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是個重要的曆史人物，也是一個好讀書并善于讀書的人，無論事業有多顯赫，一生都堅持讀書治學，并樂此不疲。他讀書的特點除勤勉外，還偏好深湛之思，并講求實效。在早年他讀書多有應試教育的痕迹，但後來立志讀聖賢書，學做聖賢。科舉成名後，他讀書更多，并與京城大儒多有交流，朝着讀書學術化、綜合化的方向發展。
太平天國起義爆發後，曾國藩組建湘軍，生活被徹底改變。在十多年的軍事生涯中，無論是戎馬倥偬，還是運籌帷幄，他都以超人的毅力，堅持每天讀書不倦，寫作不辍。縱觀他一生，堅持得最為持久、自覺一以貫之的活動就是讀書。他還總結出一套與衆不同的讀書方法。讀書對他的事業産生了重大影響，他注重經世緻用，學以緻用。根據自己的需要，讀書内容也會相應有所變化，廣覽博收，融會貫通。他對讀書的基本觀點是：讀書要拙誠，要落到實處。
一、 耕讀家風
曾國藩出生在湖南長沙府湘鄉縣南荷塘都一個叫白楊坪的偏僻小山村。這裡消息閉塞，文化生活貧乏。曾家世代務農，屬于“寒門冷籍”，到他曾祖父時家境有所好轉，買了一些田。他的祖父有條件讀書，但不愛讀書，人很能幹，治家也嚴。曾國藩後來崇尚的家規都源自于他祖父（星岡公）。星岡公自己不讀書，但對孩子的教育抓得很嚴。這個孩子就是曾國藩的父親曾麟書，後來勉強考上了秀才。曾麟書算是曾國藩的啟蒙老師，有趣的是父子兩人還一起去考過秀才。
曾國藩後來回憶祖父的治家模式：“昔吾星岡公最講治家之法：第一要早起；第二打掃清潔；第三誠修祭祀；第四善待親族鄰裡。凡親族鄰裡來家，無不恭敬款待。有急必周濟之；有善慶必賀之；有疾必問；有喪必吊。此四事之外，于讀書種菜等事，尤為刻刻留心。故餘近寫家信，常常提及早掃考寶，書蔬魚豬者，蓋祖父相傳之家法也。”這是一個典型的耕讀之家。曾國藩後來對祖父規定的諸事排列順序做了更動，把讀書放在首位。他認為自己的事業成就完全是從學問中來，從讀書中來，與命運無關。
在接受了父親的啟蒙教育後，曾國藩去縣裡進漣濱書院讀書。他讀書的特點是舍得下笨功夫，講的是毅力、堅忍、倔強。他後來将之總結為“挺經”，怄氣從不放出，一味忍耐，徐圖自強，打脫牙也是“和血吞”，認為“天下事果能堅忍不懈，總可有志竟成”。在漣濱書院，他改号“滌生”，意為“滌其舊染之污”，旨在說明“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即滌除舊習，煥然新生。從改号可以看出他努力奮發讀書學習的決心和執著的人格追求。書院的教學一般分為學、問、思、辨、行五個步驟，行在最後，卻最重要，因為是教學最終的目标。這培養出曾國藩以後重踐履的務實學風。23歲時他考中了秀才。
下一個目标是考舉人，他去了省城的嶽麓書院繼續讀書。在嶽麓書院，山長（院長）歐陽厚均教導學生讀書要有正确的态度和方法，一是要珍惜時光，“寸陰分陰，古人所惜”；二是強調專心緻志，“一技之妙，乃凝于神”；三是強調循序漸進，“得知其新，月守其故”；四是強調持之以恒，“為山九仞，毋息爾肩”。歐陽厚均在教育活動中主張以“誠”為本，教育學子以此處世，以此為文。曾國藩後來在文壇上“自為一派”，開創了湘鄉文派，與他在嶽麓書院受歐陽厚均提倡為文立意，以理、氣、才勝，很有關系。
在嶽麓書院的生活還反映出曾國藩的個性涵養。有一天，他的書桌放在窗前，有個同學說擋住了光線，于是他移開書桌。晚上曾國藩用功讀書，那人嫌他吵，他就低聲默誦。後來曾國藩中了舉人，那人又說是搶了自己的風水，遭到其他同學譴責，而曾國藩卻和顔悅色，勸息大家，如無事一般。
二、 京官生涯
