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時下，“資本主義”作為一個流行的名詞，經常出現在衆人的筆下和口語中。可是要給這個名詞下一個适當的定義，卻多少令人有幾分躊躇。因為“資本主義”一詞的分量并非無足輕重，而且中外學術界迄今似乎尚未達成廣泛的一緻。一般認為，資本主義最先确立于16世紀的英國和荷蘭。可是，“資本主義”（Capitalism）這一名詞卻産生在幾百年後。資本主義這一名詞比“資本”（Capital）及“資本家”（Capitalist）更抽象，所以出現的更晚，而且很少被使用。今天人們所理解的資本主義，經曆了一系列重要作家的論述，特别是經過了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述。“資本主義”一詞廣泛使用，還是進入20世紀後，尤其俄國十月革命之後，該詞作為“社會主義”的天然反義詞而在政治論壇和學術界反複提及，以至被認為“過度濫用”。希頓說：“在所有以主義結尾的詞中，資本主義一詞最容易招惹是非。它的含義和定義是如此混雜”。一些經濟學家和曆史學家曾拒絕在學術著作中使用該詞。一些學者認為，既然資本主義一詞被高度政治化和過度濫用，就該自此放棄；可是如果我們真的放棄，又必然立刻感到缺憾。事實上，至今，資本主義一詞仍然在普遍地被使用：松費爾特說得好：“繼續使用該詞的一個很好的理由是，任何人都沒有提出一個更好的詞來代替它，包括對它批評最嚴厲的人在内”。
何謂資本主義？它應該是特定的又是相當豐富的概念，涵蓋經濟，也涵蓋法律政治關系和思想觀念。經濟不僅指城市工商業和商人，也指農業和農民。後者是前者發展的基礎，工商業經濟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反過來又刺激鄉村經濟，進一步提高農業勞動生産率，結果在鄉村和城鎮催生了一批“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成為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關鍵。“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歐的發展正是西方興起的原因所在”。 所謂有效率的生産組織，就是資本主義企業。企業的産生和發展需要一定的條件，那就是相應的法律契約關系和制度，相應的思想觀念所形成的社會共識，相應的個人權利與自由及其保護。也就是說，資本主義起源需要一系列的前提條件，經濟的、法治的、觀念的和制度的等等，它們之間水**融，難解難分，其中最重要的是市場活動主體的自由，一種受法律制度保障的自由，以及這種自由的不斷擴大。沒有法律的保障就沒有企業家，也就沒有自由的企業，後者則是資本主義賴以生存的支點。總之，資本主義起源研究本是相當豐富的話題，不能過于簡單化、物質化和教條化。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尤其在20世紀70年代末以前，中國國内史學研究并沒有将資本主義起源作為一個懸而未決的難題。雖然也發生了一些争論，可依現在的學術水平看，争論的問題多為細節末枝，如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發生在哪一朝代、雇傭勞動又發現了什麼史料等；而對資本主義發生特征的“正統”解釋，則沒有産生多少疑義。所謂正統解釋來自較為僵化的蘇聯史學，當時他們特别強調手工工場的雇傭勞動、商品經濟和農民的分化等，同時相當機械地解釋馬克思恩格斯關于西歐資本主義發生進程的論述，并将不同國家的曆史強行納入他們所認定的西歐範式。因此，那一時期我國關于資本主義起源問題的認識和讨論，是在一個既定的、不容置疑的框架下進行的，那就是：14世紀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萌芽在意大利稀疏地出現，包買商支配下的手工工場從分散到集中，随着新航路開辟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發展起來,特别是在工商業領域發展起來。