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13年）有一本厚厚的史學著作風靡全國，這就是中文版的《鄧小平時代》。該書在年頭一出版首印的50萬冊就售罄。該書作者是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Ezra Vogel），他曾任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這個研究中心是費正清創建的，費去世後就以其名冠名。費正清是美國研究中國問題最有名的學者，以“沖擊—反應”模式來解釋中國近代曆史。他認為，中國近代社會存在巨大的惰性，缺乏突破傳統框架的内部動力，而從19世紀中期開始，西方的沖擊促使中國發生劇烈變化。姑且不論他的觀點是否準确，但對國内學界有很大的影響，就連去年全國高考的曆史題都以此為材料，要考生評析“沖擊—反應”模式。
傅高義與他的前任費正清一樣，都有以自己所學為社會服務的宏願。在該書的“中國大陸版序”中，傅高義寫道：“我的看法是，我們這些哈佛大學的教師，不僅有教導自己的學生之責，還有進行研究以增進學識和為公衆撰文著書之責。”所以他有興趣為公衆寫介紹自己研究成果的書，還希望這些書能為人們廣泛關注。2000年他從哈佛大學退休，“就想集中精力研究，來幫助外國人更好地了解中國”。這年夏天，傅高義在韓國濟州島遇到一個熟悉的記者，告訴他自己要退出教學生涯，想寫本書來幫助美國人了解亞洲。這位記者毫不遲疑地對他說：“你應該寫鄧小平。” 傅高義贊同他的提議，是應該為鄧小平寫傳。“亞洲最大的問題是中國，而對中國的現代曆程造成最大影響的人是鄧小平。此外，深入分析鄧小平的人生和事業，可以揭示近年來塑造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基本力量。”在傅高義看來，“在提高如此衆多的民衆的生活水平這一點上，20世紀有任何其他領導人比鄧小平做得更多嗎？”
經過幾年的努力，這本用英文寫的著作問世了，2011年在美國出版後好評如潮，獲得圖書獎，被主流報刊評為最佳圖書。名流學者也紛紛給以很高評價，如在美國接待過鄧小平的美國前總統卡特稱之為：“這是一部主要的鄧小平傳記，讀之難忘。”著名學者王赓武認為：“這本書從不同的層次研究了變革與适應的問題，其核心是個人面對一場複雜且危機重重的革命所作出的回應。……在書中，傅高義出色的工作讓鄧小平對中國的設想變得可信，讓中國的迷局變得可解，讓那些次要角色都栩栩如生。”該書的譯者馮克利則評價道：“這是世界上第一本全面研究和記述鄧小平政治生涯的著作。從某種程度上講，我們仍然生活在鄧小平時代。”按傅高義的說法，鄧小平時代開始于1978年，結束于1992年，1992年的南方之行是鄧小平時代的終曲。不過要以鄧小平所開創的改革事業的深遠影響而論，說我們今天仍生活在鄧小平時代也有道理。
既然各界有這樣高的評價，就讓我們看看《鄧小平時代》一書有哪些主要的優點。我認為，首先是該書觀點公允。觀點公允說的是對傳主和時代的分析合乎實際。作者稱，寫這本書時“我盡力摒除自己可能有的偏見，盡量客觀地看待鄧小平領導時期的種種狀況。……假如鄧小平今天還在世，他也會承認，不管我的書中存在什麼問題，但還是努力按照他的‘實事求是’的教導做的。”不抹黑，不溢美，以信史留世，這是史書撰述最重要的原則。不幸的是很多西方學者都不能堅持這一原則，他們在觀察中國時戴着變形的有色眼鏡，或是無中生有，造謠醜化，或是誇大陰暗面，以偏概全。就以西藏問題為例，這是西方官私兩界抹黑中國時常用來說事的話題，似乎流亡海外的西藏分裂勢力受了多大的委屈。而《鄧小平時代》對此述說甚明，清楚地叙述了事情的原委以及鄧小平采取的積極舉措。鄧小平在1978年複出後就緻力于流亡海外藏人的回歸。他提出的條件是：“達賴喇嘛可以回來，但他要作為中國公民……對于台灣和西藏的上層人士，我們的要求就一個：愛國。”愛國是解決西藏問題的基本前提。為此，鄧小平接見了達賴的哥哥，邀請達賴派代表回國考察。而達賴方面提出了中央政府難以接受的條件：“他們要求在西藏實行不同于中國其他地方的政治制度。他們還要求建立‘大西藏’将中國的所有藏區合并成一個政治上的新自治區。”傅高義認為，“即使在最開明的北京幹部看來，這些要求也大大超出了他們認為合理的範圍。”事實确是如此，自元代以來中國的版圖就從來沒有出現過所謂“大藏區”的政治實體。這使談判難有結果。1989年初，班禅大師去世，中央政府邀請達賴來北京參加葬禮。如果達賴來，鄧小平很可能會與他會談，但邀請遭到拒絕。如果某些西方人認真看了書中對西藏問題的介紹，知道中央對争取達賴集團已做到仁至義盡，真不應該再說三道四。
