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年初春時節，有三位不速之客來訪問我。他們是我中學時代同學陳德基的後代。這是德基兄過世以後他們的第二次來訪。
德基兄與我在中學同學兩年。高中畢業以後，他考進“中央警官學校”讀書。1949年全國解放以後，我挂念他的“政治遭遇”，後來知道他在高郵縣一中學當教師，教語文課，教學反應良好。他從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報紙上，看到我遭受到政治批判的報導。八十年代，他從中學教師崗位上退休以後，就到南京來看望我。他經常和家人談到中學時代同學們之間的友誼。這種友誼也就傳給了他的後代。幾年以前，他的“公子”到南京來看我，那時他已經去世了。今年是第二次。我們的友誼可說是代代相傳。
我又回憶起另一位同學———曹勤官。他是我在小學六年級和初中一、二年級時期的同學。“文革”初期，他以“革命群衆”身分，參加“大串連”來到南京。在南園看到鋪天蓋地的、以“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和“叛徒哲學的吹鼓手”罪名批鬥我的大字報。不知道他通過什麼途徑了解到我的住所———大鐘新村宿舍來看望我。我十分感動這位已經失去聯系二十多年的少年時代的同學，在我十分困難的時候，還冒着極大的政治風險來看望我。當時，他在常熟教育局工作。上個世紀80年代，我到常熟參加一個學術會議期間，專門到常熟教育局去拜訪他。可是，很不幸，在“文革”後期“清理階級隊伍”階段，他受到“迫害”，挺不住，自殺了。我唏噓不已。
中學時代的同學，有幾位在1949年初到了台灣。兩岸通郵以後，我收到顧兄從台灣寄來的一封信。我很快給他回信。可是很久沒有再收到他的來信。我又寄去第二封信。不久，他的女兒寫來了回信說，她的父親已經去世多年。我十分驚詫。後來我發現第一封信是另一位去台同學王兄寫的。他想和我聯系，又顧慮在政治上有“風險”，就借用已經去世的“顧兄”的名義給我寫信，帶有“投石問路”的性質。1994年我第一次訪台，在台北會見了當年去台的三位中學時代的同學。他們去台以後都在軍界工作。王兄是翻譯官、崔兄在軍中任文職工作、孔兄在“中央警官學校”工作，擔任過教育長，實際上是校長。見面時，回憶往事，談得十分融洽。我曾寫了一首詠這次會面的詩，其中有兩句說：“同學少年一葉舟，相逢已是白花頭。”這是大家共同的感慨！孔兄還送給我一套台灣出版的著名的曆史小說。幾年以後，孔兄回鄉探親，我們又在南京見了一次面。
（二）
我是1947年進大學的。進大學以後，不同的政治态度影響了同學之間的感情。但是，就大多數“無黨派人士”來說，“同窗友誼”仍然是十分值得回憶的。
同一個縣來的同學，往往在校内組織“某某縣同學會”，團結合作，相互關懷，增加友誼，曆久彌新。當時我家住在泰州，也就參加了“泰州同學會”。“泰州同學會”的活動很多，包括歡迎新同學、歡送畢業同學、假日郊遊、寒暑假集體回鄉、集體返校。在家鄉期間、又一道辦“暑假補習班”，為家鄉中學生在寒暑假免費補課提高。這些活動往往增加同鄉同學之間的感情；這種感情又往往持續存在于同鄉同學之間，曆久彌新。
法律系的同鄉同學李正樂兄，1948年底1949年初他也沒有回家鄉，留在學校。我們倆個人經常在一起縱論形勢，讨論《新民主主義論》。他是地下黨的外圍組織“新青社”的成員，知道的比我多。我從他那裡得到很多知識，受到啟蒙教育。上個世紀50年代初，他回泰州工作。幾十年來，我們一直相互懷念。2002年一百周年校慶時，他回到母校。我們促膝談心，流連往事，心情十分舒暢。大家還相互鼓勵，老景長青。
農學院陳又新兄也是泰州籍同學，他也比我高一班。因為他在農學院，我在法學院，平時接觸并不多。1949年8月中央大學改校名為bevictor伟德官网，他作為學生代表擔任了首屆校務委員會委員。畢業後他分配到廣西農學院工作，擔任過副院長。2001年百年校慶時回校參加慶典。他特地約我進行一次長談，對我鼓勵有加。我十分感動。
