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通史》（第四版）[美]霍華德•斯波德著，吳金平等譯，山東畫報出版社，2013
“我們是怎樣變成我們自己的”
全球化與一個多元文化的世界，一方面培養了我們的全球意識，一方面又要求人們重新認識自己與地球上其他民族及其文化，以利于合作、交流與促進社會的進步。于是，“我們是誰”、“我們是怎樣變成我們自己的”這一類問題被提了出來。在美國白宮舉辦的千禧年演講會上，衆多的演講者與參加者，其中有學者、藝術家、科學家和其他有創造性的個人，都在探索“作為美國人的我們究竟是何許人，以及我們在21世紀及以後要成為何許人”。作為對時代聲音的回應，斯波德的《世界通史》一書，以這個問題作為全書的主線。作者在前言中說：“本書将高度概括曆史影響我們現在與未來的方式，它将幫助我們了解我們是如何變成我們自己的。”遵循這一主線，本書在叙事上以“我們”為中心，闡述了“我們”過去的世界。當然，書中的“我們”不是指某個民族或某個國家的，而是指全人類，即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各個民族與不同人群。
在國内以往的世界史著作中，我們看到的多是社會發展史、階級鬥争史，世界通史則是由上古史、中世紀史、近代史、現當代史組成的。曆史的記叙以社會、階級為立足點。斯波德著《世界通史》一書，擯棄了這個框框，以人類在各地區的活動為中心，探讨影響現在與未來的方式，闡述過去世界的曆史。這是一本認知“我們是誰”的著作。
人類活動的七個方面
斯波德歸納了人類活動的七個主要方面，作為本書的七大主題。它們分别是：文明/定居/擴張/宗教/全球貿易/社會變革/科技。全書包括八大部分，前七部分分别對這七個主題逐個加以闡述。
第一部分，叙述人類起源以及農業文明的開始，人類從野蠻向文明的轉變；第二部分，叙述農業定居與早期城市文化的發生，“城市定居生活的确立開始了世界曆史的一個新時代”；第三部分，叙述人類早期（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1000年之間的三千年時間）的擴張活動。這個曆經三千年發生在世界各地區的地域擴張，導緻了地區帝國的建立，如波斯帝國、羅馬帝國、中華帝國、印度帝國。
值得注意的是，書中對這些帝國留下的遺産，以及這些遺産的不同之處與相同之處均加以評點。此前似乎還未見過曆史學者作這樣的研究。我饒有興趣地閱讀了書中對中國的儒學與羅馬帝國的哲學的對比：中國儒家學說構建了一個自然平等和諧的“神話般的黃金時代”，但現實生活中的儒家，則“強調了一個秩序井然的封建帝國”，儒家官僚制度為中華帝國“提供了一個核心的文化身份”；比較羅馬帝國來看，雖然帝國崇拜加強了帝國的凝聚力，但基督教并沒有明顯支持帝國的統治，甚至大大降低了臣民對帝國的忠誠。這段評論對正在展開儒學熱的中國學術界當有啟迪。
第四部分叙述世界各大宗教的崛起。書中同樣對這些宗教加以比較。如印度教與佛教，猶太教與早期基督教，猶太教、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比較。在對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加以比較後，書中說：“盡管各個宗教團體以強有力的政府做後盾将世界瓜分為不同的宗教控制區域，并且頻頻發生争戰，有時候它們也會互利共存，分享各自的文化，認同它們的共性和共同的人性化的信仰。”細心的讀者由此可以看出作者的價值取向：憎惡戰争，贊美共存。所以，在叙述到當代世界問題時，他嚴厲譴責恐怖主義分子，“把高貴的宗教傳統濫用于謀殺無辜的民衆”；同時，對美國沒有證據證明薩達姆同“基地組織”存在聯系的情況下，發動對伊拉克的戰争持否定态度。