這樣的叙事并不違背曆史事實，問題是這樣的曆史事實并不充分，僅僅是一個側面。那時對該問題的探讨幾乎完全歸于經濟領域，特别是工商業經濟，而生産方式的豐富内涵又被極大地萎縮了，似乎僅僅相當于私人雇傭勞動。所以我國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讨論中，私人雇傭勞動幾乎成為資本主義萌芽的同義語。
改革開放後，在思想解放春風的吹拂下，現代化成為學術研究的重要課題，由此引發重新認識資本主義及其起源問題。最初，什麼是資本主義，我們還沒有搞清楚。于是我們的目光轉向國外，發現資本主義起源居然是西方學術界長期争論不休的重點問題之一，而且是在一個相當大的思考空間展開的。在20世紀50年代和70～80年代，曾經發生過兩次國際性大讨論。西方學者在這個問題上也是衆說紛纭，有的注重從商品經濟因素或人口因素解釋，有的注重從宗教觀念的角度解釋，還有的注重産權革命或思想觀念的變化。分歧的結點在于：資本主義是經濟的、法律的、政治的，還是思想觀念的？看來，強調任何單一因素都難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我國很多學者也意識到問題之所在，試圖跳出傳統窠臼，探求一條新的認識路徑。
說起我國新時期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讨論，不能不提起陳平的一篇文章——“單一小農經濟結構是我國長期動亂貧窮的病根”——那是在改革開放的初春，20世紀70年代末，見于《光明日報》。 現在看，該文之所以在當時引起不小的反響，并不是因其論證缜密、邏輯嚴謹、史料翔實、運用準确，而是他看問題的角度沖擊了幾十年來陳舊的思維套路，令人眼前一亮。中國為什麼不能像歐洲那樣産生資本主義萌芽？作者說，在于二千多年以來中華民族單一小農經濟結構，即農業生産一直以糧為主，而不是歐洲那樣的農牧混合經濟結構。農牧混合經濟要求貿易和分工，因此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和中産階級的誕生。兩年後，周廣遠完成了對該觀點的專業性闡述。他在《世界曆史》發表的“經濟結構與英國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關系” 一文， 與陳平一樣，仍是以“混合經濟結構論”為切入點，但是前提和落腳點還是商品經濟，“商品經濟的發展是資本主義關系産生的前提”。可見，雖然切入點改變了，經濟特别是商品經濟仍然是人們特别關注的焦點。
其後，不斷有相關的研究成果問世，人們總是熱情參與，同時又期盼着新的研究成果出現。關于資本主義發生在歐洲沒有發生在中國的問題，當時湧現出不少成果，例如政治制度作用論，勞動者生産生活狀況作用論，私人财産權利體系論，城市作用論，以及傳統的市場商業作用倫等。 80年代及其前後的讨論有不少打動人的新意，可惜持續的時間不長，論述也有待于深入和系統，而且遠沒有形成一定的共識，更談不上形成廣泛的社會共識。讨論基本局限在學術圈，對社會、政府、教科書乃至國民教育的影響不大；後者對資本主義的一般認識年深日久，習以為常，很難為知識群體的短時間内的幾篇文章、兩本書所改變，大多還是停留在以前的層面。進入90年代以後，一方面資本主義起源研究明顯降溫，另一方面人們對該問題的一般看法仍然沒有多少變化。這一點反應在人們對來自歐美人的《白銀資本》和《大分流》等作品的态度上。幾年前國内曾經“熱炒”《白銀資本》和《大分流》，其實，這些作品關注的中心仍然沒有離開經濟和技術問題。
