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不列颠攝取古典文明在特定的曆史時序與語境中形成自己的軌迹和特點。在經曆了與宗教文化相伴随的曆史時段之後，從公元9世紀中葉起開始進入了相對獨立運演的曆史狀态。12世紀以後，大學等教育機構的建立，不列颠攝取古典文明進入了鼎盛的曆史時期。經過不同的時間、地域和主體的位移，古典文明的意義與形态均發生了不同程度的變化。宗教文明、諸多民族民主遺風的融合與成長，以及政治學、倫理學、形而上學等古典文明精粹的融合與重鑄，給不列颠近代早期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帶來重要影響。
[關 鍵 詞] 不列颠 攝取 古典文明
一個近代民族國家的崛起，總是和這一民族早期文化傳統的形成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不列颠是一個崇尚經驗，同時也是一個充滿夢想、敢于挑戰的民族。他們之所以能成為近代曆史上最強大的世界帝國，正是由于域外異族征服及其異質文明的融合、基督教文化的主動吸納與傳播，尤其是希臘羅馬古典文明的充分攝取與吸納創新，這些因素在不列颠近代民族國家形成和發展的曆史進程中産生了十分重要的效用。
一 不列颠攝取古典文明的路徑考略
英國史學家約翰•惠克特說：在盎格魯薩克遜人到來之前，諸多部族還沒有凝聚在一起的時候，是羅馬文化給了不列颠以最早的啟蒙；甚至可以這樣說，如果不是羅馬人帶來的光輝的福音，不列颠人将依然沉沒于黑暗與野蠻的曆史之中！ 我們知道，在英國近代文明形成的諸多要素中，來自羅馬的諸多文明給不列颠民族的融合與文明的形成産生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可以這樣說，歐陸諸多文明尤其是羅馬文明，是英國近代社會崛興的文明之根。
據初步查考，不列颠對于古典文明的攝取留下一條坎坷複雜的曆史軌迹，其間經曆過許多群體、許多地域、許多宗教聖地，還有許多大學，及其取得的早期主要成就，正是通過這樣一些路徑，古典文明才一路褴褛并最終來到不列颠。
（一）不列颠攝取古典文明運演的基本路向
不列颠攝取古典文明是在一定的曆史時序中通過不同的學術群體的更替、曆史空間的位移、早期成就的形成等因素，呈現出自己的路向。
1、不列颠攝取古典文明學術群體的更替及其主要貢獻
學術群體的更替對于早期不列颠攝取古典文明具有較為明顯的影響。我們知道，在特定的曆史空間，古典文明的文化内涵在具體的曆史空間中呈現，都是憑借傳播主體來實現的。在不列颠社區古典文明的進程中先後由希臘羅馬人、猶太人、阿拉伯人、法國人和不列颠人等做出了貢獻。
希臘人對于古典文明的貢獻尤其重要。西方學者認為，希臘人創造了政治；他們同樣創造了政治理論，而且在他們所創造的這兩個基本要素之間存在着一種明顯的聯系。 希臘人擁有相當繁榮的古典文明。他們不僅精通諸如醫學、建築、天文等學科，而且他們的論證藝術、他們的能言善辯、他們對複雜問題更為敏銳的理解力均有着使用價值，這一種古典文明，對任何一個民族都有着一種強大的感召力。我們知道，羅馬人對希臘文化的繼承經曆了由主動學習到着意控制的曆史變遷。這是因為，在羅馬有共和國向帝國過度的曆史時期，羅馬人存在着矛盾的心理：一方面，當羅馬人卷入對東部進行征服時，他們不能容忍有自己壟斷政治與軍事權力，而文化卻又希臘人壟斷；另一方面，羅馬人要有效地控制希臘人，就必須首先擁有希臘文化，即便是羅馬人對希臘文化存有不同的态度。在曆史觀念的矛盾與沖突中，羅馬人的智慧倫理超越形而上學，有效地實現形而上學的經驗化轉向，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而又充滿張力的古典和中世紀文明，從而成為通向近代文明的橋梁。
羅馬人全方位地繼承了希臘的文明，而同時也體現出自己的特别創造力。學界認為，像古代羅馬人一樣，我們意識到“曆史”是繼承希臘人的。希羅多德對我們來說是曆史之父，一如當年他之于西塞羅。 我們知道，羅馬人對希臘文化的興趣始于公元前3世紀中葉。他們從希臘進口商品并引進生産工藝，稍後，羅馬文學家以希臘模式創作。。。。。。在公元前2世紀早期，學習希臘演說術的念頭吸引着羅馬人，因為演說術在審議會與法庭所操縱的社會中有着明顯的用途。這就意味着需要按照希臘的模式創建學校；而且，在希臘，如同在大多數國家一樣，學校課程學校課程是作為對當時傳統文化的導論而開設的。事實上，以演說術為中心的教育并未對此有什麼改變。演說家要想令人信服，就得求助于廣為接受的政治與道德準則。他們必須接觸各種各樣的論題，并且，他們常常得按照希臘人的方式對文學與曆史加以比較。當羅馬人決意學習修辭學時，他們為希臘文化的湧入敞開了大門，這也即是老加圖極力呼籲從羅馬驅逐希臘教師的緣故。但為時已晚不能有任何改變；在西塞羅還是年輕人的那個時代，在羅馬師從于希臘教師，後出國赴雅典或羅德斯進修，已是司空見慣的事。
阿拉伯人為古典文明的早期複興做出了許多工作。值得關注的首先是阿拉伯人對古典文明傳播的貢獻。西方學界認為，柏拉圖、亞裡士多德等古典著作的傳播首先是通過新柏拉圖主義著作進入阿拉伯世界的。 到公元9世紀中葉，是古典文明傳播的鼎盛時期。阿拉伯學人伊本.铿迪翻譯了許多亞裡士多德的除了《政治學》之外的主要著作，還著《第一哲學》讨論人的靈魂和知性問題，為古典時期的科學、哲學和文化的傳播，做出很大的貢獻。 公元11世紀，由于拉丁文翻譯被人們稱作阿維森納(Avicenna)的阿拉伯思想家伊本.西拿按照亞裡士多德的思想體系傳播邏輯學、物理學、數學、神學和形而上學，并進一步發展铿迪的哲學思想。最引人關注的是阿維洛伊（Averroes1126-1198）,在許多阿拉伯人還不知道什麼是政治學的情況下，阿維洛伊已經由于評注亞裡士多德全集而著稱。不僅如此，他還為柏拉圖的理想國寫了評注。 阿拉伯人與其他知識分子群體在西西裡島多元并存、相互交融，而叙利亞又是阿拉伯人傳播古典文明的重要橋梁。可見，阿拉伯思想家們為古典時期的哲學、宗教，以及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的傳播做出過十分重要的貢獻。也正是由于他們的貢獻，古典文明才得以由南歐傳播到西南歐直到西北歐。
猶太人對古典文明的複興也作出了重要貢獻。猶太人是一個極其神奇的群落，幾乎每一種近現代文明的創造都與他們直接或間接地聯系在一起。早期的猶太人大多與伊斯蘭人交叉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各自的語言也可相互交流相互使用。從12世紀起，有相當一部分古典著作由阿拉伯語翻譯成希伯來語。好像一開始的時候，猶太人使用的是古希臘哲學家的著作選錄（doxographies）,但他們很快得到有阿拉伯語注釋的柏拉圖和亞裡士多德著作。阿拉伯語是伊斯蘭土地上猶太人說話和寫作時用的語言（有時候用希伯來語字母）。 伊斯拉裡（Isaac Israli,850-932）、加比羅爾（Solomon ben Judah ibn Gabirol,1022-1054 or 1058）、猶大•哈列維（Judah Halevi,1075-1140）、邁蒙尼德（Moses ben Maimonides,1135 or 1138-1204）等思想家，他們是猶太人中傳播古典文明的代表。靈魂學說、知識論、世界初始元素理論等，都在他們的著作中得到了介紹和評論。加比羅爾從柏拉圖那裡學到了靈魂學說和知識論，加比羅爾關于上帝存在的觀念與普羅提諾也有相似之處， 而邁蒙則認為，12世紀中葉，亞裡士多德主義展示出新柏拉圖主義對于猶太哲學的主導性影響。 亞裡士多德的理智代表了人類理智的極緻，亞裡士多德著作是讨論科學的所有著作的根本和基礎。學界認為，在猶太思想家中，沒有人在傳播亞裡士多德科學思想方面貢獻更為傑出的思想家。 他們還認為，如果難以理解古典著作，可以通過閱讀阿拉伯思想家拉法比和阿威洛伊翻譯的著作。可見，猶太思想家對于古典文明的傳播是與阿拉伯思想家的事業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他們可以在同一時空條件下相互交融，共同生長。
