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剛伯（1896～1977）國立中央大學曆史系教授（1931～1948）1970年當選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著名曆史學家沈剛伯，1896年12月4日生于湖北省宜名府東湖縣。自幼受留日回國的父親沈莘庵之教誨，讀畢《左傳》、《國語》、《國策》、《國禮》、《禮記》後，于11歲入湖北方言學堂，14歲1910年畢業後，進武昌高等師範學校，1917年畢業。1924年考取官費留學，入英國倫敦大學攻讀埃及學、英國史、憲政史。1927年回國，經俞大維介紹，至中山大學任教，1931年到南京任國立中央大學曆史系教授，先後開設“西洋上古史”、“西洋通史”、“希臘史”、“羅馬史”、“英國史”、“俄國史”、“印度史”、“法國大革命史”、“西洋文化概論”等專門史和國别史的一系列課程。當時能在中國大學裡專門講授如此繁多的世界曆史課的國内尚無第二人，實為在中國開辟世界史研究的先驅，且是一位有史學、史才、史識和史德的學者。他講課娓娓道來，如同目擊，猶如長江大河一瀉千裡，滔滔不絕卻又有條不紊。沈剛伯和地理系胡煥庸是當時中大最叫座的教授。沈剛伯有一隻裝有重要手稿的從不示人的小箱子，學生稱之為“八寶箱”，而他從不去出版專著，也不曾發表過一篇長篇的學術論文，他把精力孜孜不倦地放在教課和開設更多新課上，而他的學術業績都在受業學生的筆記上。對此，他解釋說：“學無止境，思想見解有不斷演進，對事物評價并非一成不變。但有些人少壯時以某學說一舉成名，經其餘生，則全力以辨護（其）舊說；雖或自覺昨非而今是，也缺乏承認之勇氣，結果（其）學向恒無進益。所以真正代表一個人思想的，應是他身後遺留的著作。”1942年秋，他繼金毓黻出任中大曆史系主任，他為提倡對西北邊疆問題之研究，組織邊疆研究會，延請專家講授維吾爾文，聘韓儒林講新疆史、蒙古史，請金毓黻開“東北史”課程。所以，在國内大學的曆史系中重視邊疆史研究者，首推他主持的中大曆史系。1944年，他到在四川三台的東北大學任教授。1946年到南京中央政治學校（1947年改名國立政治大學）任教，仍在中大曆史系兼任教授。1948年沈剛伯應教育部長朱家骅堅請同赴台北協辦台灣大學，遂去台大任文學院院長兼曆史系主任，在1948～1969年主院期間，他為推進院務和提高學術水準不遺餘力，設立了考古人類學系、圖書館系，加上原有的中文、外文、曆史、哲學四系，使台大文學院有了六個系。1949年增設文科研究所，後于1956年增擴為中國文學、曆史、哲學、考古人類學4個研究所，1966年又增設外國語研究所。1967年起中國文學研究所和曆史研究所招收博士班，把曆史研究所的碩士班分為一般史學、近代史、中國藝術史三組。沈剛伯于1954年3月與在台史學家組織成立了台灣的中國史學會，任理事長，理事會與監事會成員中有胡适、張其昀、方豪、錢穆、李濟、姚縱吾、羅家倫、蔣廷黻、蕭一山、勞幹、郭廷以、劉崇宏、張貴永、董作賓、毛學水、朱家骅、李宗侗、淩純聲等學者。1957～1972年間，沈剛伯與李濟在台灣共同主“中國東亞學術研究計劃委員會”工作，主持了東亞各國漢學家與西方各國漢學家之間的許多學術活動，對台灣的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研究，起到了鼓勵和推進作用。