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高華
顔世安（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學系教授）
高華走了。一直不相信這一天真的會來。他生這場重病已經快有五年，一直暗暗替他擔心，又一直懷着一線希望，因為他的堅韌和積極面對，希望能夠出現奇迹。
至今記得2007年春天，有一天我和高華、朱劍（學報）、餘斌（中文系）四個人在陽光廣場旁邊的一家餐廳小聚，當時學校組織的年度體檢剛結束，閑談中高華說到，體檢時做B超的醫生要他去複查一下，估計沒什麼事，過兩天再去。當時我們也都沒往心裡去。沒想到幾天以後去系裡，便聽說高華在鼓樓醫院檢查懷疑是肝癌，當時便覺着是一個晴空霹靂。打電話給高華，他告訴我确實是這樣，準備去上海複查。高華性格中有一種極認真的東西，他平時很随意，談笑風生，溫雅而幽默，但對重要的事，他會認真面對，全力以赴以求解決。懷疑是肝癌以後很快決定去上海尋求更好的檢查和醫治，便反映了這種性格。從那時起，将近5年的時間裡，高華一直是以這種認真的态度面對病魔。但他一方面認真，另一方面卻從不慌張。所有最後這幾年接觸過高華的人一定都會有一個印象，他在大病之中從未讓人感覺有慌亂和絕望，總是很平靜從容。我每次見到他，他都會告訴我病況如何，現在的問題是什麼，準備如何應對，給人的感覺是，總是有辦法的。
2009年秋天，他在上海動手術，割去一部分肝髒。我當時在台北，從學生來信知道這一情況，心裡替他難過，知道是到了比較嚴重的時候了。年底回南京，立即去醫院看他，感覺他明顯消瘦。他還是像以前那樣，向我講述他所知道的病情。他說，現在就像堵河堤缺口，哪裡水要出來就在哪裡堵，就是這樣了。我知道有一句話他沒有說：有一天堵不住了，就随它去。我們經常在一起聊天，我熟悉他講話的風格，那一定就是他的意思。但他還是那樣平靜，不是聽之任之的消沉的平靜，是認真面對的平靜。他語調平和，感覺與平時沒什麼兩樣，甚至仍然時時夾帶他那種獨有的幽默。
一直到臨終前十幾天，我和幾個朋友去看他，他還保持着那種認真、平靜和幽默混合在一起的風格。那時他已經十分消瘦，氣色也很不好。躺在病床上，因為每周需要幾次輸血，插在腿上的一種什麼管子就留在那兒，他不僅下床極困難，翻身也困難，可以想象很痛苦。他肯定知道已經到了非常危險的時候，但一點沒有顯出無力的絕望感。他神色安詳，向我們幾個人講述現在的病情和治療的情況。有一句話我印象很深，他告訴我們，前兩天醫生說，已經發了兩次病危通知了。然後他帶有調侃地抱怨說，這個醫生就站在我的病床跟前這樣說，按理講他不應該當我的面說，他真是拿我當鐵打金剛了。這完全是開玩笑的語氣，與他以前沒病時談話的神氣一樣。當時我們幾個人都笑了一下，内心非常沉重，但我們都是高華多年的朋友，我們熟悉和他談話的這種氣氛，某種智力和精神力量混合的東西把過去的歲月和記憶拉到了眼前，瞬間壓住了悲哀的感覺。我後來想，那位醫生當高華面就講發病危通知的事，也許真的是因為一直替高華看病，對他的從容平靜有深刻印象，才在疏忽中丢掉了醫生在危重病人面前通常會有的小心，真把他當作永遠不會慌亂的“鐵打金剛”了。