進嶽麓書院一年多曾國藩就中了舉人，新的目标是進京城考進士，但初次進京會試，他卻落榜了。第二年還有一場恩科考試（皇太後60壽辰增加一次），他就留在北京讀書迎考，結果又名落孫山。在北京期間他對韓愈的文章情有獨鐘，感到遺憾的是沒有時間讀完二十三史。回家途中他在江蘇睢甯住了幾天，與也是湘鄉人的知縣相識，向他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經過金陵時，在夫子廟看到一套二十三史，就用借來的銀子買了這套書，靠把衣物送進當鋪才湊足路費回到家。他父親知道後不僅沒有責備，還鼓勵他，表示願意幫他還錢，隻是要他将書圈點一遍，也就是讀一遍，以作酬報。
1838年曾國藩再次進京會試獲得成功，中了進士，入翰林院。翰林院是清代“儲才養望”之地，用于培養人才。當時有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閣的慣例，很有前途。翰林院清苦，有人會耐不住告假以歸。進入翰林院還有一個好處是有時間讀書。他原名子城，這時改名國藩，以表達要做一個藩屏國家、朝廷忠臣的志向。在翰林院九年，“每天發憤用功。早起溫經，早飯後讀二十三史，下半日閱詩、古文”，奠定了他一生讀書做學問成就的基礎。
讀書不能光讀不問，不與師友交流。曾國藩認定：“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都要好師好友好榜樣。”他在理學上向唐鑒學習，唐鑒教他如何讀《朱子全書》，“此書最宜熟讀，即以為課程，身體力行，不宜視為浏覽之書”；“治經宜專一經，一經果能通，則諸經可旁及，若遽求盡精，則萬不能通一經”。教的是讀書的門徑。唐鑒又向他推薦大學士蒙族人倭仁，此人重視讀書與修身并舉。倭仁每天從早到晚，飲食言行，都有劄記。凡思想行為有不合于義理的全記載下來，以期自我糾正。曾國藩向倭仁求教，倭仁告訴他“研幾工夫很要緊”。這裡的“幾”是思想發展的苗頭，“研幾”就是要抓住苗頭認真研究。倭仁還告訴他必須“寫日課”，而且要“當即寫，不再因循”。從此曾國藩就将讀書與寫修身日記（日課冊）結合起來。比如有一天的日記是這樣寫的：
醒早沾戀，明知大惡而姑蹈之，平旦之氣安在？真禽獸矣！要此日課冊何用？無日課豈能堕壞更甚乎？尚觍顔與正人君子講學，非揜著而何？辰正讀旅卦，飯後讀巽卦，一無所得，白文都不能背誦，不知心忙甚麼？丹黃幾十頁書，如勉強當差相似，是何為者？平生隻為不靜，斷送了幾十年光陰，立志自斷以來，又已月餘，尚浮躁如此耶？
這是理學的慎獨功夫，一個人也能嚴格教訓自己。從此他堅持日記一直到去世時。
不久安靜的讀書生活就中斷了，來不及著書立說，他開始做官，整日忙于公事，這樣就不能成為一個學問家。他當官的經曆比較順利，這與在翰林院時苦讀、飽讀的經曆有關。他自己一再聲稱自己并無什麼天分，全是靠“挺經”拼搏出來的。
曾國藩的讀書有自己的特點。有個朋友告訴他：“用功就像挖井，與其淺挖許多井而不見水，倒不如專挖一口深井而力求汲水。”他很佩服這一看法，在給弟弟寫信時說：“讀經要專守一經，讀史則專熟一代……諸子百家，但當讀一人專集，不應東翻西閱。一集沒讀完，決不換讀他集。”這就養成了他無論看什麼書，都要從頭看到尾的習慣。
三、讀書與做事
曾國藩是京城的仕途很順利，一直當到二品官。他的發迹與座師（考進士時的主考官）穆彰阿的提攜有關。為官期間，他重點讀《通典》和《資治通鑒》，這些書都與國家的治理有關，并将其中的道理用在給皇帝上的奏折中。鹹豐元年（1851年），他上了一道“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直截了當向皇帝提意見。表面上他是說皇帝有三種“聖德”，實際是在批評。他說的“聖德”一是敬慎，但卻不敢負責；二是好古，但卻專尚浮華，隻注意小楷詩律；三是廣大，但卻拒谏飾非。總之對當時的政治風尚和皇帝的個性痛加針砭。曾國藩這樣做很危險，據說鹹豐皇帝看了後，将疏稿扔在地上，欲将他治罪。幸賴軍機大臣祁隽藻勸解，結果皇帝不但不治罪，還褒獎他敢言。或許皇帝在此疏中除了解到他的耿耿忠忱外，也看出了他的學識和見地。後來有人說，“曾文正公國藩，以上聖德疏為文宗所特知，谕祁隽藻曰：敢言必能負責。故其後遂倚以平亂”。
