别調查了阿巴拉契亞山脈地區的貧困狀态。在另一個美國，人們酗酒，家庭破裂、暴力、吸毒，這些現象并非個人的作為，而是窮人對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作出的反應。哈林頓呼籲社會與政府給予窮人以機會與幫助。
《另一個美國》一書給了時任總統林登·約翰遜以改革動力。面對現實，約翰遜總統提出了“向貧困開戰”與“大社會”綱領。約翰遜在1964年初的國情演講中，宣布其三點計劃，以發動“一場反對貧困……的無條件的戰争”。改革取得了成績，在60年代的整整10年中，窮人的數量在逐年減少，到1969年，貧困者下降到2500萬人，即減少了一半。
《另一個美國》這本篇幅隻200多頁的小書，竟産生了如此巨大的正能量，書中新定義的“貧窮文化”、“貧窮惡性循環”已成為學術界的術語與日常語彙。《另一個美國》被譽為“貧窮再發現”的書。學者彼得·沃森在《20世紀思想史》一書中說：“如果從其有效地激發起了政治法案的通過來判斷，《另一個美國》必須被視為有史以來最成功的著作之一。”
這一事例已被美國史書所記載，成為曆史的一頁。文化批評的意義在這裡熠熠生輝。政府與主流社會應如何對待持不同立場的學派與學者，這是一個範例。
懷念方納教授之餘，這種懷念之情又引發我去思考我們的時代，一個正在變得寬容、多元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