那次離開醫院以後，我雖然從學生處知道，醫生認為他已經到了最後的階段，但心裡仍然抱着一線希望。記得幾個月以前我們去他家裡看他，他說北京的朋友聯系了一個氣功高手，他準備各項指标穩定一些以後（當時天天去醫院輸液），就去北京跟着練氣功。我覺得氣功治療這樣的方法，在高華身上說不定真有大用。高華生病以後求生意志很頑強，精神力量也很頑強。他說不定能度過眼前這一關，緩和下來以後去練氣功，出現什麼奇迹也未可知。後來又聽人說，高華有去台灣尋求醫治的想法。總之此後的日子，心裡一直懸着，又帶着一絲希望。直到12月27号上午接到他的學生姜超的電話，才真的知道，高華最終還是走了。心裡的悲傷難以言喻！不僅因為一位多年的好友永遠離去，也因為知道高華一定有特别的不甘。這是熟悉他的朋友共同的感受，因為高華長期的閱讀和思考的積累，學術研究正進入黃金歲月，他有許多對近、現代史日漸深入的想法，可惜再也沒有機會寫出來。任何人在這樣的歲數辭世都會遺憾和不甘，但高華一定是非常的不甘啊！
《詩經·黃鳥》追念秦國三良早逝，說“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規則在哪裡）？”這樣哀傷的疑問，古今一理。悠悠蒼天，為何要在高華步入學術黃金歲月的時候，讓他離開這個世界？也許宇宙中還有另外的世界，高華的生命在那裡還會以某種我們不知道的方式延續。但這個世界需要高華的思考和寫作，高華也需要在這個世界實現他内心裡長久的想法，可是這一切終于就這樣結束了。
我認識高華是在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讀研究生的時候。那時我們相差一屆，我同宿舍有一位賀軍，是高華自幼的好友。高華經常來找賀軍，有時就在我們宿舍聊天，慢慢地就熟起來了。那時不僅我和賀軍喜歡和他一起聊天，許多同學也都喜歡聽高華講國共兩黨的人物和掌故。高華對國共兩黨黨史的人物關系、事件脈絡的熟悉，在讀研究生時候就在同學圈子裡廣為人知。那種知識是很長時間裡慢慢積累起來，可以說是有“童子功”。高華自己在回憶文章裡曾經說到他的家庭，他父親作為一個南京的老地下黨員在49年以後受到的不公待遇，家庭變故對他幼年心靈的影響。一些人往往容易有一種印象，認為高華是幼年生活環境的壓抑，才特别注意了解現、當代史的種種事件脈絡，人物遭際。這有一定道理，但我的印象有一些不同。我和一些熟悉他的朋友講起來，大家都認為高華其實是有一種非同尋常的興趣。不是司馬遷著《史記》的那種發憤，而是對影響當代中國人命運的現代政治史有一種真正的興趣。（其實司馬遷早年搜集材料四處遊曆準備寫史書，何嘗不是有極大的興趣。受了宮刑以後才轉為發憤。）聽他講國共兩黨史事和人物，很少有激于義憤深挖某處的黑暗，或痛诋某人的罪惡，他不是那個路子。他總是娓娓而談，輕松地理出他所看出的事情本相。揭示事情的本相似乎是他生命本能中的一個極大的喜好。熟悉高華的人都知道他其實不是那種義形于色的人，他為人幽默風趣，不是喜歡随便說笑的那種風趣，是用準确的語言把事情的委婉曲折揭穿，又能寓嘲諷于诙諧之中的那種風趣。《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是高華的成名作，功力甚深，影響極大，語言也平實洗練，但我總覺得，好像與他閑談時的語言相比，火候還是差一些。當然這也許不一樣，寫學術著作以客觀準确為佳。他的口語叙述有特别的魔力，那是部分來自天生感悟力，部分來自大量閱讀，還有部分來自南京市民文化中那種難以言喻的喜劇色彩的調侃诙諧。與他閑聊現、當代史真是快樂的時光，那時的文科研究生差不多個個眼高于頂，自大狂妄，同時視時間如命，但是看到高華一來，大家把書一合，心甘情願放棄自視甚高的閱讀，一起加入歡樂的閑聊。如果隻是長期受壓抑的忿忿不平，怎能有如此的魅力。