另外，該書的客觀公允還反映在書中對鄧小平認識上的失誤也沒有回避。據說，“鄧小平在被人問起他在中國的作用的時候說，不要誇大他個人的作用，在寫他和他所處的時代時，既要寫在他的領導下所取得的成就，也要寫錯誤”。該書正是按照鄧小平提出的這一原則來記述。如書中談到1978年的“洋躍進”，中央決定向國外借價值180億美元的技術和設備。鄧小平知道後說：“怎麼不借800億？”書中說當時鄧的态度過于樂觀，想盡快發展經濟的心情也有些着急。倒是陳雲潑了冷水，認為“如果不注意平衡，隻依靠國外貸款，這樣做是不行的”。但鄧小平的優點是在發現問題後能及時轉向，“三中全會之前，鄧小平一直站在‘大幹快上’一邊，但當陳雲于1978年12月發出缺少周密計劃的警告後，鄧轉而支持陳雲。”
其次該書的優點是材料豐富。傅高義為寫這本書十年磨一劍，研讀了數量極為浩繁的史料，包括官方和半官方材料，還有衆多研究著作。除中文文獻外，他還參考了很多英文著述。有些中文文獻是我們暫時還無法使用的，如他在哈佛大學圖書館查閱的《李鵬六四日記》。通過他引用的日記我們可以大緻了解到當時中央最高層的決策過程。再如，該書參考了鄭仲兵編的《***年譜資料長編》（香港出版），用年譜中的材料叙述了1987年***在辭去總書記職務時***對他的批評。“***說，***雖然大公無私，但是也有弱點。‘他喜歡标新立異，搞些噱頭。他不服從紀律……如果他有更大的權力，問題就會更大。’***又說，‘耀邦同志不遵守紀律。如果條件有了變化，小平同志和陳雲同志不在了，我是無法繼續與他共事的，那時我就要辭職了。他不管你常委會怎麼定的，黨代會怎麼定的，或過去怎麼定的，他想怎樣就怎樣。’***對這些話很吃驚，他沒有想到***會這樣批評他。”現在看來，***的這些批評是過重了。1989年4月***去世。兩年前批胡最力的鄧力群這時也贊揚了胡。他說，***從來不搞陰謀，胸懷坦蕩，對人不抱惡意。《鄧小平時代》是經過有關部門嚴格審批出版的，所以我認為書中引用的這些材料應該是可信的。而了解這些政潮的起伏對我們更好地理解改革開放道路的艱難曲折也是有益的。該書材料的豐富還表現在訪談材料的大量使用。傅高義2006年後五次來中國，有時居住長達幾個月，大量地與了解鄧小平的人交談，或是過去的高官，或是鄧小平的家人，還有黨史專家。作者還采訪了許多與鄧小平有過交往的外國政要和外交官，如美國的卡特、基辛格等人。這些人會向他介紹一些細節以及他們通過近距離觀察對鄧小平的了解，而這些細節往往可補文字材料之缺。
《鄧小平時代》的優點更多是具體體現在它的内容上，通過人物的言行活動來反映時代大潮的激越震蕩。在内容的優點上，首先該書完整地記述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漫長艱辛曆程，尤其對一些關鍵的節點叙述更為細緻。要說改革的關節點，最重要的有三個：打開國門、六四變局、南方之行。這些關節點都關系到改革的走向、國家的命運、民族的未來，在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印痕。突破這一個個關節點，改革才漸入佳境，逐漸步入坦途。
1978年是鄧小平時代的開端，國門初啟。鄧小平在這一年走出國門，出訪日本。他參觀了日本自動化程度最高的汽車廠。“鄧小平參觀了生産線，聽人介紹說每個工人一年平均生産94輛汽車，鄧小平說，這要比中國排名第一的長春汽車廠多出93輛。他在參觀完日産公司後表示，‘我懂得什麼是現代化了。’”“在中國，鄧小平訪日的電影和照片使中國民衆看到了現代化工廠是什麼樣子，使他們明白了中國多麼落後，要追趕世界水平需要做多少工作。”“鄧小平派官員出國考察、邀請外國專家成立研究國外發展的機構、鼓勵翻譯外國文獻。日本和韓國的領導人擔心國内的公司會被外國公司的競争壓垮，鄧小平則不同，他鼓勵外國公司在中國建立現代化工廠，幫助培訓中國的管理者和工人。”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裡，“中國新的開放政策實際上是從國外引進了工業革命、信息革命和消費革命”，徹底打開了國門。