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一樣，他們是古典著作從西西裡島、阿拉伯世界經地中海傳播西班牙和法國的忠實使者。在法拉比和阿威洛伊時代還不能完整的向西歐傳播希臘羅馬的古典著作，比如他們可能對柏拉圖的《理想國》比較熟悉，而對亞裡士多德的《政治學》則比較陌生，甚至在西班牙根本就難以看到這本書。 然而，他們依然是古典政治學傳播的傑出代表。
法國和英國的學者對于古典著作乃至古典文明的傳播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英倫三島的學者，尤其是蘇格蘭人為古典文明的早期複興做出了許多重要貢獻。除了愛留根納（愛爾蘭人與蘇格蘭人是同一個族群，隻是在不同時域稱謂不同）、約翰•斯各脫、威廉的奧卡姆之外，米切爾也是其中非常傑出的一位。僅就亞裡士多德的著作而言，大約從1120年開始，蘇格蘭的米切爾先後翻譯了《物理學》、《論天》、《論生滅》、《氣象學》、《論靈魂》、《論感覺》、《論回憶》、《論夢》、《論長短》、《動物志》、《形而上學》等著作及其不同版本。 米切爾對于古典著作傳播的貢獻，在英國乃至西歐形成重要影響。
2、不列颠攝取古典文明之空間位移及其曆史軌迹
與不列颠攝取的古典文明相比，原有的古典文明的存在形态随着空間位移而不斷吸納新的文化因素，形成古典文明存在樣式的揚棄與重建。在不列颠攝取古典文明的曆程中，空間位移伴随着諸多思想家對古典文明的思考與重構而創造出新的學術樣式，重新顯示出文明的價值和意義。
我們知道，從古典文明生存空間的位移來考察不列颠攝取古典文明的路徑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無論是傳播的機構群體還是路線，均需仔細查考、辨别和論證：一方面，古典文明，包括人文社會科學和文化藝術，從希臘羅馬，即現在的巴爾幹半島、亞平甯半島經過地中海阿拉伯世界，傳播到伊比利亞，即西班牙半島，然後傳播到西北歐；另一方面，不同的民族群體、不同的宗教和學術機構在古典文明傳播的曆史進程中，均擔當過重要的曆史使命。當然，不列颠攝取古典文明經過許多環節、許多途徑，并且誕生了許多思想家和社會群體，它是在多元碰撞與融合的曆史過程中實現的。
古典文明西傳不列颠的文化内涵是與空間結構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我們知道，不列颠攝取古典文明先後經曆了不同的人文、社會與自然科學的學科形态與文化内涵。比較早的是伴随着宗教文明傳入的法學、修辭學，其次是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最後是政治學和藝術學。
據查考，首先被翻譯到不列颠的亞裡士多德的是邏輯學著作。它們是，《範疇篇》、《分析篇》、《前分析篇》、《後分析篇》、《正位篇》、《辯謬篇》。時間大約為510年至1269年之間，譯者主要是古羅馬的波愛修、法國的莫爾伯克的威廉和威尼斯的詹姆斯等；其次是自然科學，包括《物理學》、《論天》、《論生滅》和《氣象學》。時間大約在1125年至1270年之間。譯者主要有威尼斯的詹姆斯、克雷莫納的傑拉德、蘇格蘭的米切爾、莫爾伯克的威廉、牛津的格羅斯泰斯特等；再次是心理學和生命科學，包括《論靈魂》、《論感覺》、《論記憶》、《論夢》、《論發明》、《論長短》、《論氣息》、《論朽滅》、《動物志》。譯者主要有威尼斯的詹姆斯、蘇格蘭的米切爾、莫爾伯克的威廉。最後是形而上學、倫理學、政治學和詩學。譯者主要有威尼斯的詹姆斯、蘇格蘭的米切爾、莫爾伯克的威廉、牛津的格羅斯泰斯特和海曼.阿萊曼等翻譯家。 事實上，宗教因素應當是決定亞裡士多德著作譯介先後序列形成的基本原因。
古典文明中的自然科學、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等諸多學科均具有豐富的知識與思想，并得以各種不同的途徑和方式在英國得到廣泛的傳播。我們知道，形而上學給民族以科學思維，倫理學給社會以道德規範，政治學給國家以權力秩序，藝術學給人類以生命活力。然而，由于教俗權力始終存在矛盾及其相關因素，相比于《形而上學》、《尼各馬可倫理學》，以及《詩學》等文化經典，《政治學》的譯介來之晚矣。此處正是以《政治學》為個案進行考證：
在政治學與政治理論史方面，12世紀是一個停滞的時代，因為涉及到國家與教會的傳單文學在授職權之争中剛剛耗盡了力量，而更系統的研究要等到1260年左右亞裡士多德《政治學》的翻譯和托馬斯阿奎那的《神學大全》才重新出現。在這樣一個中間的時代，最突出的成果是索爾茲伯裡的約翰于1159年編寫的《政治學指南》（Policraticus）或《統治者之書》(Rulers’Book)。 這一判斷，完全符合于曆史事實，因為直到1264年左右，完整的《政治學》才被法國學者莫爾貝克的威廉翻譯然後才介紹到英國并發揮影響。 然而，是誰架起了這一座橋梁呢？有人認為，古典文明傳播主要有兩條路線：一是來自諾曼人統治的多民族文化交彙的西西裡島；另一條來自以阿拉伯人為主要傳播者的西班牙。 可實際上，古典文明主要由希臘經阿拉伯世界到西南歐的伊比利亞半島，最後傳播到西歐，在總體上大緻呈現出這樣的空間結構與曆史軌迹：
約翰•洛克（英國）-喬治•拉爾森（英國）-沃特•伯利（英）—羅吉爾•培根（英國）--托馬斯•彼得（法國）-莫爾伯克的威廉（法國）--多米尼克斯（西班牙）-克雷莫納的傑勒德（阿拉伯）-亞裡士多德（希臘）
由此可見，希臘羅馬、地中海阿拉伯世界、伊比利亞半島、法國到西北歐，構成了早期不列颠攝取古典文明的基本線索和曆史脈絡。當然，與此同時，歐洲大陸對與古典文明的傳播也從來沒有停止，教堂等宗教聖地也是古典文明累積和傳播的重要領地。
在英國，分權學說影響最大的是洛克。他在《政府論》中說：國家政治的權力可以分為立法權、執行權和對外權。 這一觀點，直接影響後來的孟德斯鸠的學說，同時也是對17世紀英國整個時代分權思想的總結。然而，洛克卻不是17世紀三權分立學說最早的提出者，在此之前，查爾斯.達利森和喬治.拉爾森都已經提出了三權分立學說，是他們為洛克三權分立學說的全面建立奠定了基礎。查爾斯.達利森在《為保王黨人辯護》中曾經這樣說：國家要有三種權力：政府的最高權力、制定法律的權利和審判的權力。
喬治.拉爾森是前洛克時期分權思想最為完善的思想家。在《霍布斯的<利維坦>政治部分考察》中，拉爾森說：國家權力可分為立法、執行和司法權力。 對此，拉爾森還做出了系統的闡述。他說，立法權對于國家來說是必要的，而且他不可分割的屬于已經确立的君主。君主以此來引導他的人民遵守法律，君主必須遵守法律并以此來治國。立法權同時包括撤銷、重新闡釋和法律修訂，同時包括榮譽的授予、保留、終止和恢複的權利，興辦大學和建立團體的權利；執行權主要包括官員的設置與官員的權力；司法權力指的是司法制度的建立與管理，管理世俗、宗教、和軍事事務。根據慣例，通過讨論與裁決等方式對過失與成績進行司法裁判；對罪行是否是死刑，具有免除、終止和寬恕的權利；執行司法程序與法院管理的權利。 喬治•拉爾森等人的分權思想，不僅表明洛克不是近代英國最早重建分權學說的人， 更說明近代英國的分權思想源遠流長。我們認為，喬治•拉爾森等人的相關論述，為洛克三權分立學說體系的建立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資源。
