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的一生中，“緣”是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所在，它實則是人與人之間交往的特定機遇、因緣和巧會。大千世界，緣在何處？有些是可遇而不可求，有些是可求而不可言，似乎有老子所說的“道可道，非常道”的微細玄妙。文化名人豐子恺先生的書齋名為“緣緣堂”，他起名前在一堆寫着字的紙片中随意選揀，結果兩次都揀出“緣”字，就以此給書齋命名，這就是一種推不掉的緣分。而在諸多的緣分中，情緣是頗值得推衍而論述的一種特殊的緣。
和諧情緣是人類追求的至愛
情緣是衆多緣中的一種，即使不是最重要的，也是極為重要的。情緣是一種強烈地想與異性親近并結合的感情。人們都希望情緣和諧，兩情相悅，家庭和睦。那麼什麼樣的生活才稱得上是和諧情緣呢？我想到了楊绛女士所說的标準，她在90多歲時口述了一本書，名為《聽楊绛談往事》。在書中，她回憶自己與夫君錢鐘書之間的關系。她說，有一位英國作家談到他的美滿婚姻時，提到以下三點：“第一，我見到她之前，從未想到要結婚；第二，我娶了她幾十年來，從未後悔娶她；第三，從未想到要娶别的女人。”而楊绛認為他們夫妻就做到了這三點。楊绛在書中還說，錢鐘書以妻子、情人、朋友這三個似不相容的身份來形容她。楊绛認為這三者應該是統一的，“夫妻該是終身的朋友，夫妻間最重要的是朋友關系，即使不是知心的朋友，至少也該是能做伴侶的朋友或相互尊重的伴侶，情人而非朋友的關系是不能持久的。夫妻而不夠朋友，隻好分手。” “鐘書和我都以為‘五倫’——中國以前的人倫關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倫’中，朋友非常重要。其他四倫如能複為朋友，交心而知己，關系定會非常融洽、和諧。我們倆就是夫婦兼朋友。”作為朋友，首先要交心而知己，隻有相互間的緣分深了，情誼才經得起考驗。
講到和諧情緣，還可舉元代著名書畫家趙孟頫的妻子管道升的一首曲子詞為例。在婚姻遇到危機，丈夫對婚姻的忠貞出現動搖準備納妾時，管夫人一不嚴詞厲色，二不逆來順受，而是以一種高雅通達又積極嚴肅的态度作了一首情真意切的詞來表達自己的感受：“你侬我侬，忒煞情多；情多處，熱似火；把一塊泥，撚一個泥，塑一個我。将咱兩個一齊打破，用水調和；再撚一個你，再塑一個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我有你，生同一個衾，死同一個椁。” 這首詞是表達伉俪情深意笃的千古絕唱。趙孟頫看到這首詞後深受感動，為自己一時感情的不堅定感到羞愧，從此再也未提納妾的事。
與之相反的是，在曆史上也有姻緣不美滿，人生不幸福的例證。作為反照，它們襯托出人們維系以至追求和諧情緣的重要性。北宋的沈括是科學巨著《夢溪筆談》的作者，晚年定居在鎮江。他的婚姻生活很不幸福，其妻有嚴重的家暴傾向，平時對丈夫略有不滿就非打即罵，甚至會把他的胡須一把把揪下，使得沈括的下巴上血肉模糊。據說，他的妻子因病去世後，老友們紛紛前來問候，為他在晚年能過上安生的日子而祝賀。這個極端的反例，讓人聽來覺得不可思議，但也反證出和諧情緣是追求幸福人生的前提，正如楊绛所說，夫妻關系首先是朋友關系。明代的袁宏道對缺乏情緣的婚姻、家庭關系有個比喻，稱之為“如衣敗絮行走荊棘中，步步牽挂”，家庭成了拖後腿的羁絆。
和諧情緣是古老文明得以傳衍的重要動力
依照英國史學大師湯因比的名著《曆史研究》中的說法，人類曆史的基本單元是文明，而世界上最有影響的古文明有五個，其中兩個即古埃及文明和巴比倫文明已經衰亡，另外三個文明即中華文明、印度文明和希臘文明還有活力，其創造的文化成為現代文明的源頭。而這些古文明都非常重視人自身的繁衍以及兩性關系的和諧，因為這與文明的傳衍和繁盛息息相關。在古希臘神話中，神都具有人的特點，慣于談情說愛，風流倜傥，即使是主神宙斯也是顧盼多情，遺愛多多。古印度原始宗教中的大母神是豐産女神，這裡的豐産是多義的，既是谷物的豐産，也是人自身的豐産，希望由她來保佑古印度先民的生存、生育。在中國，随着佛教從印度的傳入，各種神靈也相應被引進。觀音菩薩原本是男性神，在印度的圖像中被畫成留着胡須的形象，而在傳入到中華大地後，觀音成為女性神靈，她的重要神力就是送子，反映了中國古人對和諧情緣以及美好生活的憧憬。
