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1942》，我相信這是苦難。但是由于是文藝作品，往往會把一些具體的事和人集中或放大。其中，在逃難中範東家的一家被逃兵洗劫，銀元被搶一段，勾起我的一段回憶。兩代人共同向我講述的關于200塊銀元的故事。
我的外公、外婆都是徐州市（府）邳縣（州）炮車鎮人。外公家姓熊，外婆家姓王。1923年徐州到海州的隴海鐵路東段通車，炮車鎮就在鐵路邊。而炮車鎮本來又是由駱馬湖邊的窯灣鎮通沂河往北去的小鎮。從清代到民國一直比較繁華。外公家是鎮上行醫的，兩代開醫館。是坐堂的大夫，不是遊方的郎中。外公的父親叫熊宗林，從父親、長兄習醫，但隻會抓藥，不會号脈。遇到先生的方子不好，會講“這味藥重了，這味藥不該放”。外婆的家裡是開南貨店的，後來兼營雜貨。這二百塊銀元，就是外婆的家事。
外婆的父親，名字我已不清楚。姑且叫王太公吧。本來是靠趕牲口給人送貨為生，慢慢的積攢了一些錢，就開了小店，賣米面、南貨後來賣日雜，家裡養了兩頭騾子，自己進貨販賣。（不要小看這兩頭騾子。我們本家武姓是比較富裕的家族，每一房都有一兩頃地。我曾經問我祖父，家裡有沒有馬。祖父說，家裡隻有有牛。自從抗戰開始之後，跑反的日子多，坐吃山空。像馬、騾子這樣的大牲口就喂不起了。）外婆的父親王太公第一位夫人有一個兒子，但是夫人早死。于是續弦第二位夫人，也就是我外婆的母親，我母親的外婆——徐州話喊姥娘（我母親她自己喊姥姥），行文中姑且喊王太奶吧。
太公、太奶婚後日子過得挺不錯，隻是一直沒有孩子。于是從遠房的親戚中收養了一個女兒，這就是我的外婆。我外婆出生那年是1937年，不到兩歲就過繼到太公、太奶家裡。王太公的大兒子年長，娶妻後就自立門戶，照看家裡的田地，是種地為生的農民，這位舅公在我出生之前就去世了。太公、太奶和我外婆三口之家就這樣過着小日子。在當時來說是小康。徐州這一代是四戰之地，日本人、國民黨、共産黨、響馬（土匪）都經常光顧，（我聽我祖父說過，我們本家的姚姓佃戶小孩被響馬撕票之後，我們家出頭幫忙把響馬抓到，佃戶把響馬殺了，心肝都挖出來吃掉解恨的事情。）徐州一代的老百姓什麼票子都見過，北洋的、法币、儲備票子（汪僞維新政府的），老百姓最愛的還是銀元。窮人家的閨女出嫁，也要在陪嫁箱子底下壓一個鹹豐大錢或者一塊銀元。我的曾祖父鬧革命，幾次入獄，幾次被我高祖父贖出來。高祖父最後罵“小三，我在你身上花的錢，都能照你的樣子打個銀人了。”換句話說，當時向官場行賄，也要用銀元。
民間傳說，龍洋比大頭好，大頭比帆船好。就是說清朝的銀元比北洋的銀元好，北洋的銀元比國民政府早期發行的銀元好。老百姓的思維裡，曆史是退化論的。這點在銀元身上也有體現。大概老百姓認為越早的銀元，含銀量越高。
我的外婆一家經營着小店。到了上學的年齡，我的外婆還上了小學。至于有沒有讀到高等小學堂，我就不得而知。我的祖母不識字，我的祖父是私塾出身。外公、外婆都是現代的學校讀書的。從小我就知道，我外婆會看報紙，而我祖母是不會的。這一爿小店到底收入如何，今天已經無從查考。我隻知道，這爿店是我外婆家最後的家當——兩百多塊銀元。
外婆不止一次給我講起她的家事：“家裡倒黴的日子就是四七年、四八年那會兒。徐州先被共産黨解放一回，後來國民黨來了，拉壯丁，再後來淮海戰役之後又解放一回。到處兵荒馬亂。老百姓也窮，店裡生意也不好。家裡的騾子受驚崴了腿，也不能跑遠路了。接着俺爹又生病，生意就不能做了。”老兩口把店關了帶着女兒，從鎮上搬到鄉下，靠經營幾十畝地為生。而積攢下來的銀元，是家裡的救命錢。
我曾經不止一次問外婆，這一輩子什麼時候日子最苦。外婆說，她一輩子沒過過苦日子，最苦就是59年60年61年，也是鄉下家裡苦，那時候外公在部隊當兵，她帶着孩子住城裡，雖然緊張但是吃的喝的都還有。随即，外婆開始講起她的家事了。
“炮車街都知道俺家以前開店的，有錢。但是也知道俺家沒解放就敗了。五幾年俺爹就病死了，連病帶出老殡花了錢。就剩下我跟俺娘孤兒寡母的。”說着，外婆就講起土改了。“徐州解放早，土改也早。家裡地早就充公了，但是後來沒有一次運動都有工作隊來，家裡值錢的東西也早都搬走了。”我知道外婆會講銀元的事，每次講起這事兒，她都極其得意。“最狠的一次，村裡人來抄家。也很客氣，問俺娘，你家裡沒藏什麼東西吧。俺娘就說，都擱屋裡了你們自己看吧。工作隊就帶人進屋翻翻。恁太太（指我外婆的母親）自己抱着孫子（前任夫人的兒子所生）就坐在院子裡的杌子上，看他們翻。他們翻完了，看看也确實沒有啥，老寡婦還挺可憐的。此後還來慰問過。俺娘說，她把二百塊洋錢用布袋子縫成一條，貼身斜背在身上。外面再穿衣服。入秋天外面穿夾襖。也看不出來，聽不見。那次抄家就這樣的藏下來的。”