更重要的是，洛克與拉爾森之間存在着直接的關聯。在1683-1688年流放荷蘭期間，洛克于1687-1689年之間經常光顧他的一位商人朋友本傑明•弗利的私人圖書館，并讀到拉爾森1657年出版的著作《對霍布斯<利維坦>政治部分的考察》。1688年，洛克準備回英格蘭的時候，他的秘書在洛克的藏書中也看到了拉爾森的另一本重要的初版著作《神權政治與市民政治》。 毫無疑問，拉爾森的著作給洛克分權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帶來重要的影響。
羅吉爾.培根或許是希臘政治學說的另一位重要的傳播者。他曾經說過，拉丁人和希臘人那裡知道人的權力與法律，這就是來源于亞裡士多德。 1237-1247年，羅吉爾•培根曾經在巴黎教授亞裡士多德研究和神學研究長達10年之久。 在譯介亞裡士多德著作的過程中，羅吉爾•培根更樂于選擇阿拉伯思想家的譯本。他認為，阿拉伯科學家翻譯的亞裡斯多德的著作要進步得多。 我們認為，在譯介古典文明的英國思想家中，羅吉爾•培根應該是中世紀英國極其少見的全面而系統地研究與傳播亞裡士多德著作的思想家，他在英國最早傳播亞裡士多德的政治學與法學有充分的思想基礎和學術條件。
英國中世紀後期的思想家更關注新亞裡士多德主義，特别是在關注亞裡士多德《形而上學》、《尼各馬科倫理學》的同時，還關注亞裡士多德的《政治學》，關注亞裡士多德政治學中的至善和政治共同體、多數人政治與分權制衡等關鍵詞， 這些學問是古典政治學的核心。衆所周知，自12世紀中葉，新亞裡士多德主義基本替代了新柏拉圖主義。在古典政治學乃至整個古典文明西傳的過程中，猶太人起了重要的溝通與橋梁的作用。猶太人的新亞裡士多德主義者以麥蒙尼德（1135—1204）等人為代表。他們緻力于譯介、評注亞裡士多德的著作，傳播亞裡士多德的倫理學、政治學與諸多自然科學等古典學術思想。 猶太人的翻譯幾乎遍布西西裡島、叙利亞等阿拉伯世界、西班牙、法國直至整個西歐，猶太知識分子是古典文明西傳進程中最為重要的力量之一。
從希臘、羅馬經地中海世界穿越西班牙北上到達西歐，阿拉伯人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阿拉伯人非常關注亞裡士多德的倫理學與政治學，同時也關注對亞裡士多德全集的譯注工作。阿弗勞斯就以譯注亞裡士多德全集在學術界享有崇高的威望；從12世紀起，就有大量的亞裡士多德著作從阿拉伯文翻譯成拉丁文，将亞裡士多德的道德、政治的學術思想傳播到西歐。 可見，在這一時期，西歐已經具有全面譯介亞裡士多德著作的基本條件。
學術界普遍認為，12世紀亞裡士多德著作主要過兩條途徑：一條是諾曼人統治的西西裡島，這裡是拉丁、希臘、阿拉伯、猶太四個民族的交彙處，他們将原著譯成拉丁文或阿拉伯文；另一條是西班牙，西班牙的阿拉伯人是西歐新學問的主要來源。 古典文明傳播到英國的途徑也有兩條：一條是來自英國的近鄰法國，他們是英國學者和教徒最容易交流的國家；其次是英倫三島的學者赴歐洲大陸其他區域的宗教領域攝取宗教思想和古典文明。 尤其是在加洛林帝國時期，諸如比德（Bede）著《聖經》注釋和《英吉利教會史》一樣，在古典文明與加洛林帝國的神學與哲學的覺醒之間起了橋梁作用。 事實上，這一風潮自查理曼帝國時期就已經興起。盡管查理曼不是一個學者，但是他重視王國的文化與精神生活，因此大批學者與文人便來到查理曼帝國，為古典文明複興提供了曆史背景和條件。
1264年，法國學者莫爾貝克的威廉翻譯了亞裡士多德全集，《政治學》才得以傳播到西歐。最早将《政治學》傳播給英國或英國人的記錄，不是來自于羅吉爾•培根。其理由在于：一是有材料說明，在1219年之後羅吉爾•培根接觸到宗教法則、羅馬法和道德哲學方面的古典著作，但是沒有記錄說明羅吉爾培根接觸到《政治學》方面的材料； 二是羅吉爾• 培根從1237-1247年在巴黎大學講學，但那時也沒有譯介政治學的訊息，而自1261年之後，羅吉爾•培根在巴黎大多處于囚禁之中，直到1290年去世，他很少有機會給英國或英國人傳播古典學術的機會。1337-1338年，沃特•伯利根據（源于莫爾貝克的威廉的版本的）14世紀初期出版的托馬斯•彼得的版本為亞裡士多德的《政治學》注疏，而且這一部書是專門為英國學生授課撰寫的。 盡管在此之前，政治學曾經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曾經傳播到英國，但是作為系統全面的傳播，到目前為止有案可考的應當以沃特•伯利的成果為标志。也就是說，早在14世紀中葉之前，英國學生就已經得到亞裡士多德《政治學》系統傳播與教育的機會。14世紀下半葉，英國有了牛津抄本，即巴裡奧爾學院藏書112号。所謂的共和與君主政體學說、中産階級與多數人學說、三權分立學說，才得以率先在西歐開花結果。僅就分權學說而言，亞裡士多德說，一切政體都有三個要素作為構成的基礎：三者之一為有關城邦一般公務的議事機能；其二為行政機能；其三為審判機能。 這一論述，或許是西方許多國家受到積極影響的政治學語境中分權思想最早的根源。
3、不列颠攝取古典文明早期主要成就及案例分析
不列颠社區古典文明經曆了一個十分久遠的過程，然而在大學建立之前，能夠作為早期突出成就的也隻有約克的阿爾昆和索爾茲伯裡的約翰及其學術群體所做出的貢獻。
早在公元八世紀末到九世紀初，約克有一個叫阿爾昆的學者。他是公元7-8世紀誕生的傑出人物。公元7-8世紀，歐洲大陸是一個思想貧瘠的時代。荒野的國王領地逐步衰微或被大部分掠奪，即便是羅馬帝國統轄的區域也常常隻留下一些衰退的殘迹。一些以曆史學為信仰的高盧學者們，常常在社會動蕩時挂帆遠航，将接受拉丁和希臘古典文明教育的傳統帶到愛爾蘭的土地上。 應該說，這一時期是古典文明有意識地系統地傳播到不列颠的具有标志性意義的曆史階段，它為古典文明在西歐的複興奠定了基礎。
不列颠攝取古典文明最早的學術群體是約克阿爾昆小組及其對古典文明的翻譯與傳播。在歐洲大陸與不列颠形成廣泛交流的情況下，古典文明于8世紀晚期到9世紀初在部分不列颠人中間得以較為系統而全面地傳播。阿爾昆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從約克成功地接受了系統的古典教育，而且身邊還有一批古典文明的追随者，他們無需任何緣由樂于移植歐洲大陸古典文明的學術論著與文化模式，這在當時的約克乃至不列颠是很少有人能做到的。阿爾昆在約克接受的教育使他得到了一種很好的拉丁語文化背景：維吉爾的詩歌、古代晚期基督教詩歌、早期教父文本寬闊的語境，以及早期其他一些英國學者，如阿爾德海姆、比德（Bede,673-735）等作者創造的來自歐洲大陸文明又有所發展而變得更加抽象的文本。
查理大帝時期，阿爾昆鼎力推崇知識，認為人沒有知識就不可能行善，因此主教應創辦學校。 正是在約克修道院受到很好的古典式教育的阿爾昆，後來主持約克修道院的學校工作。公元781年，阿爾昆從羅馬歸來後接受查理曼大帝的邀請，到法蘭克王國首都埃克森主持宮廷學校工作。在此期間，他努力從事古典文明的理論與實踐。查理曼大帝成了阿爾昆工作小組的庇護人。在教師十分稀缺的情況下，阿爾昆開始教授作為語法的對話、修辭、邏輯，以及部分古典著作的手稿，他還在古典文明改良活動中承擔着十分重要的任務。
令人關注的是，阿爾昆創建了一個古典學術著作譯介工作小組。他們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學術群體，對希臘羅馬時期的亞裡士多德、波愛修、波菲利等許多思想家的著作進行了全面的翻譯和評介。公元8世紀90年代，阿爾昆凸顯了邏輯哲學的曆史地位。他的《論邏輯》是中世紀邏輯哲學第一部學術文獻。在這一步著作中，亞裡士多德的十範疇論在邏輯學思想史上産生了重大影響。邏輯哲學的崛興，标志着經院哲學的萌芽。可是，阿爾昆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邏輯學是否适合于上帝？适合嗎？教父哲學已經走了幾百年路程；不适合，那麼邏輯哲學最終将實現與神學的分離，并預示着人類文明重心的轉移。阿爾昆《論對神聖的三位一體的信仰》，逐漸取代了僞奧古斯丁對亞裡士多德著作的諸多解釋，從而使中世紀思想史真正走上新亞裡士多德主義的發展道路。
