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曆了幾次搬家，陳謙平已經找不到25年前的日記了。他記得自己一直都收着那一年柏林牆邊的傳單，以及從柏林牆上鑿下來的一片混凝土塊，上面塗滿了色彩。但是現在，他唯一能找到的是一本相冊，憑着相冊還能回憶25年前的一些片段。
趕赴一場盛會
1986年，洪堡大學漢學家費路教授來到bevictor伟德官网。他留給陳謙平的印象是，“帥，個子高，中文比大山還好！”50年代，費路是就讀于北京大學的民主德國留學生，得到翦伯贊、鄧廣銘等人的指點，有一段時間，甚至成為齊思和唯一的入室單傳弟子。
1983年後，費路重訪中國，并與陳謙平的老師、bevictor伟德官网教授張憲文建立交流合作關系。陳謙平因為做民國史和中德關系研究，從1987年開始學習德語，準備赴洪堡大學師從費路。
1989年，陳謙平到北京語言學院接受出國前最後的培訓，同時辦包括遷戶口在内的手續：“我的戶口都遷到東德去了，我現在的戶口都是從民主德國遷回來的，永遠斷不掉了。”
洪堡大學随着東西德分立，是從原來的柏林大學分離出來的，“東柏林部分改成洪堡大學，西柏林部分就變成了自由大學。”
動身的時候，已經是1989年12月。為了省錢，陳謙平坐的是國際列車。從北京出發，5天6夜到了莫斯科，期間經龍門、二連浩特出關。在二連浩特與外蒙古邊界處，要換軌。“因為前蘇聯是寬軌，不是标準軌，整個蘇聯境内都是寬軌。以前閻錫山在山西搞的是窄軌，為了不讓别人進來。”
車子進了一個大工廠，下面有兩條軌，“啪嗒”一聲。乘客可以下車也可以不下車，陳謙平并沒有下車。“很快，幾分鐘就換好了，‘啪’自己的軌道卸下來，‘啪’把原來的軌道貼上去。”
一路經過貝加爾湖、西伯利亞就到了莫斯科。“又要換車，我們這個國際列車是北京到莫斯科的。”在貼滿明星海報的國際列車上坐着的大多是去往歐洲的留學生。
雖然前蘇聯比較嚴格，“你要是帶幾瓶二鍋頭，羽絨服……一路就可以換東西，當時一個美金可以換13個盧布，在火車上面換。在蘇聯它是不變的，一個盧布換1.5美金，這是官方價格，我們要10個美金就夠了，在列車上連魚子醬都能吃上。”
到莫斯科簽票，因為陳謙平的票是從北京到柏林的，“當時是東德，還比較方便，去簽票，他們告訴我們要排隊。你們也不必去排隊，護照給他，加兩個美金。”跟中國後來一樣，“排隊加塞，蘇聯人也不講話了，反正給你簽個票。”
到柏林正已是年底，那時柏林牆已經完全實現自由通行。
在陳謙平抵達柏林前的1989年11月9日，新東德政府開始計劃放松對東德人民的旅遊限制，但由于當時的統一社會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君特•沙博夫斯基誤解上級命令，錯誤地宣布柏林牆即刻開放，導緻數以萬計的市民走上街頭，拆毀圍牆，整個德國陷入極度興奮狀态。
最初，大多數柏林牆附近的酒吧自發提供免費啤酒，選帝侯大街排起了長長的汽車隊伍，陌生的人們互相擁抱，許多西柏林人爬上柏林牆。當晚，西柏林市長沃爾特•莫波爾立即下令向移民提供臨時住宿，并在西柏林儲蓄銀行發放100西德馬克的費用。
這樣的局面持續并不久，“就那麼幾天。”全球各地的記者特别多。有人在街上跟陳謙平打招呼，日本共同社的記者誤把他當成了日本人。人們爬上柏林牆，在上面塗鴉，拆下建材當成紀念品。陳謙平在牆邊看到很多人鑿下塗滿色彩的牆面買賣。他自己也問周圍的人借了錘子敲下幾塊收起。随後的周末，東德當局宣布設置10個新的邊境出入口，包括一些具有曆史意義的地點，例如波茨坦廣場等。許多人等在這些地方，看到推土機開出來恢複原有的道路時，歡呼開來。
