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2日晚，發現手機有未讀短信，打開後得知恩師任東來教授已走的噩耗，霎時怔住了。因為曾計劃在“五一”再去看恩師，因有事而臨時耽擱，計劃永遠泡湯。霎時，淚奔，心亂如麻，唯3月份臨别時他的笑容和惜别的眼神清晰可見，而這亦讓我更傷感，因為那時他擔心這可能是我們最後的見面，而我則認為肯定不會，我會再來，他也會再次戰勝病魔，再次讓病危通知落空。但，計劃不如變化，恩師沒有再等我去，他走了。回憶有關于他的一切，近日成了我生活中的一個習慣。
96年，我進入bevictor伟德官网攻讀國際關系史碩士學位，有幸師從任老師，也是他所帶的第二位國際關系碩士生。自96年相識如今，也有十幾個年頭。給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他的學識和學術，而是他純淨如水、正直如松的個性。畢竟，相較于理性的學術而言，感性的他更讓我覺得他的一言一行無處不在，仍然留在我的生活。
恩師是個很純淨的人，像個孩子，沒有世俗氣，亦像一汪清弘，一眼可以望到底，沒有一絲雜質。這一點上，師母吳耘教授與他頗為神似。南京讀書三年，在先生身邊學習的日子，因而也就成為我人生中最快樂的一段時光。
先生的純淨，在于他對所有人都好，對我們學生就更好，總是在生活和人生規劃上替我們着想，好到不能再好。
記得有一次，先生請他在中美文化中心工作的同事、也是一位美籍教授晚上去家裡做客，讓我和張振江師兄作陪，先生的用意是鍛煉我們的英語口語。畢竟，搞國際關系研究，這是最基本的素養。但那時，我的英語根本開不了口，中國應試英語教育的弊端在從農村走出來的我身上尤為明顯。那一晚，我僅僅用英語開口問候了美籍教授，其餘的時間都在和先生的女兒琬潔玩，讓先生頗為失望，事後還曾專門提及此事，批評我不利用機會好好學習。即使時隔多年，就在今年3月份我去南京軍區總院看他，我倆聊天的時候，他對這件事仍然記得非常清楚，可見當時我讓他有多失望。
不過，我的表現雖然讓先生失望，但失望歸失望，那天晚上我穿得比較單薄，先生就讓師母給我找衣服，師母就讓我挑了兩件大衣，其中一件是先生在香港給她買的、從未穿過的新大衣：時尚的駝色和毛領子，修身的款式，即使放在今日，這件衣服也非常漂亮，可見先生的眼光不賴，當然，這也得歸功于師母的“栽培”。先生經常陪師母去購物，師母挑選衣服時候，他坐在一旁看報，如果沒有報紙，就拿櫃台的廣告看。師母說她挑了衣服，要得到先生的贊同與首肯才會買下。但先生常對我誇獎師母的審美眼光，他們家布置得賞心悅目，我問是不是請人設計的，他大笑：“吳老師就是‘設計總監’”。在先生眼裡，英語科班出身的師母相對于學曆史出身的他來說，“品味”更為高雅些。但不管如何，先生與師母這種共同挑選衣服的習慣，久而久之，讓兩人的審美眼光更為一緻，而先生與師母的感情也就從此件小事上可以窺見一斑。
先生的純淨，還顯示在他很耿直，在做人的細節和做學問的原則問題上毫不放松、直言不諱。在南京讀書的時候，先生會布置一些書讓我看，有時候會讓我寫一點東西。相較于我的同學而言，他對我的要求嚴格些。那時候電腦沒有普及，我們的論文都是格子稿紙手寫的，我是個較為粗線條的人，大多時候論文寫好後比較高興，所以就沒有再看一遍，好像被自己偶爾的靈感沖昏了頭腦，也就有了諸多後遺症，包括錯别字和段落的分行，惹得先生有些惱火。直到有一次，他發火了。事隔多年，我不記得先生發火的模樣，仍然清晰地記得他的話：“老師不是給你改錯别字的，論文寫完後要自己仔細看。”先生不是輕易發火的人，他一向溫文爾雅，估計那次火發得有點大，師母就說他怎麼對學生這麼兇，他氣呼呼地把我的文章給師母看，說，“這家夥，跟她講了幾遍了，就是不聽。”