除了這三大文明外，還有一個源遠流長的古文明是猶太文明，它占有的地域雖然不廣，但影響力很大。它與中華文明的道德觀念相近，都特别重視傳統的延續和繼承，強調個人對社會的責任，以及維系兩性間關系的職責。這兩個古老文明，一個是猶太文明，另一個是中華文明，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延續的時間特别長，一脈相傳綿延數千年，而且保留古文明的基因和潛質特别豐厚。今天的猶太人稱自己是大衛王的子孫，我們也為自己是炎黃子孫而驕傲。中國的人口是世界上最多的，文明波及的地域廣大。那麼猶太人經曆了兩千年的流散，到20世紀重新建立國家，也特别具有堅實的生存耐力和文化傳承能力。這都與兩大文明旺盛的延續力量有關，中國有“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的說法，而後代的産生是追求美好婚姻，建立和諧情緣的産物，所以說，和諧情緣是古老文明得以傳衍的重要動力。前幾年，英國拍過一部電視專題片，設想如果人消失後，地球上文明的痕迹如建築等要多少年才會湮滅，推想的結果是大約不到百年，最後消失的是埃及的金字塔。
婚姻是社會性的，但人的生物性則是婚姻的基礎，這是優勝劣敗、适者生存的進化結果，因為越具有繁衍力的人群，越容易延續到後世，延續的種群也越強大。張中行是一位學養深厚的文化名人，上世紀30年代，他在北大上學時問同在北大求學的牛滿江（後成生物學家），人活着除了種族繁衍外，是否還有其他目的，牛滿江想了想後回答說沒有。婚姻是以情欲為基礎的，荀子說“人生而有欲”，說明這是與生俱來的，難以追根尋源。如果硬要探源，隻能把人降到與動物同等的地步，透過表層看内裡，核心當然是“傳種”，也就是傳種接代。用傳種的辦法以求生命的延續，歸結為天命所在，人們選擇“男女居室，人之大欲存焉”，指的就是情動于中不得不發時結出了情緣。
這是從生物角度立論，人不愧為萬物之靈，其行為目的自然會超越普通生物達到倫理、哲理的層面，但其基礎仍是生物性的。盡管起點出自生物屬性，但在中國古代曆來會對情愛給予适當的約束，就像“發乎情，止乎理”的說法。佛教傳入中國後，有了“動心忍性”之說，古代某禅師寫過一首打油詩：“貓兒叫春春叫貓，聽他越叫越精神，老僧也有貓兒意，不敢人前叫一聲。”強調的就是這種在生物性基礎之上的社會約束。這種約束體現在對情緣的認真共處上，不像20世紀初在某些國家流行的杯水主義，結情緣就像喝杯水一樣不靠譜。情緣與婚姻、家庭密切相關，加以适當約束，為的是打牢社會基礎的基石。
正是有這樣多層的複雜因素，兩性的婚戀關系中就有了許多說不清道不明的微妙之處。張中行先生的婚姻經曆過坎坷、波折，他的形象還被自己當年的愛人寫入了小說《青春之歌》，成為書中的負面人物餘永澤，遭到醜化。但在他晚年，訪談者問他一生中什麼樣的感情最值得珍視時，他的回答是男女間的感情。
和諧情緣是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理念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價值理念博大精深，而和諧情緣則是其核心的理念。對此最早的表述出自先秦時期，人們在談到社會和諧、天下太平時有一個标準，叫作“外無曠夫，内無怨女”，也就是外面沒有單身的男子，内室沒有抱怨的女子。《詩經》中的“風”有許多篇是從民間采風而來的，其中還保留了很多原始質樸的内容，其中就有不少青年男女追求美好情緣的直露呼喚，既有“君子好逑”的豔羨，也有“執子之手”的希冀。