高華醉心于揭示事實，當然他也有立場，這立場的形成也許有一部分幼年家庭遭際的影響，但是我的感覺，主要還是來自少年青年時代廣泛閱讀人文社科類書籍。可以這樣說，他的立場主要不是黨派的和政治的，而是人文主義的。這種人文的視角和立場貫穿在他談論曆史人物事件時的語氣中，也貫穿在他後來一系列的著作和論文中，讀過他書的朋友自然會有印象。我的專業是中國古代史，那時也會有興趣跑到近、現代史的研究室裡面看有關國、共兩黨的一些資料掌故，看到過一些作者從黨派、政治立場寫的揭露性質的文字，有時有很深印象。但是與高華的交談獲得的印象完全不同。高華相當熟悉史料，他講的許多事都是把史料串聯起來，構成一些事件和人物的脈絡，但是組織這些史料的眼光是一個人文主義的學者的眼光。他評論某個重要曆史人物，有時贊揚有時揶揄，都是出自一種人文主義的情感和立場。國、共兩黨都是中國現代史上出現的重要革命黨，有特有的革命理念，兩黨的上層人物往往受過中國傳統文化熏陶，又有各自不同的革命意識，但作為政治人物在權力場中沉浮，人性中的自私、狹隘和黑暗又常常在不同情況下顯露出來，高華的叙述便是在這樣的線索中穿行，他有一個深刻的關切，是在革命運動中人文主義的價值怎樣被激發和生長，有時又因權力搏鬥或其它曆史原因受到催折。高華後來的研究和寫作，就他的願望而言，是想盡量站在一個客觀的學者的立場清理事實，但他的人文主義的情感和立場始終是很明顯的。
研究生畢業時，因為那時高校大量需要培養年輕師資，我和高華都留在系裡任教。高華那時已經成家生子，學校給他一間筒子樓裡的小房間，大概隻有十個平方米，他和妻子帶着年幼的孩子住在裡面。記不清楚這樣有多少年，大概是在九十年代初，學校有一次排隊點房，他點到了上海路一個兩家合住的套房，他有一大一小兩間房，還有一個小廚房，合用衛生間。他在這個房子裡住了很長時間。我最近看過一些高華的外地朋友寫的回憶文字，說到高華居處的窘迫和經濟上的困難，有時就說到這個住處如何逼仄。但我記的很清楚，剛分到這個房子時高華夫婦是很高興的。房子已經點到手，還未拿到鑰匙時他們夫婦去看房，那次我也一起去，同去的好像還有劉廣明（哲學系），當時他的妻子劉韶洪站在那一大間的門外，反複端詳以後，拍着年幼的高欣的腦袋高興地說：兒子，這就是我們的家了。高華從那時起有一個自己的小書房，是個朝北的房子，水泥地，大概隻有七、八個平方，他十分滿足。天天坐在那個小房間裡看書寫東西，常常一邊放着他喜歡的歐洲古典音樂，聲音低低的，一邊做自己的事。有時我晚上去找他閑談，音樂也不關掉，就在裡面聊天。高華喜歡貓，有時他工作貓就伏在旁邊。他出去散步，貓就跟在腳後面。後來那隻貓被人偷走了，高華失魂落魄好幾天，跟我說什麼事也做不了，并痛心地說以後再也不養貓了。幾年以後兒子漸長，需要一間單獨的房子，那間小房讓給兒子，高華又失去書房。晚上就到廚房的飯桌上工作。外間所傳高華的書是在廚房裡寫出來就是這個時候。高華那時居住條件、經濟情況肯定不是很好，但我覺得在大學裡面工作的年輕教師許多都是那樣。一個真正對書有興趣的人，能有一個安安靜靜讀書思考的環境，不經常被莫名其妙的事情打亂，就有很大的快樂。我記得那時跟他聊到過這事。有句話說做學問要甘坐“冷闆凳”，我們在一起嘲笑這話。這話的意思好像是說，人生本來應該“熱”，但要把學問做好必須“冷”。好像還伏了一個意思，能夠下決心“冷”一段，就能迎來人生的“熱”。當然提倡坐“冷闆凳”的前輩應該不是這個意思，他們是希望後輩不要浮躁，踏踏實實做學問。但是“坐冷闆凳”還有“耐得住寂寞”這類說法，實在不是形容學者生活的好說法。一個人安靜地坐在自己的小天地裡看書思考，與二三好友時時聚談，這根本就是一種生活方式。它有自己的快樂，就是悠閑、自由和有趣，思考成熟的時候可以有所創造。