更為重要的是，阿爾昆不僅在哲學、邏輯學、形而上學和辯證法等方面全面譯介古典著作，尤其是對僞奧古斯丁《十範疇》的闡釋所體現出來的觀點，在他的學生中間産生了很大的影響，而且這些著作還通過他的學生将這些古典文明典籍傳播到歐洲其他地方。他的學生弗裡德基斯（Fredegisusu de Tours,公元?-834年）在巴黎撰寫《論虛無與黑暗》，黑暗指靈魂認識之前的蒙昧，虛無指柏拉圖創世說中的“世界靈魂”被創造之前的“前存在狀态”。阿爾昆的另一位學生莫魯斯（Rhabanus Maurus,約公元776-856年），成為美茵茲地區主教。他倡導七藝教育，編撰多種教材，傳播希臘羅馬的古典文明。還有慕尼黑手稿的撰寫者等其他學生，均以他們自己的方式為古典文明在歐洲的廣泛傳播作出貢獻。由于阿爾昆小組的存在在宗教文明的背景中有其獨立自由的存在方式，有其群體的對于古典著作的翻譯與傳播，有其相當大的文獻分量和思想深度，尤其廣闊的曆史空間和深遠的影響力，因此我們認為，阿爾昆小組建樹的事業，是早期不列颠攝取古典文明的曆史源頭和重要标志。
特别重要的是，人們後來在牛津大學圖書館中發現了公元891年由菲利普斯題字的譯文。 到了公元10世紀前後，政治學、尼各馬可倫理學和形而上學，已經不同程度的被翻譯成英文。 這一時期，古典文明中的核心性著作已經被傳播到不列颠。由于政治學、倫理學和形而上學直接影響一個民族國家的政治文明、社會風俗和科學精神，因此對于英國早期社會的現代轉型及其文明轉換将帶來十分重要的影響。
到了12世紀，索爾茲伯裡的約翰（1120-1180）也形成了傳播古典文明的學術群體。雖然約翰早年在鄉村學校在當地牧師的管理下從事學習，但是他或許是接受了最接近于16世紀人文主義教育意義的小學生。後來又花了很多時間（1135-1136）在巴黎和夏特爾學習，接受了深厚的宗教和古典文明教育。1148-1152年，約翰作為教徒們的工作人員生活在政治學中心，一邊接受宗教文明的熏陶，一邊又面對世俗生活世界的影響。盡管約翰的著作很少留存，然而他的許多書信，記錄了他對古典文明的許多心裡信息，尤其是對于美與感覺真實記錄遠遠超過對于宗教神學的價值與意義。
約翰認同柏拉圖關于“共和國”的政治學說，認為共和國如同放大了的人體世界，他們的全體成員相互依存而且擁有共同的福利。約翰還提出了自己的國王學說。他認為，國王必須遵守國家的法律和傳統的規則，他應該是全體人民的奴仆。 約翰著《論政府原理》，他關注的是普羅塔克的政治思想，關注的是凱撒的共和思想，關注的是圖拉真的政治主張。 《論政府原理》受到美國思想家哈羅德•J.伯爾曼的特别關注，他認為，《論政府原理》的作者索爾茲伯裡的約翰是西方政治科學的創立者。 伯爾曼認為，約翰的著作有四點創新：首先是包含于《論政府原理》的新的東西是作者努力用一種包羅萬象的方式把來自極其多樣和矛盾的淵源——柏拉圖、亞裡士多德、西塞羅、塞尼克、維吉爾、奧維德、《舊約》、《新約》、教父們、研究由索爾茲伯裡的約翰自己同時代所注釋的查士丁尼法律原文的羅馬法法律家、教會法法律家，以及其他淵源的理論、原文和例子彙集在一起，并企圖綜合他們。其次，索爾茲伯裡的約翰除了作出綜合的努力以外，還發現了一種通過概念去實現綜合的方法，這些概念通過抽象出矛盾的規範的共性而把它們綜合在一起。第三，有些事例即使披上了《聖經》的、希臘羅馬式的、或者其他來自較古老的時代的外衣，也還是引入了一種經驗-歸納的特性、一種對實際經驗的關切或一種決疑法。結果是形成了這樣一本書：一方面，它不是對某種烏托邦或理想共和國的描繪；另一方面，它也不是一種衰敗時代的編年史，盡管它包含了兩個方面的因素。經驗-規範特性和倫理-規範特性的混合，事實上構成了由《論政府原理》引進的風格和方法的第三種創新。第四，索爾茲伯裡的約翰首先用于研究世俗政治制度的經院方法的第四種創新，與（1）運用符合經驗現實的，（2）普遍概念，（3）努力綜合對立面的規範緊密聯系，那就是：努力把整個主題，将其作為單一的整體、一種完整的體系來考慮，并且表現出這樣一種特色，即，力圖用有機體的術語把整體描繪為一個軀體。他還說，在《論政府原理》中看到的政治統治的有機體概念和自然性概念，更近似于亞裡士多德的思想而不是斯多葛派或早期教父的思想。雖然索爾茲伯裡的約翰當時無法利用亞裡斯多德的《政治學》，但他和亞裡斯多德都認為政治共同體要服從作為理性的自然法，并且認為自然或理性要求國王按照正義和公平進行通知。也就是說，約翰與亞裡斯多德的政治學說具有一緻性、相似性，抑或繼承性。約翰在接受古典文明教育的過程中，接受過亞裡斯多德政治學說的影響。 可見，約翰來自古典政治學與古典文明中的政治思想，影響着那個世紀直至近代社會。
追本窮源以反觀英國攝取古典文明的曆史，古典文明從希臘、羅馬經過地中海世界傳播到不列颠，經曆過不同的曆史時序和地理空間的位移，經曆過諸多思想家的整理與翻譯，經曆過諸多文明的碰撞與融合，以使古典文明在諸多内涵與形式發生變異升遷與創新，從而對英國近代文明的崛起産生強大的發送力。仔細考辨不列颠攝取古典文明的曆史源流，及其内涵與形式的演變過程，對于探讨英國近代文明崛興的曆史原因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112
（二）不列颠攝取古典文明的基本途徑
在不列颠攝取古典文明的諸多途徑中，教堂與大學的建立及其對于攝取古典文明既具有特殊的效用也是其最為重要的途徑。
1、教堂的建立在不列颠攝取古典文明過程中的作用
教堂的建立，對于不列颠早期古典文明的複興及其全面拓展起了強大的推動作用。在不列颠社區古典文明的曆史進程中，諸多教堂的先後建立是古典文明全面複興的重要橋梁。西方學者認為，在古典文明複興的曆史進程中，當英國學者于15世紀初格外關注意大利的時候，意大利知識分子對于英國的關注則開始減弱。然而，在不列颠攝取古典文明的曆史進程中，歐洲各地的基督教機構和大學中的知識分子作出了重要貢獻。
西方學者認為，在意大利文藝複興進入高潮之前，許多地方古典文明複興是通過教堂來實現的。比如，在英格蘭傳播古典文明就是從坎特伯雷大教堂開始的。首任大主教奧古斯丁就是古典文明最早的傳播者之一。西方有學人讨論過，奧古斯丁給不列颠帶來了什麼？誰都知道首先帶來的是宗教信仰，可是同時也帶來了法律和古典文明地方化的意識形态。 在奧古斯丁和格裡高利諸多讨論中體現出這樣一種觀點，宗教信仰和法律都具有地方化的可能性。奧古斯丁說過，既然隻有一個信仰，為什麼不同的教會會有不同的習慣？奧古斯丁還說過，請告訴我，如果有人偷竊了教會中的東西，該怎麼處罰他？格裡高利告訴 他的答案是，宗教信仰可以有自己不同地方的習俗，法律問題也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這些觀念，和古代樸素的辯證唯物主義曆史意識十分相近。
坎特伯雷第7任大主教西奧多•塔爾蘇斯（Archbishop of Canterbury,Tarsus,668-690）就曾經閱讀過普羅塔克的著作,并教授希臘文和拉丁文。後來，公元9世紀的愛爾蘭人約翰.司各脫.愛留根納，一位與普通傳播希臘著作存在明顯區别的學者，他在不列颠經曆自己傳播新柏拉圖主義的生涯中，既沒有使用比德《英吉利教會史》中普羅塔克的材料，也沒有使用約克宗教學校圖書館阿爾昆資料中關于普羅塔克的書籍，或許奧爾本斯教堂發現的這位基督徒所使用的手稿類的普羅塔克的著作直接來自于雅典
在坎特伯雷諸多大主教中間，對于攝取古典文明過程起到突出作用的還有第36任大主教安瑟爾谟，他出生于意大利北部奧斯塔貴族家庭，最終于1494年被教皇封為聖徒。1093年被任命為坎特伯雷大主教，他将希臘古典文明中注重理性、重視邏輯學與辯證法，以及強調人的自由意志的傳統帶到不列颠。
