繪景地圖及其證史功用淺議

來源:bevictor伟德官网發布時間:2014-11-18 08:24:01訪問量:0

 

地圖在地理教學中有着極為重要的作用,有一種形象的說法叫做“地理之學,非圖不明”。而且地圖不但有标示地理方位的功能,還有在此基礎上再現人類活動及精神文化層面内涵的特殊作用。英國地圖學家布賴恩•哈利和大衛•伍德沃德在其《制圖史》中,将地圖定義為“圖像式的再現,這種再現使人們對事物、概念、狀況、過程或人類世界的最大事件形成了一種空間上的理解”。1 地圖與觀念文化相關聯對揭示人類在曆史上的活動很有意義,故而在曆史教學中經常會使用地圖尤其是曆史地圖。現在的曆史教材中通常都會選用一些曆史地圖,甚而有專門的曆史地圖冊供學生使用,在美國的有些曆史教科書中還設置了通過解讀曆史地圖來深化知識探究的欄目。

對“曆史地圖”的理解實際有歧義,其中一種是指今人繪制的描繪曆史活動的地圖,我們在教學中使用的大多是這種地圖,還有一種是前人留下的古地圖,在曆史教材中不時也會露面,但用得較少。本文要探讨的主要是後者。名義上兩者都是曆史地圖,但卻有古今之别。中國人民大學華林甫教授認為兩者的分别在于:“古地圖”是民國以前使用傳統繪圖方法繪制的當時的地圖;而現在所說的“曆史地圖”是指今人以其所在時代的當代地圖為底圖,依照今人需要,以曆史上某一年代或時期的地理狀況為内容而編制的地圖。也就是說,曆史地圖有廣義和狹義兩類,廣義的曆史地圖既包括古人繪制的,也包括今人繪制的。2

本文所要探讨的則是曆史地圖中古地圖的一類,是其中帶有圖畫内容、寫景成分、側重視覺形象表現的古地圖。對這類古地圖學界尚未有确定的名稱,有稱之為圖畫地圖、山水地圖、寫景地圖等叫法。筆者斟酌再三,則以繪景地圖名之。當然繪景地圖也有古今之分,比如今天在旅遊景區常見到的手繪地圖就是繪景地圖,而本文要研究的則是古人留下的繪景地圖。

與西方的古地圖相比,中國古地圖中繪景地圖的比例要高得多。美籍華裔學者餘定國在《中國地圖學史》中就提出對中國古代地圖的研究應回歸文學、繪畫的觀點。他認為,一直到清代受到西洋的影響,中國地圖學才脫離視覺與文學學科的傳統,成為一門展示的學科。鑒于傳世地圖中多偏重文字描述和山水畫似的地圖,他認為在中國地圖是圖像與文字的融合,地圖具有展示與表現的功能,地圖不但是實用的工具,也是美觀的藝術品,應關注這類地圖的藝術性和文學性研究。他甚至提出“地圖即畫,畫即地圖”的觀點。3 關于繪畫與地圖的關系,有一段史料生動地說明了在古代繪制地圖需要具備視覺藝術的技巧:“吳主趙夫人,丞相達之妹,善畫,巧妙無雙,能于指間以彩絲織雲霞龍蛇之錦,大則盈尺,小則方寸,宮中謂之‘機絕’。4孫權嘗歎魏、蜀未夷,軍旅之隙,思得善畫者使圖山川地勢軍陣之像。達乃進其妹,權使寫九州江湖方嶽之勢。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滅,不可久保。妾能刺繡,作列國于方帛之上,寫以五嶽河海城邑行陣之形。’既成,乃進于吳主,時人謂之‘針絕’。” 這講的是三國時吳國國君孫權依靠擅長繪技的趙夫人為他制作軍用地圖的事。

自然囿于技術水平的限制,繪景地圖不如現在所用的地圖科學性強,地理方位标注也不準确,還不長于表現較大範圍的地理狀況,對地形地貌主要是用圖形而不是符号來反映。但對曆史研究而言,繪景地圖作為一種史料也有其不可替代的證史功用。因為地圖既是表達地理信息的工具,同時也包含着特定的文化或政治觀念,可以用做讀取一個地區、一個民族和一個時代文化觀念的窗口,而且繪景地圖因其形象直觀的特點在這方面的作用發揮得更為明顯。就此可以一道高考題為例:

