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是晚清重要的曆史人物，其功業顯赫，當時就被人稱為“中興第一名臣”。同時他也是一個好讀書、善讀書的人，一生堅持讀書，樂此不疲。他讀書的特點除勤勉外，還偏好深湛之思，将讀書的心得用于社會實踐，學以緻用，對他事業的成功有極大幫助。《清史稿》中對他有個評價，稱“國藩事功，本于學問”，學問來自讀書，這就是說他的功業主要歸之于他有良好的讀書習慣。
曾國藩人生的後半段主要是在忙碌的官場度過的，尤其是在組建湘軍後的十多年，經常是戰局緊迫，事務紛繁，但無論是戎馬倥偬，還是運籌帷幄，他都以驚人的毅力，堅持每天讀書不倦，寫作不辍。他還總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讀書方法,如讀書有恒，讀書貴專，“讀書不二”等，至今仍給後人以有益的啟示。
讀書一生
縱觀曾國藩的一生，堅持得最為持久、自覺一以貫之的事就是讀書。他出生在湖南長沙府湘鄉縣一個叫白楊坪的偏僻小山村。這裡消息閉塞，文化生活貧乏。曾家世代務農，屬于“寒門冷籍”，到他曾祖父時家境有所好轉。他的父親考上了秀才，是私塾老師，也是曾國藩的啟蒙老師。在接受了父親的啟蒙教育後他去外地的書院讀書。
他讀書的特點是舍得下笨功夫，表現出他的毅力、堅忍和倔強。他後來将之總結為“挺經”，怄氣從不放出，徐圖自強，認為“天下事果能堅忍不懈，總可有志竟成”。在書院的生活也反映出曾國藩的隐忍涵養。有一天，他的書桌放在窗前，有個富家子弟說是擋了大家的光線，于是他移開書桌。晚上曾國藩用功讀書，那人又嫌吵，他就低聲默誦。後來曾國藩中了舉人，那人竟說是他搶了自己的好運，如此胡攪蠻纏自然遭到大家的指責，而曾國藩卻和顔悅色，勸息衆人，如同無事一般。
曾國藩考中舉人後新的人生目标是進京城考進士，但初次進京會試卻落榜了。第二年還有一場恩科考試（皇太後60壽辰增加一次），他就留在北京讀書迎考，結果又名落孫山。在北京期間他對韓愈的文章情有獨鐘，感到遺憾的是沒有讀完《二十三史》。再次落榜後他經運河南下返鄉，途中在江蘇的睢甯縣住了幾天，與也是湘鄉人的睢甯知縣相識，向他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路過南京時，他在夫子廟看到一套精刻的《二十三史》，十分喜愛，就用借來的銀子買了這套書，靠把衣物送進當鋪才湊足路費回到家。他父親知道後不僅沒有責備，還鼓勵他，表示願意幫他還錢，條件是他要把《二十三史》圈點一遍，也就是細讀一遍，以作回報。後來的一次會試曾國藩終于成功，中了進士。
更能反映曾國藩讀書勤勉的是他晚年的經曆。這段時間他先後出任兩江總督和直隸（河北）總督，在南京、保定兩地任職，經常車船勞碌，人在旅途，他也不浪費時間，索性就在轎中、船上讀書。到了駐地，白天公務排得很滿，找零碎時間讀書，晚上讀書時間多些。人一天天老起來，經常疲倦至極，常常思睡，内心卻以人已衰老然學問無成為恨，在讀書上不肯停歇。生病時讀書成了他惟一的精神寄托。這種心态在日記中反映出來。一天，白天他忙裡偷閑，“閱《漢書》，凡三十三頁”，下午又閱《近思錄》數頁，傍夕小睡一會，夜晚開始溫古文。雖然“疲倦殊甚，昏昏欲睡”，自己也“不知何以衰憊若此”，但總“念學術一無所成，欲為桑榆晚善之計，而精力日頽，愧恨無已”。
1869年秋冬以來，曾國藩的視力變差，看字常如隔霧。有一天，強迫自己二更多一點睡，雖“困乏之至，未及四更即醒”，而睡下後又總是考慮自己“久居高位而德行學問一無可取，後世将譏議交加”。1870年三月底，曾國藩感到“眼蒙殊甚”，便“令紀澤（曾國藩長子）視吾目，右眼黑珠，其色已壞，因以手遮蔽左眼，則右眼已無光，芒無所見矣”。這時，他的右目全盲，左目僅有微光，辦公、讀書都極為困難。因這年大旱，不敢請假，隻得勉力支撐。白天照常治事，晚上閉目靜坐一會便看一陣書，看一陣書後再閉目靜坐一會，還是不敢以眼病而放松讀書。1871年二月二十九日他的右眼完全失明，隻有這一天晚上他閉目靜坐，不閱一字，但二更後與兒子談韓愈的文章“原毀”，第二天便開始讀書，此後每日閱讀從未間斷。