1853年，曾國藩回家為母親盡孝守制，這時朝廷令他辦理湖南團練，鎮壓太平天國，從此開始了他的軍事生涯。盡管時間少了，他仍每天堅持看書，習字，寫日記，并結合自己做的事，有目的地讀書，終于成就了他的巨大事功，并形成了他獨特的軍事思想。
曾國藩以文人身份帶兵，讀了曆代兵書。他在讀書中發現，明代戚繼光的《練兵實紀》等書對他最有用。他反複研讀戚繼光的兵書，十分贊賞戚繼光的練兵之法：“明臣戚繼光練金華兵三千人，遂以蕩平倭寇……今日論兵，正宜此法。”戚繼光練兵擇用“鄉野老實之人”，曾國藩則選拔有農夫士氣者，因為農民中的老實人“誠信易于感孚，忾氣易于振作”；戚繼光規定應募士兵須有鄰居保結，曾國藩也用同樣的方法。戚繼光說,“練兵之要，在先練将”。曾國藩有所創造，啟用讀書人帶兵，造成中國近代史上“士人領山農”的局面。太平軍将領石達開曾說，曾國藩“不以善戰名，而能識拔賢将”。
曾國藩讀兵書，主張用兵從大處着眼，也就是有戰略眼光，這是讀書人的長處。用兵貴于審形勢，度緩急，顧全局而不計小利，規遠大而不圖近功。他用兵主張高屋建瓴，審時度勢，通觀全局。他曾批評不大讀書的清軍将領向榮（駐守江南大營，後被太平軍擊敗而戰死）：“中外皆稱向兵為天子勁旅，而餘不甚以為然者。以其不能從大處着墨，空處着筆也。”而且他又能克服一般讀書人的弱點，不拘泥于書本，而主張靈活變通，從戰争實際出發用兵。他說：“用兵之道，随地形賊勢而變焉者也。初無一定之規，可泥之法。或古人著績之事，後人效之不可狃，獨見之不可恃，随處擇善而從，庶可常行無弊。”他發現，二十三史中關于打仗的事“皆浮詞僞語，随意編造”。後來梁啟超對曾國藩在行軍打仗時不忘讀書非常佩服，說：“曾文正在戎馬之間，讀書如平時，用能百折不回，卒定大難。”
在各位學者中，對曾國藩影響比較大的是清初的王夫之（船山）。王夫之的著作《讀通鑒論》、《宋論》都充滿了軍事辯證法思想。在軍中指揮作戰時，他開始認真專研船山著作，從中尋找啟發。後來在圍剿撚軍時，曾國藩感到“流寇縱橫，制敵無術”，又開始認真向船山著作求教。船山書中談到明末農民起義軍“敗亦走，勝亦走，無所不走”，這種靈活機動的遊擊戰術與撚軍的戰術非常相像。曾國藩兄弟還花費了大量精力刊刻了《船山全集》。
曾國藩讀書的範圍始終以理學和史學書籍為核心，但晚清時中國社會已面臨西方列強入侵，民族危機深重，這時僅僅固守傳統典籍的閱讀就有所不夠，需要擴大閱讀面，注重實際知識，同時還要了解外國的情況，吸收外國有用的知識和技術，尋找挽救危局的對策。他在從軍從政時遇到了許多複雜而困難的新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沒有大量廣泛的閱讀以及淵博的知識和真才實學，僅有理學家關于世界觀和方法論的一些說教是不夠的，需要關注豐富的社會實踐。他曾總結說：“天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鹽政、曰漕務、曰錢法、曰冠禮、曰婚禮、曰喪禮、曰祭禮、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輿、曰河渠。”