(北京2012年文綜題)地圖反映了人們認識世界的程度,地圖的變化記錄了人們認識世界的過程。歐洲中世紀時,地圖主要由神職人員繪制。當時歐洲的世界地圖千篇一律:基督教聖地耶路撒冷居于中心,多瑙河、地中海和頓河呈“T”字型,把世界分割為歐、亞、非三部分。中國古代地圖大部分由官方或士大夫繪制,主要用于日常行政事務管理和作為讀史的輔助工具。在中國古代繪制的世界地圖中,中國占據絕大部分圖幅,政區表現較為準确,中國疆域之外則繪制簡略,嚴重失真。

1、閱讀上面材料,結合所學,分别指出歐洲中世紀和中國地圖的功用。說明兩種地圖所反映的社會思想背景。

答案:歐洲中世紀地圖主要用于宗教宣傳;中國古代地圖主要用于世俗事務。歐洲中世紀地圖反映出當時基督教神權思想居于社會統治地位;中國古代地圖反映出中國中心論的思想。(略去後一問)

這道題考查的就是這樣一個視角,不足的是僅有文字描述而未使用地圖。

題中提到的T字型地圖就屬于繪景地圖,在歐洲中世紀很常見,是對教會信條和《聖經》内容與觀念的圖像化表現。這些地圖是象征性和裝飾性的,常作為漂亮的裝飾畫出現在書中或宗教場所,但其中地理學的信息相對比較貧弱,因為它們的目的是要解說一種思想,而非描繪地理特征。所謂T字型地圖更準确的說是地圖史上所說的T-O地圖,其基本構形是:地球被一個O形的環海包圍,以T形的内部水系分割O之内的三塊已知大陸。這個T的一豎為地中海,隔開歐洲與非洲;頂部的一橫則由兩條河流連接而成,即隔開亞洲和非洲的尼羅河(上題中稱為多瑙河)和隔開亞洲和歐洲的頓河。這三個水體或三大洲的交彙點是耶路撒冷,被當做世界的中心。在T-O地圖中,T還表現為耶稣受難的樣子,頭向東(頂部),腳向西(底部),雙臂指向北(左)與南(右),東方被置于頂端,因而亞洲在上部。而且T字本身也是基督教十字架的一種象征。可見整幅地圖充溢着濃厚的宗教内涵。

T-O地圖中現存最大最好的是赫裡福德地圖(收藏于英國赫裡福德教堂)。在這幅地圖上耶路撒冷位于中心,天堂和煉獄分居兩端,而傳說中的生物和怪物則居于遙遠的地帶。地圖上方将末日審判的場景展現出來,基督和天使在一邊召喚人們前往天堂,另一邊魔鬼和惡龍領着人們堕入地獄。地圖上有1100個地名、象征性圖像以及題詞,都來自《聖經》和古典文獻,将地理、曆史和宗教知識荟萃于一圖,圖上有巴别塔(通天塔)、諾亞方舟、金羊毛、牛頭人身的米諾陶、長着角的摩西等圖像。

自15世紀末到18世紀,随着新航路的開辟,歐洲人制作的地圖不僅反映出他們地理知識的進步,在制作技術上也有了革命性的變化,主要體現在墨卡托投影法的出現,可以用數學方式更準确地計算方位,展開地理空間。1568年,墨卡托為航海家設計了一套特别的投影法用以繪制地圖。這種“圓柱投影法”假想地球被圍在一中空的圓柱裡,其赤道與圓柱相接觸。然後,再假想地球中心有一盞燈,把球面上的圓形投影到圓柱體上,再把圓柱體展開;地圖的一點上任何方向的長度比均相等,平行的緯線同平行的經線相互交錯形成經緯網。

與歐洲文明的發展同步,地圖繪制技術也有了明顯進步,繪景地圖的數量減少。即使還有一些繪景地圖,也大多有實地測量的數據為繪圖的依據。1500年威尼斯畫家和制圖師雅各布•巴爾巴裡受商人安東•科爾布委托,在木闆上繪制了彩色的威尼斯地圖。這是一幅繪景地圖,從外形看,威尼斯的輪廓像一雙交握的手,又像一條巨大的比目魚。其視角是從西南方向俯視全城,将這座海島城市的“水城”特征描繪得具體生動,展現了這座文藝複興時期商業城市的繁榮景象。威尼斯人對大海有特殊的感情,每年都要舉行表示城市與海洋結盟的儀式,由總督乘船出海,向水裡扔一枚戒指,以表示威尼斯娶大海為妻。而地圖中停泊的紅色大舟就是總督參加城市與海洋結盟活動的座船。為繪制這幅地圖對城市進行了細緻的測量,勘測隊花費了近兩年時間。