在漢代，桑樹下的男女相約，是諸多畫像石描繪的主題，也賦予了桑樹特有的傳情之木的符号特征，與後世的紅豆被當作相思之物類似。當時，男女的情緣有相當的自由度，比如司馬相如琴挑卓文君的故事就是一例。文藝男司馬相如看中了婚後離異的富二代卓文君，發揮自己的藝術特長，撫琴進行才藝表演，終于車載文君以歸，演繹了一段人間情緣的佳話。另外，三國時蔡文姬的數次婚姻也不違當時的禮俗。文姬至少三次嫁夫，第二次嫁的還是匈奴高官，生兒育女，在歸漢後再嫁，絲毫不見後來“一女不事二夫”禮俗的痕迹。東晉詩人陶淵明曾寫過一篇不太引人注意的《閑情賦》。在這篇賦中，他想象奇特，把自己幻想成意中人身上的服飾、用品，得以與心中的情人肌膚相親。“願在衣而為領，承華首之餘芳；”“願在裳而為帶，束窈窕之纖身；”“願在發而為澤，刷玄鬓于頹肩；”“願在眉而為黛，随瞻視以閑揚。”他把自己想象成美人身上的衣領、飄帶、香波、粉黛，情感發乎自然，真摯而感人，是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的愛情傑作。
自宋代開始，中華情緣文化出現了一些不和諧的聲音。宋代的經濟、文化、科技都很發達，可以說是中國古代文明的巅峰時期。但兩宋時代對外戰争無能，屢吃敗仗，到南宋時政權退至江南，隻剩下半壁山河。對付這樣的嚴重危機，在思想、文化方面的應對之策是内斂、收縮，這時便産生了新生代的儒學——理學。由此，新的思想觀念加強了對兩性交往的約束，施加了種種不符合人自然本性的約束，如反對寡婦改嫁，有“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說法，強調婦女的節烈，節是要求婦女從一而終，烈則要求婦女以死殉節。這就是五四運動前，新文化運動中思想界批判吃人理學的背景。南宋大思想家朱熹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欲”的說法，盡管他對這一命題有補充解釋，說是娶妻非人欲，縱欲才是人欲；吃飯非人欲，飲食奢靡才是人欲，但他對理學教條的提倡仍有嚴重的消極影響。當時，婦女的自主地位大受約束，統治者将男女大防推到病态的極緻，少了自然的天趣，多了機防的做作。在古代筆記中有這樣一個故事，有個寡婦外出時，被一個男子拉了下胳膊，此女子為示貞潔，揮刀将自己被那個男子拉過的胳膊砍斷，以表男女授受不親。實際上，早期的儒家并不是這樣不通人性。有一次學生問孟子，雖說男女授受不親，但如果嫂嫂掉進水塘有生命危險怎麼辦？孟子的回答是“嫂溺，援以手”，伸出手去救援。
在整個宋代，婦女地位低下，北宋女詞人李清照的經曆就是如此。她與丈夫趙明誠兩情相洽，兩人有共同的愛好，都喜歡金石、詩詞，可見美好的情緣要有共同的事業基礎去培育，共同的趣味活水去澆灌。丈夫去世後，李清照遭遇了連續不斷的悲苦人生。喪夫後她曾改嫁，新夫是個觊觎她财産的無賴，她又不得不對簿公堂要求離婚。婚雖然離了，但她卻因此被判入獄，後經人營救才得以擺脫囹圄之苦，不過名聲卻大受傷害。她的這次改嫁，被看作是無恥失德之事，以緻後來同情她的文人為了幫她辯護，出于為賢者諱的心理，竟不顧事實矢口否認有這樁婚事存在。當然，這是官方的提倡，而民間的美好情緣仍是綿延不絕的。《東坡志林》中有一段掌故，說的是蘇東坡一日退朝，讓仆人猜他腹中有什麼。一個仆人說老爺肚中都是文章，另一個仆人說都是機心，隻有丫鬟朝雲最知己，說是“一肚皮不合時宜”，東坡會意，捧腹大笑。可見，異性間的心靈溝通有時最是融通無礙。
到明代中後期，随着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市民社會的培育，社會的價值理念發生了一些變化。有些思想家（王學左派）開始明确承認異性間産生情欲的合理性，對“天理”、“人欲”提出新解釋。何心隐認為人欲是合乎人的本性的，“性而味，性而色，性而安逸，性也”，人欲并不是理學家所說的萬惡之源。李贽認為“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批判男尊女卑的傳統，贊成女子自找對象、寡婦再嫁的合理性。這在中華文明情緣觀的發展曆程中是有積極意義的。
在建設社會主義小康社會的今天，發掘傳統文化中有關情緣的學說，吸收其有益的内容，對建立和諧社會、美好社會是有積極啟示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