美國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把英國崛起歸因于一種資源的發現，或殖民美洲帶來了某些資源，使英國擺脫了人口與土地資源的矛盾，從此與中國等東方國家“分流”。他認為： 18世紀中葉以前的中國與西歐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區别，此後煤炭的廣泛使用和新大陸的殖民這兩項“根本性的突破”，才使西歐勝出。問題是，就礦藏資源而言，中國是否也存在類似的條件呢？曆史的事實是：中國不缺煤礦，包括淺層煤礦，而且有長期采礦的曆史，為什麼這些煤礦沒有使中國社會發生實質性的變化，免于走上勞力密集的道路？問題的另一面是，英國大片露出地表的煤層，為什麼在18世紀中葉以前未被發現和利用？作者顯然是本末倒置了，煤的利用及某項技術的發明，是結果而不是原因，它應歸因于社會分工、生産力發展水平和整個社會文明的發展程度，後者才是我們需要探讨的深層次領域。
将英國發展起因完全物質化、技術化的觀點，不是彭慕蘭第一個提出來的，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有類似的觀點。 而且，也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國際社會工具主義、物質至上思潮的反應。 在他們那裡，有血有肉有觀念的人不見了，人的活動不見了，異彩紛呈的人類社會和人文曆史被淘空了。“曲終人不見”，給人一種撲朔迷離的怅惘，不得要領的郁悶。耐人尋味的是，《大分流》一書在中國大陸上沸沸揚揚，受到不少人的歡迎，表明受衆的一種思想傾向。對于資本主義的理解，人們還是更容易接受物質層面的解釋，諸如商品、資金、資源、技術等等。改革開放以後，人們發現了問題的結症，并且做出了種種努力，取得了明顯的進步，然而長時期形成的思想藩籬豈是短時間内可以突破？何況《白銀資本》《大分流》對于東方世界做出許多不恰當的推崇，似乎還頗迎合了一些人自大的民族心理。當然，在對資本主義起源的關注中，夾雜着是否承認中國是在近代落後了，還是近代以前即鴉片戰争以前幾百年就開始落後的問題，一個曆史事實的确證問題。本文第二部分将專題讨論之。
一種思維定勢一旦統治了人們的思想，改變起來似乎是相當困難的。人們試圖尋求新的突破點，然而卻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又回歸到原來的起點上。關于資本主義起源，倘若30年前的陳平以“農牧混合經濟結構”為切入點，最後的落腳點還是回到工商業領域的話，那麼近期得到許多人首肯的彭慕蘭的基本觀點,與之并無根本區别，着眼點和落腳點還是在經濟技術領域。一個物化了的世界，隻是加上了“淺層煤礦”和“海外殖民”這樣一個曲折而已。
筆者無意系統評價過去的研究，隻是想藉此說明，以往我們關于資本主義起源的認識有了一定進步，但在學術觀念仍然存在一定的偏頗。一方面，過于看重經濟因素，經濟領域又過于看重工業和商業，忽視與之密切相關的農業和農民，殊不知，在農本社會裡沒有農業本身長期而穩定的發展，工商業怎麼可能脫穎而出？另一方面，忽視非經濟因素，或者說過于看重資本主義經濟現象，而忽視它們生長的一系列社會人文條件：諸如個人權利和自由，法律對私人财産權利和其他個人權利的保護，人們思想觀念的發育和良性社會共識的形成等。經濟發展固然重要，然而經濟發育的社會環境，市場活動主體的自由度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具備相應的社會環境，經濟“萌芽”才會成為真正的生長點，才能持續發展，繼而山花爛漫，春色滿園；否則，半途夭折或變異的命運難以避免。
