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13日
江時學：今天很高興能夠來到bevictor伟德官网，與各位深入讨論一下英國與歐洲一體化的關系。bevictor伟德官网的英國研究（尤其是英國曆史研究）在國内學術界享有很高的聲譽。尤其在歐洲一體化研究領域，你們從史學角度入手，形成了鮮明而獨特的學術風格。因此，我期待着各位提出你們的真知灼見。
有人認為，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歐洲一體化的每一個成就都是被危機“逼”出來的。你們是否同意這一判斷？
陳曉律：在某些階段是，但在某些階段不是。不能一概而論。
洪郵生：這個說法有一定道理。歐洲一體化進程中每一個節點都有着自己的動力，推動一體化向前發展。這種動力既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既有經濟方面的，也有政治安全方面的。從一體化的起源來看，法國面臨着冷戰形成、美國想要扶植德國的強大壓力，或者說是一場“外交危機”，它主動提出“舒曼計劃”，以煤鋼聯營的一體化方式，化解了危機；之後歐洲一體化的重大進展，背後都不無安全政治因素的影子，冷戰後尤其如此。經貨聯盟的發展除了内部一體化功能“外溢效應”的作用外，也是與強大的外部壓力相聯系的，如70年代初布雷頓國際金融貨币體系的瓦解、國際貨币體系的紊亂推動歐洲建立自己的貨币體系；80年代美、日的經濟競争推動歐洲大市場的形成；冷戰後全球化、尤其近年來新興經濟體的挑戰促進歐洲進一步一體化。因此内外“危機”或強大壓力确實具有推動歐洲一體化不斷推進的作用。
劉金源：基本同意這一論斷。根據湯因比的“挑戰—應戰”理論，歐洲一體化的起源是冷戰形勢下的産物，為了在美蘇争霸的夾縫中尋求生存，歐洲隻有聯合起來，才能在國際舞台上發揮更大影響力。冷戰結束後歐盟的東擴，也是新形勢下歐洲應對後冷戰時代國際格局所做出的一種回應。沒有危機或挑戰，就沒有前行的動力，歐洲一體化的發展曆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應對危機的結果。
王濤：關于歐洲一體化的“危機”，我們要區分“危機”是整個歐洲的危機，還是少數幾個國家的危機。從曆史的角度看，推動歐洲一體化進程的往往是少數幾個國家，從最初煤鋼共同體的法國，到現在不遺餘力維持歐元的德國。可見，我們很難簡單地說危機“逼”出了歐洲一體化進程，而是應該厘清歐洲不同國家自身的問題，特别是要分析誰能夠從歐洲一體化中獲益，這樣的國家才會真心推動歐洲的一體化發展。而因為有了利益驅動，“危機”所蘊含的辯證關系就會體現出來，在 “危”中隐藏着機遇。所以，我覺得更準确地說法，或許是各個歐洲國家都會掂量在不同曆史時期的問題，思考一體化給自身帶來的影響，權衡利弊之後才會做出選擇。
闵凡祥：從曆史的宏觀層面來看，戰後歐洲的一體化進程确實一直與危機相伴。它為解決危機而啟動，又要不斷地去解決新的危機，随着危機的解決而不斷深化。之所以這麼認為，原因主要有：
1）随着近代民族國家體系的形成，歐洲大陸即陷入一種國際無秩序的危機之中。這種國際間的無秩序給歐洲帶來無盡的戰争——英法百年戰争、三十年戰争、多次王位繼承戰争、普法戰争、拿破侖戰争、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些戰争的烈度和破壞性一次比一次大，幾乎要将歐洲文明帶向毀滅。如何約束、消弭戰争，實現歐洲的永久和平？格勞秀斯在三十年戰争結束後提出了“國際法”，聖•皮埃爾神甫、康德、白裡安等則提出了各種歐洲聯合的設想。所以說，歐洲一體化在某種程度首先是對自15世紀以來歐洲民族國家體系所帶來的戰争危機與歐洲文明存在危機的一種反應。戰後，為約束德國，防止其東山再起啟動的歐洲煤鋼共同體，即意在消除在歐洲再次爆發大戰的潛在可能。