首先，安瑟爾谟認為，自己的上帝的信仰渴望得到理性的支持。他說，主啊，我并不求達到你的崇高頂點，因為我的理解力根本不能與你的崇高相比拟，我完全沒有這樣做的能力。但我渴望能夠理解你的那個為我所信所愛的真理，因為我絕不是理解了才信仰，而是信仰了才理解。這種對理性的呼喚，顯然超越了教父哲學時代神為萬物之本源的觀點，而是從信仰之外尋求理性的支撐。 在《論語法》一文中，他還對名稱和意義的差異，以及說話等範疇的使用，都主張需要理性的證明；
其次，安瑟爾谟重視古典文明中的邏輯學與辯證法。安瑟爾谟在他的《宣講》中所作的關于上帝本體論證明就充分體現出他對于邏輯哲學與辯證法的重視。這一段三段論是邏輯推理的内容是：大前提：被設想為無與倫比的東西不僅存在于思想之中，而且也在實際上存在。
小前提：上帝是一個被設想為無與倫比的東西。結論：上帝在實際上存在。盡管這一推理中缺乏設想與存在之間的必然性關聯，然而它的邏輯推理與辯證法的性質及其在經院哲學中的運用，實際上是傳播了古典文明中的邏輯哲學觀念與辯證法思想。
還有，安瑟爾谟十分關注自由意志問題的讨論，為自由意志的神性實現向人的自由意志的轉換準備了條件。安瑟爾谟在《論選擇的自由》中說，自由的選擇似乎與上帝的恩典、命定與天意相對立。我想知道自由的選擇是什麼，以及我們是否總有自由的選擇。他認為，人的意志是靈魂的一種功能，具有選擇功能的傾向性，還可以付諸以實際運作，而且與有用和正當有關。顯然，意志與道德和利益緊密聯系在一起，而且具有主觀傾向性和實踐性。安瑟爾谟對于人的意志自由的關注，與奧古斯丁的神的自由意志相關，但同時又超越了這一學說，以便進一步實現向奧卡姆的人的主觀意志的自由的根本的轉變。
當然，在坎特伯雷大教堂建立之前，就已經有官方和民間對于基督教文明的傳播，乃至伴随着對于古典文明的攝取，而且除了坎特伯雷大教堂之外，還有許多其他的宗教聖地、群體與個人，對古典文明的攝取與傳播作出貢獻。
2、大學是不列颠攝取古典文明的重要橋梁
英國早期大學，尤其是牛津和劍橋大學較早全方位的接受古典文明與宗教文化的傳播并從事專門的研究工作。此間，司各脫、奧卡姆、格羅斯泰斯特、羅吉爾培根等均是大學裡誕生的古典文明的研究與傳播者，是他們完成了吸納并創新的曆史使命。在大學裡，新亞裡士多德主義與新柏拉圖主義并存、宗教與科學存，神聖與世俗并存、形而上學與經驗哲學并存。正是在多元并存的背景下，大學将古典文明傳播到不列颠的每一方土地，每一方空間。
早在公元七世紀，坎特伯雷就建立了學校，進行希臘文化和拉丁語教育；貝辛斯托克的約翰還從雅典帶回普羅塔克著作的手抄本， 傳播希臘時代的人文主義觀念與政治哲學思想；
在古典文明複興的過程中，大學的興起意味着什麼?古典文明的西傳與不列颠民族的文化複興與牛津大學的興建緊密聯系在一起。牛津大學建立的早期狀況是我們了解不列颠攝取古典文明的非常重要的依據。我們無法準确把握牛津大學建立的時間，但是有案可考的是，早在牛津大學創建之初必然的體現出兩個特點：一是牛津大學的創建得益于博羅尼亞大學和巴黎大學的諸多資源；二是牛津大學最早授課的是宗教人士或者說是基督徒。 據查考，牛津較早發表演講的是于1133年的一位引人關注的來自巴黎大學的老師羅伯特•普魯斯(Robert Pullus)，他發表是關于聖經的演講。後來是1149年，有一位更有聲望的來自意大利博羅尼亞大學老師瓦卡裡烏斯，他在牛津講授的是羅馬法。顯然，這是牛津大學課程世俗化的重要标志。12世紀下半葉，牛津已經形成比較穩定和有組織的大學，還建立了主教之下的專門委員會掌控大學的中心權利，然而商業行會由于不利于大學校長正常裁判下進行合作直到12世紀末尚未獲得容許和資質沒有在人文學科開設課程。然而，這一現象也表明，商務在牛津大學早期教育中至少已經形成思想和語境并體現世俗化的趨向。早期學生大多來自英國本土和歐洲大陸，也有相當一部分是已經成家的英國人在完成巴黎大學學業之後來到牛津大學。人文學科最早又分成了法文、英文、諾曼文和皮卡茲文。 或許，這是牛津大學學科分類的最早記錄。
據查考，牛津大學主要有人文、法律、醫學和神學四個學科，後面三個學科是在人文學科建立之後建立起來的；拉丁語是牛津教育使用的最基本的語言，拉丁語法是主要的必修課。在中世紀，由于課程的發展又将拉丁語教育分成兩組：一個小組包括語法、修辭和邏輯；一個大組包括數學、音樂、地理和天文。這就是古典式的七藝教育。這七種自由藝術教育是由宗教人士主持的一種十分嚴肅的學習方式。
盡管我們感受到的牛津大學曆史悠久而十分輝煌，可是它的形成和發展的經曆卻十分艱難。早期的牛津，人才匮乏，圖書虧缺。據史料記載，杜克.漢弗萊就是當時牛津大學的資助者之一。 杜克.漢弗萊十分慷慨，他為牛津大學捐助了280多本手抄本圖書。 在15世紀初的英國，這是一筆了不起的精神和文化财富。然而，1447年杜克逝世給他身邊的學者們帶來嚴重的影響。有人認為，他的離世使得以他為中心的第一批人文主義者面臨終結。此事并不是一個偉大的時代，相當一部分思想家的名聲不太顯赫，而且也很少為社會所接受。有時能忘卻來自古希臘的古典文明，甚至在人們死後都無法辨明從意大利來到英國的一些學者。然而，在古典文明複興的第一個階段，人們為了一代代人的成長用漢弗萊的名字命名每年均可獲得的基金和圖書館，用漢弗萊的名字鼓勵複興時期的後來者。 核心人物及大學，在英國文藝複興過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個體意識”與“現代路線”的确立，是早期不列颠攝取古典文明的重要成就之一。
它們的創建人是約翰•斯各脫和威廉•奧卡姆。約翰•鄧斯•斯各脫（約1266-1308）是一位出生于蘇格蘭的有突出貢獻的思想家。他于1288年前後，在牛津大學學習神學，《箴言四書》是他的學士論文，也被稱為《牛津評注》。1291年被按立神職後，曾經赴巴黎大學學習。1300年7月6日，他成為牛津教區報給林肯郡主教約翰.達爾德比(John Dalderby)的22名弗蘭西斯會修士之一。此時，斯各脫修訂他的《箴言四書》，即《牛津評注》。1302年，斯各脫被送到巴黎學習，并在那裡講授《箴言四書》。1303年，因教會财産征稅問題效忠教皇博尼法斯8世而反對法王菲利普，被驅逐出境而返回英國，1304年才回到巴黎并再次講授《箴言四書》。這一年，他成為巴黎大學教授，并接替弗蘭西斯會總會長來自西班牙的岡察烏斯（Gonsalvus of Spain）。任職期間，曾主持過與多米尼克會修士威廉.彼得.高迪努斯（William Peter Godinus）讨論個體化原則的自由辯論會。1307年秋，弗蘭西斯會教席很快被亞曆山大利亞的亞曆山大接替，後被調到科隆弗蘭西斯學館，作為一名講員一直到1308年。就在這一年，正當他忙于修訂《牛津評注》的時候，1318年11月8日，斯各脫去世并安葬在科隆。
值得關注的是，斯各脫的自由辯論中的“個體化原則”和《論第一原理》中關于上帝存在本體論證明的問題。他的觀點，在傳播神學和古典哲學的過程中已經包含着個體與群體、無限與有限、可能與事實等對立統一的範疇。我們知道，斯各脫用“無限”和“可能”的假想邏輯，來為上帝存在辯護。從表面上看，斯各脫的觀點是一種傾向于唯識論的經院哲學觀，但是他的觀點對于個體、有限和事實的包容這一現象，事實上已經為奧卡姆“現代路線”時代的到來奠定了基礎。這一點，也呈現出古典文明意義在不列颠宗教文明背景中演進的曆史軌迹，即由重視觀念與神學的新柏拉圖主義向重視存在與個體的新亞裡士多德主義的轉變。
13世紀之後，早期不列颠攝取古典文明曆史上出現了畢業于牛津大學的另一位著名思想家威廉•奧卡姆及其具有重要影響的現代路線。奧卡姆現代路線的确立，标志着新柏拉圖主義向新亞裡士多德主義轉換的完成，也同時标志着經院哲學使命的完成；更重要的是，13世紀初的英國，出現了最早為個人權利立言的《大憲章》，他不隻是王權、教廷與民族情愫的碰撞與融合的産物，更是曆史運演過程中形成的封建、宗教和男爵等不同的社會群體、社會力量和社會階層等複雜的社會因素走向通約的重要标志。古典文明的複興，從文化内涵升遷和政治觀念演變兩個方面昭示着不列颠乃至整個歐洲進入了民主政治、理性哲學和人文主義觀念逐步成為主流的近代社會。