一個人選擇做學者，就意味着選擇這種生活方式，決不是為了學問名聲而“耐住寂寞”，為了迎來“熱”而卧薪嘗膽地“冷”。當然外地的朋友描述高華清貧是事實，高華也一直有經濟生活上的壓力，希望改變，有時甚至也有着急，這都是人之常情。舉個例子可知他那時的情況，90年代上半段開始，他除在曆史系完成教學工作之外，還額外到中美文化中心給留學生代課，主要目的就是掙一份講課費。那時好像平均每周要上四節課，還要給學生答疑，改作業，月收入大概800元，真的是辛苦錢。所以說他清貧是準确的，但我想說出我熟悉的年輕時代的另一個高華。他主要的時間還是在做着自己喜歡的事，他覺得自己有能力把一些重大曆史事件的真相搞清楚，對此懷着極大的興趣。他生性沒有什麼其它嗜好（大概隻有抽煙），就是喜歡看書、思考，讀書與研究帶給他許多快樂。因為這些快樂，他常常是平和、有趣而幽默的。其實不僅熟悉他的朋友，凡是聽過高華課的曆史系的學生，都會對高華特有的有趣和幽默有很深的印象。真正的幽默來自智力，也來自平和靜觀的生活姿态，常把自己攪到利益糾葛裡面忿忿不平的人，很難有幽默感。
高華一生最重要的學術貢獻是寫作《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關于這本書，他準備材料可能很早就開始了。但決心系統地清理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我的印象是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他那時面臨的問題是這樣：他如果按常規的方式做研究，可以申請課題，可以較早發表研究成果，申請職稱等等。他早年一系列有關孫科的論文應該就屬于這樣的研究。但他學術上最有心得之處不在這裡，有一段時間我們經常說到選擇研究課題的事。他後來決心丢開可以申請研究經費的課題，把自己最有想法的問題做出來，促成這個決心有多方面原因，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一個書生不肯辜負自己的生命。誰也不願辜負自己的生命，但各人性情不同，生命的展開方式也不同。高華是一個天生的讀書人，他選擇安安靜靜地做自己内心認可的真學問，是性情所緻。當然這是我的旁觀，高華寫這本書當然有其它的原因，幼年時的生活經曆，長期的思考，一個認真的學者對社會和曆史的責任感等等。但我想說，高華的性情決定了他就是要選擇做最好的學問來對自己的生命負責。否則的話，一個人可以選擇很多不同的方式對自己負責。做學問也可以先虛張聲勢，舉旗奪塞。東漢末年的民間古詩說：“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上世紀90年代以後的社會氛圍，特别容易讓知識人接受這樣離亂失敗時代的人生醒悟。我們這一代學者總體上的表現，已經顯示不少人都是這樣醒悟的。但高華與許多人不同，他要對自己負責，是認真地做有價值的好學問。他開始準備寫書是90年代初，那時寫這樣的作品，既不能發文章也不能申請經費，也不可能出版（當時尚未想到可以在海外出版），對于争取個人前程來說，完全不合時宜。記得那時他曾對我和朱劍說，他現在不想這些事，就是看了許多曆史文獻資料，梗在心裡，不寫出來難受。寫出來先放在那兒。這是20年前的事了，他的原話記不清楚，我打電話與朱劍核對，大體就是這樣的意思，肯定不會錯。很多朋友提到他作為一個學者的良知和社會責任感，我完全贊同。