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族是一個優秀的民族，有很多優點，比如善于學習，在曆史上曾向中國、荷蘭以及其他西方國家求教，吸納各國之長，結合本民族原有的文化，終于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明。另外，日本民族勤奮認真，每個日本人似乎都是不知疲倦的工作狂。還有日本有“潔癖之邦”之稱，到處都整潔幹淨，這給去那裡的遊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在其他民族的人眼中，日本又是一個矛盾的民族，有着讓人琢磨不透的個性。美國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與刀》中這樣歸納日本人的特性：
日本人生性極其好鬥又非常溫和；黩武而又愛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禮；頑冥不化而又柔弱善變；馴服而又不願受人擺布；忠貞而又易于叛變；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歡迎新的生活方式。
這種矛盾性在1936年少壯派軍人發動的“二•二六事變”中表現得非常充分：一群荷槍實彈的軍人沖進首相和大臣的官邸，槍殺男主人，然後領頭軍官向哭泣的女主人鞠躬，對打擾了她們緻歉後離去。這種古怪态度還反映在日本對戰争罪責的認識上。二戰中德、日、意三個法西斯國家戰敗，它們都曾給人類造成巨大的戰争創傷，但戰後對戰争罪責的認識卻不同：有的徹底清算法西斯罪行，向受害者認罪，走和平之路，比如德國；有的千方百計為侵略戰争辯護，大做翻案文章，日本就是這樣。根據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前東京都知事）編劇拍攝的電影《吾為君亡》在日本就頗受歡迎。這部電影赤裸裸地将二戰末期用飛機撞軍艦的日本“神風”特攻隊當作英雄來歌頌。還有政客參拜靖國神社，頻繁“見鬼”，為戰犯招魂；改寫教科書，肆意篡改曆史，美化侵略戰争，否認南京大屠殺；無視釣魚島主權屬于中國的事實，非法竊取中國領土。種種事實說明，日本是一個不肯服罪的國家，對過去的追憶使它陷入病态的夢幻之中。而這一頑疾的病根又在哪裡？
日本民族是一個有着悠久曆史的民族，在特定的地理、曆史環境中造就了它獨特的國民性。當然這有其衆所周知的優點，但同時也存在許多不足，比如民族心理的狹隘。在日本人心目中，日本“乃日所出之國”，是“天地間最初生出之國”，“為世界之根本”。這種自大心理與其生存的環境有一定關系。日本是個島國，局處海洋之中，生存空間相對狹小。而在古代交通條件不太便利的情況下，身居海島對外界情形了解不多，會有一種至尊至上飄飄然的心理感受。另外島國環境使其民族具有單一性，有着單一的民族結構、語言文字、民族文化，故而民族認同感、文化歸屬感很強，這也容易産生自命不凡、惟我獨尊的心态。對此美國的日本問題專家賴肖爾（上個世紀60年代曾任美國駐日大使）在其著作《日本人》中寫道：“日本人……表現出胸襟狹窄的國民性格。”
從井底看世界，自認是老大，但在從井底走出又發現世界如此之大，急劇的反差使之産生嚴重的心理失衡。要改變這大小懸殊的格局，就不惜動用武力，從近鄰開刀是實現其目标的第一步，朝鮮和中國成為日本最早的受害者。
在文化觀上也折射出這種狹隘的民族心理。中國的盛唐文明在日本曾廣為傳播，促進了日本社會的進步和發展，但在二戰的日本教科書上卻成了：“自天武天皇時起，我國向唐派出遣唐使，以示國威。”日本發動的侵略戰争給亞洲人民帶來極大的災難，而在當時的教科書中卻說：“日本今天的所作所為正是拯救他們脫離苦海。”直至今日，有些日本政客還堅持這種“解放亞洲論”的荒謬戰争觀。日本在二戰中戰敗，它甯肯承認是被美國打敗，卻不承認被中國打敗，更不願表示真誠的道歉。