這年五月中旬，曾國藩忽得眩暈病，不能起坐，隻能請假在家調養。醫生囑咐他不要看書，因為讀書傷眼傷神，其他條件都可接受，惟不讓看書難以接受。就在“頭或大眩暈，床若旋轉，腳若向天，首若墜水”的情況下，他仍堅持看書，雖然像往常一樣讀書不辍，但内心卻十分凄楚。他在日記中寫道：“餘病目則不能用眼，病暈則不能用心，心眼并廢，則與死人無異，是以終日憂灼，悔少壯之不努力也。”于是，他給兒子寫信，要他們在50歲前把該讀的書讀完。直到去世的前幾天他還在看宋代理學家的《二程全書》，似乎是希望在理學的探究上給自己劃一個句号。
讀書修身
曾國藩的讀書有個特點，這就是将讀書與個人的道德修身相結合，講究自我品德的陶冶。1838年曾國藩進京會試中了進士，入翰林院。翰林院是清代“儲才養望”之地，人才荟萃，不過在翰林院供職比較清苦，俸祿低，有“黑翰林”的說法。但在翰林院有一個好處是不忙碌，有空閑讀書。曾國藩在翰林院九年，“每天發憤用功，早起溫經，早飯後讀《二十三史》，下半日閱詩、古文”。
讀書不能光讀不問，不與師友交流。曾國藩認定：“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都要好師好友好榜樣。”他在理學上向唐鑒學習。唐鑒是曾國藩的同鄉，教他讀《朱子全書》：“此書最宜熟讀，即以為課程，身體力行，不宜視為浏覽之書”，教的是讀書的門徑。唐鑒還告訴他，學問之道要與修身之法相結合，而督促自己修身最好的辦法是記日記，并向他推薦大學士蒙族人倭仁。此人重視讀書與修身并舉，每天從早到晚，飲食言行，都有劄記，凡思想行為有不合于義理的都記載下來，以便糾正。于是曾國藩就向倭仁求教。倭仁告訴他“研幾工夫很要緊”，這裡的“幾”是思想發展的苗頭，“研幾”就是要抓住苗頭認真研究，發現細小差錯及時改正。倭仁還告訴他必須“寫日課”，而且要“當即寫，不再因循”。
在倭仁的教誨下，曾國藩給自己制訂了“日課十二條”，内容為：
一、主靜：無事時整齊嚴肅，心如止水；應事時專一不雜，心無旁骛。
二、靜坐：每日須靜坐，體驗靜極生陽來複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鎮。
三、早起：黎明即起，絕不戀床。
四、讀書不二：書未看完，決不翻看其他，每日須讀十頁。
五、讀史：每日至少讀《二十三史》十頁，即使有事亦不間斷。
六、謹言：出言謹慎，時時以禍從口出為念。
七、養氣：氣藏丹田，修身養性。
八、保身：節勞節欲節飲食，随時将自己當作養病之人。
九、日知其所亡：每日記下茶餘偶讀一篇，分為德行門、學問門、經濟門、藝術門。
十、月無忘所能：每月作詩文數首，不可一味耽擱，否則最易溺心喪志。
十一、作字：早飯後習字半小時，凡筆墨應酬，皆作為功課看待，絕不留待次日。
十二、夜不出門，臨功疲神，切戒切戒。
從此後曾國藩就将讀書與修身結合，每天按照“日課”規定的内容行事。同時他還将讀書與寫修身日記（日課冊）結合起來，在各方面嚴格要求自己。比如有一天的日記他是這樣寫的：
醒早沾戀，明知大惡而姑蹈之，平旦之氣安在？真禽獸矣！要此日課冊何用？無日課豈能堕壞更甚乎？尚觍顔（厚着臉皮）與正人君子講學，非揜著（掩飾自己壞處，顯示自己好處）而何？辰正讀旅卦，飯後讀巽卦，一無所得，白文都不能背誦，不知心忙甚麼？丹黃（圈點）幾十頁書，如勉強當差相似，是何為者？平生隻為不靜，斷送了幾十年光陰，立志自斷以來，又已月餘，尚浮躁如此耶？
在他看來，在這一天裡他至少犯了三個過錯，早晨醒來不肯起床，讀易經效果不佳，後來讀書不用心，隻是應付。他把這些過失都上綱上線到滔天大惡的高度，罵自己是“真禽獸”。曾國藩有句名言：“不為聖賢，便為禽獸。”在這兩個極端之間似無中道可尋。這是理學的慎獨功夫，要求即使是一人獨處也能嚴格約束自己。從此他堅持寫日記一直到去世前一天。曾國藩後來回憶，自己一生能有所成，與年青時在翰林院的那段苦讀飽讀、自我磨砺的經曆有很大關系。他總是一再聲稱自己并沒有什麼天分，一切都是靠百折不撓的“挺經”拼搏來的。