1970年沈剛伯以其學貫中西、開史學新風、對中國史學及文化與外來文化之關系的獨到見解，被遴選為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沈剛伯于1965年70歲時患有肺癌，卻長年與病魔抗争，并繼續主持文學院，1969年辭去院長後仍堅持教學與研究工作， 1977年7月31日終因心髒衰竭而病逝，享年82歲。果應其許，在沈剛伯身後5年的1982年10月由台灣《中央日報》出版社出版了《沈剛伯先生文集》上下兩卷，每卷50餘萬字，堪稱巨著，書中分曆史、哲學、文學、教育、世局、記事等多項，成為了真正代表沈剛伯其人的見解與思想。 （劉敬坤）
沈先生仙逝已經快一周年了。去歲歲末返台，次日立刻去沈先生靈前緻敬，房舍依舊，但是寝室已改為奉祀骨灰的靈堂。自從1949年入台大，沈先生的府上我去過無數次，但門口的小徑似乎從來沒有這樣的滑，台階也似乎從來沒有這樣高。坐在客室中，凝視壁上的畫像，總覺得門後随時會有一聲沉重的咳嗽聲，帶出一個颀長的蓬發長者。可是我聲聲聽的是師母在告訴我關于墓亭的計劃。沈先生是去了。1949年，我考入台大。當時報考的是外文系，因此除了注冊時見到文學院院長外，平時隻聽高班同學說起沈先生上課的談鋒及風采。直到一年級下學期，我打算轉系入曆史系，照規定須得院長的批準，我才進入院長室，拜見沈先生。當時沈先生僅說了一句：“你的中國通史和西洋通史成績都很好，你早就該轉曆史系了。”我也隻有唯唯而退。第一次聽沈先生談話是在大一快結束時。我和幾位同學，當時也不懂得事先須請求約見的基本禮貌，就貿然地叩門請見。沈先生自己出來開門，也就延客入門。這一談，“談”了兩個多小時。其實是他老人家“講”了兩個多小時，我們這些學生隻是聆聽。當時印象，覺得沈先生對我們請見的幾個同學的背景及功課成績都相當清楚。那時候台大人數很少，文學院除了外文系是大系外，總人數也不多，師生之間可有相當的認識，不像現在的大學，人數以萬計，師生的接觸當然就困難了。我記得那次晉谒沈先生，是為了文學院低班同學想組隊參加學校的辯論比賽。沈先生諄諄訓谕，一部分是有關辯論的基本技術，一部分是告誡我們參加而不必在乎勝敗的運動精神。後來好像是我隊敗了，可是大家還是興高采烈，當作參加了一場遊戲，這與沈先生的訓誡大約頗有關系。在台大曆史系本科三年，我選修過沈先生的西洋上古史、希臘羅馬史及英國史三門。沈先生講演不用草稿，而出口成章，凡此已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了。他講課實在是做“史論”，引用史實上下古今中外，無不涉及，往往一堂課五十分鐘，有三十五分鐘至四十分鐘用于說明一個論點，史實的叙述則在十分鐘左右的剩餘時間内匆匆帶過。大約大學一二年級時，學生對這種“史論”式的講演不十分欣賞，更兼沈先生不交代書目，學生們下課後連自修補充也不易做到。但是在三四年級時，學生自己知道得多了，也開始了解沈先生的見解和議論，于是一堂課聽下來，覺得處處有發人深省之處。舉一個例子來說，在舉世都以為民主代議制是最好的政治制度時，沈先生竟可用好幾堂課的時間，說明英美式民主政治可能産生的弊病，其中包括庸俗政客為了嘩衆取寵而輕舉妄動，也包括平凡大衆隻能欣賞巧言令色之士，不能欣賞有真知灼見的政治家。沈先生所指斥的這些毛病，不幸而言中。後來我在美讀書，親見肯尼迪弟兄操縱民意以及塑造偶像，也親見尼克松及其左右如何濫用民主政治。每見這二十年來美國政客之舉止乖張，我總是會回想到沈先生的議論和托克維爾對美國的觀察。現在回想沈先生的“史論”講演，我想沈先生基本上不贊成曆史有一定演變方向的說法。