大學的建立對于英國古典文明的攝取所擔當的使命是不可估量的。牛津大學是英國的第一所大學，也是為近代早期英國培養了衆多傑出人才的大學：羅伯特•格羅斯泰斯特（1168-1253）、羅吉爾•培根（1214-1292）既畢業于牛津，也執教于牛津；約翰•鄧斯•斯各脫（1265-1308）、奧卡姆的威廉（1285-1349）都是牛津大學培養的優秀人才。 人們在十二至十三世紀就開始普遍的傳播古代希臘柏拉圖等諸多思想家的著作與思想； 到了十五六世紀，勢頭則逐步轉向亞裡士多德。據查考，到十七世紀初，亞裡士多德的諸多著作，在牛津諸多學院甚至整個不列颠的傳播已經形成高潮。
牛津大學從建立的時代起，就具有神聖與世俗的雙重品質。早在1184年，國王就饋贈了一個市場-High Street-給牛津大學；1219年，教堂的主教又得到國王的許諾通過一條大路将教堂、市場和大學連接在一起。 大概也正是這樣的原因，大學與宗教、世俗緊密的聯系在一起，容易在多元碰撞與融合中獲得發展與前行的力量。
二 不列颠攝取古典文明的特征辨析
不列颠攝取古典文明與其他民族對于古典文明的接受存在明顯的獨特性，不列颠總是以自己為主體面對古典文明，主體意識的确立，範疇意義的轉換，存在樣态的升遷，是不列颠攝取古典文明過程中呈現出來的特征。
（一）地域文化主體意識的呈現
早在公元一二世紀，古典文明就已經零散地伴随着宗教使者傳播到西歐。許多民間的宗教活動及其古典文明的流傳是無案可考的，僅就有案可考的則可以追溯到公元156年之前。比德說過：在公元156年之前，不列颠王盧修斯寫信給神聖的羅馬教皇埃路塞路斯，請求教皇下一道訓令讓他成為基督徒。他的這一虔誠的願望很快的得到了實現。因此，不列颠人接受了基督徒并在安甯中完整純潔地把它保持下來，直至戴克裡先皇帝時代。 也就是說，早在公元前後到公元三四世紀，不列颠就已經得到了來自羅馬軍隊與教會中知識分子帶來的羅馬古典文明。盧修斯國王的行為還表明，在域外文明面前，不列颠人始終是一個主動者。宗教信徒們則飽受七藝教育熏陶、擁有深厚的古典文明學養。公元5世紀末或6世紀初，聖古榮來到康沃爾的山林之間并居住在這裡；公元518年，聖比德諾克又來到了康沃爾，共同建立他們的宗教領地，傳播他們的宗教事業。 此時，羅馬古典文明的傳播，處于一種絕對的伴随狀态；到公元597年，進入肯特郡的奧古斯丁帶着他的宗教群體在傳播宗教信仰的同時也帶來了古典文明。坎特伯雷是由羅馬人模仿聖彼得大教堂在不列颠建造的第一坐教堂，告解室或地下室及其階梯有所上升。
令人關注的是，傳播古典文明的學者大多來自于英倫三島，這裡的修道院在大格列高利及其同時代人過時以後，成了古典文明的寶庫。在這些修道院裡，人們不僅用拉丁文而且也用希臘文研究古代基督教著作。 可見，宗教群體傳播古典文明的同時也在傳播基督教，從而實現兩希文明對西歐世界的影響，其間英國學者們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在公元8世紀中期，拜占庭帝國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與西方世界連接在一起，而且在廣泛意義上而不是一般的理論叙述。因此，基督教文明的兩種形式，希臘早期曾放棄拉丁語作為官方語言，和幾乎不了解希臘的拉丁語。但是，不久以後，即大約在4個世紀蠻族入侵之後，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他們的貢獻，基督教呈現出一種新的基督教文明。 也就是說，在古典文明的西傳與融合的過程中，教堂的建立強有力地推動了古典文明傳播的曆史進程。
（二）不列颠攝取古典文明過程中基本範疇内在意義的變化
不列颠攝取的古典文明，其内在思想與意義随着曆史時間的變遷而不斷演進。我們知道，古典文明在不同曆史時期的重現，其形态和内涵是在不斷地演進和變化的。從世紀初，到公元五世紀，古典文明零散地伴随着戰争與宗教文明傳播到西歐；五世紀之後，古典文明逐步以不同方式全方位地傳播與介紹到西歐，直到13世紀大學的建立，使古典文明複興進入鼎盛時代。從總體上說，早期不列颠攝取的古典文明具有相對穩定的思想内涵,神性、理性和人文情懷等要素始終具有重要的分量并發揮重要的作用，然而在不同的曆史階段和曆史時期，古典文明的内涵又有其不同的傾向和呈現方式。
首先，諸多民族文化在不同曆史時期的融合中的逐步演進。
古典文明複興之萌芽，主要依托于異族征服與宗教文明的傳播。就古典文明意義演進的曆史形态來看，它是從東南歐起始經過地中海世界到伊比利亞半島，最後來到西北歐。在這一時期，古典文明隻是宗教文明的附屬品，甚至可以說是宗教文明的一部分。這一時期，從1-2世紀傳教士的零散進入到公元五世紀末基督教文明的全面進入；再到公元八九世紀，宗教文明統率着古典文明在整個歐洲得以生存和發展。 公元八世紀末至九世紀初，古典文明逐步進入一種獨立與自覺的曆史時期，并很快過渡到經院哲學時代，從而形成古典文明與宗教文明并存，并逐步形成優勢的近代啟蒙的曆史時期。在這一曆史時段，古典文明的重現始終處于從屬地位，理性、人性從屬于神性。首先是古典理性哲學的興起，其次才是古典文明藝術的興起，從而喚醒了古典文明中的人文主義精神。理性、人權、個别與具體的意義，才得以在具體的曆史時間中逐步得到發展和進化。
在學者們的研究過程中，早期不列颠攝取古典文明沒有得到重視，它在人們的學術視野中指的是鼎盛時期的歐洲文藝複興。人們認為，文藝複興是以古典文明的重現來張揚人文主義精神。人們想說的是，古典文明的重現是文藝複興的基本存在樣式；就内核而言，則不是簡單的單一理性的人文主義精神，而應當是理性與神性并存的人文主義。在西方，這一特點可能是始終如一的，無論是古典文明的傳播者，還是文藝複興時期的思想家、藝術家，他們對于人文主義的追求都是與神的信仰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我們知道，在古典文明傳播早期，古典文明的傳播者首先是一些傳教士；到了13世紀之後，意大利的思想家們也将上帝及其神性至于人類的世俗生活之上。但丁說過，人類本來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出來的，也應像上帝那樣是個統一體。而且人類隻有以天國和天父為榜樣，才能處于最佳狀态。 西方人也不可能徹底地放棄宗教信仰，尋求單一理性的人文主義，而且單一理性的人文主義也不是真正的人文主義，神性是人的品質得以維系、呵護、把握與提升的重要依托。神聖的信仰及其所擁有的品質，無論是在西方還是東方，他是重視人類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也就是說，古典文明的複興總是與人的信仰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從曆史發展的角度來看，早期不列颠攝取的古典文明之思想内涵在不同的曆史階段均呈現出自己的特點。當然，首先必須面對的難題是，古典文明何時開始在不列颠複興？我們知道，如果從整個人類文明的長河來看，古典文明一直處于傳播的曆史進程之中。
其次，不列颠攝取古典文明過程中核心範疇内在意義的轉換。
随着時間的變遷，中世紀哲學觀念逐步由教父哲學向經院哲學位移。一系列經院哲學家的誕生，有力的推進古典文明的全面複興。在普羅提諾、奧古斯丁等教父哲學家之後，愛留根納等體現經院哲學價值取向的思想家們走上了曆史的前台，改變了來自古典時代的諸多文化範疇之根本内涵的理解均以教父哲學甚至柏拉圖主義觀念為依據的曆史狀況，自然的内涵、自然與上帝之間的關系及其意義獲得了新的闡釋。
