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改革和革命理性選擇的深邃思考
——讀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
陳仲丹
最近，一本原本是在學界流傳的史學著作獲得了各方面的關注，甚至被看做是對當前改革走向思考和預測的曆史鏡像。這本書就是19世紀的法國學者亞曆克西·托克維爾的著作《舊制度與大革命》。2012年11月30日，新任中紀委書記王歧山在座談會上向專家們推薦：“我們現在很多的學者看的是後資本主義時期的書，應該看一下前期的東西，希望大家看一下《舊制度與大革命》。”
領導人推薦讀曆史書早有先例，過去毛澤東主席就多次向人薦書，既有單篇的，如枚乘的《七發》，也有成本的，如《左傳》，還有小說，如《紅樓夢》，後者雖是小說，但是被當做曆史來讀的，借以了解封建社會。毛澤東推薦的多是中國的史書。後來的領導人知識結構有所變化，推薦的史書有的就跨到了域外，屬于世界史範圍。前幾年溫家寶總理就推薦過古羅馬皇帝馬可·奧勒留寫的《沉思錄》。這是羅馬哲學家皇帝在鞍馬勞頓中寫成的道德典籍，表達了他對過冷靜而達觀生活的希冀。他希望能常常靠自省達到内心的平靜，摒棄一切無用和瑣屑的思想。顯然讀《沉思錄》對提高閱讀者的修養和操守有益。有人說“要獲得新知請讀老書”。這也就是培根說的“讀史使人明智”的意蘊所在。曆史是現實的一面鏡子，從中回溯往昔，反觀現實，獲得啟示，借此甚而還可燭照、洞悉未來。正是在這一意義上《舊制度與大革命》引起了大家的關注。
該書作者托克維爾生活在法國19世紀前期。他曾熱心從政，出任過政府的外交部長。同時他又是個成功的學者，年青時去美國考察，回國後寫了《論美國的民主》，出版後獲得好評，由此當選為法蘭西學院的院士。19世紀中期，法國恢複帝制，托克維爾對現實感到失望，退出政壇，專心著述。他在查閱大量檔案材料的基礎上，深入研究法國大革命前的舊制度，于1856年出版了《舊制度與大革命》。按寫作計劃這隻是第一卷，但他的去世使計劃中的第二卷未能問世。這不是一部叙述史事的著作，而是重在史論。
法國大革命是史學研究的熱門課題，專注于此的史家衆多，完成的著述可謂汗牛充棟。通常學者們對這場震驚世界的大革命的起因解釋較為一緻，認為是法國舊制度的專橫以及殘暴統治導緻了革命的爆發。按照習慣的說法是“人民不能照舊生活下去，統治者也不能照舊統治下去”，矛盾達到了極點。國家整個的财政負擔都壓在除貴族、教士外的第三等級身上，官逼民反，逼着人民揭竿而起，攻打巴士底獄，砍掉國王路易十六的腦袋。革命一步步深入，還樹起斷頭台，大開殺戒，攪得周天寒徹。到今天這都是對法國大革命的标準解釋。而托克維爾卻通過自己的研究描繪了另一幅圖景。他不是憑借想象而是依靠史料來揭示曆史真相。他特别重視地方檔案，查閱了許多地方的原始文獻，閱讀最高法院的法令和各教區的紀錄，得出了與主流觀點截然不同的結論。他的研究結果是驚人的。“當我的工作向前進展時，我感到很吃驚的是，我不時看到我們今天在法國所碰到的一些特征。我看到很多我原以為是在革命中産生的思想感情，發現數以千計我原以為是革命産生的習慣。”最重要的是，中央集權的行政制度是從舊制度傳下來的遺産。他的第二個結論是：舊制度并不像一般人想象得那樣可怕。它具有很大的專橫性，但很少真正的壓迫。别人看到的是說明舊王朝與革命尖銳矛盾的東西，而托克維爾看到的是合理的延續。舊制度實行中央集權制；革命使行政制度進一步中央集權化。舊制度破壞了封建制度的大部分；革命又破壞了封建制度的其餘部分。兩者對于自由都不在意。革命的推動力是平等，而舊王朝在同封建制度長期鬥争裡所力求确立的正是法律面前的平等。“革命突然粗暴地終止了過去十代人辛勤經營的工作。”[1]
這是《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的核心觀點，也是托克維爾提出的與衆不同的結論，但這一新論與我們的定見卻有悖。既然革命前後沒有本質的變化，新舊之間也沒有嚴重的對立，那麼就沒有必要革命，隻要沿着原有的改革之路推進，法國大革命又怎會突如其來地爆發？對此疑問，托克維爾有一段精彩的解釋：“革命的發生并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仿佛若無其事地忍受着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它們就将它猛力抛棄。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政權要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于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2] 從紛亂浩瀚的地方檔案中得出這一結論正是托克維爾獨具慧眼之處。他認為，危機往往爆發在開始改革之時。這時社會的狀況正在改善，改善的程度又不能滿足人們的期求，而原有的控制系統失靈，也就是“法律的壓力減輕”，結果激烈的社會沖突随之而來。