主要從經濟現象判斷資本主義，在國外早已有之。19世紀以來一直有人認為資本主義經濟自古希臘羅馬就已産生。德國史家邁耶（Eduard Meyer)認為公元前5世紀的雅典如同17世紀的歐洲，已經以資本主義經濟為主。20世紀的俄裔美國史家羅斯托夫采夫（Rostovtzeff）也持此觀點。他們把古典希臘羅馬與近代歐洲等同看待，認為同樣有資産階級和無産階級，同樣有工業革命，同樣有為市場而生産的大型農場，以及放貸的金融業和保護海運的保險業。還有，作為地中海市場的中心，在雅典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商品。這個學派自19世紀末興起，20世紀上半期風行一時，但不久遭到國際史學界的普遍批評，認為他們把古史現代化而不足為訓。“古史現代化”派的主要問題是偏重于希臘羅馬社會中的物質領域，而忽視社會制度、觀念和人與人的關系。他們看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物質成果，卻沒有看到資本主義物質成果的重要前提，即自由，沒有自由就沒有企業家,也就不會有真正的現代企業和現代社會。古典城邦公民有相對的自由，但基本的生産者卻是完全沒有自由的奴隸。古典文明的鼎盛時期，即公元前5至4世紀的希臘與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2世紀的羅馬，奴隸是社會人口的主體。古希臘羅馬城邦的令人着迷的民主政治，是以毫無自由和權利的奴隸的勞動為基礎的。 古典民主與現代民主的一個根本區别是，它不是以保護每個人的自由和權利為宗旨，相反，它是少數人的共同體壓迫大多數人的制度。即使少數人的共同體，也不是自由人的聯合體，說到底，仍然是一種身份制度。他們因取得城邦公民的身份而享有那份權利和自由，換言之，如果失去了城邦共同體身份，他們随之失去那份權利和自由，所以說古典城邦制度仍然是一種身份制度，希臘羅馬社會仍然是一種身份社會。這樣的社會不可能産生富有活力的企業。實行奴隸勞動的大農場，雖然為出賣農産品而生産，規模也不小，然而勞動生産率極其低下。博物學家老普林尼抱怨說：“大地産已經毀了意大利，不久還将毀壞各行省。” 除了勞動生産率低下，這種廉價的奴隸勞動還阻礙了科學與技術的發展。希臘化時代的埃及，有人曾發明了蒸汽裝置開啟神廟大門！但是這些技術發明沒有被用于農業。1世紀時，在巴勒斯坦已經有了水磨，在高盧出現了有輪收割機，但是，它們在帝國時代的使用範圍相當有限。
什麼是資本主義？首先，資本主義不僅是生産方式，也是一種生活方式。換言之，資本主義不僅是物質的，也是精神的；不僅表現為政治、經濟制度，也表現為某些普遍的觀念；不僅意味着市場貨币關系，也意味着契約關系、法律關系。一句話，隻有将資本主義不僅視為自然經濟的對立物，同時視為人的依賴關系的對立物的時候；也就是，不僅将資本主義理解為商品貨币經濟，還一定理解為與自由企業和自由個人相契合的社會關系時，才能真正打開視野，全方位地深入探讨資本主義的起源。
研究資本主義起源必須建立一個新的思路。
二
人們習慣于看重經濟領域，所以我們還是從經濟領域講起。
資本主義沖破農本經濟而使工商業成為主體經濟顯而易見；不容易察覺的是，資本主義最先正是起源于農本經濟。一個平凡的道理常常被人們忽視：在前工業時代，工商業的興盛，必須有農業經濟的長足發展，有足夠量的農産品剩餘，才可能出現穩定的市場，脫離農業的工商業人口才能有基本的生存保障。西歐中世紀從農村中最早遊離出來的商人和工匠，作為城鎮居民，其中相當一部分人還需兼業農耕，因為工商業不足以為生，農村也沒有足夠的剩餘産品供他們消費。城市居民後來完全緻力于工商業，一個必不可少的前提是，周圍農耕地區的發展，為城市提供了足夠的剩餘食品和原料，或者說，農民可以拿出足夠的剩餘農産品去交換城市産品。不僅如此，鄉村自身也有手工業，發展同樣必須以增加農産品剩餘量為前提，否則，鄉村手工業永遠不能突破農本經濟的閉塞性，永遠是農本經濟的副業。馬克思說，“超過勞動者個人需要的勞動生産率，是一切社會的基礎，并且首先是資本主義生産的基礎。” 也就是說，農民個體經濟的普遍發展和普遍積累，是早期市場經濟的基礎，是資本主義經濟的溫床。