2）戰後冷戰局面的形成以及蘇東陣營的強大而帶來的無形壓力，使得西歐擔心有被社會主義陣營吞沒的危險。唯有團結與聯合，在兩大陣營的較量中才能免遭失敗的命運。
3）戰後歐洲世界霸權的旁落和其在國際政治格局中的邊緣化地位，也是使得歐洲不得不試圖通過聯合，在國際競争與政治鬥争中形成一個聲音，“用一個聲音講話”，來增強其在國際競争中的博弈力量。
4）在一體化的過程中，一體化也在制造各種危機——空椅子危機、憲法危機、債務危機等等。每一次危機都對歐洲一體化的前途提出了根本性挑戰。面對危機，歐洲要麼深化聯合，解決危機；要麼解體，重新回到戰前狀态，随時面對再次陷入大規模戰争和在國際政治格局中被進一步邊緣化的危險。後者，不是大家想要的。那麼剩下的就隻有通過各種努力，各方協商，達成妥協，找到進一步聯合的方式，推動歐洲一體化進程或慢或快地向前發展。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危機成為了戰後歐洲聯合不斷深化的“動力”源。
江時學：希臘債務危機爆發以來，歐洲一體化取得了顯而易見的進步。這是否與默克爾等人主張的More Europe, not less這一立場有關？德國是否發揮了主導作用？
陳曉律：德國的作用顯然是巨大的，這次倒真是危機逼出來的。隻能共渡難關，否則就隻能解體了。當然，所有成員都必須做點貢獻，德國做得多一些，其他一些國家相對少一些。在歐盟的原則中，不可能所有的成員都不做貢獻，但也不可能讓所有成員平等地作出貢獻，應該按照這樣的思路去理解德國的貢獻。
洪郵生：德國在歐洲一體化進程中舉足輕重是一個不争的事實，德國統一、冷戰結束後尤其如此。這不僅因為它的經濟體量在歐洲的領先地位、它與法國的軸心作用，而且因為它的強大意願。二戰後德國成為“馴服了的大國”，它的政治經濟發展離不開歐洲一體化的平台，可以說融入和推進一體化最符合德國的國家利益。對德國來說，不是是否要推進一體化的問題，而是以什麼方式在一體化中當“領頭羊”的問題，即在初期階段德國願意做出較大的犧牲促進一體化，而現在要更多地考慮“代價”問題。但無論如何，促進一體化是德國的國策，舍此别人不放心，它的發展也會遇到重重困難。
劉金源：在21世紀歐洲一體化進程中，德國起到了至關重要的推動作用，這是與德國強大的經濟實力聯系在一起的。在經濟全球化及歐洲一體化時代，希臘債務危機的爆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其金融市場過度開放的結果。德國在解決希臘債務危機方面非常積極，也發揮了主導作用，這主要因為，德國不希望希臘債務危機影響到歐洲一體化進程，希望通過“快刀暫亂麻”方式盡快化解危機，重新樹立各國對歐洲一體化未來的信心。
王濤：歐債危機也是相對而言。希臘、葡萄牙等這些原本經濟就相對落後的歐盟國家，在整個歐元區中一定會成為麻煩制造者。德國經濟發展嚴重依賴出口貿易，所以對于歐洲統一市場十分重視，這也是默克爾之所以提出more Europe, not less的原因。實際上，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從利益驅動的角度看待歐洲一體化進程，德國能夠從中獲益，所以它異常積極，而且由于其多年來穩健的經濟增長，讓它有實力主導整個歐盟發展進程。不過，現在的問題在于，歐債危機的解決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德國是否還有這個實力繼續補貼深陷危機的盟友，特别是國内的選民是否還有這個耐心，則是很難預測的問題。
