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漢語拼音之父”周有光
今年是《漢語拼音方案》頒布50周年。
50年來，漢語拼音為普及教育和發展科學文化事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推進信息化和對外開放進程中顯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回望漢語拼音50年，今天103歲的周有光，享有“漢語拼音之父”美譽的老先生，吸引着許多媒體的關注。
充滿追述、總結還有暢想的關注，既使人們重溫了50年前《漢語拼音方案》制訂的來龍去脈，也讓人們看到了一位103歲老人的生命光芒。
“26個字母搞了3年”
這位著名的語言學家進入《解放周末》的專訪視野，源自崔永元的推薦。
周有光曾是《小崔說事》的嘉賓，那期節目名為《一生有光》。
崔永元：周先生您給我們談談，這個漢語拼音有什麼用處，有什麼好處？
周有光：漢語拼音第一個用處就是給漢字注音。因為漢字怎麼讀音它本身很難表示出來，我做了一個統計，三個漢字當中至少有一個字是不能表音的。我小的時候讀書，一個字不認識就要問老師，查字典不行。
崔永元：師傅帶徒弟。
周有光：因為字典上用反切方法來注音，要認兩個字來注一個字，小孩子用不了，所以隻好找老師，老師不在我就沒有辦法了。清朝時就提出來，要制訂一套字母來給漢字注音，可清朝沒做成功。到了民國元年，就開會，開會以後制訂了注音字母。注音字母是把古代的漢字簡化了，作為符号來注音。這是中國三千年來第一套國家法定的字母。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後來呢就發現有問題，外國人要來學中文，你拿中國字來注中國字，外國人學起來就困難。所以到了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們要研究制訂一套新的東西，就是拼音字母。拼音字母的好處是，中國能用，到外國也能夠用，全世界都是用這個标準，變成國際文化的橋梁了。
崔永元：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是吧。周先生，現在大家都叫您文字語言學家，其實您是可以成為金融學家的，您以前學的是金融，後悔嗎？
周有光：這個事情是有點偶然了。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在上海複旦大學教經濟學，我是經濟學的教授。可是業餘呢，我一直對文字有興趣。1955年，中央開了一個會，叫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叫我去參加，我去了。會議開完了，我要趕緊回去，因為我要上課，我還接了别的事情。領導說你不要回去了，你留下來，在新成立的叫“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做工作，做語言文字的工作。我說不行，我是業餘搞的，我是外行。領導講什麼呢，領導說現在這個工作是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那我就不好講了。
崔永元：就是沒有内行，那個時候。
周有光：這樣子我就改行了，這是一個偶然的事情。
崔永元：您願意嗎？
周有光：我很滿意。因為什麼呢，那個時候有一個思想，叫哪裡需要到哪裡去，我就服從這樣一個原則。需要我，那就很好。因為經濟學教授上海多得很，字母學這一行的确是很少人，所以我就改行了。我就這樣一個原則，既來之則安之，來了之後我就把經濟學完全丢開，我就規規矩矩自己學語言學和文字學。
崔永元：據我了解，當時為這個漢語拼音方案，文字改革委員會收到的各種方案有1400多個，最後确定了這個。那麼這1400多個方案肯定是千奇百怪，都有什麼樣的？
周有光：群衆非常熱心，聽到我們制訂漢語拼音方案征求大家的意見，一下子來了1800餘封信，當中有800多個方案，各種各樣的方案。我們要研究許多不同的意見，對不同的意見要給人家一個答案，要使人家滿意。所以《漢語拼音方案》搞了3年才成功。