我的感覺還有一點，他的出衆的才華和學識，讓他醉心于做出真正好的曆史研究，哪怕不能出版也在所不顧。他做這樣的工作時真的不是“耐住寂寞”，他是内心裡有極大的熱情。他那時每寫一個部分，都要把全部相關資料再看一遍。然後一個人出去散步，靜靜地思考，把許多不同的曆史記錄和回憶資料參照對比，慢慢地在心裡追蹤事情的真相。他看不到檔案，所有相關曆史事件的前因後果，都是這樣一點一點地清理出來。也許這在許多人看來是一個艱苦的過程，我也同意這是一個艱苦的過程，但我特别想說，這在高華同時是一個欣喜、自得的過程。
我的專業不是中國現代史，《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學術上的成就和得失，我沒有資格評判。這部著作已經在國内外有重大反響，将來一定還會持續地發生很大影響。我想回顧的是高華這個人。高華要寫延安整風的書，我們幾位來往較多的朋友一直知道。但是直到他的書寫完付梓，我都沒有看過其中的章節，我不知道是否有其它專業相近的朋友看過付梓前的初稿。因為沒有看過具體章節，一直不知道這部著作的内容和可能會造成的沖擊。直到快要完成時，我才有點知道這本書在内容上的嚴峻性，開始替高華擔心，怕他會遇到麻煩。高華的性格還有一個方面，是他的謹慎和敏感，對可能的危險，對别人可能帶給他的傷害，他都很敏感。惟其如此，這本書的寫作和出版，真是顯示了他的勇氣。記得出版前有一次我和朱劍跟他在一起，知道了他拟定的書名，我們兩人都有些吃驚，覺得這是醒目的書名，但擔心太刺激，建議他選擇更學術化的書名。但他當時好像沒有太多的猶豫，說不改了，就這樣吧。高華心裡一直有一種坦然，他覺得自己是做學術性的研究，不是站在黨派立場做褒揚或貶抑，所以沒有什麼好擔心的。但是這書的内容的敏感和可能帶來的沖擊他怎會不知？對書出版以後可能帶來的麻煩，他當然是有估計和精神準備的。如果他是一個粗爽豪放的人，那又是另一回事，惟其是一個細心和敏感的人，這本書的寫作和出版才特别顯示出他的勇氣。我想這是一種書生式的英雄主義，一定要艱苦探索挖掘事實真相，同時一定要把自己探索的果實公布出來。縱然事事謹慎，這件事卻顧不了那麼多。所以我總是想，這部書的寫作和出版，是高華個人生命中最有燦爛光華的一段。我不是就這書的成就和影響而言，是就一個人的生命品質而言。
延安整風的書出版以後，給高華帶來很大的學術聲譽，也給他帶來一些壓力。那時我曾聽到一些傳聞，說有些上層重要人物對這書有很嚴厲的否定評價。類似的傳聞難辨真假，高華不可能沒有聽說。依他敏感的性格，内心一定是有壓力的。有兩件事可以說明一點問題。這兩件事的時間我都記不清，大約都是2005年以前。一是曾有一位律師從香港帶他的書入境被海關查扣，這位律師狀告海關，說禁入海關的書目上沒有此書，海關查扣無依據。後來律師勝訴。當時這事頗為轟動。但我知道律師開始告狀時，高華是很擔憂的。那時學者在海外出書，上層睜隻眼閉隻眼，但是如果因為官司的事情鬧大，上面要是對高華的書加上什麼定性，就會給他帶來很大麻煩，至少會影響他的安安靜靜的研究。還有一次是北京某重要官方研究機構召開有關毛澤東思想的研讨會，邀請他去參加，他就比較欣慰。他不是想進入官方的研究系統，到裡面分享經費什麼的。他在意的是，這樣的邀請表明官方研究機構（至少是其中一些有決定權的人），承認他是一個真正的學者，做的是學術研究，不是表達政治意見。他一直希望别人（包括官方）以學術的眼光看待他的書，這符合他研究的初衷，也免于給他帶來諸多壓力和困擾。我現在回憶這事，說明高華的謹慎和小心，不是想說他膽小。相反，我是想說他的勇氣。