闵凡祥：歐債危機的爆發，似乎給歐盟提供了這樣一個契機，即在随着歐元的啟動歐盟實現了貨币政策統一、建立起貨币聯盟之後，有望通過對此次危機的解決實現各成員國财政政策的統一，建立起财政聯盟。
面對危機，歐盟不希望希臘退出歐元區，因為這有可能給歐元區國家、給歐盟帶來難以估量的損失。因為，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磨合調整之後，所有的歐盟成員國都構成了“歐盟号”列車所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無論是從政治層面、經濟層面，還是文化層面），它們之間發生了有機的緊密聯系，不管哪個零件出問題，都可能會導緻“歐盟号”列車停運或發生脫軌等災難性事故。作為歐洲一體化進程的“發動機”和最大的受惠國之一的德國，最不願看到戰後歐洲的聯合事業因此次危機而中止或出現倒退，而力主歐盟各成員國在危機面前加大聯合，深化合作，同心協力，共度難關。
在此次危機的解決中，德國憑借其強大的、穩健運行的實體經濟所帶來的雄厚财政實力，逐漸掌握了危機解決的主導權，将德國意志“歐洲化”，合法地變成了歐盟意志。這很有可能在未來的很長一段時間内，使得歐洲一體化進程帶上明顯的德國印記。也正因如此，有人擔心曆史上德國憑借武力與戰争不能實現的控制歐洲的目标，在今天憑借其強大的經濟力量而和平地将之變成了現實，将歐洲變成了“德國的歐洲”。
江時學：我們也不應該忽視這樣一個事實：英國對歐洲一體化的态度是令人失望的。英國的态度導緻了所謂“雙速歐洲”。“雙速歐洲”是不是歐洲一體化進程中必然會出現的一種現象？也就是說，是不是歐洲一體化進程過快，從而導緻“雙速歐洲”？
洪郵生：“雙速歐洲”從水平角度來看，是歐共體/歐盟不斷擴大的結果，從垂直角度看與一體化深化直接相關，成員國經濟發展不平衡、利益偏好和文化傳統出現差異，這與一體化進程加快有聯系，但不是說穩健的一體化就一定能解決問題，隻能說問題可能不會那麼突出。歐盟是一個統一和差異、同一和多元并存的建構，統一的程度決定于成員國的利益權衡、認知意願和接受程度，而“雙速/多速歐洲”是一種解決辦法，是自然的現象，體現了它的“彈性一體化”的特征。問題在于，選擇“退出”——暫不參加某些機制的國家是否會最終跟進？這不僅取決于它們在具體問題上利益權衡的結果，而且與其對歐洲一體化性質的認識有關。
劉金源：“雙速歐洲”的出現，是歐洲一體化進程中出現的必然現象，而英國對歐洲一體化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這種現象。“雙速歐洲”的出現，是西歐共同體不斷擴容後的必然結果。我們知道，在一個共同體内部，成員越多，在重大問題上獲取一緻的阻力就越大。目前，德國與法國所倡導建立的“融合更為密切的核心歐元區”，就遭到英國、荷蘭以及東歐各國的反對。要想在這個問題上獲取一緻，困難較大，前景也較為暗淡。
闵凡祥：對這個問題，首先我個人認為，英國對戰後歐洲聯合一貫的三心二意并不是導緻所謂“雙速歐洲”的根本性原因。實際上，随着戰後歐洲聯合的不斷擴大，由最初6國擴大為後來的9國、再到12國、15國、25國、直至今天的27國，歐洲一體化列車上的乘客越來越具多樣性。這不僅表現在它們加入歐洲一體化進程的目的不盡相同，日益複雜化，而且它們相互之間的差異性和發展上的不平衡性也越來越明顯。成員國數量上的不斷增加，和成員國之間發展上的明顯不平衡性，決定了戰後歐洲聯合不再可能繼續按照最初的模式“同速”前進。如若強行要求一緻，則有可能“欲速則不達”，導緻一體化進程的中斷甚至終止。因此，“雙速歐洲”甚或“多速歐洲”的出現，并不意味着戰後的歐洲聯合出現了分裂，或會給未來的歐洲一體化進程帶來負面影響。在我個人看來，它或許更是歐洲文明精髓的體現，更符合歐洲人的思維習慣和解決問題的行事風格，有助于鞏固戰後歐洲聯合事業的成果，維持歐盟範圍歐洲的相對團結，推動歐洲一體化進程平穩向前發展。