以前，他對西方國家是不了解的，隻會說一些皮相的憤激之語。第二次鴉片戰争之後，“堂堂華夏”竟被“區區外夷”打得京城不保，他又了解到“西洋落地開花炮”的厲害，對洋人有了新的認識。他開始不但讀《考工記》一類的中國古代技藝著作，還閱讀西方科技方面的書籍。這是他後來開創洋務運動的思想基礎。當然，他不可能有時間和興趣去學習西方的具體科技成果，但可以延攬科技人才，向他們了解外國的科學技術。曾國藩設在安慶的湘軍大營，“凡法律、算學、天文、機器專門家無不畢集”，著名的有李善蘭、華蘅芳、徐壽等人。這些人是中國近代早期的科學家，他們幫曾國藩試制出火輪船蒸汽機，造出中國第一艘木殼輪船“黃鹄”号，并翻譯了不少外國科技書籍，如《幾何原本》全書。
四、 讀書一生
曾國藩到晚年功業已成，身名俱泰，但他仍讀書不辍，始終堅持看書治學這一生的嗜好。這段時間他先後去山東剿撚，到直隸（河北）任總督，還去京城見兩宮皇太後，車船勞碌，在旅途中耗費了不少時間，于是他就在路上讀書。白天公務把時間排得很滿，隻能用晚上時間看書。人一天天老起來，經常疲倦至極，常常思睡，内心卻以人已衰老然學問無成為恨，逼迫自己在讀書上不停歇。在與疾病鬥争的過程中，讀書成為他胸中惟一的精神寄托。這種心态在日記中反映得很清楚。一天，白天他忙裡偷閑，“閱《漢書》，凡三十三葉”，下午又閱《近思錄》數葉，傍夕小睡一會，夜晚開始溫古文。雖然他“疲倦殊甚，昏昏欲睡”，自己也“不知何以衰憊若此”，但總“念學術一無所成，欲為桑榆晚善之計，而精力日頽，愧恨無已”。1869年秋冬以來，曾國藩的視力變差，看字常如隔霧。有時想寫點東西，但“心如廢井，無水可汲，深以為晚”。強迫自己二更多一點睡，雖“困乏之至，未及四更即醒”，而睡下後又總是考慮自己“久居高位而德行學問一無可取，後世将譏議交加”。
1870年三月底，曾國藩感到“眼蒙殊甚”，便“令紀澤（長子）視吾目，右眼黑珠，其色已壞，因以手遮蔽左眼，則右眼已無光，芒無所見矣”。這時，他的右目全盲，左目僅有微光，辦公、讀書均極為困難。因這年大旱，不敢請假，隻得勉力支持。白天照常治事，晚上閉目靜坐一會便看一陣書，看一陣書後閉目靜坐一會，還是不敢以眼病而放松讀書。同治九年二月二十九日右眼完全失明，隻有這一天晚上他閉目靜坐，不閱一字，但二更後與兒子講韓愈文“原毀”。第二天便開始讀書，夜又閱讀，此後每日閱讀從未間斷。這年五月中旬，曾國藩忽得眩暈病，不能起坐，隻能請假在家調養。醫生要他不要看書，因為讀書傷眼傷神。其他條件都可接受，但不讓看書就不行了。就在“頭或大眩暈，床若旋轉，腳若向天，首若墜水”的情況下，仍堅持看書。雖然他像往常一樣讀書不辍，但内心卻十分凄楚、悔恨。他說：“餘病目則不能用眼，病暈則不能用心，心眼并廢，則與死人無異，是以終日憂灼，悔少壯之不努力也。” 于是，他給兒子寫信，要他們在50歲前把該讀的書讀完。
去世前一年，他是在金陵兩江總督任上度過的，拖着病軀辛勞工作，也拼着老命讀書。他給自己寫過幾句箴言：“禽裡還人，靜由敬出；死中求生，淡極樂生。”臨死前幾天他看到書是《二程全書》，似乎是希望在理學的探究和修養上劃上一個完滿的句号。左宗棠手下的大将劉松山在西北鎮壓回民起義時中炮身亡，此人是曾國藩推薦給左的，左宗棠請曾國藩寫篇記述其生平的文章。曾國藩答應後落筆撰文，未寫完去總督府的西花園散步，“遊畢将返，忽呼足麻”，扶至書房，幾小時後就去世了。
五、教子讀書
毛澤東在1917年給老師黎錦熙的信中，推崇曾國藩為讀書治學乃至修身治國的“大本大源”之人。他的依據是,“愚意所謂本源者，倡學而已矣。惟學如基礎，今人無學，故基礎不厚，時虞傾圮”。意思是說曾國藩是本源關鍵在于倡學，提倡讀書。曾國藩一生讀書不辍，治學不止，基礎厚實，終成事業，他對其家人也一直是勉勵讀書，并嚴加督查。這些内容主要見于他給兒子寫的信中，後被編為《曾國藩家書》。