16世紀後期,在歐洲出現了一批比較特殊的繪景地圖,以扭曲地理特征的方法來表現某種形象,讓國家和地區的輪廓變形以屈從于人物和動植物的外形。這種繪景地圖又稱為“奇巧地圖”(cartographic curiosities),筆者以為稱為“肖形地圖”更為合适。這類地圖中最為常見的女王歐洲地圖,最早出現于16世紀80年代。這些地圖的基本樣式是一位戴王冠的女子,左手持權杖(或寶劍),右手持插有十字架的圓球。雖然女王的整體形狀是指歐洲,但其頭部位置是西班牙,通常暗示女王即西班牙,意大利和丹麥為其雙臂,亞洲在其腳下。這是當時西班牙在歐洲擁有霸主地位的反映,随着1588年西班牙“無敵艦隊”覆沒,也就沒人再有興趣繪制這種地圖了。在古希臘神話裡,歐洲是以腓尼基國王的女兒歐羅巴之名命名的,而歐羅巴正是被化身為公牛的宙斯帶到這片土地上。這類肖形地圖的構型便是脫胎于這個故事。這些地圖在賦予歐洲以高貴少女品質的同時又摻入基督教精神,那個插着十字架的圓球暗示歐洲擁有上帝借福音所傳遞的可掌握整個地球的力量。圖示為1581年德國牧師賓廷繪的《女王歐洲地圖》。

除了人形的肖形地圖外,還出現過動物形狀的肖形地圖,其中最為常見的是16世紀後期的荷蘭獅形地圖。在地圖上将低地國家(包括今天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描繪成一頭獅子。第一幅荷蘭獅形地圖是奧地利制圖師艾辛格在1579年設計的。這個獅子形象取自當時被西班牙人統治的低地國家的族徽(奧蘭治王室徽記),表示這些國家聯合抵抗西班牙統治争取獨立的決心。1568年在荷蘭爆發了反抗西班牙統治的起義,由此拉開了長達80年的争取獨立鬥争的大幕。1648年荷蘭成為獨立的國家,領土包括比利時、盧森堡,低地三國構成了“獅子”版圖。但随着比利時、盧森堡獨立,荷蘭也就結束了“獅子”圖形的時代。這類地圖有很多版本,主圖的獅子大體相似,而細部圖案卻各有特色。1611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獅子”地圖是有代表性的一幅。圖中的“獅子”面朝右蹲踞,吐舌握劍,上方繪有各個省的徽章。當時正值與西班牙簽約12年休戰時期,因而其中透射出較多的和平元素。地圖右下角全副武裝的騎士正在休息,左右兩邊繪有漂亮的城市景色,一片和睦靜谧氣氛。

與此類似的還有把美國畫成鷹的地圖。1833年美國藝術家以撒•摩爾制作了這種地圖,土黃色的鷹覆蓋在各州的地域之上,鷹腳和鷹爪延伸至佛羅裡達州并通向古巴,反映了美國日後的擴張路徑。不過這隻地圖上的鷹畫得有點像鹦鹉,顯得文弱。對此制圖者有解釋,他認為老鷹通常被描繪成随時準備獵食,急于俯沖,要撕裂小動物,“但是在這裡,相反的,它掌握了整個國家,沒有競争對手,所以設計成沉着平靜的樣子,代表着國家自由以及獨立主義,散發仁慈溫和的氣質以及和平的态度”。5 因而這幅地圖是當時美國人對其國家形象的一種評定:仁慈溫和的鷹,與19世紀末兇相畢露的北美鷹鹫形象大不相同。原因一是美國本土當時還有很多未開發的“邊疆”,尚不需要對外大規模擴張;二則反映了繪圖者的認知,要把美國塑造成崇尚和平的形象。與此相反,俄羅斯在地圖上被描繪成章魚,以表示它的貪婪。它向四處擴張,如同章魚的觸手一般不停地向外蠕動。