江時學：從丘吉爾到撒切爾，從撒切爾到卡梅倫，英國為什麼始終對歐洲一體化持疑慮的立場？
陳曉律：這裡有一個曆史的繼續問題。英國始終認為任何一個過于強大的國家機器會危害人類的自由，所以對歐洲大陸的強權總有一種戒備心理。尤其是當英國人的一般生活都要被一個隔着海峽的巨大國家群體所支配，它們就十分恐懼。現在的輿論總是把英國人的這種行為當作英國還在做帝國夢的表現，實際上是不沾邊的。最初英國的首腦人物或許還有一點，但現在再這樣看，顯然就十分荒唐了。
洪郵生：英國的疑歐既有曆史和文化傳統的成因，也有現實因素的考慮。英國人總是強調自己的特殊性，特殊在哪裡？首先，英國人一直強調自己與美國和英聯邦的聯系，實際上是一種大國/帝國心态、藐視歐洲大陸的心态；其次，特殊的經濟結構，19世紀以來英國在國際貨币金融領域獨領風騷，至今仍然珍視英鎊的作用和影響，乃至于把英鎊看做國家地位的象征，對其他體現國家核心主權的權力（如邊界控制）也十分敏感；再次，地理過境和比較保守的文化哲學傳統，實用主義思維，即隻有歐洲大陸的一體化實踐真正取得成功，英國人才感到參與的壓力和必要，否則甯願坐觀其變。因此，作為後來加入一體化、已失先機的英國人，由于以上因素，有更多的疑歐甚或反歐的情緒就是自然的了。
劉金源：從近代曆史上看，英國對于歐洲大陸一直采取均勢政策，作為世界霸主的英國，也從不甘心隻作為歐洲大國中的一員。英國在歐洲一體化問題上的疑慮立場，緣于英國民族性中的帝國意識及霸主意識。今天英國雖然衰落了，但強國意識依然根深蒂固。今天的歐洲一體化主要是德國、法國來推動的，德法兩國起到領頭羊的作用。雖然屬于歐盟成員國，但英國顯然不甘心位列德法之後。在目前無法取代德法主導地位的形勢下，英國轉而對于歐洲一體化采取觀望或疑慮立場，這是衰落後的世界霸主所持的一種複雜心态所緻。
王濤：英國對歐盟若即若離的關系，是它傳統大陸政策的延續。這個曆史我們大家都熟悉，歐洲一體化進程對英國而言，并不是好事情，不僅會削弱英國在歐洲甚至整個世界政治中的地位，而且強大的歐洲大陸對它自己也是一種威脅。所以，英國對歐洲一體化進程的疑慮，也是它權衡利弊得失後采取的策略。
闵凡祥：在戰後的歐洲聯合進程中，英國之所以在大部分時間中對之持疑慮的立場，表現的三心二意，主要原因是英國一直在從英國的國家利益出發，堅持英國國家利益至上原則，來處理英歐關系。其次，英國在大部分時間裡實際上對歐洲一體化的前景及其可能給自己帶來的紅利沒有一個明确的認識。它不知道把自己所有的雞蛋全部放進“歐洲聯合”這個籃子，到底能給它帶來多大的利益回報。此外，曆史上長期的“孤立政策”與均勢外交傳統，以及戰後英國人對昔日帝國的依戀和對戰後“三環外交”和“英美特殊關系”的迷信，也是導緻其不将願英國國家利益全部捆綁于歐洲一體化的重要因素。如此，英國對以法德為主導的戰後歐洲聯合持不完全信任态度，在對歐政策上時常搖擺不定，倒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江時學：卡梅倫說的全面公決真的會在2017年舉行嗎？如果舉行，會是什麼後果？
洪郵生：英國保守黨在野時經常談到讓英國退出歐盟的話題，人們習以為常，而作為執政的政黨領袖，卡梅倫的表态看上去有些異乎尋常。分析家多數認為這隻是一種政治策略，實際上可能性不大。實際上，英國人是歐洲人中最冷靜和理性的，即使舉行公決，在歐洲形勢沒有急轉直下的條件下，英國退出歐盟的支持面應該不大。