工學院機械工程系蘇法曾也是泰州籍同學。雖然不同院系，但是因為同一年入學，都生活在丁家橋新生院校區，往來接觸比較多。1951年畢業離校，他到了北京，我仍然留在在南京，工作專業又不同，四十年彼此沒有任何聯系。上個世紀90年代我到北京參加一個學術研讨會，結交了一位年輕學者。這位年輕朋友自我介紹說：他是蘇法曾的兒子，并且對我說：“我父親讀到您老寫的《台灣三十年》，十分高興，并且對我說：您是真正的曆史學家。”蘇兄的“過譽”，我愧不敢當，但是失去聯系近四十年，老同學仍然沒有忘記我，我實在十分感動。
我還要說一說我和王赓武同學之間的感情。他是一位南洋華僑子弟，長期生活在南洋。為了不要忘記中華傳統文化，他的父親叫他報考南京的中央大學。他也是1947年入學的，但讀的是文學院外文系，和我不同系。他的祖籍是泰州，也參加了“泰州同學會”。我們認識了。由于所在院系不同，我們之間并沒有過多的交往，僅僅認識而已。1948年底，他回南洋去了。四十沒有往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後，我在和澳大利亞教授交往中，才知道他後來到英國讀書，改學曆史，成為研究華僑史的著名學者，并擔任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我們之間恢複了交往，學術往來甚是頻繁。後來，他擔任香港大學校長。我每次到香港，或他每次到南京，都互訴離情、暢談學問，并在家中便飯招待。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他還要我陪他回故鄉泰州訪問。2002年100周年校慶時，他回到母校，在全校做了學術講演，我擔任了講演會的主持人。
（三）
上述青少年時代的同窗友情是十分平凡的，但是，對這種友情的懷念卻是永恒的。中國曆史上也有另一種同學關系，李斯和韓非、龐涓和孫膑就是這另一種關系的典型。李斯和韓非都是荀子的學生。秦始皇看中韓非，李斯嫉妒，毒害了韓非；龐涓和孫膑同師學“兵法”，孫膑的成績優于龐涓，龐涓嫉妒孫膑，削掉了孫膑的膝蓋骨。對比兩種同學關系，人們會提出一個問題：是什麼東西導緻出現這兩種不同的同學關系？迄今為止，我的觀點是：不同的人生哲學，亦即不同的思想觀念，導緻不同的交友實踐。前一種同窗友情的思想基礎正是傳統的儒家道德觀念。
德基兄出生在書香門第。父親早逝，由叔父撫養成人。叔父是一位國文教師，終身從事國文教學，是一位傳統文化培養出來的謙謙君子。德基兄有很好的傳統文化的修養。前文已經提到，赓武兄也是書香門第出生，前面已經提到，他到南京讀書就是為了接受祖國傳統文化的熏陶。我在青少年時代也接受了很好的傳統文化教育。父親給我買了一部“四書”，初中時期，我就能夠背誦全部《大學》。中國哲學最重要的精華部分，不是認識論，而是人生論；不是“天人合一”的思想，而是“做人”的道理。培育我們之間同窗友誼的不是龐涓、李斯，而是孔子、孟子、曾子。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與人，己所欲施與人”、孟子的“人之異于禽獸者幾希”、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都成為處理朋友關系，包括所有人際關系的指針。對李斯、龐涓之流嫉妒、毒害同學之舉，也就嗤之以鼻。
回憶青少年時代同窗友誼，隻能得出上述結論。
（茅家琦：國際知名曆史學家，bevictor伟德官网終生成就獎獲得者。1947年考入中央大學，1951年畢業于bevictor伟德官网經濟系并留校任教。曆任南大曆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系主任、曆史研究所所長、台灣研究所所長等職務。現任《中國思想家叢書》副主編兼終審組召集人、江蘇省文史研究館館員。社會兼職有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全國台灣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史學會理事、江蘇省曆史學會會長、江蘇省海峽兩岸關系研究會副會長等。從上個世紀50年代伊始，茅家琦就師從羅爾綱、陳恭祿等前輩史家研究太平天國史。80年代開始研究晚清及1949年以後台灣的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