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年8月4日629期
日本民族有很多優點，比如勤奮好學、遵守秩序、愛護衛生等，但它也是一個矛盾的民族，有着讓人琢磨不透的個性。
這種矛盾性在1936年少壯派軍人發動的“二二六事變”中表現得非常充分：一群荷槍實彈的軍人沖進首相和大臣的官邸，槍殺男主人後，領頭軍官卻向哭泣的女主人鞠躬緻歉，然後才離去。這種古怪态度還反映在日本對戰争罪責的認識上。德、日、意三國作為二戰法西斯國家，曾給人類造成巨大的戰争創傷，但戰後對戰争罪責的認識卻各不相同：有的徹底清算法西斯罪行，向受害者認罪，走和平之路，比如德國；有的千方百計為侵略戰争辯護，大做翻案文章，比如日本。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編劇拍攝的電影《吾為君亡》在日本頗受歡迎，裡面赤裸裸地将二戰末期用飛機撞軍艦的“神風”特攻隊當作英雄來歌頌。還有政客參拜靖國神社，頻繁“見鬼”，為戰犯招魂；改寫教科書，肆意篡改曆史，美化侵略戰争，否認南京大屠殺；無視釣魚島主權屬于中國的事實，非法竊取中國領土。種種事實說明，日本是一個不肯服罪的國家，對過去的追憶使它陷入病态的夢幻之中，而這一頑疾的病根又在哪裡？
特定的地理、曆史環境造就了日本獨特的國民性。當然這有其衆所周知的優點，但同時也存在許多不足，比如民族心理的狹隘。在日本人心目中，日本“乃日所出之國”，是“天地間最初生出之國”，“為世界之根本”。這種自大心理與其生存的環境有一定關系。作為一個島國，日本生存空間相對狹小，而在古代交通條件不太便利的情況下，身居海島對外界情形了解不多，導緻一種至尊至上飄飄然的心理感受。另外島國環境使其民族具有單一性，有着單一的民族結構、語言文字、民族文化，故而民族認同感、文化歸屬感很強，這也容易産生自命不凡、唯我獨尊的心态。從井底看世界，自認是老大，但一旦從井底走出發現世界如此之大時，急劇的反差使之産生了嚴重的心理失衡。要改變這大小懸殊的格局，就不惜動用武力，從近鄰開刀是實現其目标的第一步，朝鮮和中國成為最早的受害者。
在文化觀上也折射出這種狹隘的民族心理。中國的盛唐文明在日本曾廣為傳播，促進了日本社會的進步和發展，但在二戰時的日本教科書上卻成了：“自天武天皇時起，我國向唐派出遣唐使，以示國威。”日本發動的侵略戰争給亞洲人民帶來極大的災難，而在當時的教科書中卻說：“日本今天的所作所為正是拯救他們脫離苦海。”直至今日，有些日本政客還堅持這種“解放亞洲論”的荒謬戰争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