是的，在先生眼裡，做學問是要認真的。他最容不得别人糊弄學問，自然他對于學術規範也是極為看重的。記得先生跟我說過，論文注釋就相當于做人，是别人的東西不能說是自己的東西；相反，大方承認是轉引或者參照别人的東西，會赢得大家的尊重，否則猶如小偷。正因為如此，凡是有他參加的學生論文答辯，他在這些方面的指導和批評也是開門見山、毫不轉彎抹角的。在他看來，學術就是學術，對學生論文的把關就是對學生的負責。所以，當時我們曆史系學生的畢業論文答辯或者開題報告，但凡有先生在，大家都是小心翼翼，但先生則赢得了學生們的尊敬，多年後很多學生回憶起來，仍覺得受益頗多。這麼多年來，在做學問方面，我一直遵照任老師的要求，規範行事，不急于發表論文，要發的話，就要盡力做到自己滿意的狀态。現在想想，唯有這一點，我達到了先生所要求的标準，所發的論文，也大多在學界公認的權威期刊。
先生和師母為人純淨，對我批評歸批評，但卻是愛護有加，這讓我呆在他們身邊自在舒服，很快樂。先生時不時和師母帶上琬潔，請我吃飯，我們就在中美文化中心邊上精緻的餐館裡用餐。我至今記得那個餐館的樣子，綠色的屋檐，環境幽雅，這是我關于美好生活的最初印象。97年先生在香港訪學，當時剛好是香港回歸，他還特意給我寄來兩張明信片，為的是蓋上那曆史性時刻的戳。可惜，那時候研究生是集體信箱，我并沒有收到他寄給我的明信片。
98年，當時複旦大學中美研究中心辦第二屆中美暑期安全國際講習班，先生就讓我過來參加，整個講習班就兩個碩士研究生：我和當時在南開大學讀書的王學東。那次講習班是我第一次聽全英文的講座和報告，雖然不能完全聽懂，但讓我認識了很多學界的知名學者，我後來博士時候的導師倪世雄教授就是在那時候認識的。
這次參加暑期安全講習班的空閑之餘在五角場逛街的時候，我偶然發現一瓶止鼾停，想起了有次聽到師母嗔怪先生晚上睡覺打呼噜的事，竊喜，就買了。這瓶止鼾停好像是進口牌子的，價格應該是接近或者等于100元，大約等于當時講習班發給我的零用錢。回南京後，我好像把它“偷偷”地給了師母，讓她轉給先生，怕先生知道我獲悉他打鼾的“秘密”。師母撲哧笑了：“他這哪是秘密？大家都知道。他有鼻炎”。師母把它交給先生後，先生很認真，把它放在漱口杯旁，每晚在洗臉池邊用藥漱口，咕噜咕噜地清洗喉嚨。那時候年少，沒有懷疑過打鼾停的效果，但這份純真，或許也給先生一絲快樂吧，他才願意這麼認真地對待。
在先生身邊學習的三年，先生用他的眼界和視野讓我認識學術研究生活，也喚起我對這種生活的向往，後來我立意去考博做研究，雖然有各種因素，但過着先生一樣的學術研究生活，也是我考博的動力源泉。
畢業後離開南京，跟先生的聯系一直沒斷，他給我的學術幫助也一如既往，對先生和師母的那份感情經歲月之河沉澱在心底。去年得知先生生病的消息，很震驚，也很難過。放寒假的時候想去看先生，先生從醫院出來快要過年了，也願意他合家團聚，不想打擾，直到今年3月份，從師弟胡曉進博士那裡獲悉先生病重的消息，趕到南京。
我和上外的錢皓老師到達南京軍區總院的時候，先生已經被安排在單人病房，醫生專門搭了層流床，以防感染，我們就沒有進去，擔心自己風塵仆仆會把病菌傳染給他。站在門口，先生一眼看到我，開心地叫着我的名字。雖然先生很開心，但是醫生告訴我們的情況卻不容樂觀：嚴重的IV度骨髓抑制和高燒，白細胞低到200，甚至下了病危通知，而師母又骶骨骨折，不得不卧床在家，但她心又在先生那裡，晚上經常整夜睡不着覺。看着躺在用簾子隔起來的病床上、胸口的各種貼片連着各種生命體征監測儀和鼻孔插着吸氧管的老師，看着憔悴悲傷的師母，看着雖然堅強但畢竟年少從未經曆過如此重大變故的琬潔，我的心一次又一次地痛起來。留下來，陪護先生，成為我唯一的選擇。