人家笑我們，說你們太笨了，26個字母搞了3年。當然普通人不了解，這個字母學是一門專門的東西，很複雜的。可是我們很高興，花了3年工夫，能制訂出來一個。這個方案提出要經過好多個關，需要在文字改革委員會裡一層一層地通過，再到國務院一層一層地通過，再到1958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才正式公布，成為中國一個重要的标準。
“我103歲了，就是耳朵不好”
年過百歲的語言學家周有光在央視屏幕上，神采奕奕，将往事清晰地呈現給觀衆。
讓人不由覺得，往事不老，老人不老。
本報記者上個星期赴京拜見周有光老先生，是在北京一幢非常樸素的老式公房裡。老先生剛用好晚餐，在他的小書房裡安靜地閱讀。“我103歲了，就是耳朵不好。”他說得自豪，笑得純淨，一掃歲月滄桑和命運起伏。
周有光老先生戴上助聽器，記者高聲地提問，有時幹脆把問題寫在紙上，老先生拿起放大鏡，邊看邊念。不加停頓，回答就很順暢地出來了。
“今年是《漢語拼音方案》頒布50周年，您作為主要制訂者，有什麼特别的紀念方式嗎？”
“我出版了一本書《漢語拼音文化津梁》，裡面收了我50篇文章。”周老先生一邊說，一邊彎腰從書桌旁拿出這本新出爐的書。“津梁，在這裡是文化溝通中橋梁的意思，因為這是面對國内國外使用的一套注音方案。”
這真正是一種津梁。一方面，漢語拼音為我國普及教育和發展科學文化事業發揮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目前海外學習漢語人數已達4000多萬，漢語拼音成為海外漢語教學的重要方式。對于漢語拼音在今天有着如此生命力，周老先生是既高興又意外，他說：“現在生活中到處有拼音，手機短信，電腦打字，我們的奧運會也要求用拼音拼寫人名、地名……這麼多用途是我原來沒有想到的。”
這位享有“漢語拼音之父”美譽的老先生，1906年1月出生于江蘇常州，先後就讀于上海聖約翰大學和光華大學。讀大學時主修經濟學，出于愛好選修了語言學，并在1952年出版了《中國拼音文字研究》一書。
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召開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周恩來總理親自點名精通多國語言的周有光參加會議。會後不久，周有光改行語言學，調至北京。在《漢語拼音方案》制訂過程中，周有光提出了三點原則：拉丁化、音素化、口語化。
如今，在美國國會圖書館裡，既藏有經濟學家周有光的著作，也藏有語言學家周有光的著作。
“你對身外之物看得太重，你的精神就痛苦了”
在這個簡樸的家裡，最吸引記者的是書和照片。
書，很多是周有光的著作，也有不少沈從文的著作。兩人是連襟。1955年周有光調至北京後，就和沈從文經常來往，在生活與學術上多有交流。周有光眼裡的沈從文，有一種特别的真實與親切。
照片，很多是周有光和夫人張允和的合影，一眼可見的恩愛默契。周有光祖上為常州望族，夫人是“張家四姐妹”中的老二，俱是家學淵源。
關于他們的婚姻，有一個說法頗為流傳，那就是“結婚後從來沒有吵過架”。對此，周老先生哈哈笑了，既像是釋疑又像是注解，向記者道出其中奧妙：
“别人都說，我們結婚70多年沒有吵架，我們的親戚經常向我們的保姆問這個事。其實我們也吵架，不過我們吵架不會高聲謾罵，不會讓保姆聽到的，也沒有鬧幾個小時的，一般是三兩句話就吵完了。還有一點，我們吵架通常不是為了兩個人的問題，而是因為其他人的問題。确實，我們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諧的。到了北京後，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們每天上午10點喝茶，有的時候也喝咖啡。喝茶、喝咖啡的時候，我們兩個舉杯齊眉，這當然有一點好玩，更是我們互相敬重的一種表達。”
周有光老先生的一生，并非總是這般春風徐徐，也常遭風吹雨打。但他微笑着面對生活，即使當悲劇降臨的時候。先遭喪女之痛，女兒6歲時死于闌尾炎。抗戰時，兒子被流彈打中肚子，幸虧手術及時才保住了性命。聞聽消息後，他冒着漫天的雨霧緊急趕回家，以一絲苦澀的幽默作結：“我家有一個挂彩小傷兵，這也是抗戰家庭應有的點綴吧。”