第五部分，闡明早期的全球貿易與新航路發現後的全球貿易。中國通向中亞與歐洲的“絲綢之路”，被提到早期全球貿易的高度。書中認為，全球貿易是“現代世界的開端”。也就是說，現代世界是由國際貿易建立和維系的。把國際貿易的重要性提到如此高度，不言而喻，是在全球化盛行的當代的一個全新的理念，也是這部《世界通史》貫穿始終的一個鮮明論點。在闡述世界當代史時，作者更加明确地闡明自己的論點：“全球化其實是早期世界貿易擴張的現代版。”
第六部分《社會變革：西方的革命及其影響》，主要叙述英國革命、美洲革命、法國大革命，以及對全人類曆史具有深遠意義的工業革命。
第七部分，以20世紀高度發達的科學技術作為國際競争的新視角，對兩次世界大戰、冷戰加以闡釋。對于冷戰後兩個正在崛起的大國——中國和印度，該書專辟一章加以介紹，并對中印兩國發展的道路進行了比較。
第八部分，從曆史上七大主題的視角解釋過去的世界是怎樣影響現在與未來的。“曆史背景幫助我們了解當代”。前七個部分與第八部分的當代世界，其實是一個整體。全書最後一節“認同問題：有何意義”，用不到一頁的篇幅，對“我們”予以畫龍點睛般地概括與思考。其結論是，“這麼多的變化如此迅速，以至‘認同’到21世紀開端已變成一個關鍵要素。”像是同讀完該書的讀者進行對話，作者寫道：“我們希望讀者認識到，曆史研究是我們自己——個人的與集體的生活與認同背景。通過知道我們過去來自哪裡，我們将會更好地理解我們在未來可能決定去哪裡的選擇。”
跳出意識形态偏見
在世界曆史的叙述中，意識形态偏見的主要表現之一，就體現在對待人類不同文明的态度上。史學家對不同文明采取不同的态度，在對不同文明的評論或在史事叙述的篇幅内容上，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表露出來。其中最突出、最有影響的，就是“歐洲中心論”。該理論，顧名思義，就是認為歐洲是世界曆史的中心，歐洲文明是人類曆史上先進的、引領世界進步的文明，歐洲文化是世界一枝獨秀的先進文化。“歐洲中心論”的觀點，顯然不符合人類曆史發展的客觀事實，遭到了曆史學家的懷疑與駁斥。有一個時期，曆史學家把歐洲文明與曆史的叙事加以壓縮，試圖以此糾正歐洲中心論，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斯波德著《世界通史》一書，從結構上（七大主題）、方法上（就事論事）改變了以往對世界曆史的叙述，試圖重現一個全球互動與多元文化的世界，這是值得肯定的。
實際上，在全球化加速與加深進行之時，一個曆史學家如果能夠超越國家、民族與種族，以更宏大的視野來看待人類的曆史活動，不僅可以糾正“歐洲中心論”，也會防止今後可能産生的這樣那樣的中心論或優越論，進一步促進全人類在許多重要問題上逐漸達成共識。
作為一次創新，這部《世界通史》，給我們留下了足夠想象與思考的空間，引導我們如何從全球化的視角與高度來重新認識以往的曆史事件。例如，工業革命是世界曆史上最重大與最具深遠影響的事件之一，從這個事件探讨“我們是誰”、“我們是怎樣變成我們自己的”，不僅可以看到工業革命對發達國家産生的後果，還要考察工業革命是怎樣導緻世界性的貧富分化，以及在世界的兩極分化過程中，工業革命又扮演了什麼角色，起了什麼作用。又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次國際反法西斯戰争，是一次全球合作、維護人類生存與進步的曆史事件。像當時中國這樣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卻以曆時最長、犧牲最大的反抗而為盟國取得二戰的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這個曆史事實，不能不使我們去除偏見，即不要單純地以窮富與GDP的指标，來衡量一個國家在全球化進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對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多元文化世界，我們恐怕要有一個新的價值取向。（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