曾國藩認為讀書能改變人的氣質，陶冶性情，鼓勵兒子發奮讀書，要他們“靠自己紮掙發憤，父兄師長，不能為力”。而且讀書要自己真心愛讀，不是因别人給的壓力。在讀書的過程中“須有情韻趣味，養得生機盎然，乃可曆久不衰，若拘苦疲困，則不能有恒”。讀書要有效果還必須規定功課，他規定兒子的功課有習字、熟讀、背誦、作文等，具體規定是，“每日習柳字百個，單日以生紙臨之，雙日以油紙摹之，臨帖宜徐，摹帖宜疾”。“每日習字一百，閱《通鑒》五葉，誦讀書一千字，三八日作一文一詩”。“此課極簡，每日不過兩個時辰，即可完畢，而看、讀、寫、作四者俱全，餘則聽爾自為主張也”。他對讀書的内容要求具體，讀書作業既有量的要求，又有時間的限制，還特别提出讀書的要點，強調父子相見時當面考試的必要性，并留給兒子自己掌握的餘地，很尊重教育的規律。
曾國藩教育兒子讀書特别注重方法，歸納起來有這樣幾點：第一，“讀書之法，看、讀、寫、作，四者缺一不可”。比如，讀《文選》，應當“一面細讀，一面鈔記，一面作文，以仿效之”。曾國藩提出的“看”是廣泛博覽，所謂“讀”是誦讀，“非高聲朗讀則不能得其雄偉之概，非密詠恬吟則不能探其深遠之韻”。他以自己讀書的體會，把“看”和“讀”形象地比喻為“譬之兵家戰争：看書則攻城略地，開拓土宇也；讀書則深溝堅壘，得地能守者也”。所謂“寫”是指寫字。所謂“作”是要掌握各種文體。第二，讀書要涵泳體察。曾國藩對朱熹“虛心涵泳，切己體察”的讀書方法特别推崇，認為在讀書之道上，“此二語最為精當”。何為涵泳體察？他打了個比方，“涵者，如春雨潤花，适中則涵濡而滋液；如清渠之溉稻，适中則涵養而渤興。泳者，如魚之遊水，人之濯足”。意思是讀書不可穿鑿附會，要聯系切身經曆，深入體驗考察，以真正理解、領悟。第三，讀書要有所選擇。他教子：“買書不可不多，而看書不可不知選擇。”擇書而讀，是讀書的根本，也是治學的要道。“以韓退之（韓愈）為千古大儒，而自述其所服膺之書不過數種”。而曾國藩日記中記載他常“溫”（已讀多遍）的書，也就是《論語》、《孟子》、《史記》、《漢書》幾本。第四，探究筆記。他要求兒子将要讀的“探究一番，縱不能講習通貫，亦當思涉獵其大略，則見解日開矣”。而且不僅要理解所讀的書，還要認真做筆記。
曾國藩還特别強調作文在讀書中的作用。他認為讀書可以促進寫作，而寫作更能促進讀書。他的具體看法是：第一，讀寫一定要結合，互相促進。飽讀詩書，“則下筆為詩時，必有句調湊赴腕下”。比如讀史，應當“間作史論，或作詠史詩，惟有所作，則心自易入，史亦易熟，否則難記也”。第二，多作常作，敢作“逼作”。書要多讀，文要常寫，原因是“心常用則活，不用則窒；常用則細，不用則粗”。敢作，就是“學做詩文不可怕醜，須有狂者進取之趣”。“逼作”，就是要逼自己作文。第三，讀書在于熟記，作文在于摹仿。因此，曾國藩督促兒子熟讀名家名篇，爛熟于心，用時方能信手拈來。第四，多讀書，留意名篇佳句，注意積累詞彙。第五，讀書要理解，作文要圓适。他說作文要做到“珠圓玉适”，就是要求用語婉轉精當，行文清潤流暢，意義完備周詳。第六，讀書要留意文章的用意和行氣，作文則應注意其思路和氣勢。
曾國藩在家書中說：“曆覽有國有家之興，皆由克勤克儉所緻。其衰也，則反是。”這就要教導子女衆人讀書學習，知書達理，以形成良好家風。他說：“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時之官爵，而恃長遠之家規；不恃一二人之驟發，而恃大衆之維持。”又說：“家中要得興旺，全靠出賢子弟。若子弟不賢不才，雖多積銀積錢積谷積産積農積書，總是枉然。子弟之賢否，六分本于天性，四分由于家教。”由此可見，曾國藩很重視家教，而家教又總是與讀書學習聯系在一起。