劉金源：卡梅倫提出在2017年就是否退出歐盟舉行全民公決，主要出于兩個方面的考慮：一是為了應對國内政治的需要，保守黨内強大的敵視歐盟的勢力對卡梅倫政權形成挑戰，提出一個遙遠的全民公決計劃，顯然有利于安撫黨内的這些勢力，從而強化政權的根基；二是英國對當前歐洲一體化進程中的各種危機尤其是歐債危機所做出的現實回應，歐債危機給歐盟的未來蒙上了一層陰影，英國表示在2017年舉行全民公投，更多地是在向德、法兩國施加壓力，同時也是在向德、法兩國表示不滿，并希望英國能在德法兩國主導的歐洲一體化進程中發揮更大作用。盡管目前民調表明，近半數英國公民傾向于退出歐盟，但如果2017年真的舉行全民公投，我個人覺得退出歐盟的支持者不會超過半數，英國退出歐盟的可能性不大。
闵凡祥：對卡梅倫所說的英國将會在2017年就英歐關系進行全民公決，我個人認為不會發生。首先，卡梅倫的建議是有前提的，即保守黨能在2015年大選中獲勝并繼續組閣掌權。在這一前提下将會出現兩種結果：一是保守黨在2015年的大選中失敗，失去組閣權，則其全民公決建議獲得落實的可能性也即不複存在；二是即使保守黨在大選中獲勝并繼續組閣執政，全民公決建議付諸實踐的可能性也基本不存在。為什麼？因為退出歐盟，無疑是一場以英國未來命運為賭注的賭博。在已失去世界霸權、英聯邦不可能再為其帶來更大收益的情況下，如若再退出歐盟，英國将不僅在經濟上遭受重大損失，而且還将徹底失去其對歐洲、對世界政治的影響力。因此，英國是絕不敢輕言退出歐盟的。英國的未來利益在歐洲，它需要和歐洲在一起。屆時，卡梅倫會為不進行全民公決找出一萬個理由來。此外，曆史也一再證明，盡管自1973年搭上“歐洲一體化”列車開始，英國曾多次揚言要中途下車，并因此遭到其他歐共體/歐盟成員國的不信任、白眼、冷遇，但它最終都 “腆着臉皮”沒下車。我個人相信，此次卡梅倫的揚言，也将同曆史上的多次“退出揚言”一樣，最終不會變成現實。
江時學：主權（sovereignty）和團結（solidarity）的關系始終伴随着歐洲一體化進程。歐洲債務危機結束後，歐盟會如何處理這一關系？
洪郵生：這一問題實際上是歐盟成員國是否願意和能夠讓渡出更多的國家主權、以通過主權共享獲取更多的國家利益的問題。歐盟充分理解這一問題的敏感性，但為了進一步提高治理的有效性、防範新的危機，歐盟會設法深化一體化，尤其推進歐元區的體制改革，不過其進程不會很快，還是按照“進兩步退一步”的套路。然而，任何進一步的主權讓渡，必然會涉及到關于歐盟前途的、可能沒有結果的讨論。或許将歐盟視為一個治理模式而有利于全體成員國、而不是将建立一個新政體 ——歐洲合衆國作為目标，更有利于歐盟的發展。
劉金源：盡管當前歐洲一體化及經濟全球化程度進一步加深，但至少在目前，民族國家依然是國際關系中最為基本的單元，歐洲的聯合目前也隻是擁有主權的民族國家的聯合。認識到這樣一點，歐盟在處理主權與團結的關系上就會容易得多。主權問題是個敏感的問題，歐洲的聯合不一定要以削弱民族國家的主權為代價，否則歐洲一體化向前推進會面臨強大的壓力和挑戰。至于團結，可以理解為歐盟各國為了應對危機和挑戰而做出的一緻行動，這一點在特殊的形勢下是必需的。因此，今後的歐盟，應更多地強調各國之間的團結，而不應專注于削弱各國的主權，以免給歐洲一體化平添障礙。
王濤：這就直接影響到我們如何展望歐盟的未來。如果不是歐債危機打亂了一體化進程的既定計劃，歐盟的發展似乎要進入“超國家”的狀态，在主權與團結的對立關系中，團結似乎要占上風了。但這實際上是一種理想狀态。我覺得，“超國家”不會成為歐盟的最終發展結果，歐盟的官方意識形态中，它既要實現不同種族國家人民的“團結”，又鼓吹保護文化的“多樣性”，這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我們在布魯塞爾歐洲議會看到，每個歐盟成員國都配備翻譯，所有文本都要翻譯成本國文字，這是一個極其龐大而浪費的官僚機構。但是，由于生活在歐盟的居民，已經享受到了經濟一體化帶來的便利，我們也很難想象再回到歐盟之前關稅壁壘的狀态。