關于前資本主義農業勞動生産率研究，近30年進展明顯，雖然還未取得廣泛的一緻，但勾畫出的曆史面貌越來越細緻，越來越清晰。以英國為例，中世紀晚期至近代早期農業勞動生産率呈明顯的上升趨勢。16世紀後，英國人口成倍增長，然而人均産量增長的更快。注意！不是經濟總量，而是人均産量的增長。它被諾貝爾獎得主諾斯稱為“現代意義的經濟增長”。明清社會晚期不乏資本主義萌芽，然而沒有成功的資本積累，直接的經濟原因是沒有相應的生産效率。中國是東亞農業大國，農藝水平獨步一時，然而始終沒有創造出高水平的、不同凡響的勞動生産率。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沒有英國那樣的海外殖民；反過來講，是說英國資本積累是殖民掠奪的結果。我以為這樣的看法過于簡單化了。首先，并非資本主義都必然經過海外掠奪等“原始積累”階段。如今發達世界中的北美、北歐諸國等都未經過什麼原始積累階段，但它們的經濟發展卻後來居上，比搞過原始積累的國家更出色。其次，掠奪不一定導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從曆史上看，古典的希臘城邦、羅馬帝國，中世紀早期的北歐維金人，都有過著名的海外掠奪與殖民經曆，卻與資本主義無緣。英國最先發生資本主義，然而最早進行海外殖民與掠奪的不是英國，而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他們比英國搞得更早、更瘋狂，但在資本主義的發展史中這兩國卻是落伍者，難以望英國之項背。英國資本主義發生的根本依據在自身内部條件，就經濟層面而言，首先在于它創造出高效勞動生産率。17世紀，首先在荷蘭和英國，第一次出現了諾斯的“真正的增長”。“英國和荷蘭，雖然人口持續增長，實際生活水平卻大約提高了35%和50%。這是史無前例的事情：在歐洲曆史上，同時也是在人類曆史上，兩個國家第一次能夠持續地向不斷增加的人口提供不斷提高的生活水準”。
在前人的基礎上，20年多前筆者對英國和中國相關時期的農業勞動生産率做過一些研究。以一般農戶的5口之家為取樣單位。16世紀是英國邁向近代社會的重要開端，據估算，該時段一般農戶年産240蒲式耳，大約相當于5噸谷物。農民除自家有限的食物、釀酒消費外，大部分農産品流向交易市場，換回貨币以滿足生産者不斷增長的多方面需求，同時擴大再生産。也就是說，每個農夫同時也是農業經營者和商人。貿易以生産為基礎，所以發展得相當穩定和均衡，由此我們可以理解英國中世紀晚期何以形成星羅棋布的市場網絡；英國何以被稱為“商人之國”，以及英國何以迫切開辟海外市場。16世紀一個典型農戶竟年産5噸谷物，至今仍令人刮目相看！這個時期的勞動生産率呈明顯上升趨勢，比14世紀提高了一倍以上。反觀中國，以較為發達的長江三角洲農業勞動生産率為例，如果14世紀中期（明朝初）與英格蘭基本相當的話， 16世紀已經明顯落後，19世紀（清中期）也遠未達到英國16世紀的水平，僅為16世紀英國的五分之二。清代中期的農業勞動生産率較之明代出現了下滑的趨勢。也就是說，中國落後于英國不是鴉片戰争之後，而是始于此前三百年的16世紀。這是25年前通過估算我得出的一個結論。
令人感興趣的是，近年英國學者麥迪森的研究，盡管采用的估算路徑與筆者完全不同，但結果基本一緻。按照麥迪森的統計數據，從經濟總量上看，中國以及亞洲相當長時期内不無樂觀：公元1500年亞洲的GDP占世界GDP的65.2%，即使到1820年仍占世界的59.2%，也就是說一直到19世紀早期，經濟總量都是領先于歐洲的。同時，麥迪森的數據也表明，16世紀前後西歐的經濟總量已經開始上升，19世紀中葉後（1870年）上升尤快，已經接近亞洲。不過，如果按照人均GDP水平，情形就大不一樣了。公元1000年，西歐略低于亞洲（400:450國際元），但是到1500年西歐已經明顯反超亞洲（774:572國際元）。16世紀以後東西方此消彼長的勢頭更加明顯。以中國為例，1500年之後，中國的人均GDP水平已經不及西歐國家；1820年時，中國人均GDP值相當于西歐的一半，或者英國的大約三分之一。到1870年，中國的人均GDP值進一步降為西歐的近四分之一，英國的近六分之一。 無需置疑，人均GDP數據更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很明顯，麥迪森統計數據也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中國經濟在近代以前的數百年即16世紀已然落後于西歐。