沈先生似乎認為曆史演變的趨勢是一大堆事件互相牽制之後的軌迹。曆史本身并不具有意義，曆史的意義是後人賦與的。因此沈先生的講演中對史事對人物都有褒貶。大緻言之，沈先生對于失敗的好漢多惋惜之詞，對于成功的英雄卻多求全責備的評論。對前者的惋惜也許意味一條正在發展的線索中斷了，使曆史少了一個可能性。對後者的批評，則是基于對人類有無限的期望。沈先生評論制度，備極細密，往往指出造法之初固可法良意美，演變之極，仍可導緻其他弊玻我記得他在希臘羅馬史的講演中，常常提到這種現象。沈先生的史學觀點，多少有點道家的味道，所以他認為凡事禍福相倚相伏，成敗二字也未易肯定。但是沈先生終究也是儒家人物，所以對曆史上重原則、守節義的人物，他總是給予極高的評語。大約由沈先生看來，曆史原是“偶然”的總和，其中的成敗未必有什麼意義，倒是人類由人性中肯定的若幹價值，值得那些曆史人物為之奮鬥，為之堅持，甚至為之抛頭瀝血。沈先生平日為人随和，似乎無可無不可，但在大原則上不肯遷就，我想與他的史學觀念有相當的關系。沈先生性格的這一面，我在台大服務時期，深深能夠體會到。沈先生在台大史學系系主任餘又荪先生慘遇車禍後，征召我返系服務。前乎此時，他又約我參加東亞學術計劃委員會工作。是以我在台工作期間與沈先生接觸甚為頻繁。我在受命任史學系主任職務時，以年輕資淺為慮，他則以有事弟子服勞為谕。中途我出國一行，返國後即請求一卸仔肩，他又嚴詞訓谕，叫我不要以毀譽為念，繼續為台大服務。其時我屢遭橫逆，頗為心灰意冷，沈先生有一次特别召我長談，提到明朝張江陵（居正）許下的心願，願以自己為草薦，任人踐踏。說畢張氏的例子，他老人家對我正色告誡：“許倬雲若如此以毀譽為念，豈不是我看錯了人？”我當時内心酸苦感動，不能言狀。自此之後，每逢自己出處進退的關頭，我總記得沈先生當時的激動。沈先生平日言語，罕有激動的表情，這是我難得看到的一次，而竟是對學生給予終生必需奉行的責任。痛哉！1969年，曼麗與我結婚。沈先生和李濟之師是雙方的證婚人。沈先生特親自揮毫，書長歌《丹鳳吟》為賀，其詞如下：
丹鳳翔千仞，奮飛曆八荒。羽族千萬種，誰能與颉颃。超群雖意快，孤寂轉神傷。嗒鳥如有失，浩然念故鄉。昆丘舞金母，蓬島遇鸾凰。緣早三生定，蔔雲五世昌。兩美終相合，百人煩惱忘。再不誇鵬搏，怒飛淩風霜。再不斥雞鹜，啁啾啄稻粱。但願長相守，交頸效鴛鴦。年年方便好，三春日正長。寄語謝鹈，無使草不芳。
文詞典雅，寄思深遠。其中謬比我為丹鳳，固不敢當，然而勉勵祝福之意出自師長，則隻有敬謹拜受。其時沈先生自己已決定由文學院院長退休，不任行政工作，唯仍繼續執教，我在知道沈先生退休打算後，曾對沈先生再請辭去系主任職務。沈先生考慮之後，于次日即告訴我：“你擺脫行政責任後，多點時間自己做學問，也好。”《丹鳳吟》中後半段一方面誡我以謙抑，另一方面也表示贊成我自己耕耘，不管他人短長的意思。至于寄語謝鹈，則既寓對惡鳥之不滿，又頌祝能逃過惡鳥之糾纏。長者胸襟，愛護勉勵，誠可謂無所不至，師恩之深，又豈僅在授業而已。四年前，我們全家由美返台，又得機會，向沈先生請教。沈先生歡愉之狀，至今在目。當時沈先生告以癌症已愈，并已戒絕煙酒，而看上去精神不錯。我私自欣喜，以為再度返國，仍可拜谒師門，未意去年傳來兇信。今年返台，竟隻能拜谒靈前了。二十八年來先生的弟子中，有年長于我者，有成就高于我者，然而沈先生于課業以外，耳提面命，教誨無微不至者，我當為受恩最深的一人。先生騎鲸而去，我當心喪終生，豈僅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