闵凡祥：在戰後歐洲的聯合進程中，始終存在着兩支重要影響力量——政府間合作主義者和泛歐主義者。前者強調國家主權的維護，主張戰後的歐洲聯合應僅限于國家間的政府合作；後者則強調歐洲範圍内的團結，主張歐洲要實現深度聯合，最終建立起像美國那樣的歐洲合衆國。戰後歐洲聯合走到今天，并取得今天“歐盟”這一聯合成果，實際上是這兩支力量不斷博弈的結果。在歐洲債務危機的處理過程中，同樣體現了這兩支力量的存在和它們間的不斷博弈。結果是“主權”向“團結” 讓步，歐盟在實現各成員國财政政策的統一與财政聯盟的建設上取得了實質性進展。在未來可預見的較長一段時間内，從其自身利益計，對歐洲内部團結的強調，仍将是歐洲人的基本訴求。那麼，則這一前提下，“主權”或許會對“團結”作出更大的讓步。
江時學：在後危機時代，影響歐洲一體化進程的主要因素（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會是什麼？
洪郵生：影響後危機時代歐洲一體化進程的決定性因素，是歐盟的超國家體制能否有效地幫助成員國應對所面臨的各種内外挑戰、繼續提供它們單獨所不能獲得的利益。從宏觀層面來看，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帶來的全球經濟力量重心的轉移是歐盟的歐盟的最大挑戰，歐盟各國必須增強自己的經濟競争力，這有利于歐盟的團結，并以加強一體化的姿态開展對外關系，如歐盟對TIPP設想的積極态度。從歐盟層面來看，主權債務危機使其認識到歐洲一體化下一步的目标是什麼，它勢必要積極推動歐盟體制的改革，無論治标還是治本，都會想法設法改善歐盟的緻力。從成員國層面來看，它們既進一步意識到相互之間利益分歧的存在，也看到隻有推動一體化的深入發展，在共同體利益得到維護的情況下，自身的利益才有可能得到維護和發展，即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或“自行車效應”不進則倒。
從不利因素來看，在歐盟層面，除了歐盟官僚機構和效力問題一直受到诟病外，其體制能否适應本身的擴張、應對各種新的挑戰将成為核心問題，因為體制改革不會一蹴而就，能否成功還有許多不确定的影響因素。從成員國層面來看，雖然主要國家有着推動一體化發展的政治意願，但相互之間的利益平衡并不容易，更不用說還存在着各種離心力量，如如何處理與英國的關系即是一個難題，簡言之，在後危機時代，在繼續推動一體化發展的問題上，成員國能否形成新的共識和聯盟的團結仍将經受考驗。
劉金源：後危機時代，有利于歐洲一體化的因素并不多，而當前的歐洲一體化會面臨更多的挑戰。“雙速歐洲”的出現，标志着一體化進程中出現了裂隙，這一裂隙至少在目前看來還是難以彌補的。歐債危機的爆發，意味着歐元區的融合也出現了麻煩，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強了反對歐洲加速聯合的力量。
闵凡祥：記得有人曾将歐盟形容為世界上最大的股份公司，各成員國之所以願意以自己的主權來投資歐洲一體化事業，目的就在于想從歐洲一體化進程中獲得紅利。而這一紅利是單靠某一成員國的努力不可能獲得的，或者單獨獲得遠比聯合獲得小的多。換言之，即戰後的歐洲聯合之所以能夠不斷前進，不斷深化，原因在于它能為各成員國提供最大的利益回報。因此，在未來的歐洲一體化進程中，利益因素仍将是最大的決定性影響因素。歐洲聯合的深化，若符合各成員國的利益，即會得到推進；若不符合甚至損害到某一或某些成員國的利益，即會遇到各種阻撓，出現停滞甚或倒退。在未來，任何一項旨在推進歐洲一體化向前發展的決策或制度安排，都必須讓其成員國及其國民看到明确的預期收益（無論是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生活的，還是其他層面的），否則，它在推行過程中即會遇到諸多阻力。歐洲一體化進程難以前進。
