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上海解放的第二天，我當時是中央大學曆史系的學生，正在上海，因發高燒就醫，沒多久就确診患肺結核，随即入上海肺病第一醫院治療。經過近一年的休養，病情并無顯著好轉，而巨額欠費又不允許我繼續在該院呆下去。正在走投無路之時，和我一直保持聯系的外文系同學陳道一寫信告訴我：我校已更名為bevictor伟德官网，對解放前離校未歸的學生，做出了頗為寬松的規定：隻要及時回校辦理複學手續者一律恢複學籍，如患有肺結核的，還可以在學校新設立的休養宿舍全休或半休。陳道一自己就因查出患有肺結核已住進休養宿舍邊休養邊上課。此信對我來說，無異是天外飛來的福音。我立即離開肺病第一醫院，打點行裝回校。
那是1950年一個明媚春日的黃昏，我乘坐三輪車穿過學校大操場（當時bevictor伟德官网校本部在今東南大學四牌樓校區），操場上空回蕩着藍色多瑙河圓舞曲的美妙旋律，場地上滿是同學在跳集體舞。我按照陳道一的指點，來到位于學校文昌橋宿舍後門旁的休養宿舍——蘭園八号。這是一幢三層的小洋樓，樓前有個豎有花架的庭院，樓旁和樓後各有一排平房。蘭園八号在當時是一較為高雅的居住小區，周圍環境也頗為幽靜，很适宜于作為休養的場所。後來得知，這原是吳有訓校長的住宅。吳校長調往北京後，學校就将它辟為供患病學生進行休養的宿舍。
我向時任舍長的一位法律系高年級同學交驗了陳道一的介紹信，舍長就安排我住下。第二天我到學校去辦理複學手續，時任教務長的高濟宇先生（中科院院士、有機化學家）親自接待我，簡單地問了一些情況後，就在我的報告上批示“準予複學以作全休息”。不幾天曆史系學生會還派了同學來慰問我。我正式成為蘭園休養宿舍的一員。
蘭園八号主樓及附屬建築共有十幾個房間，大約住有20位同學，文、法、理、工、醫各院都有，除了一位患支氣管擴張的外都患的是肺結核，但大多數較輕，可以邊休養邊上課，隻有包括我在内的兩三位同學較重。這裡的一般作息制度是：上午，有課的同學去上課，其餘的則在房間裡各幹各的事，或是在庭園裡曬太陽；午飯後，大家都要睡個把鐘頭午覺；黃昏時分是這個休養宿舍最熱鬧的時候，大多數同學都從房間裡走出來，或是來回散步，或是半睡在花架下的躺椅上海闊天空地閑聊，會樂器的同學也會在這時露一手，二胡聲、吉他聲、小提琴聲，交相雜作；晚上，則是各幹各的，沒有統一的上床睡覺的時間。剛從醫院出來的我，特别感到這裡“虎虎有生氣”，頓覺自己的病體也好了幾分。
但是病體不允許我像一般休養同學那樣自由地遨遊在這小天地裡。入住蘭園八号後沒多久，我就到我校醫學院附屬醫院——當時南京很有名的“大學醫院”去拍了一張X光片。新片子顯示病情極為嚴重：兩肺布滿病竈，結論是三期肺病。當時治療肺病的特效藥隻有鍊黴素，但價格極為昂貴，決非一般人能買得起。因此除了絕對靜養這一傳統的治療肺結核方法外，别無它途。我當即搬入三樓一間閣樓式的小房間，每天除了到衛生間去洗潄和解手花去半小時外，其餘時間都靜卧在床上，每天黃昏聽到從樓下庭院傳上來的或高或低的嘈雜聲，就是我接觸到的唯一“地氣”。
學校對我們十分關懷，每天向每人免費提供半磅牛奶 、兩隻雞蛋，并安排一位工友負責燒牛奶和煮蛋，以及推車到學生食堂把三餐飯菜打來。那位工友每天都把牛奶雞蛋和三餐飯食端到床邊給我吃。當時我國正在經濟恢複時期，百廢待興，處處需要資金，但學校仍拿出一些經費來照顧患病的學生，真使我們這些身受其惠的學子感激之至。
病友們也是關系融洽，相互關照。除了通過寫集體日記彼此交流思想外，能自由活動的病友也常到我的房間來聊天，借書給我看，以減輕我的寂寞。通過與不同系科的同學交流，加上不斷的有書可讀，我雖然沒有上課，仍增長了不少知識。更難能可貴的是，我由此切實感覺到自己是在一個守望相助的集體中養病。
蘭園八号與文昌橋學生宿舍離得很近，那裡一天三次的高音喇叭廣播，我們能隐約地聽到一些。加上校刊一出版，我們這裡很快就看到。到校本部去上課的同學又不時帶回一些校内外的新聞，因此我們這個休養集體并不與世隔絕。1950年10月抗美援朝一開始，學校裡就掀起參軍的熱潮。這股熱潮也深深打動着我們的心，集體日記上不時看到因身體不佳而無力報效祖國的悲歎。
蘭園八号并未建立起黨團組織，但是病友中有幾位是黨團員，他們都态度謙和，樂于助人，很善于做思想工作。我因長期卧床而産生的苦悶，往往通過與他們的交談而得到舒解。