在柏拉圖那裡，自然與上帝之間的關系是一種“分有”的關系，即自然是因為分有了上帝的品質才獲得了自身的存在。 普羅提諾則認為，自然來自于太乙完滿性的“流溢”，留意的階段性構成了世界的等級，首先流溢出來的存在是理智，從理智再流溢出來的是靈魂，靈魂可以成為連接純粹的理智與可感世界的中介，其中高級的叫自然，以理智為追求的目标；低級的叫秩序，與質料相結合産生可感世界。 與太乙流溢相反的過程則是靈魂的複歸，這一觀點為後世的諸多客觀唯心辯證法學說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奧古斯丁的“光照說”是柏拉圖主義的進一步顯現。他認為，人類的知識來自于上帝的恩典，來自于上帝即真理之光。 令人關注的是，奧古斯丁主張，信仰先于理性，同時理性與信仰可以并存且部分交叉。這是因為，一切思想都是信仰，然而一切信仰卻都是思想。奧古斯丁還主張，上帝即真理，那麼真理是來自與理性還是信仰呢？可見，盡管奧古斯丁認為，人類知識來自于上帝的光照，自然世界來自于上帝的創造，然而從“真理”的角度來理解上帝，從“度、數、衡”的角度來理解自然， 顯然是為作為理性與存在的自然世界的誕生提供了理論依據。
特别重要的是，自然的内涵及其與上帝之間的關系到了愛留根納時代發生了根本變化。早在公元九世紀中葉，愛爾蘭學人愛留根納（Johannes Scotus Eriugena,810-877）就是研究希臘古典文明的著名學者，他的《自然的區分》是這一時代的标志性成果。《自然的區分》寫作于860-866年之間，是愛留根納晚年的著作。9世紀50年代，愛留根納奉查理大帝之命翻譯了許多希臘時期的著作。 他的《自然的區分》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萌發出經院哲學的初始品質：初步确立“理性”在宗教哲學中的中心地位，基于自然以超越曆史與宗教的解釋，從根本上改變了教父哲學以來自然與上帝之間的關系，使自然獲得了無限廣闊的生存空間。
“自然”在愛留根納那裡實現了與上帝的對立和分離：一方面，愛留根納以理性為根據實現對自然豐富内涵的理解。他認為，自然是關于一切存在的東西和一切不存在的東西的普遍名稱。用無限豐富與廣闊的内涵，将自然的存在提升為最高的哲學範疇，從而形成與上帝抗衡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愛留根納用辯證法的方法實現了對于自然諸多存在形态的邏輯的區分。根據上帝的生成與發展的四個階段，自然可以區分為：概念1、指示作為自然最初原因的是上帝，他能創造；概念2、指示上帝作為創造的原型理念，他被上帝創造；概念3、指示上帝按照原形創造出來的事物的總和，這些事物不能再創造其他事物；概念4、指示作為自然最終目的之上帝，他不被創造，也不能創造。由于愛留根納認為，真理的運行起始與歸宿均以上帝為依托，因此被認為是泛神論的思想家。然而，愛留根納對于自然生成與自我顯示說的理路與邏輯建構，以及關注結構、符号和文本等範疇，被現代人認為是宗教哲學曆史進程中語言結構的重要創新，而且也為伽達默爾和德裡達等後現代語言哲學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顯然，愛留根納的哲學思想對于現代思想家帶來許多啟示。
我們認為，愛留根納的重要創新，不隻是在于結構的創新上，而且也在于他能為上帝創造的自然給出了重要地位，在于對理性和辯證法的推崇與運用上。這一現象的出現，标志着經院哲學思想的發展又向前推進了一步：首先，愛留根納特别重視理性的價值。他認為，自然的區分不是依據上帝，也不是依據權威，而是依據理性。權威來自于真正的理性，而理性卻肯定不是來自于權威。沒有被真正理性支持的權威是軟弱的，而理性憑借自身的力量保持牢靠和穩定，并不需要任何權威的贊同作為認可。他還認為，除了哲學家之外，無人能進天堂。由此可見，愛留根納的哲學思想滲透着宗教意識，但是卻充分體現出了理性的獨立性。其次，愛留根納對于辯證法的創新與運用也取得了重要成就。愛留根納提出了普遍與個别這一組哲學範疇。他認為，普遍的神是世界靈魂，個别的神是天體星辰。顯然，愛留根納不僅重視上帝的普遍世界，也同時關注與上帝相關但同時又具有自己獨立性的現象世界。可見，自然區分的結果表明，從愛留根納開始，自然與上帝的關系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自然從小于上帝到等于上帝，最終發展成為大于上帝，這一現象正是教父哲學走向經院哲學在英國曆史上的表現和象征。
愛留根納的思想中也蘊含着古典文明與哲學思想中的運動與發展的觀念。愛留根納認為，創世的自然可以分為起源、原型世界、可感世界和歸宿四個階段的運動。由此，人們可以感受到柏拉圖的理式、黑格爾的理念學說的影子，起于觀念世界，經過感性世界，回歸絕對精神。在某種意義上說，愛留根納是新柏拉圖主義向亞裡士多德主義演變的代表人物，同時也是由柏拉圖向黑格爾升遷的橋梁性質的思想家。更重要的是，愛留根納的學說，不僅滲透于諸多發展與運動的曆史觀念之中，同時也體現于宇宙萬物之中。他将太陽看着是靈魂世界，它蘊含着有理性和無理性的生命力，并推動宇宙及其日月星辰的運動與發展。盡管他将宇宙看着是圍繞太運轉的星系，然而他的樸素的自然辯證法學說，卻為近代社會與自然科學思想體系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自然是一種理性的存在，既是一種由的存在，也是一種無的存在；它不是來自與上帝，而是來自于理性，理性高于權威；盡管自然的起始與歸宿以上帝為依托，然而自然擁有自己原型世界和可感世界，自然不是寓于上帝之中，而是上帝寓于自然之中。可見，以“自然”及其與上帝的關系的案例可以說明，古典文明的内在意義從初始狀态傳播到不列颠經曆了無數次洗刷和重構，必然發生不同程度的變化，并呈現出不同的曆史形态。英國學者威廉•魏安思曾經以亞裡士多德著作的譯介為案例。他認為，從諸多譯著的材料出發，他認為，亞裡士多德個人的心理與精神因素的變化，外在的标杆與社會尺度的變化，亞裡士多德著作文本内在的諸多主觀意圖等三個方面的因素，是構成古典文明傳播進程中内在意義變化的主要原因。 事實上，基于社會曆史與地理空間的轉換，威廉發現的是一種普遍的文化現象，也是人類文化史發展的一般規律。
3、不列颠攝取古典文明過程中曆史形态存在樣式的升遷
羅伯特.格羅斯泰斯特（Robert Grosseteste,約1168-1253），生于薩福克郡的農民家庭，早年在牛津教會學校，畢業後在牛津藝學院任教。在牛津期間，格羅斯泰斯特潛心研究法學、醫學和神學。 1209-1214年，英王約翰與教會發生沖突，關閉牛津大學，格羅斯泰斯特赴巴黎大學神學院學習，畢業以後回牛津教授神學。1214-1221，任牛津大學首任校長。1235年起任林肯郡主教直到去世。他對不列颠攝取古典文明的主要功績是：評注或翻譯了亞裡士多德倫理學、哲學、宗教哲學、數學、光學、物理學、美學、邏輯學、人學和神學等古典文明相關的多方面的著作；邀請希臘人講授希臘文字與文化,從希臘學者那裡學到古典文明研究的奧秘。 守護宗教與拉丁文的文化傳統；格羅斯泰斯特等人率先全面向英國系統地傳播來自希臘羅馬的自然科學與古典文明。格羅斯泰斯特首先是一位忠實的信徒，是宗教的總是捍衛者，無論是生活、事業還是學術研究都是他的信仰為基礎的；其次才是一位科學家，他譯介了光學、數學、物理學、化學、占星學、農學等自然科學著作，并在宗教神學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的觀點；再次格羅斯泰斯特還是一位人文與社會科學家，他翻譯了亞裡士多德的《尼各馬科倫理學》、《後分析篇》、《歸謬篇》，還編著了《神學問題集》、《論真理》、《論真命題》、《神的科學》。1239-1244年,他興趣重現，着力推進古典文明的複興，将大量的希臘著作翻譯成拉丁文，還對鄉村文學和家政經濟學研究做出突出的貢獻。