這曆次政治運動幸免于難的二百塊大洋，最後成了老人家的救命錢。我問過外婆，銀元在徐州地區的購買力有多大？外婆說過，年景好的時候一畝地十幾塊二十塊洋錢，年景不好的時候一畝地七八塊洋錢。以前我看小說《高玉寶》知道，高玉寶辛苦一年打長工也隻能賺兩塊洋錢。而沒想到當時的銀元的購買力還是很強大的。
時光到了一九五八年，那一年我母親出生。到了第二年，供應就開始緊張了。外婆帶着母親在徐州城裡，雖然計劃緊張，但是不至于餓到。外公在部隊當兵，每月多少還可以寄點糧食回家。到了一九六一年臘月就很困難了。過年的時候，一家幾口人一共隻有不到二斤豬肉的計劃。一般的家庭會想盡辦法托人把這二斤豬肉全部買成肥肉，回家煉油，然後炒菜有點葷腥還省油。外婆把這二斤豬肉都買成五花肉，回家炖了，讓我母親一頓吃完了。關于這件事，我母親一直不承認。我更相信我外婆的話，她還說：“那時候，還把恁媽媽關起來吃，不敢讓鄰居看見，看見人家說造業。”
農村就沒有那麼幸運了。盡管江蘇的江渭清、惠浴宇、劉順元等領導都是老右派，江蘇也富裕。但是農村征過頭糧，大煉鋼鐵、大躍進、大食堂的破壞也不會比其他省份好。我父親當時和祖母下放到邳縣老家，已經吃不上煎餅了。紅薯幹面捏的窩窩頭，一天也隻能吃一頓。早、晚隻能吃稀飯。而所謂早飯，父親回憶，就是頭一天晚上燒一大鍋開水，灌到暖瓶裡面。祖母會抓一小把米，直接放到暖瓶裡面，焐上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喝這個。最困難的時候，大家都舍不得淘米了。盡管這不能和《夾邊溝記事》裡面的故事相比，其困苦也是可知的。
相比而言，外婆家就好的多了，王太奶在農村過活，偶爾到城裡走動。鄉下既有丈夫前任妻子的子孫，也有親戚朋友，老人家偶爾會周濟一下，但也有限。到了61年最困難的歲月，太奶拿出藏了十幾年的銀元交給我外婆，去黑市上買點糧食。開始的時候，一塊銀元還能買到一兩斤白面，再往後，一塊銀元就隻能換一兩斤大麥了。拿十幾塊去，買點面回來。就能蒸一次饅頭，後來就隻能把大麥用磨推成糊糊烙煎餅了。我小時候覺得祖母家有小小的米缸、面缸，缸上面是蒲杆編的蓋子，有時布縫的打了補丁的面口袋就搭在缸上面。我還能記得六十多歲的祖母一個人背着幾十斤面從外面進家的場景。今天我自己買米都是淘寶快遞到家，将來小孩子也不會看到大人去國營糧店買米買面的場景。。。
有一次，我母親拿了一個饅頭在家門口吃，被路過的人搶了。我母親在牆邊上哭了好久。我外婆經常念叨這件事情：“搶俺饅頭沒有啥，給你吃呗，别吓着孩子。”父親也和我說，一直到六十年代，都有餓極了的人在街上看到别人吃包子、饅頭、燒餅直接上去搶的，也有不搶，而是上去吐口水，等于是搶來吃。這種人被稱為“歘（chua）子”。我小的時候，大概五六歲，在街上吃面包，有個叫花子就過來對我說“你吃的什麼，給我嘗嘗吧。”當然我比較兇，沒被他吓到，反而把他轟走了。現在想來，這種人也該是“歘子”。
靠着這二百銀元的一大部分，外婆的母親和親戚一家，熬過了最艱難的歲月。外婆說，這些錢，都是有數的，到了文革了，還有八十塊。那時候，“鄉裡有個婚喪嫁娶了，也沒有什麼好送人，俺娘也大方，有時候人家生孩子，就叫我拿一塊銀元去打個镯子送親戚。”
最後這筆錢哪，我追問外婆。外婆說，“最後給恁太太養老、看病、送終都是花的這個錢。還讓人騙去不少。”到了文革中，太奶就生病了，到徐州來看病，也沒有看好。渾身都疼。外婆說：“聽說有個中醫，能針灸，就去看看，針了确實能管用，針兩次給一塊洋錢，就這針了有一年多，錢也花的差不多了。人也就不行了。現在想來針灸也是騙人的，能止疼，但是不能治病。”這是外婆的猜測。不過我從小就不喜歡中醫，外公家裡幾代行醫，神神叨叨的故事挺多，聽多了，就厭煩。大概他們和我講故事的時候，我正是逆反期，他們越說的靈驗的事情，我越是不信。至于偏方之類的，我更是從來不信。
72年，我外婆的母親病逝。二百塊銀元，還剩下幾塊。作為遺産，它們的去處，我并不清楚。我每每回憶那個場景，一個老寡婦，面對自己鄉親抄家——不是鬼子、不是國民黨的憲兵，是自己人，老人家能把銀元用布袋縫起來，縫成一條帶子，貼身斜背在身上。這和今天打工者回鄉的時候，把大鈔藏在内褲裡有異曲同工之妙。普通百姓的生存智慧，真的不容小觑。生存，以及為了生存的那些艱辛和苦難，既是我們這個民族的财富，也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包袱。有人說，電影1942是對餓死亡魂遲來的道歉。說說而已。該謝罪的，還有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