曾國藩突出讀書在家庭教育中的主要地位，無論是主動的訓導，還是被動的防止，其教育的目的無非是要使子弟人人自立。他說：“所貴乎世家者，不在多置良田美宅，亦不在多蓄書籍字畫，在乎能自樹立子孫，多讀書，無驕矜習氣。”多讀書是立家之本，為家長、為兄長者均須以身作則。曾國藩自己手不釋卷，堅持終身讀書，為其子弟兒孫輩樹立了良好的榜樣。
六、 讀書有法
中國古代有句格言：“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顔如玉。”這是一般人讀書的功利目的。而曾國藩不主張把讀書作為尋求官職的手段。他認為讀書是做學問的一部分，讀書的目的是“化民成俗”，“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當時的社會，從總體上說，士氣頹喪，讀書人除帖括（科舉之業）詩賦外，已不知何為學問，除了欲得舉人進士外，已無所謂志向。而“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去，雖使能文能詩，博雅自诩，亦隻算得識字之牧豬奴耳！用此等人做官，與用牧豬奴做官，何以異哉？”他想改變這種風氣，以讀書來改變人的氣質。“人之氣質，由于天生，本難改變，惟讀書可以變化氣質，古之精相法者，并言讀書可以變換骨相，欲求變化之法，總須先立堅卓之志”。
讀書能否有效果，關鍵在于能否堅持，能否有恒。這是曾國藩讀書觀的核心要點。他在給弟弟寫的信中諄諄告之：“士人讀書，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恒。有志則斷不甘為下流。有識則知學問無盡，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觀海，如井蛙之窺天，皆無識也。有恒則斷無不成之事。”在另一封信中他對有恒的重要性講得更為明白：
學問之道無窮，而總以有恒為主，兄往年極無恒，近年略好，而猶為純熟。自七月初一起，至今則無一日間斷，每日臨帖百字，鈔書百字，看書少亦須滿廿頁，多則不論。自七月起，至今已看過《王荊公文集》百卷，《歸震川文集》四十卷，《詩經大全》廿卷，《後漢書》百卷，皆硃筆加圈批，雖極忙亦須了本日功課，不以昨日耽擱而今日補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預做。諸弟若能有恒如此，則雖四弟中等之資亦當有所精進，況六弟、七弟上等之資乎……諸弟試将《朱子綱目》過筆圈點，定以有恒，不過數月即圈完矣。若看注疏，每經亦不過數月即完。切勿以家中有事，而即間斷看書之課，又弗以考試将近，間斷看書之課。雖走路之日，到店亦可看書；考試之日，出場亦可看書也。兄日夜懸望，獨此有恒二字告諸弟，伏願諸弟刻刻留心。
他不但詳盡地談了有恒的效用，還做出榜樣，為諸弟規劃出有恒的方案。曾國藩的出身并不顯赫，資質平平并不過人，他惟一的長處就是那種誠拙的精神，困知勉行的精神，堅持不懈、無稍間斷、一往無前的精神。
與讀書有恒相關的是曾國藩專精一業的思想。他認為，“求業之精，别無他法，曰專而已矣。諺曰：‘藝多不養身’，謂不專也。吾掘井多而無泉可飲，不專之咎也。諸弟總須力圖專業……若志在窮經，須守一經；志在作制業，須專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則須專看一家文集。萬不可兼營競骛，兼營則一無所能矣”。“若夫經史而外，諸子百家，汗牛充棟，或欲閱之，但當讀一人之專集，不當東翻西閱。如讀《昌黎集》，則目之所見，耳之所聞，無非昌黎，以為天地間除《昌黎集》而外，更無别書也。此一集未讀完，斷斷不換他集，亦專字訣也。”