肖形地圖的主要目的是要體現某種觀念,其地圖的實用功能有限。16世紀以後歐洲的大多數地圖都不是繪景地圖,反映出地圖繪制在近代科學驅動下的發展。不過在這些非繪景地圖中也有繪景的成分,作為地圖的裝飾描繪一些圖景,比如在海中畫上帆船和海怪,在大陸的空白處畫上叢林和野蠻人。這些附帶的圖繪也是某種思想觀念的反映。德國地圖學家克瓦德1600年出版了《地理學手冊》,其封面畫以不同的女子形象代表各大洲。秉承16世紀肖形地圖的傳統,一位持十字架的少女王者代表天主教歐洲,被尊于頂部。其右手方、左手方及下方分别是代表亞洲、非洲和美洲的女子形象:亞洲雖是王者氣象,但體态臃腫,顯然不及歐洲優雅、尊貴;非洲是衣不蔽體的半開化狀态;美洲則是原始的食人生番。這種區分後來在地圖中成為一種不斷重複的模式,盡管細節有所不同,但代表歐、亞、非、美各人物的基本特征和暗含的等差觀念如出一轍。

随着西方人對世界了解得越多,地圖上的人物形象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荷蘭制圖家霍安•布勞為其1662年出版的《大地圖集》配有一幅以人物象征各洲的封面畫,雖仍有歐洲女王和亞洲女王的形象,但也體現了人種學知識的進步,出現了外觀形象較為準确的印度人和非洲人形象,不過在其中還是能體會出西方人的歐洲優越感。在霍安•布勞的畫中,唯有歐洲高坐在馬車上,代表其他洲的人都步行拱衛她。

在這些地圖中還力圖以修飾形圖繪在地理信息之外附加某些觀念意象。在布勞家族出版的一幅亞洲地圖(1635年)上,主體部分是近代意義上的地圖,而繪景部分則縮減到四周的邊框中。圖上端展示了亞洲的九個主要城市和貿易據點——坎迪(Candy)、卡利卡特、果阿、大馬士革、耶路撒冷、霍爾木茲、班騰(Bantam)、亞丁和澳門,而兩旁的邊框各展示了五幅長方形的畫,畫中每對男女的着裝都代表了亞洲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居民。制圖者曾在荷蘭東印度公司擔任水文地理學家,可以了解到公司搜集的各種地理知識,也就能在地圖中繪出東方異域的各種場景。

中國地圖的傳統制圖方法通常分為兩種,一種是畫方地圖,采用“計裡畫方”的方法,地圖上帶有方格網,每格折地百裡,強調地理信息的數學定位。如宋代著名的“禹迹圖”就是畫方地圖,以前都認為這張地圖的準确度很高,英國著名科學史家李約瑟認為它是“當時世界上最傑出的地圖”。不過最近有人經過測算認為,“禹迹圖”有較大的誤差,如從西安正北至黃河的距離大約是700多公裡,而圖上所繪則為約2000裡,相當于今天的1060公裡。 6可見“計裡畫方”隻是一種繪圖方法,如果繪圖數據不準确,也就無法保證地圖的準确。另一種是将地形地物等要素用形象逼真的圖形繪制地圖,也就是筆者所說的繪景地圖。具體方法一是完全采用中國傳統的山水畫技法,确實做到“畫即地圖”的程度。比如繪制于光緒年間的《避暑山莊圖》,如果将圖中的地名貼簽除去,就成了一幅山水畫。二是采用中國傳統平面投影符号法繪制,結合标識畫法,使用立體形象标注建築和景物,帶有制圖符号化的特征,而繪景僅是地圖内容的一部分。繪景地圖的精度不高,大部分都是憑記憶繪制,沒有經過實地測量,缺乏西方制圖學中那種抽象的、無限延展平面的坐标位置概念,但繪景地圖也有優點,它形象直觀,立體感強,富有藝術性,容易辨認。