在追蹤資本主義起源過程中，我們的注意力從工商業，轉移到工商業的母體——農業，從生産者群體世界轉移到生産者個體，即農民個體的勞動生産率。也就是說，經濟領域内的資本主義起源研究，實實在在地推進了一大步。
以上證明不無意義，不過，到此仍不能完全說明問題：西歐生産效率為何取得突破進而啟動資本主義積累？農業勞動生産率的增長推動了西歐的社會轉型，那麼推動農業勞動生産率增長的原因又是什麼？顯然，經濟現象不能完全由經濟因素來解釋，或者說經濟史不能解決全部問題，尤其不能回答全局性的重大社會問題。資本主義起源的話題必須延伸至非經濟領域。
三
歐洲史研究證明：中古晚期生産效率明顯增長的奧秘，主要不是生産工具的改良，不是某項技術發明或能源的發現。農業革命以前乃至工業革命以前的歐洲田野上，外在的現代要素幾近于無，與以往相比并無明顯改觀。勞動生産率發展的直接原因是，農民個人依習慣法而抗争，使其自身權益得到有效保護，使農民個人财産得到普遍地有效積累，進而為農業資本主義生産組織——資本主義農場——奠定了最廣泛、最紮實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
西歐中世紀習慣法是雙刃劍，既強制農民接受封建秩序，又是農民保護自身利益的有效武器。佃農的負擔量一旦規定下來，即為慣例，不可輕易改變，而随着農業技術的提高和貿易機會的增長，為自己創造的勞動成果卻不斷增長，個人和社會的财富就這樣逐漸積累起來。統治者的妄行與貪婪是本能的，普遍的，英國領主不比中國或其他地區的統治者更好些。英國佃農的幸運在于，他們不僅有抵抗領主的意識和勇氣，而且很早就生成并堅持了限制領主權力的程序和手段。對抗方式有暴力鬥争，更經常的則是法庭較量，結果有效地保護了農民個人财産的獨立發展，在較大程度上享受經濟發展帶來的自然增值。農民普遍的、連續的積累，是社會财富積累機制形成的基礎，也是進入資本主義積累的重要條件。或者說，資本主義的發生在這裡獲得了适宜的溫床。當然，農民個體的積累不僅僅是财富的積累，也是精神的積累；是經濟的增長，也是農民個體自由和權利的不斷伸張、新的法律政治關系不斷調整和确立的過程。不存在單一的階級鬥争史，同樣也不存在單一的經濟史。
農業人均生産效率的突破取決于佃農權益的有效保護，最終有賴于當時社會的人文和政治大環境。佃農憑借習慣法在法庭上與領主據理力争，該現象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是社會總表象的一部分，或者說是社會總遊戲規則的一部分。以往西方學術界認為權利觀念是近代社會的産物，大約起源于17世紀，所謂“權利與蒸汽機一樣都是現代社會的産物”。新近的研究成果已經将其追溯到中世紀。事實上，在西歐12世紀以後，具有悠久傳統的抵抗權利以及與此相聯系的自然權利、主體權利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社會共識。值得注意的是，在羅馬法改造的基礎上，中世紀産生和發展了一種應然的權利——自然權利或主體權利（Subjective Rights），影響極為深刻。在歐洲法律理論中，與其他非基督教的地區不同，至少從那一時期起就存在着“神法”或“自然權利”、“主體權利”這些概念，與人類制定并實施的“人法”即“實定法”并立。這兩種法有時能達成一緻，更多的時候則存在分歧和距離。不論一緻還是分歧，在人們的心目中，包括大多數被統治者和統治者在内，“神法”、“自然法”、“自然權利”總是作為“實定法”的内在原則出現，從而對“實定法”的制定和發展走向，有着巨大的影響力。以往在國内學術界話語中，“主體權利”一詞幾乎沒有人使用和提及。“文革”前，法學界曾對Subjective Rights一詞的譯法有過讨論，結果采取了蘇聯法學界的做法，将其簡單地譯為“權利”，将Subjective略去不譯。以後，也有人譯為“臣民權利”，或“主觀權利”。筆者以為，上述譯法各有缺憾，權衡再三，認為用“主體權利”表達更符合本義。 主體權利既是無形的，也是有形的，具有廣泛的影響。作為一個原則，它關乎到中世紀的個人權利，也關乎到某個等級或團體的集體權利，如村社的權利、行會的權利、市民的權利、貴族的權利等，是中世紀西歐法律和法律結構向近代變化的重要标志。