直到1990年中期，一直在設立新的出入口。期間的1989年12月22日，在超過十萬人的歡呼聲中，時任西德總理的赫爾穆特•科爾由西往東走過勃蘭登堡門，東德最後一任總理漢斯•莫德羅在門的另一端迎接他，标志着勃蘭登堡門再次開放。西德人也在12月23日開始無需護照即可進入東柏林。隔離區被完全拆除，人們在勃蘭登堡門前的柏林牆上跳舞慶祝。
陳謙平憑護照也可以進出勃蘭登堡大門，在他收拾停當後的一段日子，幾乎每天都穿過柏林牆，到西柏林轉轉，西柏林牆面的塗鴉是他喜歡的文化。每天，地鐵載着陳謙平到弗裡德裡希站，出地鐵蓋個章，進入西柏林。柏林牆高聳在他的右手邊，“很高的，爬很難爬過去。”
在西柏林一邊，他看到有人過來紀念因翻越柏林牆死去的人，牆邊擺滿了鮮花。官方數字顯示，自柏林牆建起後，共有5043人成功地逃入西柏林，3221人被逮捕，239人死亡，260人受傷，但是死亡人數一直存在争議。
在宣布開放的最初的幾個月，柏林牆仍駐有邊防軍，并且他們嘗試修複“圍牆啄木鳥”所造成的牆體損壞。漸漸地，他們放棄了這種嘗試，并容忍了未被官方宣布而自行開鑿的出入口存在。
1990年6月13日，東德軍隊正式下令拆除柏林牆。7月1日，東德宣布接受西德馬克，此時所有的邊境控制措施均被取消。随後東德軍隊（統一後的德國陸軍）開始拆除柏林牆，直至1991年11月完成，剩下幾處分牆體和瞭望塔被留作紀念。
1989年，人們聚集到勃蘭登堡門前慶祝柏林牆的倒塌
身邊的人逐漸消失
狂歡的盛會并不長久，消弭了物理界限的德國人很快冷靜下來。起初是“人心渙散”。 陳謙平的導師費路教授是一個堅定的共産主義者，在柏林牆通行的最初，他跟學生說“問題不大”，談起政局，他也表示憂慮，但總有“問題不大”的樂觀。很快，半個月，“整個就翻盤了。”不久費路就心髒病發作住院。“他覺得共産主義政權倒台了。”
街上逐漸出現散發傳單的人，傳單的内容都是關于統一，關于反對共産主義制度。當時的政黨是民主社會主義黨（PDS），領袖辭職。“散傳單的都是民主黨派，都是他們在鬧事。”
學校裡，對共産主義者的清算也逐步開始。“首先是拿教馬列主義公共課的老師開刀，各個學校都撤銷公共課的教研室，先下崗的是這批老師。”緊随其後的是社會科學系統，“被認為是共産主義政黨的喉舌系統、宣傳系統，他們全被開掉。這些教師也都失業了。”
“柏林牆倒塌”後不久，接管學校的西德高層準備把費路“清除掉”，因為他是堅定的共産主義分子，而且不屈從，有着堅定的共産主義信念。“他們開始給他羅織罪名”，最後定罪是：他的一個哥哥是東德克格勃，是東德秘密情報部門的第5号人物。聽說學校要開除費路的消息時，陳謙平已經回國。“因為老師住院，一同做研究的老師和同學都因為意識形态原因離開學校，身邊的人漸漸都消失了。”陳謙平的研究也做不下去了，停留3個月後，他決定回國。
費路要被開除的消息震動了漢學界，“因為費路在學界擁有極高的名望，他起初做中國古代史研究，古文和英文都很好，做了好多事情。他當然也不肯走，他說你們找個人來替代我，我跟他學術單挑。”
國際漢學界為此寫聯名信聲援費路，“還不是中國發起的，是美國和德國、日本在内的一批學者，也包括了中國的學者。”大家把罪責歸結于西德政府。在國際壓力下，西德政府後來改變了态度，費路得以一直在洪堡大學任教。
費路聽說陳謙平回國了，不太高興，問他：“你怎麼這樣就走了？”陳謙平也覺得無奈：“我也沒有辦法，他住院，也不知道他住在哪，不想給他添麻煩。”最後他的民國時期中德關系研究也半途而廢。2001年，67歲的費路病逝。