托克維爾還提出疑問：法國大革命爆發的“路易十六統治時期是舊君主制最繁榮的時期，何以繁榮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來？”這是一個曆史的悖論。“大革命前20年，社會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長得更快。……國家因戰争負債累累，但是個人繼續發财緻富，他們變得更勤奮，更富于事業心，更有創造性。”[3] 為何在社會财富蓬勃增長時卻爆發了驚世駭俗的大革命？尤其是托克維爾還觀察到：革命前夕的法國政府雖然依舊足夠強大，但卻不再單純地實行專制，而是在到處維持秩序；法國民衆則“每個人都能随心所欲地發财緻富，可保住已取得的财富”。在這樣的情況下，為何還會爆發摧毀一切的大革命？
托克維爾得出的答案是：盡管法國政府在大革命爆發前已部分轉換了自己的角色，緻力于“促進公共繁榮，發放救濟金和獎勵，實施公共工程”，但它仍保留着許多專制政府的毛病。在革命爆發前的20年裡，政府一方面積極鼓勵民衆發家緻富，另一方面則發起各種新興事業，成為國内市場最大的消費者，民衆與政府之間的貿易關系以驚人的速度增長。結果民衆收獲了更大的失望，因為政府殘留了太多專制時代的毛病，民衆“用自己的資本去買政府的公債，他們絕不能指望在固定時期獲得利息多”；民衆“為政府建造軍艦，維修道路，為政府的士兵提供衣物，他們墊出的錢沒有償還的擔保，也沒有償還期限，他們不得不算計與大臣簽訂的合同運氣如何，就像搞冒險貸款一樣”。在社會的經濟活動前所未有的活躍，而政府的财政管理能力又與之無法配套時，心懷不滿的人數增多，他們也更加激怒。“因為投機的欲望，發财的熱忱，對福利的愛好已和生意經自動傳播增長，30年前對同樣的痛苦逆來順受的人，現在對此卻忍無可忍了。”對這種現象，托克維爾總結道：“一場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個民族，其中發财欲望每日每時都在膨脹；另一方面是一個政府，它不斷刺激這種新熱情，又不斷從中作梗，點燃了它又把它撲滅，就這樣從兩方面催促自己的毀滅。”[4] 簡言之，革命的動力來自路易十六統治時期不到位的改革，它刺激起了追逐财富的欲求，但又不能滿足這一欲求，導緻社會的普遍不滿，最終使得現有秩序崩潰。盡管路易十六在臨死前還稱法國人為“我的同胞”，他終究未能明白衆多的“無套褲漢”（底層人民）為什麼要把他送上斷頭台。
在托克維爾對法國大革命起因的分析中，他認為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國家把某一社會階層推入了孤立、失語的困境，這就等于把他們推向了革命。而這個階層就是農民。農民是法國大革命的主力，也是法國最大的底層社會群體。據托克維爾調查，在大革命爆發前夕，法國農民已“不再受那些封建小惡霸的欺淩；來自政府的強暴行為也很少涉及他們，他們享受着公民自由，擁有部分土地”。既然如此，按常理推斷，18世紀的法國農民顯然要比13世紀處于完全封建專制時代的法國農民生活得更好才對。但事實卻不是這樣，“所有其他階級的人都離棄他們，他們處境之孤單也許為世界上任何地方所僅見。這是一種新奇的壓迫。”托克維爾所指的，不單單是舊時代的貴族在政治權利喪失後，紛紛抛棄農村搬往城市。18世紀的法國農村，但凡稍有資産者，無不千方百計離開農村遷往城市。“文獻證明，農村裡幾乎從未見過超過一代的富裕農民。種田人一旦靠勤勉掙到一點财産，便立即令其子弟抛開犁鋤，打發他進城，并給他買下一官半職。”農民被其他階層抛棄了，最後農民自己也抛棄了自己，農村陷入一種荒蕪狀态。