歐洲中世紀的“自由”和“權利”是密切相連的。喪失權利就是喪失自由，布洛赫指出：“享受所謂的‘自由’在本質上就意味着擁有一種無可争議的權利”。在墨洛溫王朝時期，自由意味着享有法蘭克人（populus Francorum）的權利，結果“自由的”和“法蘭克的”兩個詞語逐漸被視為同義詞，并長期作為同義詞使用。 英語“自由”（Liberty）一詞起初主要内涵是“權利”或“特權”，與rights或privilege含義一緻。libeity具有“自由”（ freedom）即不受外界控制、奴役和支配含義，是14世紀以後的事情。 在中世紀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隻有一部分上層人才享有權利和自由，所以希爾頓認為中世紀的“自由”(Liber homo)往往與“貴族”(Nobilis)同義。 随着時間的推移，獲得“權利”與“自由”的範圍逐漸擴大并下移，越來越多的人獲得權利而獲得自由。事實也是這樣，農奴制的自由解放進程始終伴随着廣大民衆争取自己權利的鬥争。
14世紀初，法蘭西國王在解放王室領地農奴時使用了這樣的語言：
根據自然法，人皆生而自由，……可是我們普通人中的許多人已經陷入農奴的枷鎖之中，并處于頗令我們不快的各種狀态中，鑒于我們的王國稱作自由人的王國，……我們已經命令……應恢複這些受奴役者的自由，對于生而受奴役、長期受奴役和最近由于婚姻和居住或諸如此類而淪為農奴狀況的人們，應以良好和方便的條件賦予他們自由。
不可思議嗎？也許有人認為法蘭西國王是僞君子，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他表達的理念在社會上已經廣為承認和流傳，不得不借助之。這樣的話語對以後數個世紀産生了深遠影響。主體權利觀念是西方文明之魂，主體權利和實定權利構成了近代人權的基本内容。探究資本主義的起源，主體權利是一個關鍵詞，不能回避也不應該回避。我認為它相當重要，是研究資本主義起源的新思路之一。
與應然權利、實定權利密切相關的是抵抗權，抵抗鬥争表現在社會不同層次和不同領域。在社會基層，是農奴與領主的較量。有暴力、有贖買，也有法庭交涉，經過幾個世紀的鬥争，農奴先後獲得了自由遷徙權、自由勞動權、個人财産遺囑繼承權和受教育的權利等。15世紀農奴制基本解體,相當一部分農奴成為富裕農民（well-to-do-peasants）。16世紀，在英格蘭，正是在他們中間産生了面向市場、依靠雇工經營的農場主，即第一批農業資本家。他們的子弟可以出任聖職，可以在牛津、劍橋那樣的名校就讀，而他們本人則普遍參與地方公共事務，常常是地方法庭陪審團的重要成員；其上層人物鄉紳則是議會下院的強有力的候選人。
在社會上層，是貴族與王權、教會與王權的抗争。英格蘭《大憲章》是貴族抵抗王權的典型例證：貴族認為國王侵害了他們的權利，所以貴族一方放棄原有的承諾，以至舉兵讨伐。法蘭西的《三月大敕令》，可視為《大憲章》的同類文件，其中也涉及了有關臣民自由、權利的多方面問題。發生在11、12世紀的伯爾曼所稱的“教皇革命”，則是教會抵抗王權的鬥争，被認為“西方曆史的斷裂”，是一次真正的曆史轉折。最後的解決方案使教俗雙方管轄權都得到限制，更重要的是以法律的手段平抑了皇帝或國王的權力，翦滅他們頭上的光環，結束了神聖王權時代，從此，皇帝和國王在精神事務上完全不具有權能，為近代世俗國家奠定了基礎。與此類似的現象，還有争取市民權利的城市抵抗運動、争取商人權利的商人抵抗運動以及村社抵抗運動等，逐漸形成多元政治力量，現代法律體系以及現代議會協商制呼之欲出！
不斷完善的法律體系，使生産者和經營者的财産安全和财産積累得到進一步保障，反過來激發了整個社會積累機制和流通機制的發育。新的觀念、新的語言、新的交往方式和新的力量随之破繭而出。社會重心逐漸下移，到近代早期，西歐第一次出現靠經營實業起家并且相當富足、有相當社會地位的群體——資産階級，足以與身份貴族抗衡，從而形成一種開放的社會結構。契約、貨币關系逐漸替代身份政治關系，進入了所謂市場經濟加契約社會的時代。
