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廷以（1904—1975）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先驅人物，早年與羅家倫、蔣廷黻諸先生相過從，由垂手從教而至相與論學，交誼久長。自1928年起，已創拟《近代中國史》19冊的宏大寫作計劃，并有意與羅、蔣合撰近代史以供一般閱讀。30年代以降，又陸續推出一系列“史事日志”類編年巨著。更為人知的是，他作為台灣中研院近史所首任所長，擘畫創建，養成人才，使得一個新興學術機構成長為近代史研究重鎮，乃至卓然而立,孕育出享譽學界的“南港學派”。他生前完成的最後一部著作《近代中國史綱》在香港出版後，即受到學術界和讀者重視與歡迎，先後3版13次印刷，繼又在台灣刊行，目前在大陸也已有兩個版本。今人論及郭氏史學貢獻，常列舉其多種以“史學日志”命名的著述。綜計相關作品有《太平天國史事日志》二冊、《近代中國史事日志》二冊、《中華民國史事日志》四冊。此外《太平天國曆法考訂》、《郭嵩焘先生年譜》等書同屬編年系事性質，也在所謂“年代學著作”範疇内。王爾敏歸納乃師史學功力所在，“基本上是春秋家正宗學養，研治史事，重視年代學”。（王爾敏：《郭廷以先生與中國近代史之學術建樹》，《20世紀非主流史學與史家》，第14頁）可以說，史志體裁的寫作幾乎貫穿郭廷以學術生涯始終，堪謂其史學著述中最具特色的一種。
郭廷以出生在河南舞陽一個小康的地主家庭，初小而高小，是最早一批新式學堂的試驗者。1918年考入開封二中，後轉南京高等師範學校附中，1923年被保送入東南大學曆史系。柳诒徵主講中國文化史，因材料不好解決，鴉片戰争以降一段幾乎無從講起，授課隻好參考日文著述，并要求學生對照《東華錄》比讀。這實際成為郭廷以接觸近代史料的初步。他說，“初看茫無頭緒，後來越看越有興趣，從道光朝看到鹹豐朝，再往前看看到乾隆朝，我另編出一套章節，很得柳先生贊許。”約自大學二年級，郭開始做讀書筆記，并漸将劄記範圍擴充至記錄時事。北洋時期軍事繁興，郭據能接觸到的資料，随時記錄内閣變遷、各省軍隊番号、駐防區變更、軍官出身等等，并列出表格，這些工作為“後來研究現代史的準備”，可見其已有保存當代史料的自覺。
在東大最初兩年漸摸到研究門徑，但真正引領郭廷以進入近代史研究天地的還是羅家倫。他大三時，羅聘入東大曆史系，郭回憶當時課堂情形：“由于羅先生名氣大，講話風趣，最初上課轟動一時，以風雨操場做教室，文科學生固然要聽，其他科系學生也擠去聽。”羅家倫犀利的談鋒、嶄新的觀念，給他極大震撼，由此結下學術之緣。1927年郭大學畢業，經羅家倫推薦，進入國民革命軍政治部工作。時值北伐，戰争一發動後，郭就以史家的敏感意識到這是一件“大事”，據報刊逐日記“大事志”。他所在的政治部下屬編史局，專門收集國民革命軍史料，因此有條件寫作“日志”，為将來撰寫軍史做預備。郭廷以有過史料學訓練，在搜集資料方面非常用心，據他自述：“當時我收集資料的範圍很廣，标語也加以收藏，并記載了某年某月在某地某個機構貼出來的标語，由此可發現軍政方面變化的迹象。”
不久後，郭廷以轉入中央黨務學校編譯部，一面擔任編譯，一面撰寫民國大事志，範圍漸漸前推，“把清末至最近的近代史大事寫出一個大概，對研究近代史有了一個骨架了”。至1928年春，完成《清季史事日志初稿》，由中央政治學校印行。當年郭應清華大學新任校長羅家倫之邀北上協助行政，并以曆史系教員名義與羅合授“中國近代史”。1930年離開清華，相繼執教于河南大學、中央政治學校，至1932年赴中央大學曆史系任教，直至1949年。在中大郭廷以開設了近代史課程，并編寫多部講義，課餘還常去各圖書館查閱資料。金陵大學是教會學校，英文書多，地方志也有七八百種，這裡成為他讀書的“福地”。郭晚年憶及在圖書館狹小閣樓上查書的情形：“我把所有地方志都看過，善本書也全看過，相當下功夫，當時為了防蚊子叮，穿好衣服，但逢暑天溫度一高，汗流浃背，非常之苦。”利用北京、南京等地資料，“近代中國史長編”得以不斷充實内容，覆蓋時段上自16世紀，下迄至民國20年代。他選出其中相對成熟的部分，以《太平天國曆法考訂》、《太平天國大事日志》獨立成書。後者原名《太平天國大事日志》，據中大學生王聿均言，“改名可能是出于羅家倫先生的建議，史事日志是指與曆史有密切關系的事件，而非一般事件”。兩書出版後轟動一時，郭也由此奠立與簡又文、羅爾綱鼎足而三的“太平天國史先驅大師”地位。