但我的決定，師母沒有同意。畢竟，我的兒子尚年幼，讀小學三年級，愛人在外地工作又不在家，孩子怎麼辦？不過，在我看來，孩子雖然年幼，但各種經曆對他也是一種成長。後來得知我回上海已經安排好朋友照看孩子，愛人也支持時，師母也就沒說什麼。非常感謝師母的容許，陪護先生的三天，讓我更近地走近他，也讓我更深刻地體會他的快樂與痛苦，定格成我對先生永遠的記憶。
那天到南京，師母一定要我先去家裡吃飯休息一下。遵照她的要求，吃完飯後我到醫院，那時候午飯稍過，病房裡靜悄悄，關着燈，我蹑手蹑腳走進去，先生卻是醒的。等我稍微清洗灰塵完畢，屋子裡的燈已打開了。先生不停地讓琬潔為我做這做那，像待客似的。琬潔交代了陪護先生的注意事項後，離開。之後，先生的話閘子打開了，高興地和我聊這聊那，一開始我擔心他話說得多吃不消，但看他這麼高興，也就放松與先生聊起來，聊得開心處先生大笑，護工過來說有些日子沒看到先生這樣笑了，但也責怪他說得太多了。晚上，先生讓護工給我鋪開琬潔用的被子，幾次讓護工來替我把被子重新鋪一下，免得我受涼，似乎是一個寵愛妹妹的長兄。這一切，讓我覺得先生離可怕的病魔那麼遠。
但那天晚上的情形，讓我感受到先生病得厲害。傍晚的時候，先生讓護工給他加被子。到了晚上，先生不太愛說話了，我給他量了下體溫。糟糕！已經超過38°5，我有點慌神，一邊不停地給先生喝水，去找護士，一邊用短信向師母彙報。師母急得不行，要和琬潔馬上趕過來。但那時候已近深夜，慌亂中我安慰她，醫生在這邊，沒說什麼危險的話。說實話，我那時俨然熱鍋上的螞蟻，不停地給先生喝水，不僅僅是讓先生補充體液，也怕他睡着了，不停地進進出出去護士站拿冰袋給先生敷上，不停地要求護士找醫生來，也不停地向師母彙報先生的情況。好在情況最終穩定下來，先生在體溫攀升到39°多之後出了一身汗，體溫下降，險情終于過去。
但那天晚上的情況，卻讓師母心急如焚，我的每一條短信，都扯着她的心。在先生體溫攀升的時間裡，她給我電話的時候，語氣都變得不穩定了，以前幹練的她，變得慌亂無助；我似乎又看見她發短信的手，就如她收到醫生病危通知簽字的要求時候一樣，不知道往哪裡按鍵。這一刻，我的心生疼生疼，她已經經曆了多少次這樣的恐慌啊，還會經受多少次？所以，此後的兩天裡，雖然先生也有發燒，但因為有了第一次的經驗，我都能比較沉着地應對，不再急着告訴她。
我在醫院的第二天下午，師母終究還是不放心跑過來，拖着骶骨骨傷。先生看師母過來，憐惜地問：“你怎麼又過來了？你的骨傷又未好。”師母寬慰他，“我在床邊的椅子上躺着，我不坐起來，就看着你”。但她怎麼可能隻躺着呢？師母還是做到先生的床邊，抓起先生的手，撫摸着。在那個時刻，我能深切地體會先生内心的痛，也是他後來不止一次地跟我說的話：“我對不住吳老師和琬潔，琬潔還小。其實最對不住的人是吳老師，留下她，不能白首偕老”。
但陪護先生的日子，也有快樂。師母和琬潔來的那天下午，他們一家三口團聚在病房裡，互相“揭發”和回憶以前的種種“罪狀”，特别是琬潔成長過程中的很多趣事，病房裡充滿了笑聲，多麼溫馨的時刻啊：父慈母愛，孩子明理懂事。在最艱難的時候，都用最快樂的表情去面對彼此，多希望時光停留，這一刻永存。