讀書有恒
除注重讀書自省、讀書養性這些有關道德的層面外，曾國藩也很注意讀書的方法。他的讀書觀在方法層面核心是讀書要有恒。他在給弟弟的信中諄諄告誡：“士人讀書，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恒。有志則斷不甘為下流。有識則知學問無盡，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觀海，如井蛙之窺天，皆無識也。有恒則斷無不成之事。”諸事成功的秘訣在有恒。在另一封信中他對讀書有恒的重要性講得更為明白：
學問之道無窮，而總以有恒為主，兄往年極無恒，近年略好，而猶為純熟。自七月初一起，至今則無一日間斷，每日臨帖百字，鈔書百字，看書少亦須滿廿頁，多則不論。自七月起，至今已看過《王荊公文集》百卷，《歸震川文集》四十卷，《詩經大全》廿卷，《後漢書》百卷，皆硃筆加圈批，雖極忙亦須了本日功課，不以昨日耽擱而今日補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預做。諸弟若能有恒如此，則雖四弟中等之資亦當有所精進，況六弟、七弟上等之資乎……諸弟試将《朱子綱目》過筆圈點，定以有恒，不過數月即圈完矣。若看注疏，每經亦不過數月即完。切勿以家中有事，而即間斷看書之課，又弗以考試将近，間斷看書之課。雖走路之日，到店亦可看書；考試之日，出場亦可看書也。兄日夜懸望，獨此有恒二字告諸弟，伏願諸弟刻刻留心。
在這封信中，他不但談了有恒的效用，還做出榜樣，為諸弟規劃出有恒的方案，尤其是說到在路途中也可在到旅店時再讀書，真是苦口婆心，體貼入微。曾國藩的出身并不顯赫，資質平平，他惟一的長處就是有那股誠拙的毅力，困知勉行的精神，堅持不懈、無稍間斷、一往無前的氣概。
與讀書有恒相關的還有曾國藩專精一業的思想。他認為，“求業之精，别無他法，曰專而已矣。諺曰：‘藝多不養身’，謂不專也。吾掘井多而無泉可飲，不專之咎也。諸弟總須力圖專業……若志在窮經，須守一經；志在作制業（考科舉的應試術），須專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則須專看一家文集。萬不可兼營競骛，兼營則一無所能矣”。為此，他給弟弟們定了一條讀書的規矩：“讀書不二：一書未看完斷不看他書，東翻西閱，都是徇外為人。”這裡的道理是說，世上要讀的書多得不可勝數，而人生能有效利用的時間卻相當有限。讀書的目的是要建立自己的表述習慣和知識體系，為此隻能精選少數成套的經典著作專心去讀，以達到讀書的目的。對這層道理他舉讀韓愈的書為例：“諸子百家，汗牛充棟，或欲閱之，但當讀一人之專集，不當東翻西閱。如讀《昌黎集》，則目之所見，耳之所聞，無非昌黎，以為天地間除《昌黎集》而外，更無别書也。此一集未讀完，斷斷不換他集，亦專字訣也。”換句今天的話說，就是在讀書上要貫徹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的原則，在信息爆炸的今天這一原則的重要性尤顯突出。
在讀書上對“專”字訣要奉若圭臬，而盡講一個“專”字似又有所不足。對此，曾國藩還有一個讀書方法，就是把讀書分為略讀的“看”和精讀的“讀”。除此還有“寫”（書法）和“作”（寫作），以此四者構成讀書的整個體系。在他看來，“看”和“讀”是有嚴格分工的：“看者涉獵宜多、宜速；讀者諷詠宜熟、宜專。看者‘日知其所亡’，讀者‘月無忘其所能’。看者如商賈趨利，聞風即往，但求其多；讀者如富者積錢，日夜摩挲，但求其久。看者如攻城拓地，讀者如守土防隘。二者截然兩事，不可缺亦不可混。”他所做的形象譬喻是說，講究專字訣的“讀”是主心骨，而四面撒網的“看”則是附麗核心的枝葉，兩者相輔相成可共建起學問和知識的大廈。正是有這些有效的讀書方法，在軍務繁忙的營帳、政事叢集的官衙，曾國藩于執筆批稿發折、與人坐談立談之餘仍有他的一番學問可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