高華不是鬥士性格的人，他是一個學者，有學術上的興趣，有人文知識分子的良知。他研究問題，是想弄清重大曆史事件的真相，不是特别想反對誰。但是他研究的問題有相當的敏感性，面對事實時他沒有任何回避，有一說一，有二說二，這是他的勇氣。書稿完成後明白出版可能會帶來風險，這是怎樣的風險當時很難估計，但他仍然決心出版，這也是他的勇氣。書出版以後，據我所知，他并沒有遇到很嚴重的麻煩，但這是後來的情況，當初誰也不知會怎樣。2008年春天，在他查出患肝癌以後大約一年左右，有一次在上海請一位著名的肝病專家診治，這位老專家懷疑他不是肝癌，可能隻是肝硬化。要他注意定期複查。他聽了非常高興，回到南京後有一天散步時遇到我，告訴我這件事，他說他那天聽到這個診斷，夜裡都沒有怎麼睡着，他說：“老顔，我們都是凡人啊！”這句話我印象極深，當時他兒子高欣也站在旁邊。高華說的一點不錯，他是一個凡人，有經濟壓力，要孝敬老人，要養家糊口，要還房貸，也要規避風險。可是在學術上他不肯取巧，不肯打馬虎眼，勇敢面對事實。這是我們今天悼念他，要特别敬重他的地方。有人曾經跟我說到，高華患肝癌，可能與長期的精神壓力有關。 我想這是有可能的。高華90年代初患乙型肝炎，當時不嚴重，很快就好了，但這可能是一個最早的病源。後來經濟上的負擔，工作的勞累，書稿完成以後精神上的壓力等等，都可能是最終緻病的因素。
延安整風的書稿出版以後，高華獲得很大的學術聲譽，他比過去忙碌了，經常去海内外各處開會講學。結識了一些新的朋友，有一些是學術界的，也有一些不是學術界的，其中也接觸了一些中共元老的子弟家屬。廣泛的交流和對話，更使他擴大眼界，進一步反省和提煉自己對一些曆史問題的理解。如果不是患病，他再把新的交往和資料消化，漸漸沉澱下來，一定又會有分量很重的研究成果出來。香港中文大學計劃出版十卷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其中1969—1971年卷本來是由高華撰寫，他對林彪事件有長期的關注和思考，如果寫成出版，一定對這一段迷霧重重的曆史，有新的剖析和梳理。可惜身體情況迫使他不得不終止寫作。這隻是一項研究，如果假高華以時日，他不知會有多少重頭的研究成果出來。即使在患病期間，高華仍然堅持寫一些論文和評論文章，看他最後幾年寫的東西，思想愈加深沉，文筆愈加客觀、老到。高華真的是到了一個學者最成熟的時候，卻不幸一病不起，再無提筆的機會，傷如何之！
追悼會上，看着安安靜靜躺在花叢中的高華，不僅悲從中來。高華去世這些天我一直引導自己這樣想：高華雖然年壽不長， 但一個人生命的價值不在長短，在質量。高華寫出了極有份量的學術著作，影響了很多人對曆史和社會的看法，他的生命已經質量很高了，應該無所遺憾。可是看着安睡的高華，我總忍不住想起年輕時候在研究生宿舍裡他敲門而入，大家合上書聚攏閑聊的時候；想起在他小書房裡低低地放着音樂，閑談各種問題的時候；想起他晚上散步思考問題，一隻貓安靜地跟在腳邊……那個生動的有趣的高華再也沒有了，這是任何功業也無法抵消的沉痛哀傷！
高華辭世已有半月，内心一直沉郁難解。本來準備過一陣等心情平靜再寫紀念文章。高華夫人告知香港中文大學要出紀念文集，囑我撰文，敢不從命！謹以此簡短回憶，獻于亡友靈前。
願高華安息！
2012年1月12日于南京
【按】顔世安老師今晚打來電話，雲“明天是高華老師逝世周年紀念，一年來我也沒有寫過新的文章紀念他。這篇文章還沒有在校園網上發過，請幫我發個帖，以志對高華教授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