靜養了大半年，又到大學醫院去拍了一張X光片，并托陳道一拿到南京軍區總醫院請一位肺科專家看。陳道一回來一言不發，在我追問下，他隻得說專家認為“hopeless（無望）”。我聽了之後當然像是“冷水澆頭懷抱冰”，記得那天吃過晚飯後吐出一口痰來，發現其中有一絲絲發紅帶黑的東西，不禁驚叫起來“我吐血了!”後來再仔細察看，才知道那是晚飯時吃的雪裡紅菜絲，但那晚總是情緒不會好。聽陳道一說，專家認為頂多隻能拖一年光景。我想還有一年呢，得過且過再說吧。第二天《新華日報》登了一則消息，說是有一種肺病新藥——白蕉素即将問世，正在征求試用志願者。真是絕處逢生啊!我當即寫信說十分願意當試用者，滿懷希望地等待回音。後來雖然那“新藥”從未問世，但上述消息像是一支強心針，使我恢複了治愈肺病的信心。
又過了半年，我到大學醫院又拍了一張X光片。接診的牟善初醫生（後來成為治療心肺疾病的頂級專家）對比了新舊兩張片子後說我的病情有極大好轉：右肺病竈完全吸收，左肺病竈也已縮小到隻有上半葉一小塊，唯一的遺憾是出現空洞。他問我是否用過什麼藥，我說沒有，他說“簡直是奇迹”。接下來他提出兩個建議：一是繼續這樣休養，直到空洞彌合，但時間可能要兩三年；另一是進行手術，強行使空洞閉合，并說這種手術的成功率是很高的。因病情奇迹般地好轉而滿懷欣喜的我，經過再三考慮，又與病友商量，覺得學校批準我全休息的期限是兩年，再有幾個月就要期滿了，因此決定接受手術。
病友們在我做出決定前就已給我吃了個定心丸，即所需費用可以請南京市學生聯合會救助。我當即寫了報告，附上診斷書和醫生建議，由舍長簽署意見，拿到學校有關部門去蓋了章，就前往位于我們現在鼓樓校區附近的學聯（現為鼓樓醫院職工宿舍）去審核。經辦的同志很快就辦完所有手續，并開出“住院一切醫療費用均由學聯支付”的證明單。幾天後我就住進大學醫院。解放初期各種機構或團體的辦事效率都非常之高，“為人民服務”不是挂在口頭而是落實在行動上。 、
我要進行手術時，正值抗美援朝已有一年了。大學醫院很多醫護人員曾參加志願醫療隊到朝鮮去服務，我所在的外科就有幾位醫生和護士剛從前線回來，服務态度特别好，尤其是術後的護理工作十分到位。當時并無現在那樣的護工，因而護士的工作範圍極為廣泛，舉凡給病人測量體溫、打針吃藥、采集化驗标本、端屎端尿，甚至喂飯，都無不親力親為。我因為沒有親屬在南京，隻是在進行手術的當天，舍長在病床旁守護到我從麻醉中醒過來。因此術後頭幾天的吃喝拉撒等諸多雜亊，全由當班的護士擔當起來了。至今思之，仍對她們的敬業精神感佩不已。
我所接受的手術非常成功。有一天，主刀的外科副主任把醫學院的十幾個學生帶到我的病床前，把我作為範例，結合術前術後的X光片進行了講解。出院之後，我很快就恢複了正常活動，直到1996年，也就是四十多年後才複發過一次，但服藥後很快就痊愈了。今年我己八十有七，親友們都難以置信，我這個患過嚴重肺結核而又動過大手術的人能活得這麼長。我自己心裡很清楚：是學校、蘭園八号這個休養集體 、大學醫院的醫護人員以及其他所有關顧過我的人（包括那位為我送牛奶端飯菜一年多的姓殷的工友）的合力，給了我第二次生命。
回到蘭園八号，大家都來祝賀我的“新生”。當時校内正在開展思想改造運動，我也當着全體休養同學的面進行了思想檢查，大家都認真地進行了評論和分析。整個過程可以說是在和風細雨的氛圍内進行的。自我感覺也是今後可以有逐漸恢複健康的身體帶着不斷更新的思想向前邁進了。
1951年的除夕，休養宿舍舉行了晚會。我特地在會上表演了魔術，還初次參加了一種集體遊戲。二十幾個同學分成兩組，彼此各推出一個代表。兩組各自集議想出一句詩詞，告知對方代表，由他用肢體語言演繹這句詩詞給本組看，好讓他們将之猜出來。我方出的是一句詩：“回眸一笑百媚生”；對方出的是一句詞：“一江春水向東流”。先由對方的同學表演，他認真地将楊貴妃從進宮專寵一直演到自缢馬嵬坡，并屢作顧盼狀，但他那個組還是沒有猜出來。我方代表則隻用兩手向一個方向上下擺動作流水狀，然後作長歎狀，結果我們組倒是猜出來了。那晚我玩得真是開心!
新年過後，我就去辦了複學手續。同時由于學校裡又發現患有較重肺病的學生，需入住蘭園八号，因而我和陳道一等幾位基本上處于康複階段的同學就遷出，入住另一個休養宿舍——文昌橋第一宿舍。我這與蘭園八号告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