顯然，資本主義起源的因素是相當複雜的，單純的工商業的發展以及整個經濟發展史都遠遠不足以說明之。相比之下，主張全方位、長時段的整體史觀、大衆史觀，主張經濟與社會互動的“經濟-社會史”更富有解釋力，更鮮活生動，更接近于曆史原貌。這是我倡導經濟-社會史的初衷。然而，經濟與社會的互動就可以解釋資本主義起源嗎？我寄希望于同仁與讀者的進一步思考，期待着更滿意的答案。如同資本主義沒有終結人類的曆史一樣，随着生活和實踐的發展，我們有理由期待資本主義起源研究更優秀的成果問世！
上世紀80年代末，我國著名前輩學者陳翰笙先生曾以耄耋之年親自為拙著《現代化第一基石》作序，期間有多次交往與長談。陳翰老給我的第一印象是“真人”，大德之人，并永遠定格在我的心中。翰老碩望宿德，又率直純真；大氣磅礴，又平和可親，有一種非凡的感染力，當下憶起，仍曆曆在目。他肯定我關于農民的普遍富足而非貧困才是資本主義發展基礎的研究，鼓勵我所從事的中西曆史比較研究能夠與中國的現實問題結合起來，能夠回答農村改革中提出的問題。他還談到曆史學“有什麼用的問題”，我印象最深的有兩點，一是總覽中外曆史，權衡得失，探究吾國吾民富強之方略；二是追求曆史的真實，使國民有個正确的曆史觀、是非感和高尚的道德情操。這對曆史學是一個很高的要求。我出生于50年代初，“文革”前正在中學讀書。我國為什麼發生長達10年的“浩劫”？有過輝煌曆史的文明古國，為什麼後來落後于西方？尤其近一個多世紀以來，我們的民族為何經曆了那麼多的苦難？這一類問題總是萦繞心頭，揮之不去。“國家大事”對我們的人生影響太深刻了。我們這一代人對國家與民族的命運傾注了更多的關心。讀者諸君可以發現，彙集到本書中每一篇文章，幾乎都有用中國史作比較的背景，或是夾叙夾議。集中起來實際就是一個問題：為什麼資本主義起源于歐洲，而不是中國？從學術研究的角度說，考察中國曆史以西方曆史為參照，就不會陷入就中國論中國、自以為是老路；同樣，研究歐洲曆史以中國曆史為參照，也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它的核心要素。以問題為主線，打破中國史與世界史的傳統界限，将中國置于世界之中進行研究，同時以中國問題的視角研究英國及歐洲史。這是貫穿于本書文章也是我一貫堅持的學術思想。
根據本套叢書主編的要求, 圍繞資本主義起源這個主題，從筆者業已面世的一百多篇論文裡揀選30篇。論文的編排，也是按照主題而不是文章發表的時間順序，分為三個部分。分别是“農民與歐洲資本主義”、“歐洲文明與歐洲資本主義”、“比較視野下的資本主義起源研究”，旨在從經濟與社會，觀念與傳統，權利與自由等方面，闡述資本主義的起源；并且從比較研究的視野、特别是歐洲與中國比較研究的交彙中說明問題。載于本書的論文，寫作時間跨越了30載,最早的論文發表于上世紀80年代。一些文字現在讀起來不免幼稚，史料也不盡充盈，字裡行間遺留着時代的印記。這次整理隻是略作訂正，補充了一些注釋，以便于讀者進一步閱讀，基本保持了原樣，沒有作觀點和材料上的改動。前後文章的差異，可以發現一個求索者的心路曆程，似乎沒有什麼不好。人們容易原諒學術的不成熟，而難以原諒曲學阿世之不誠實，還好，翻開步入學界30年間發表的作品，雖留有不少缺憾，但聊以自慰的是，沒有那麼急功近利而随波逐流，也沒有患得患失而有違學術良知。多年來，我力求做到陳翰老要求的，以敬畏之心探讨曆史，傳遞真實的曆史信息。當然，提高國民人文素質，改善國民的曆史觀，提升中華民族的精神文化的軟實力，是一項巨大的工程，需要幾代同仁的共同努力。
資本主義胚胎于西歐封建社會母體之中，其起源的曆史離我們很遙遠，但似乎又很近。曆史學的魅力就在于，它可以幫助你解讀生活。
侯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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