這是典型的強者崇拜心态。日本民間故事中有個家喻戶曉的人物叫桃太郎。他本是個小不點，卻以小克大，打敗衆對手，滿載财寶而歸。這個桃太郎長着兩副面孔，在你強大時，對你頂禮膜拜，謙恭有加；等到翅膀長硬，就與你分庭抗禮，甚至欺負老師。當年中國強盛，日本派來大批留學生，引進大至文明制度、小到生活習俗的全部文化，甚至連文字也仿自漢字。等到學成後就不把中國放在眼裡，學着西方列強欺負中國，甚至欺負得更狠。1937年的南京大屠殺就是最駭人聽聞的一例。當時一家美國報紙稱日本是“蒙文明皮膚，具野蠻筋骨的怪獸”。骨子裡的狹小氣度決定了日本對其他國家的不同态度。賴肖爾曾指出：“日本人對其他國家的态度猶如一個鐘擺，晃動于自卑感和優越感之間。”在比自己更先進的文明面前，總是感到自卑，不得不認真學習、模仿，等到把人家的東西學到了手，就開始看不起以前的良師益友，蔑視比自己落後的國家，自卑感被優越感所代替。
另外，對日本國民性産生重要影響的還有其“神國”神話的精神熏染。日本人自古以來就把自己居住的島嶼想象成是一個由衆神守護的“神國”。在這個神的國度裡，萬物都是神所生，一切由神護佑。二戰前天皇被認為是天照大神的後裔，是“現人神”（活神仙）。這是日本神道教的基本觀點。1946年元旦，天皇發表“凡人宣言”，申明自己是人不是神。即使在戰後“神國”神話已經破滅的情況下，日本人對天皇仍有着揮之不去的情結。1946年初，天皇到各地視察慰問，沒有遇到攻擊和譴責，反而受到熱烈歡迎。在人們眼裡，“他那溫和的容姿，自然無飾的态度，與過去穿着威風凜凜的軍服的天皇判若兩人”。即使在遭遇二戰的慘敗經曆後，不少日本人還抱着過去的陳腐觀念不放，仍鼓吹日本是居萬國之首的“神國”，宣揚日本人在世界上是最優秀的。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就說：“日本種族是傑出的，因為自天照大神時代以來，日本人就像最好的純酒那樣純潔。”因此，“一般來說，日本人在西方和法國人最接近，不過他們一般都優于法國人”。他還認為，日本人比美國人聰明，因為美國的黑人、波多黎各人和墨西哥人降低了美國的總體文化水平。
日本的民族個性還體現在“忍耐”和“爆發”這對矛盾的反應行為中。新渡戶稻造在《武士道》一書中稱，對日本人來說，“一方面，勇的鍛煉要求銘記着一聲不哼的忍耐；另一方面，禮的教導則要求我們不要因流露自己的悲哀或痛苦而傷害他人的快樂或甯靜。這兩者結合起來便産生禁欲主義的禀性，終于形成表面上的禁欲主義的國民性格。”這是忍耐的方面，但強大的心理抑制與豐沛的生命能量和敏感的心靈相遇，必然有一番殘酷的較量，最後往往會爆發出讓人難以意料的結局。比如某個武士平時對下人很和藹，但突然為了下人犯了某個過失就把他殺了，事先似乎全無征兆。這一壓抑的本性還表現在選擇性遺忘方面。遺忘是一種自我保護機制。日本學者加藤周一把這種現象稱為“集團逆行性記憶喪失症”。這可以用來解釋現今的日本為何對戰争罪責态度暧昧，總是不肯服罪。加藤周一說：
敗戰的“休克”帶來了所謂的“一億總忏悔”，就是将戰争記憶中最大的、最關鍵的戰争責任者的名字忘卻，也就是逆行記憶喪失症的最初表現。在日本這樣的高度組織化的中央集權國家說什麼沒有特定的戰争責任者，不過是昏話而已。……這就是由敗戰的休克所造成的記憶喪失症的表現類型，與個人喝醉酒以後遭車撞擊時的情況非常相似。
“一億總忏悔”是戰後日本第一任首相東久迩提出的口号，意思是一億日本人都有戰争責任，而不是具體人的罪責，這實際是為真正的戰犯開脫。所以在戰後才有那麼多人在審判時出面為東條英機等戰犯辯護、呼籲。這種模糊罪責的暧昧态度還在1995年日本國會為二戰結束50周年而通過的決議中反映出來。世界各國都希望日本能在這個重要的決議中明确承認過去的侵略罪行，向受害國謝罪道歉，并在此基礎上解決戰争遺留問題。但這份決議卻言詞閃爍，語言堂皇而不着邊際。下面是決議的主要内容：
記取世界近代史上多次的殖民地支配及侵略行為，并認識到我國過去所做的行為，特别是給亞洲諸國帶來的痛苦，在此深表反省之意。
我們要超越戰争曆史觀的差異，謙虛地學習曆史教訓，緻力于建立和平的國際社會。
前一段首先暗指要“記取”的是歐洲各國的殖民活動和侵略行為，這自然與日本無關。而有關“我國”即日本的用語分量很輕，隻是有給别國帶來痛苦的行為，需要反省而已，始終沒有說出一句明确承認罪責的痛快話。後一段表述更讓人匪夷所思，作為發動侵略的罪魁，使用這樣的口氣，簡直是對各受害國人民的極大侮辱。
日本對戰争罪責的認識固然與其國民性有關，但也不能全然歸之于此，這本身也是其政治立場和态度的表現。日本隻有像德國一樣，深刻認識自己的戰争罪責，豎立新的國際形象，才能徹底放下背負已久的曆史包袱，真正成為負責任的政治大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