陪護先生的三天，也是和先生聊天最多的日子。先生被病痛折磨的時候，我焦急不安，也坐立不安，隻能盡可能地用我能想到的一些辦法試圖去緩解。當然，我沒有多少醫學方面的知識，束手無策的時候就跑去找護士。但有時先生不讓我去找，說找多了會給護士添麻煩。先生為了不讓我太擔心，病痛稍微緩解和輕松些，就和我聊天。每次我倆聊天時，他對自己的病情談得很少，談得最多的是生活，是孩子的教育，以及學術圈子裡的人和事情。他囑咐我要在事業與家庭之間取得平衡，若不能的話，天平要向孩子傾斜。當然，偶爾也有感慨，病來得太突然，很多事情還來不及做。他這一生，大多順利，事業上成名早，家庭生活和諧，與師母感情甚好，女兒孝順懂事，又很有出息，不僅在高中時獲得格林奈爾文理學院的全額獎學金前去讀本科，而且又以出色的成績被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提前錄取，将前去攻讀法學博士學位（JD），頗感欣慰。還有一件讓他欣慰的事情，就是他所有的學生都留在了教育系統，沒有人去經商。但最大的心事還是走得太早了，留下師母和琬潔。
先生那時對自己已有充分的心裡準備，但他從來不說，怕師母太傷心。有次他跟我聊天，說“我的病是在7月4日查出來的，我搞美國研究，吳老師擔心我會在7月4日走，那是美國的獨立日。”為了讓師母放心，他在病痛發作的時候，既想她，但又不忍她過來，而我也不想讓師母經受太多的恐慌。後來兩晚先生病痛發作的時候，我們都采取事後報平安的方式：“剛才。。。。，已。。，不要擔心”。但其實，他們彼此怎麼能不擔心呢？對于一輩子生活在一起的“神仙伴侶”，用他的話說“長到一起去”的吳老師，他怎麼能放下呢？正因為如此，先生才會在4月底發短信給師母，叮囑她：“親愛的，不要難過。要有勇氣面對。雖然我要走了，但你的生活還有精彩！”
3月30日，也是周五，因為下午有碩士招生面試，我需要在上午趕回去，我愛人給我訂了早晨九點鐘的車票。那天早晨，先生顯得精神比平常好，早早就坐在床上，用護工遞過來的毛巾擦了臉，還刷了牙。那時候，刷牙對先生來說是一件不容易、較痛苦的事情，因為會引發嘔吐。不僅如此，先生還有了吃東西的欲望，讓琬潔過來的時候在路上買他喜歡的面包。所以，那天早晨先生也吃了早飯，胃口不錯。要知道，吃東西對先生來說也是很痛苦的，因為藥物的緣故，很多時候吃下去就會吐出來。這讓我滿心歡喜。
然而，先生是清楚的，流露出無限的惜别之情。他不僅洗漱幹淨，吃下早飯，将自己最好的狀态留給我，而且下床坐在椅子上，親自在送給我的每本書上寫下對我的祝福、囑咐和希望。當然，在我提出要出發去火車站之前，他一直是很理性的。但是，當我準備出發，他的眼淚出來了。他覺得這可能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擁抱着先生，我也淚如雨下。輕輕地貼着先生的額頭，拭去他的眼淚，我收拾着行李。這時候，查房的醫生們進來了。噪雜的人聲響起，先生張開眼睛，擡起頭，第一反應仍然是看向站在醫生側邊裡的我。這一幕，無數次在我的腦海裡浮現，讓我不能自已，潸然淚下。人生難以預見，我那時真的覺得我們肯定會再次見面，但誰知道竟是永别？！
人生就是一場旅行，有無數驿站。先生走了，啟程去了另一個世界。他曾說過，“天堂就是圖書館的樣子”。我猜想他定去了天堂，那裡沒有病痛，沒有離别，有他愛看的書，還有他的老師楊生茂老先生。先生的追悼會在五月四日，而這一天恰好是他自己的生日和楊老先生的忌日，這是不是冥冥中的巧合？先生這一生，純淨如水，順利如水，正直如松。人生做到如此，雖然短暫，但已足夠。恩師，祝福你在天堂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