縱觀他的讀書方法，可以概括為：為學之初，看讀寫作缺一不可；次則宜就自己所喜愛學科，擇某一學問以求專精；但又不可局于一隅，以至太陋，所以應該加大閱讀範圍；在閱讀過程中，閱讀有得，随筆記之。讀書是學問的基礎，是治學的手段和道路。做學問當然不是死讀書，不是鑽在故紙堆裡出不來，但不讀書，不下功夫鑽進書堆裡去，則不足言學問。有人認為曾國藩為官數十年，處處以學術化人，人格感人，這是他的優點所在。而這一優點完全得益于他“首尾不懈”的讀書生活。總之，他的讀書方法的核心在于腳踏實地、毫無取巧的精神。
七、 深遠影響
在曾國藩帶領下，湘軍将領中讀書風氣很盛，竟然掀起了晚清聲勢浩大的讀書運動。湘軍将領李元度在軍不忘讀書，悉心緻力學問，在軍十數載從不間斷，終于完成了著作《國朝先正事略》，曾國藩稱之為“終成聖清聖典”，“發憤著書，鴻篇立就，亦雲勇猛矣”。所以羅澤南曾稱湘軍是白天打仗，夜晚講學。
他的讀書治學方法還對後世的讀書人産生過很大影響。著名學者錢穆說，晚清時人最喜談論的人是諸葛亮、王陽明、曾國藩三人，他們都是從政、治軍，不忘于學，“而更要乃在其皆不背孔門德行之科，乃更為清末人所愛言”。
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在讀書上受父親影響很大。曾紀澤把讀書與關心國家命運結合起來，主張有目的地讀書做學問。他32歲時開始學外語，閱讀大量西人原版著作，悉心學習西方文化，後來出使期間能用英語與外國人辯論，并為維護國家民族的主權做出了貢獻，成為著名愛國外交家。曾紀鴻是曾國藩另一個兒子，在父親的教誨指導下，專攻讀書人不學的數學、天文，也達到了很高的造詣。
李鴻章是曾國藩的嫡傳弟子，受知于老師最早也最深。他對讀書的看法明顯受到曾國藩的影響。比如他告誡弟子：“窮經必專一經，不可泛骛。讀經以研尋義理為本，考據名物為末。讀經有一耐字訣，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讀；今年不精，明年再讀，此所謂耐字也。”又說：“凡讀書有難解者，不必遽求甚解。有一字不能記者，不必苦求強記，隻須從容涵泳。今日看幾篇，明日看幾篇，久久自然有益。”這顯然發揮的是曾國藩“學貴有恒”和“專精一業”的思想。
《曾國藩家書》的主要内容是曾國藩教育子弟讀書治學的方法，後來有很多人從中受益，了解到讀書的門徑。錢穆先生對此評論道：
若論近現代人論學，能有親切的指點者，在前清有湘鄉曾氏……在其家書家訓中，有不少方法指點，雖若卑之無高論，卻極親切。如曾氏說：治學貴有恒，一本書必須從頭到尾通體讀。此語豈不是老生常談，似不成為一種學術專家之指示。其實讀書若不能一書從頭到尾通體讀，無論是講科學方法也好，提倡本位文化也好，總之是空論，非實學。
在學養上，曾國藩是一個以理學為核心、儒學為主體，集中國古今、思想文化之大成的雜家。梁啟超在1916年為《曾文正公嘉言鈔》寫的序言中，給予他極高評價。他說：“曾文正者，豈惟近代，蓋有史以來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豈惟我國，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而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絕倫之天才，在并時諸賢傑中最稱鈍拙；其所遭值事會，亦終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爍今。”“惟恃一己之心力，不吐不茹，不靡不回，卒乃變舉世之風氣，挽一時之浩劫。”而曾國藩在曆史上能有這樣大的影響，在相當大程度上是他一生勤奮苦讀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