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年9月12日第645期
形象史學是國内史學界近年來提出的一個新概念，也是史學研究方法與史學分支學科的新發展。
乾隆十八年（1753）冬，三車淩率杜爾伯特部來歸。次年五月，乾隆皇帝在避暑山莊萬樹園賜宴招待。清宮西洋畫家郎世甯等人繪制的《萬樹園賜宴圖》，形象地反映了這一民族團結的曆史場景。資料圖片
何謂形象史學
提出這一概念的學者認為，“‘形象史學’，是把形與象作為史料，用以研究曆史的一門學科。具體來說，指運用傳世的岩畫、銘刻、造像、器具、建築、服飾、字畫、文書、典籍等一切實物，作為主要證據，并結合文獻來綜合考察曆史的一種新的史學研究模式”（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編：《形象史學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頁）。從大類來說，它仍屬于以形态直觀為特點的形象研究。
“形象”的英文為“image”，引申為圖像。過去有“圖像史學”的說法，英國曆史學家彼得•伯克著有《圖像證史》一書，他表示，該書的“主要内容是關于如何将圖像（images）當作曆史證據來使用。寫作的目的有二：一是鼓勵此種證據的使用，二是向此種證據的潛在使用者告知某種可能存在的陷阱”（彼得•伯克：《圖像證史》，楊豫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3頁）。此處所雲“圖像（images）”的内涵有些模糊，是否包括實物類的形象，并不明确。譯者楊豫對該詞的内涵做了注解：“按照作者的界定，它不僅包括各種畫像（素描、寫生、水彩畫、油畫、版畫、廣告畫、宣傳畫和漫畫等），還包括雕塑、浮雕、攝影照片、電影和電視畫面、時裝玩偶等工藝品、獎章和紀念章上的畫像等所有可視藝術品，甚至包括地圖和建築在内。”這就将“images”的範圍從平面的“圖像”擴大到包括圖像在内的實物“形象”。形象史學這一概念的提出，就是基于這一擴展，并進而擴及一切實物。
從形象的本質意義來說，文字其實也是一種形象，尤其是在文字與圖像并存之時更是如此。比如，在海報設計中，20世紀初就有人提倡字體設計的革命。比利時設計師、建築師亨利•凡•德•威爾德（1863—1957）在為美國著名建築師弗蘭克•勞埃德•賴特（1867—1959）的設計展所作的海報上，将文字按照幾何學的方式設計，把字母都變成由垂直線條和水平線條構成的字體，展現了風格派的獨特追求。此外，傳統中國畫也很注重畫面構圖與書法題款的相互配合。
形象史學有助于擴大研究視野
形象史學這一概念的提出，将研究對象從二維空間的平面“圖像”擴展到三維空間的立體“形象”，反映了人們要求擴大史學認知範疇、進一步開發史料資源的需要，也是為溝通精神文化與物質文化之間的聯系所作的努力。
近年來，國際史學界非常注重物質文化史研究，以實物形态的文化載體為研究對象，深入發掘其内在的精神内涵。美國漢學家韓書瑞的力作《北京：寺廟與城市生活（1400—1900）》，就是以寺廟為研究對象，說明它是如何在這一公共空間把居民組織起來，并塑造了北京的城市特性。在她的書中，寺廟是範圍極廣的城市生活重心，其職責包括類似今天的圖書館、博物館、公園、劇院、救濟院、消防隊、市場、旅遊點等非宗教的公共職能。為撰寫該書，韓書瑞考察了大約2390座寺廟的碑刻，并在書中收錄很多插圖和地圖，作為讀者的視覺向導。這種研究方法與形象史學的旨趣頗為投合。