按照傅高義的說法，1989年的***件是對“鄧小平時代的挑戰”。他對這一事件這樣記述，“從1989年4月15日到6月4日，在舉世矚目之下，成千上萬的中國青年人走上北京和其他城市的街頭。4月15日***驟然離世後的最初幾天，示威者絕大多數還是涉世不深的年輕人，他們要向這位剛離世的他們尊敬的領導人表達敬意。他們最初開始集會時，秩序井然，并未給交通造成幹擾；最初他們也沒有政治綱領。然而，随着示威日益擴大，要求變得越來越強烈，内容上也越來越激進，示威者與當局的緊張關系不斷升級。沖突在6月4日達到頂點，軍隊在這一天采取清場行動，恢複了秩序。”這是對事件過程總的概括。而鄧小平的态度是，“他沒有去街頭會見示威學生，也沒有插手中共每天做出的反應。但是他一直關注着局勢的演變，是最終的決策者。他并不贊同示威者的言行，他們都是他所推動的改革開放和為經濟增長提供基礎的政治穩定的受益者，而現在他們正在威脅這種穩定。”“鄧小平試圖避免東歐發生的事情在中國重演，那裡因政治領導人向民衆的要求讓步而導緻了失控。鄧小平想避免流血，但是他從一開始就相信必須堅定立場。”這段描述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示威者大多是鄧小平改革事業的得益者，比如青年學生就得益于鄧小平在十多年前恢複的高考制度，但這時他們不滿現狀，走上街頭；二是鄧小平擔心的是中國會步東歐國家的後塵。如果國家和社會處于一盤散沙的渙散狀态，那麼改革事業的發展以及民族的複興也就成了空談。事後，“很多中國人****對北京學生騷亂做出的反應與戈爾巴喬夫和東歐領導人對付本國動亂的做法加以對比後認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今天的情況要好得多。”“在天***件後的20年裡，中國人享受着社會的相對穩定和經濟的快速增長，甚至是奇迹般的增長。”所以有人推斷，“假如鄧小平在1989年6月未能終止持續兩個月的混亂，中國有可能發生更大的悲劇。”書中的這些評判對這一曆史的關節點給以了明确的結論。
1989年事件之後政策緊縮，加之受到西方國家的制裁，經濟發展的步伐似乎有所滞緩。對此鄧小平比較擔心，1990年12月他把新一代領導人叫來，向他們講加快發展的道理。鄧小平重申，如果中國的經濟增長不夠快，經濟停滞就會變成政治問題。隻有放棄保守的經濟政策才能避免重蹈蘇聯和東歐的覆轍。鄧小平的意見沒有起多大作用，因為經濟決策者擔心的不是增長速度放慢，而是經濟過熱。在這樣的情況下，1992年1月鄧小平開始了他的南方之行，全家人17口人“家庭度假”。他在深圳等地一路談他深思熟慮的看法：“計劃不等于社會主義，市場也不等于資本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社會主義也有市場”，希望各地發展得更快一些，“幹部要走得更快一些，放開膽子進一步開放”。鄧小平的談話得到了呼應，成為官方政策的指導方針，中央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南方之行為改革開放提速，鄧小平為他的時代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号。
該書内容上的優點還體現在書中記述了許多生動的細節。史書的框架需要栩栩如生的細節來充填豐富，以使人物和事件更具立體感，而該書在這方面的編排是較為出色的。比如書中寫到，1979年鄧小平訪美，他在休士頓觀看牛仔馬術表演時，“一個姑娘騎着馬飛奔而至，把自己的寬邊呢帽遞給了鄧小平，口哨和歡呼聲在人群中響成一片。他們高興地看到，鄧小平像表演一樣把他的新帽子戴在頭上。”在全美國，鄧小平一臉笑容、戴着牛仔帽的照片，成了他訪美的象征。他的戴帽動作，雖然隻是輕輕一舉，卻拉近了中美兩國的距離，争取到了美國人民對中國的親近感。
《鄧小平時代》有着客觀公正的觀點、充足的信息内涵以及生動耐讀的描寫，因而使得它一出版就成為幹部喜愛的案頭讀物。讀這本書有助于我們了解當初中國為什麼要選擇改革之路，以及今後将改革大業堅持到底的重要意義。鑒往知來，書中還提出了在後鄧小平時代的改革事業将面臨的挑戰：為全民提供社會保障和公共醫療；重新劃定和堅守自由的界線；遏制腐敗；保護環境；維持統治的合法性。這些方面都是當今中國急需重視和解決的問題，而且确實也正在得到重視和解決，如現在提出的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衆的八條規定，“美麗中國”的願景等。我們相信，隻要按照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生前制訂的宏偉藍圖去實施，不走老路，不走邪路，就一定能建設好小康社會，為中華民族的複興大業奠定堅實的基礎。堅定信念，将鄧小平開創的偉大事業推向新的高潮，這正是我們今天讀《鄧小平時代》的意義所在。
（傅高義：《鄧小平時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