國家一直在進步。王權實現了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權；舊貴族喪失了原有的政治權力，但他們獲得了豐厚的補償，免繳大部分公共捐稅；資産階級則獲得了巨大的商業利益。唯獨農民沒有得到任何好處，相反他們被抛棄在死寂的農村，權益無人過問，壓迫則花樣翻新層出不窮。托克維爾感歎：“如果在農民身旁有一些既有錢又有教養的人，他們即使無意保護農民，至少有興緻、有權力在掌握窮人和富人命運的那個共同主宰面前，替農民求情，那麼所有這些新的壓迫能制定嗎？”[5] 但“既有錢又有教養”的舊貴族和新資産階級都對農民不感興趣。在大革命爆發前夜，舊貴族竭力維護自己的既有特權，新資産階級則竭力為自己謀取新特權，沒有人關心喪失了與上層社會溝通能力的農民，沒有人在意農村的失語，而任由他們生活在孤苦無助的深淵。窮人和富人之間幾乎不再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抱怨、共同的事務，這是一件相當恐怖的事。後來的結果衆所周知：舊貴族被大革命碾得粉碎；曾一度将革命的錘子遞交到農民手裡的新資産階級，則很快被農民用錘子砸碎了腦袋。
托克維爾的這一分析很有警示意義。國家的發展、社會的轉型、體制的改革是一個系統工程，對各階層的利益訴求都要統籌兼顧，各方面的事業才能協調發展，不能顧此失彼，有所偏頗。尤其是對處于底層的弱勢群體，他們是在社會變革中最容易受到損害的部分，需要其他階層以及作為各階層利益協調者的國家來關心。在我們的改革進程中，對與農民利益密切相關的“三農”問題特别關注，就與托克維爾對法國革命的反思不謀而合。在管理學中有一個“木桶理論”，說的是盛水的木桶由許多塊木闆箍成，盛水量也是由這些木闆共同決定。若其中一塊木闆很短，則此木桶的盛水量就為短闆所限制。這塊短闆就成了這個木桶盛水量的“限制因素”。而處于社會邊緣的底層階層就如同木桶的短闆，會将木桶内作為“共同福祉”的幸福之水洩光。
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附錄的《1789年前後法國社會政治狀況》文中也有許多切中時弊的精辟言論，值得琢磨反思。如“對享有特權者來說，最危險的特權是金錢特權。人們一眼就能看出這種特權的範圍有多大，等看清楚時，便十分不快，金錢特權所産生的金額有多少，它所産生的仇恨就有多少。追求榮譽、渴望領導國家的人，為數不是太多，但是不想發财緻富的人卻少而又少。許多人對誰在統治他們可以不聞不問，但是對其私人财産的變化漠不關心的卻寥寥無幾。”[6] 這段話針對的是18世紀末的法國，而即使到今天也仍未過時。在網絡發達的當下，網民時常對官員的天價表、豪華車發問，反映出的就是這種心态。
就總體而論，讀《舊制度與大革命》這本書至少給我們留下了這樣幾點啟示。首先，是對改革和革命兩種社會轉型方式應做理性的選擇。按傳統的觀念，改革（或是改良）在進步性上不如革命。而從托克維爾的書中我們知道，法國大革命是在統治者開始改革而又應對失誤的情況下爆發的。如果能以和平方式在體制的框架内實現自身的改革，又何樂而不為？他将法國發生的事稱之為“一場浩劫”，一是法國大革命中有過多的暴力、血腥以及對個人權利的藐視，二是法國後來又經曆了太多的反複和動亂才确立了後來的共和制度，可說是代價沉重。國内著名的現代化研究專家錢乘旦将現代化模式歸納為“英國式道路”和“法國式道路”，也希望以最小的代價完成現代化轉型，當然較少動蕩的自改革總是理性的首選模式。
其次，在改革過程中要有居安思危的意識。該書給讀者最大的警示的是，在改革取得初步成效時往往是最危險的時刻，就如同打開了魔盒一般，社會的不滿情緒甚至不減反增。究其原因，一是原來起約束作用的控制力量減弱。二是原有的财富分配機制變化，有些人在變化中成為弱勢群體。三是利益的相對減少，從總體來看某些群體的利益有數量的增長，但與利益增長迅速的群體相比，他們會産生相對的被剝奪感。在原有的穩定被破壞，而新的穩定态勢又未确立前，這一過渡時期是最不穩定的。中國古代經典《易經》中有“月盈而虧”、“日午而昃”的道理，講的是月在圓後要缺，太陽到正午要西斜，其中就蘊含了豐富的辯證法思想。晚清名臣曾國藩1864年在指揮湘軍攻下金陵（南京）後就引用這兩句話，告誡周圍人他事業成功之時也是他最危險的時候，故而殚精竭慮采取對策化解危機。
再者，改革是個複雜的系統工程，改革者要有攻堅克難的決心和能力。法國大革命是在統治者自改革失敗的前提下爆發的。其失敗之處有忽視農民利益，唯一能控制專制政府的中間階級貴族退出政治舞台，民衆無法參與公共事務等，對這些托克維爾在書中都有細緻的分析和論述。而我們今天的改革事業也會遇到諸多難題，有的是法國大革命前就有的老問題，更多的是新出現的問題，都需要納入一個整體考慮，兼顧好各方面利益，讓大家共同享受改革的成果和紅利。
從這一角度去讀《舊制度與大革命》，從中讀出對今天有啟示意義的新思想，更能見出一本好書曆舊而彌新的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