更重要的是，英國最早的大學-牛津大學是在格羅斯泰斯特那裡實現了組織機構的世俗化。1120年，牛津大學實現了同主教權力的分離，實現了大學管理與組織權力的世俗化。 他在思想領域如同他在宗教世界一樣，格羅斯泰斯特具有很高的威望，不僅在牛津大學教育和宗教改革方面取得重大的成就，而且有很多好朋友和好學生，影響了像羅吉爾•培根等整個時代以及他的同時代人，直到以後的幾個世紀。 或者說，在宗教學的基礎上，格羅斯泰斯特給了他的那個時代，給了不列颠以科學思想與倫理規範。他，造就了一個時代；那個時代，造就了擁有近代文明的不列颠。我們認為，來自希臘羅馬的古典文明改變了英國，而英國則改變了整個近代世界。
羅吉爾.培根（1214-1292），生于英國的桑莫斯特郡，格羅斯泰斯特的學生，唯物主義哲學家、科學家，生于桑莫斯特郡的一個地主家庭。1230年在牛津大學藝學院學習，接受格羅斯泰斯特的教導。後到巴黎留學，獲得過神學博士學位。1236年，在巴黎大學任教，他是第一批講授被禁的《物理學》和《形而上學》的教師，成為亞裡士多德著作的著名的譯著者和傳播者。羅吉爾•培根在研究經院哲學的同時，還非常重視秘密學問和工藝制造。1247年回到英國，在牛津大學任教，是亞裡士多德學術思想最為忠實的評注者和傳播者。著《大著作》、《小著作》、《第三著作》，寄托其神學、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思想。
羅吉爾•培根與格羅斯泰斯特的共同點是，十分關注古典文明的譯介與傳播。然而，他們之間也存在着明顯的差異：一是與格羅斯泰斯特較多的注重神學不同，羅吉爾•培根關注神學是與關注哲學緊密的聯系在一起的。羅吉爾•培根認為，他對希臘與希伯來學者的精心研究，花費了三四十年的時間。正如他自己曾經說過的，他關注過與《聖經》相關的語言知識并闡述其文學意義。 當然，羅吉爾•培根更關注實用科學和經驗科學，主張用實用科學來改造經院哲學，認為一切事物都必須被經驗所證實； 二是格羅斯泰斯特和羅吉爾•培根都十分關注自然科學，然而格羅斯泰斯特繼承柏拉圖主義與教父哲學的傳統，很關注光學，羅吉爾.培根則更重視數學及其功能。羅吉爾•培根廣泛學習，他從格羅斯泰斯特的學生那裡學到用數學解釋自然的思想；從名叫馬裡考的彼得的法國催眠師那裡學到了實驗科學的基本思想。羅吉爾•培根還從煉金術與化學的關系中尋找其中的科學思想。他的思想與經驗表明，作為化學家的他可以避開那種成為他得以出生與成長的經院哲學家生命與靈魂的許多思辨問題而得到支持，遠超過他作為煉金術者的身份。 羅吉爾•培根不僅是近代實驗科學的先驅和奠基人，同時還在傳播亞裡士多德的權力學說和法律觀念，更加全面發展格羅斯泰斯特的學術思想與人生理想。正是由于羅吉爾•培根思想中滲透着經驗與唯物主義因素，所以他經常受到審查、囚禁與迫害，直至去世，因此人們又稱之為不幸的天才。
伊迪絲•漢密爾頓為什麼說，希臘精神是“理智”， 稱羅馬精神是卡圖魯斯（kiertzsche，公元前約87—約54）。 卡圖魯斯是古羅馬晚期抒情詩人，然而他總是将想象依附于現實，将理論築基于實踐。針對希臘與羅馬精神的關系。伊迪絲•漢密爾頓說：希臘人提出理論，羅馬人将他們的理論付諸于實踐。 也就是說，希臘人注重形而上學，羅馬人注重實踐精神。到了13世紀的英國，羅伯特•格羅斯泰斯特和羅吉爾•培根将形而上學與實踐精神緊密聯系在一起，将知行并舉轉化為知行合一，這就是英國經驗哲學的誕生。格羅斯泰斯特曾經用歐幾裡得和托勒密的理論來闡釋凸透與折光的視覺原理；不僅如此，格羅斯泰斯特還試圖用亞裡士多德的經驗知識來印證地球凸透與玻璃燃燒的折光學說，并用凹凸原理闡釋亞裡士多德的“虹”的學說； 到了羅吉爾•培根，則進一步将光的折射與球體的放大原理相融合，更加完善科學與實踐相結合的經驗性特征。 如果說格羅斯泰斯特是英國經驗主義哲學的奠基人，那麼羅吉爾•培根則是其集大成者，他不僅繼承了格羅斯泰斯特複興古典文明的偉大事業，發展了13世紀興起的以注重理性、現象和經驗為内涵的新亞裡士多德主義，而且為近代經驗哲學與近代科學思想的崛起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有些西方學者曾經這樣評價過羅吉爾•培根：盡管我是很晚才讀到羅吉爾•培根的某些作品，但是我依然很虔敬地認為，與弗蘭西斯•培根相比，羅吉爾•培根是更加傑出的為人。
在格羅斯泰斯特和培根之後，約翰.科萊特和德西迪裡烏斯.伊拉茲烏斯等人文主義者都為古典文明複興作過重要的貢獻。科萊特曾經是聖保羅大教堂的領軍人物，後來又稱為率先反對托馬斯阿奎那的宗教神學。1406年，從意大利回到牛津在大學的背景下展開其傳播新柏拉圖主義等古典文明的生涯。 克萊特的事業直接影響伊拉斯谟的人文主義生涯，這位來自荷蘭的思想家在傳播古典文明的過程中，通常将英格蘭作為自己思想形成的第二故鄉， 并在克萊特的影響下推進其新教人文主義思想。
4、不列颠攝取古典文明産生的特殊意義
古典文明在不同的曆史時域和具體的地理空間中誕生其自身的文化内涵與邏輯形式，并通過教堂和大學的建樹體現其強大而深遠的推動力。令人震撼的是，直到17世紀以後，西歐諸國依然從古典文明區域汲取營養，而且也正是由于古典文明區域的作用，西歐才可能率先建立具有近代意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衆所周知，約翰•隆貝在意大利旅行中，模仿意大利的機器制造技術，在英國德文河的島上建造了英國第一座工廠并形成了系統的工廠制度。 從此，點燃了英國通往工業文明之路的燈火，并直接使西歐率先進入工業文明時代。
由此可見，從羅馬征服到多民族文明的累積，從坎特伯雷教堂建立奧古斯丁宗教思想體系的形成到牛津大學建立邏輯而培根經驗哲學思想體系的創立，均标志着古典文明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的語境中實現了多種文明意義的重鑄、融通與演進，從而以富有張力和生命力的多元重構的邏輯形式，成為近代文明的象征。
考察早期不列颠攝取古典文明的曆史進程，從内在意義的升遷到曆史空間的位移，尋找古典文明複興的文化内涵與曆史形式，不僅能使我們厘清古典文明複興内在意義演繹的曆史脈絡，而且還能證明古典文明給予西歐諸國以理性哲學、倫理道德、科學技術和政治生命，讓西歐諸國率先走上了民主政治、道德文明與科技崛興的發展道路，還将呈現出一段完整的由古典文明向近代世界升遷的客觀而全面的世界曆史。毫無疑問，古典文明西傳至不列颠，給近代英國思想與文化的發展帶來深遠的影響。柏拉圖主義不僅影響了培根《工具論》等帶來重要影響， 還給洛克的直覺理論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 亞裡士多德的道德學說和知識學理論對近代硬的影響則更為深遠。
不列颠十三世紀前攝取的古典文明及其對于近代社會的影響，是在與其他文明的碰撞與融合的過程中完成的。以1066-1154年之間的盎格魯-諾曼時代為例，不列颠是吸納了中世紀歐洲諸多民族文化精粹的智慧之光。 不僅如此，不列颠還有累積諸多不同質的民族語言與文化傳統，不同質的宗教文化傳統。不列颠，尤其是諾曼底，諾曼貴族依然很有尊嚴地參加他們當地的宗教活動，分享當地的精神英雄所具有的神力。 可見，歐洲早期諸多民族的異質文明、基督教文明，尤其是來自希臘與東方文明截然不同的智慧倫理，以及讓門充分感受到的公民大會、雙王制、四王制和議事傳統的民主政治，還有曾經獲得馬克思高度贊揚的童年藝術，或許正是這些古典文明之精髓是近代英國乃至整個西方文明曆史發展的動力。
作者于文傑，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