經過上千年的制圖實踐,中國繪景地圖的繪制也有了一些固定的程式。比如受山水畫“金碧山水”的影響,地圖上山川的着色在唐代就規定為“粉散百川,黛凝群山”,“黃為川,紅為路,青為山”。清代有位官員在描述奏折中地圖所用的彩色符号說:“塘内用深綠,中泓用深藍,陰沙用水墨,各色繪圖分明。” 7在中國的标識繪景地圖中,山脈皆以寫景繪法,重要城堡繪有方城和敵樓圖案,邊堡以帶望台的方框表示,海洋、大小水域則繪以閉合曲線或傳統的魚鱗紋水波圖案。

繪景地圖在中國出現的時間較長,下限一直延續到1911年,要比在西方盛行的時間長得多。偏于圖畫風格的繪景地圖直到晚清光緒年間仍很流行,這裡以兩幅光緒年間的地圖為例。一是《直隸長城險要關口形勢圖》,全圖東起山海關,西至遵化縣沙坡峪,為光緒朝戶部主事崔汝立所繪。采用的是傳統山水畫法,形象地繪出了長城沿燕山山脈蜿蜒起伏的雄偉形勢,在有河流穿過的地方即成為長城線上的大小關口。圖中對長城沿線各險要之處皆貼紅簽注明,并繪出其中守軍駐防之城及部分防禦設施。圖示是這幅長圖中的山海關,圖上山勢險要,城關巍峨,何處險夷,一目了然,既是軍事防禦的重要依據,也有很高的藝術欣賞價值。
另一幅是張雲軒1886年繪制的《重慶府治全圖》。說起這幅地圖還有個故事:2004年3月,重慶市市長會見一美國商會代表團。代表團中一位先生說,他曾在美國耶魯大學校長辦公室看見一幅繪制十分精美的重慶古地圖。這件事引起了市長的重視,他責成重慶有關部門去了解、查訪。後經多方查找、協商,美國耶魯大學圖書館在2005年4月将這幅古地圖的複制品送給了重慶市。

這是幅繪景地圖,描繪得非常精細,主要展現了重慶府城與沿江兩岸的城市風貌。圖中對重慶城重要的建築、廟宇、街道、會館都做了标注,所繪山水舟楫、街市樓門皆随類賦彩,用筆潇灑自如,布局張弛有度,繁而不贅,簡而不陋。

在地圖的右下角還有張雲軒的友人封萬濱寫的題記:“渝乃蜀東要地,形如龜而活潑,頸似鵝以高揚,四面水圍,九門壁峭。自神禹疏治以來迄今,其形如昨。盛迹古而志載人煙密而善多,十二景古峭成奇,七裡餘寬宏屈起,雖昔有仿古陳圖,不過描其大概。如雲軒久居斯土,少好學,喜畫喜遊,常樂志于山水間。每遇名區辄能作繪,數年來其心靜,其志專,其畫愈善。曾繪渝州全圖,大街曲巷,無不愈備。”可見張雲軒是靠步測目擊來繪制地圖的,采用的是山水、樓宇畫法,其精度不一定很高,但對城中的街道繪制精細,地名标注詳盡,有着重要的史料價值。實際上該圖亦有藍本,先前巴縣知事國璋曾召集“畫工”,“周曆郡治”,繪制過同名的地圖,但該圖則後來居上。近年來,重慶市恢複了不少曆史景觀,制作了一些舊貌沙盤,不少就是依據它而作的。

就繪景地圖而言,除了上文提及的其反映社會觀念、時代特征的功用外,還有幾點值得我們注意。

首先,中國與西方繪景地圖的發展路徑不同。在中國繪景地圖的影響要比西方大得多,數量多,時間久,地圖與繪畫的關系也更為密切。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與中西方之間文化傳統的差異有關。而這一差異最明顯的體現在中西文化關注的學科門類各有側重,中國重人文,西方重科學(尤其是科學中的數學)。中國古代早就有數學學科,但不列入普通教育範圍(珠算例外),科舉考試也不考算學。研究數學純屬個人愛好,大多數讀書人自然不會涉足。而在西方,數學早就被列入普通教育科目之列,比如古希臘雅典的柏拉圖學園,門口就挂着“不懂幾何學者不得入内”的牌子。後來數學又被列入教育基本科目“七藝”之中。對數學不重視在地圖繪制中就會忽視地理方位的數學關系,而更為注重地形地物的形象表現,甚至還會影響地圖繪制的科學發展。明代晚期歐洲人利瑪窦來華,繪制了當時比較先進的世界地圖《坤輿萬國全圖》,雖然在士大夫階層中引起很大震動,但能完全接受的人并不多,甚至還有不少人反對。利瑪窦在《入華記錄》中寫道:“人尚多有讪诋此地圖者。”