至遲不晚于1939年，《近代中國史事日志》寫作已基本完成，但郭廷以精益求精，不願匆忙定稿，加之抗戰軍興，輾轉耽擱，一直到60年代，即台灣近史所時期才正式出版。當時《中華民國史事日志》也已初具規模，郭的多位弟子張朋園、呂實強、陸寶千、陳存恭等人對内容增補均有所貢獻，而最終定稿是他晚年在紐約完成的。在生命最後一段時光，郭廷以仍舊保持着數十年前初操史觚時的工作熱情，在美國各大圖書館搜集資料，逐日逐條加以增訂，“到死還是沒放棄”。該書出版經曆了波折，張朋園後回憶說：“郭先生去世十年後，近史所才在所長呂實強的主持下，出版郭先生的《中華民國史事日志》。在此之前，我們幾乎都認為郭先生這套書沒希望出版了，因為那個時代，沒有人敢批評政治，不像現在，就算你不喜歡總統也可以批評他，但在當時，你隻有生悶氣的份。”無論如何，多種史志終得以彙齊出版，總算是對郭先生身後的告慰。
今日流傳最廣的郭著《近代中國史綱》完成于上世紀70年代，而往前再推30年，郭廷以還出版過兩大冊以《近代中國史》為标題的著作。這兩冊各達600多頁的大書非一般意義上的近代通史，而是各以早期中外關系、鴉片戰争為主題，按時序做“史料之整輯排比”的文獻集，其性質不完全同于“史事日志”，但方法或内容均多近似。郭本人自承，在史學方面“比較影響我最大的是羅家倫先生，……影響我最大有二，其一是注意外國資料，其二是研究近代史”。1931年羅發表《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一文，就“科學的近代史”研究宗旨、方法及範圍提綱挈領，直言“現在動手寫中國近代史還不到時候”，“要有科學的中國近代史，非先有中國近代史料叢書的編訂不可”。此文作為“引論”收入《近代中國史》第一冊，同書“例言”說：“曆史研究應自史料入手。以近代中國史論，現在尚為史料整理編訂時期，而非史書寫著時期”。史料取舍也嚴格按照羅所論以“原料”為尚，必不得已，始一用“副料”。
這類帶有幹燥的、實證氣味的史學體裁，易造成一種刻闆形象，讓人以為郭廷以隻是一個會寫史事編年的“史匠”。其實撰寫《近代中國史》時，除了排比史料，他還特别注意使分立不同的記載“互相聯通”，各主題附以簡要解說，以使讀者獲得“一貫明了之認識”。張朋園以今日眼光視兩冊《近代中國史》，認為其中“不隻是史料，還有郭先生對史料的獨特見解，并非沒有解釋”，并進而指出，解釋曆史的觀念是由蔣廷黻所種下的。郭廷以在清華隻待了短短兩年，有一個重大收獲，就是結識了蔣廷黻。上世紀30年代的北平學術界充斥“非考據不足以言學術”的空氣，各大學史學課程日趨專門化，而主持清華曆史系的蔣廷黻卻對此學術風氣有自覺反撥，偏向為綜合史學鳴鑼開道。郭、蔣有過一同工作的經驗，無論重實證的研究路數，或曆史理解的宏觀方面，皆多所共鳴。按郭的理解，“将史事按史時順序排次，則全局悉入眼中，分條來看，容有支離破碎之感，綜合參證，自有其脈絡系統可尋”，理論上待史料工作告一段落，再行深入研究，兩者間并無截然分界。之所以視史事編年如此重要，在于他特強調曆史連續性。郭常以李白詩句“前水非後水，古今相續流”作喻，将史實視為前水、後水，為一種不能中斷的永恒連續，“曆史研究首須認清史事，方能了解它的意義；史事須以史時來聯貫，史時失去正确，史事即因而紊亂”。郭還重視中西“交通”的因素，認為曆史不可分，不僅時間有連續性，空間亦有交互性，所謂“六合為一國，四海為一家”，此種現象“以近代為尤著”。
對編寫史志的工作本身，郭廷以倒看得相當平易。他視史志為“一部近代中國的綜合記錄”，認為是一種“極平凡而相當繁瑣的工作”，并歸納“有興趣”、“肯耐煩”、“廣涉獵”、“勤動筆”、“慎選擇”數項标準，在實踐中身體力行。郭常向學生灌輸“勤動筆”的觀念，“看到什麼東西，覺得有意思，應該馬上動筆把它記下來”，鼓勵學生從檔案中找專題進行研究，如果不是經過相當時期的史料訓練，他是不放心讓學生直接從事專題研究的。這一觀念對近史所治學風格有着深刻影響。
李恩涵總結說：“當時凡是遵照量宇師指示，肯下功夫的，如李國祁、王樹槐、王爾敏、張玉法等人就有很好的專書著作；沒有照他的方法去做的，在近史所待了三四十年也寫不出一本好書的大有人在。”劉敬坤出自郭在中央大學曆史系所教的最後一班，也是他為數不多的留在大陸從事史學工作的學生之一。對于應在史料方面下的功夫，他在多年後有所反思：“很後悔沒有照郭先生所說的去做，一直到後來我自己做研究，才發覺郭先生的路子是對的。”他承認在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圈子裡，郭廷以是一個“奠基者”，不過遺憾地表示：“目前在大陸，有幾個人走郭廷以的學術路線，但卻不是郭先生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