其他師兄弟的境遇，也是陳謙平回國期間耳聞的。德國人的學問和政治基本是連在一起的。當時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基本上都是為政治服務的，他們大多是堅定的共産主義者。東西德統一後，陳謙平的師兄安悟行，雖也是有名的學者，卻也沒逃脫出局的命運。1987年他率先披露了德國檔案館收藏的羅森報告。但他當時是PDS柏林地區書記，之後被戴上“秘密警察”的罪名，被迫離開洪堡大學，開始經商。“所以你看西方人還不是一樣嘛，在意識形态上。”
陳謙平接觸的幾位學者：穆勒、費路、梅薏華。無一例外都是共産主義的擁護者。在柏林牆倒塌後，“其實已經不是簡單的統一問題了，而是西方制度來接管共産主義。他們後來的命運，不屈從于西方意識形态總歸不會太好，盡管他們還是可以堅持原來的主義，PDS還在，組織還在。”這些學者在柏林牆倒塌時，雖心有不滿，但也無可奈何。“必須小心謹慎，一般人也不敢随便高調，如果太多抗拒，可能就羅織個罪名被開除了。”最後有些教授不得不提前退休。“特别是這些老人，意識形态上跟着共産黨很緊。畢竟他們之前的生活待遇比較好。”
東德知識分子的待遇比較好，“造反的都是老百姓和工人。他們待遇相差太大了。知識分子一般都有郊區的一棟别墅，收入也很高，所以這些人就非常地堅持信念。”柏林牆倒塌後，洪堡大學被自由大學接管。“自由大學派管理人員擔任系主任、校長等行政職務，他們的工資待遇是西德的，東德知識分子工資盡管也算不錯的了，但跟西德還是有差距，加上東德馬克不值錢。”
東西德矛盾在牆塌後的很長一段時間都存在，東西德之間心理上的“柏林牆”更需要很長的時間來化解。同一個辦公室裡，西德人工資要高得多，東德人就會不滿意，覺得是二等公民；西德人也不甘心，認為東德是個包袱。陳謙平在學校每月有900馬克的生活費，“這在東德生活可以很不錯。”但是到了西德，8：1兌換西德馬克，就會顯得窘迫。柏林牆街邊，到處都是換德意志馬克的人，“因為
東德馬克不能用。”
陳謙平住在洪堡大學招待所，柏林牆倒塌後的兩三個月，那裡就沒什麼人了。每天都隻有他和一個剛果來的學生。陳謙平每天的主要工作是到東德國家檔案館看檔案，“主要是德國駐中國大使館的檔案。抗戰勝利後，因為德國是戰敗國，他的檔案被中國政府給接收，直到49年，才還給了東德。有一些比較重要的資料，當時費路和幾個學生一直在做關于南京大屠殺的檔案，羅森報告就是其中之一，是德國駐南京的一個政務官。”
在東德，有了最早的超市，但超市裡的東西遠不如西德質量好。陳謙平很後悔沒有買一台當時最好的相機，鏡頭是東德的蔡司，三四百馬克一台。“我們當時都舍不得買，花那麼多錢去買台相機，但是現在有點後悔，蔡司鏡頭是最好的。”
東德的商店裡最多的是越南人，他們排着隊哄搶，平時在東德一些建築公司務工。除了越南人，在東德較多的是土耳其人。因此，美國的種族矛盾表現在黑人與白人之間，在德國主要是德國人和土耳其人、越南人之間的矛盾。德國國民素質高，文明程度也高，平時聽古典音樂，講話聲音低，咖啡館、餐館裡碟子聲音都聽不到。東方人在德國的表現就相反了。
陳謙平前幾年去德國，自由大學的羅梅君教授帶他去東德轉，依然心懷憂慮地給他介紹：“這邊還是很危險，法西斯、新納粹都是從這裡出來的。”“這麼大一個國家，好在西德比東德大一倍，經濟體量也大，能夠慢慢消化。25年過去，也差不多了。”但矛盾化成的瘡疤隐約可見。
現在陳謙平每隔一兩年要去一次德國，他喜歡柏林，這座城市給他帶來安全感。但偶爾也有物是人非之感，尤其是看着勃蘭登堡門兩側建築拔地而起，空地上建起了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立滿墓碑。國會旁邊原來的空地上蓋起了總理府：“原來視線越過那片空地就是波茨坦廣場，可以看到女神像。”（來源：bevictor伟德官网小百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