形象史學的提倡，還有鼓勵非精英史學的考慮。留存至今的文字史料大多由精英階層的史家記述，往往忽視下層民衆的生活；史書則是知識階層構撰、整理的産物，主要記載統治者的活動，對曆史真相不免有所遮蔽和扭曲。而以實物為考察對象的形象史學則可避免這種缺陷，使用的史料也更為廣泛，對恢複曆史的本來面目有積極意義。
實物形象具有多種功用
在研究曆史的過程中，實物形象能發揮哪些作用呢？歸納起來，它有以下功用。
第一，實物形象在曆史研究中起着決定性作用。這種情況大多出現在科技領域，例如，研究河道變遷、天文地理、地圖繪制、工藝農作，都離不開各種圖典。明朝萬曆年間的《坤輿萬國全圖》，是意大利人利瑪窦來中國傳教時所繪，主圖為橢圓形世界地圖，各洲用不同顔色标出，四角附有小幅天文圖和地理圖。圖中還繪有帆船、多種海陸動物和題記。從這張地圖可知，中國人當時已知曉世界地理大勢。如果沒有這張圖，那麼，無論怎樣用文字描摹，也無法說清當時中國人對世界地理的認識。
第二，實物形象起着印證文字史料的作用。文字史料對史事有記錄，如果有相關的實物形象作為對照，就能起到互為印證、相得益彰的效果。以古代亞述人為例，據說，亞述軍隊在世界上最早大規模采用心理戰。在攻占頑強抵抗的城池後，他們往往會把城裡的男女老少斬盡殺絕，對淪為階下囚的敵國國君和貴族的處罰也很殘忍，用盡各種殘酷折磨的手段。亞述國王那西爾帕二世（前883—前859年在位）在銘文中記述自己的暴行：“我把敵人的屍體堆滿山谷，直達頂峰。我砍掉他們的首級，用人頭裝飾城牆。我把他們的房屋付之一炬，在城門前我建了一堵牆，牆面包上由反叛首領身上剝下來的皮。我還把一些人活着砌進牆裡去。”（陳仲丹：《圖說武器戰争史——從刀矛到核彈》，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46頁）僥幸活下來的人會把這些駭人聽聞的暴行傳遍四面八方，其他城市的人知道後，就會出于畏懼而不敢與亞述軍隊對抗。在亞述宮殿遺址出土了大量石刻浮雕，其中就有刻畫亞述人把俘虜挂在矛尖上示衆的畫面，亞述人留下的形象與文字史料的記載基本一緻。
第三，實物形象起着彌補文字史料不足的作用。有些史實的文字記載過于簡略，影響研究的深入，實物形象則有助于彌補這一不足。18世紀，在世界範圍出現了“中學西漸”的現象，即中國文化的西傳。除《易經》、《論語》等典籍外，當時從中國傳到西方的更多是絲織品和瓷器等手工業産品。今天仍能看到清代外銷的雲龍緞、羅鬥紗、香雲紗、燈籠紗等精美織物，但當時的織機已蕩然無存。來華的外國傳教士曾繪制過他們見到的織機，這些圖畫流傳至今，對紡織史研究具有重要價值。
第四，實物形象可以為史學研究者提供思考的切入點。1896年李鴻章到法國出訪時，曾經拍攝一張照片，内容是法國總理富爾陪同他參觀馬克沁重機槍射擊表演。作為東道主，法國試圖向中國推銷軍火。從時間上來看，1884年美國人馬克沁在倫敦發明重機槍，1888年英軍首先裝備。李鴻章在巴黎見識這種新式武器時，馬克沁重機槍尚未在戰場上使用過。1898年，英軍使用馬克沁重機槍在蘇丹大開殺戒。1904年日俄戰争中，日軍還很少裝備這種武器，因火力不足，大批日軍倒在俄軍機槍的彈雨之下。如此推斷，這種照片上的射擊表演就顯得極為重要，或許這本來會成為中國走向軍事近代化的重要契機。不管是何原因，李鴻章并沒有及時抓住這一機遇。
總之，研究者在審視實物形象之時，或許會有所感觸，再結合曆史背景和文字史料，對開展史學研究不無啟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