其次,繪景地圖是再現曆史場景的重要史料。繪景地圖是一種特殊的地圖,兼具地圖和繪畫兩種圖像的功能,有着具象直觀的特點,時代感強烈,大多是在曆史活動發生後不久留下的生動影像,有着豐富的圖繪細節,可用于再現過去的曆史場景。如清代的《江防圖》(局部),江邊舟楫排列,帆桅林立,兵士猬集。在波光粼粼的江中,橫亘着一個小島,從島上向岸邊伸展出四條攔江鐵索。這是在繪畫中難得一見的江防軍事設施,終于在繪景地圖中露其真容。岸邊有一些藍色貼簽,上面寫着地名,以顯示該圖的身份是地圖而不是繪畫。

再次,地圖邊框中的繪景圖案也有重要的證實功用。到近代不少地圖繪景的成分漸趨邊緣化,退至四周邊框,成為裝飾性圖案,而這些圖案也是有價值的史料,值得關注。就以英國16世紀的一幅英格蘭地圖為例。該圖是伊麗莎白女王統治時繪制的,這從地圖上方正中的女王像就可看出,地圖上還有英王室徽記。在這幅地圖中值得注意的是上下四角的四幅人物畫,各為一對男女,代表的是英國兩個重要的社會階層:上面是貴族,下面是商人。他們是當時英國議會上下兩院的組成者。作為統治者的階級基礎,他們在地圖中展示了自己的形象。

最後,對繪景地圖還可進行比較,在比較中發現曆史的真相。當然這種比較要有可比性,或是同類相比,以見其共性;或比較其差異,以見其個性,在比較中深化對曆史的理解。此處就對兩幅16世紀歐洲國家都城的繪景地圖進行比較。一是1558年的倫敦地圖,另一是1576年的巴黎地圖,時間大緻相近。先分别觀圖,辨認地圖上的景物,如認出巴黎塞納河中的城島,著名的巴黎聖母院就在島上;再認出倫敦泰晤士河邊的倫敦塔,河上唯一的倫敦橋等建築。再從時代背景來考察,當時英國正值都铎王朝時期,王權得到貴族和資産階級的擁護;法國則處于胡格諾宗教戰争時期,逐漸形成絕對主義專制制度。還可轉換視角,注意地圖下方作為裝飾的人物像,描繪的都是各自社會中有代表性的階層或階級的人物形象,如巴黎地圖上的貴族和平民等。而對之最有意義的讀圖則是透過地圖的表象,解讀其在城市規劃中透射出的政治文化。如倫敦的城市沿泰晤士河分布,顯得随意而開放;而巴黎則呈同心圓般環狀排列,最外圍是城牆,顯得嚴實而封閉。從其不同的城市布局可區分出倫敦趨于開放而巴黎呈現封閉這一主要的不同之處,這分别又與英國有早期代議制民主以及法國逐步形成強大封建體系的政治特點相聯系。這樣的讀圖層層深入,對開發學習者的思維有益。

繪景地圖作為圖像史料的一類,是地圖和繪畫交合的産物,有其特殊的證史功用,有必要發掘、研究,以更好地再現曆史。不斷地開拓曆史研究的邊界,擴展史料搜集的範圍,是我們增強史學研究創新能力的重要途徑。

 

1. 傑裡米•哈伍德:《改變世界的100幅地圖》,孫吉虹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第7頁。

2.《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年8月4日。

3. 餘定國:《中國地圖學史》,姜道章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70頁。

4. 王嘉:《拾遺記》,百部叢書集成本,第8卷,第2頁,轉引自餘定國:《中國地圖學史》,第160—161頁。

5. 賽門•加菲爾:《地圖的曆史》,鄭郁欣譯,台北:馬可孛羅文化,2014年,第164頁

6. 成一農:“中國古代地圖背後的‘李約瑟問題’”,《地圖》,2013年第6期。

7. 《宮中檔乾隆朝奏折》,第43卷,第552頁,轉引自餘定國:《中國地圖學史》,第97—98頁。

(轉載自《曆史教學》201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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