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可能和我一生命運關系甚大的事，由于是聽别人告訴我的，未經核實，而且那段公案也說不清，所以迄今沒有“披露”。但幾十年來此事一直在我心頭萦回，常與妻兒念叨，感念不忘，深信并非虛言，因此覺得應該借此機會寫出來。
韓儒林先生對我學業上的要求非常嚴格，遇到具體困難則很能體諒，并盡力幫助解決。可能是期望過高了，他曾對我說，最好争取到内蒙、新疆、西藏各呆兩三年，三種民族語言都可以學好了。可惜我沒有這種志氣，客觀條件也不許可，很使他失望。早在1965年之前，有關高層領導就打算調他到内蒙古大學任職，他有意帶我一起去，但又顧慮我有家室之累，反複為我分析利弊，指出那裡研究蒙元史條件好，可以大有作為，生活問題也不大，問我能不能克服困難，或者家眷不調，先去幾年再說。總之盤算得相當周到，目的隻是要繼續培養我成才。我表示願意服從，這才報上去決定調。調令已下達，隻因我們集中在北京編繪曆史地圖，所以沒有立即去内蒙。不久“文革”開始，此事作罷。
韓先生從來沒有利用其身份地位向學校索取自己的利益，也從不肯替人請托私事，但為幫我解決住房困難破了一次例。我家5口人，一直住總共22平方米的兩間小房達15年。70年代後期，已經十幾歲的兩個兒子還和父母同住一間(另一間給大女兒住)，我的破書架堆得滿滿的放在角落，寫字台讓給兒子做功課，自己在縫紉機上工作。先生到我家來看到這種情況，非常同情，說：“這怎麼行!一定要解決。”當時學校蓋的四棟三室戶宿舍樓落成，但房産科科長說我還不夠分房資格(事實上并非資曆、職稱不夠，大概因我一直被視為落後人物，沒資格提要求)，先生聞此十分憤慨，立即提筆給匡校長寫了一封信。不久學校發下分房通知，給了我一套，雖然是五樓頂層，全家已十分滿足，興奮地添置書架寫字台，我和妻兒夜晚都有地方讀書、工作了。先生從來沒有對我提過此事，是一位同事告訴了我才知道的，但信的具體内容仍不清楚。
先生對我的恩德當然不隻這兩三件事，更主要的還是學業的傳授和品格的教育。大學時代，我因為表面成績優秀且得來不難，有些飄飄然，當了研究生，在先生的訓誨下才痛改這種浮華作風，後來讀書愈多愈益看到自己的不足，應該掌握而未能掌握的知識實在太多了，不能不兢兢業業，如履薄冰。從師近三十年，很少聽到先生當面誇獎我什麼，我也絲毫不覺得有何不安，因為我們師徒在一起總是隻談論學術上的實質問題，我所寫、所說的是正确、錯誤還是不完善，他都直截了當地或首肯，或糾正，或補充，從來不講俗套的廢話。況且我所要求得到的正是老師傳授的學問，何須虛譽!後來蔡美彪先生六旬之慶，我獻詩為賀，承蔡先生答贈七律一首，末聯雲：“每讀新文思故老，幾番獎谕畫堂前。”才知道先生在他人面前曾對我有所表揚，時距先生去世已5年了。
現在，無論是向入學的新生介紹研究室曆史和藏書概況，或是上課、開讨論會中涉及治學路徑和态度問題，總要給學生講一講先師的典範和他“老老實實做人，認認真真做學問”的準則，希望他們把先生創立和培育的南大元史研究室及其好作風承傳下去，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