江時學：歐洲一體化的發展會對中歐關系産生什麼影響？
洪郵生：中歐在世界多極化、多邊主義等問題上有着共識，都有意推動國際體系的改革；中歐在經貿領域互為最重要的市場；雖然中國可以與歐洲國家在雙邊層面上發展合作關系，但這種合作必然會受歐盟層面的影響。因此中國歡迎歐洲一體化的發展，歐洲一體化的發展也有利于中歐戰略夥伴關系的進一步加強。
但是，随着中國崛起、實力增強，在世界事務中的作用越來越大，歐盟可能會越來越感受到壓力，特别表現在經貿領域，中歐的矛盾和摩擦會增加；此外，為牽制中國或增加談判的砝碼，歐盟會利用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對華武器銷售解禁以及人權等老問題說事或發難。
從長遠來看，歐洲一體化對中歐關系的影響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歐盟真的是一種和平的力量（規範性、民事力量），還是一種舊日強權的翻版（更大的歐洲強權），如果是後者，世界權力場中的博弈将可能會更為激烈，這是包括中國人在内的世界人民所不希望看到的。
劉金源：從外交方面看，歐洲一體化的發展，意味着作為整體的歐盟實力的增強，有利于當前中國一貫所倡導的多極化世界格局的形成，以對抗目前美國獨霸世界的局面。從經濟方面看，歐洲一體化的發展，意味着歐盟所有國家會逐漸采取統一的市場準入機制，這意味着中國産品進入歐盟各國市場時，不再需要關注不同國家各自的标準，而隻需關注歐盟統一的标準，從而有利于減少中國與歐盟各國間的貿易争端。但從目前來看，中歐之間的貿易争端并不少見，這主要源于歐盟作為一個整體來同中國打交道，其影響力大增，這會對中國的對歐貿易形成挑戰。
王濤：從中國的國家利益考量，我們不希望一個過份強大的歐盟出現，20多個歐盟成員國如果一直用一個聲音說話，對中國而言是極其困難的外交對手。所以，中國要靜觀歐洲一體化進程，熟悉歐盟的對外政策，及時調整我們自己的對策。
闵凡祥：正如我們大家所熟知的，國際關系的基本指導原則是國家利益原則。各國在處理對外關系時無不遵循“國家利益原則”。國家利益優先于任何其他因素，是定位和指導國家對外關系的基本準則。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如此，國與一體化程度較高的區域組織之間的關系亦是如此。
歐洲一體化是戰後歐洲的需要，它的不斷擴大和深化符合歐共體/歐盟各成員國的國家利益訴求。因此，今天的歐盟是實質上其各成員國國家利益的總代表，是歐洲利益的總代表。在同其他國家的交往過程中，歐洲整體利益、成員國國家利益仍将是它所要考慮與遵循的首要原則。因此，我不要對歐洲一體化發展會給中歐關系帶來多少積極影響給予過多的期望。歸根結底，中歐（盟）關系仍是一種以追求與實現各自自我利益為歸宿的國家間關系。是否有共同利益，是否有助于雙方利益的提升，仍将是決定未來中歐（盟）關系好壞的根本性因素。雙方有共同利益時，關系自然就會融洽，交往就會深化；沒有共同利益，甚或一方欲以損害另一方利益來滿足自我利益時，雙方關系自然就會陷入僵滞、倒退甚至對抗狀态。歐洲一體化是一個過程，我們應當積極“享受”這一過程，并靜觀其變，積極尋找和利用歐洲一體化進程所提供給我們的一切有利于增進我國國家利益的契機，增進和維護我國的國家利益，而不必急于看到歐洲一體化的結果，寄希望于這一結果會給我們帶來什麼好處。
文章引述網址： http://ies.cass.cn/Article/sdtl/201306/6961.asp
（聯系 江時學：jiangsx@cass.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