很多年後，周有光和夫人張允和合著了散文集《多情人不老》。“多情人不老”，多好的書名，把他們人生的情感與态度，豁然表達。所謂合著，其實是各寫各的，書的正反面互為封面，張允和的文章橫排，書頁向左翻；周有光的文章豎排，書頁向右翻。别開生面。而那些飽含感情、湧現文采的文字，正是那些在坎坷前呈現的通達，在幸福時流露的智慧。
老先生文靜瘦弱的外表下，有着一份堅毅與樂觀，讓103歲的生命甯靜地閃現出溫潤的光芒。“我現在的生活很簡單，精神很愉快的。”說這句話的時候，老先生眯眯笑着，很滿足。讓記者想起他曾說過的那句，“你對身外之物看得太重，你的精神就痛苦了。”
“我有幸與愛因斯坦聊過兩次”
書桌旁，擺放着一台文字處理機，有些年頭了。1988年，周有光先生83歲時夏普公司送來的禮物。從此，便用它寫信著文，即使現在用上了電腦，還是習慣靠它來書寫。寫的多是雜文，平均每個月在内地或香港報刊發表一篇，有語言閑談，更多的是社會思考。
百歲時，周有光把自己90歲至100歲之間的文章編成《百歲新稿》，2005年1月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從容的文字裡，濃縮着經曆百年風雲的生命力和思考力。
百歲時，晚輩們為他制作了一本精美的紀念冊，大量珍貴照片，勾勒出先生治學、生活的軌迹。恰當地注解了夫人張允和曾經對他的美好祝福：有光一生一生有光。
也正是在紀念冊的編制過程中，一段塵封50多年的故事，成了家裡的頭号新聞。當然，也是令世人好奇的一段經曆———1947年，在美國，周有光和愛因斯坦見過面，聊過天。
那時，周有光在美國一家銀行工作，業餘時間讀讀書。“我到美國不久，一個朋友是普林斯頓大學的研究教授，他認識愛因斯坦。一次聊天的時候，朋友說，愛因斯坦現在很空閑，你可以去跟他聊聊。因此，我有幸與愛因斯坦聊過兩次。他非常随便，一點都沒有架子，他穿的衣服都沒有我講究呢。”半個世紀後，說到“他穿的衣服都沒有我講究呢”時，老先生燦爛地笑了，不世故很無邪。
“我這裡故事很多，誰來開這個門，這門裡就有故事。”103歲的人生，沉澱着不俗的經曆和所見所聞。這和人生的軌迹有關，也和他通透智慧的處世有關。
即使是成為“反動學術權威”在甯夏的“五七幹校”勞動的艱苦日子裡，他依然以苦為樂面對周遭。時年65歲的周有光和71歲的教育家林漢達，被派去看守高粱地。滿眼高粱，兩人熱烈談論的卻是中國語文。一天，林老問：“未亡人”、“遺孀”、“寡婦”哪一種說法好？周有光開玩笑說：大人物的寡婦叫遺孀，小人物的遺孀叫寡婦。又說，從前有一部外國電影譯名《風流寡婦》，如果改為《風流遺孀》，觀衆可能要減少一半……最後，兩人一緻同意，語文大衆化要“三化”：通俗化、口語化、規範化。
還有很多朋友們的故事，老先生也樂滋滋地講起：
曹禺最愛看書，他的夫人最愛幹淨。夫人常常催促先生洗澡，曹禺無奈，坐進澡盆，一手拿書看，一手劃着水，用“嘩嘩”的聲音佯作洗澡騙騙夫人。
老舍最愛講故事，一講就離不開烏龜。大家說别講了，換唱戲吧，結果，他唱了一段《釣金龜》！
80歲當0歲，他讓生命重新開始
在采訪中，103歲的老人，思維清晰，言談風趣。
說到自己的高齡時，他自我打趣說：“上帝糊塗，把我給忘了。”
說到孫女一家遠在美國時，他幽默總結：“原來中國人說是四代同堂，現在我們是‘四代同球’。”
一篇周氏版《陋室銘》，是他給衆人關于長壽秘訣的回答：“山不在高，隻要有蔥郁的樹林。水不在深，隻要有洄遊的魚群。這是陋室，隻要我唯物主義地快樂自尋。房間陰暗，更顯得窗子明亮。書桌不平，更怪我伏案太勤。門檻破爛，偏多不速之客。地闆跳舞，歡迎老友來臨。卧室就是廚房，飲食方便。書櫥兼作菜櫥，菜有書香。喜聽鄰居的收音機送來音樂，愛看素不相識的朋友寄來文章。使盡吃奶氣力，擠上電車，借此鍛煉筋骨。為打公用電話，出門半裡，順便散步觀光。仰望雲天，宇宙是我的屋頂。遨遊郊外，田野是我的花房。”
周有光年輕時生過肺結核，患過抑郁症。結婚時，家裡的保姆悄悄拿着他們兩人的“八字”去算命，算命先生說他活不到35歲。他不信，笑着說：“我相信舊的走到盡頭就會是新的開始。”
老先生認為好的心态對健康至關重要，“我多年患失眠症，不容易睡着。下放到農村，做體力勞動，卻把我的失眠症給治好了，一直到現在我都不再失眠。人遇到不順利的事情，不要失望，也不要讓别人的錯誤懲罰自己。”
80歲的時候，他決定讓生命重新開始。把80歲當作0歲，由此遞加計算年齡。92歲那年，收到一份賀卡，上面寫着：祝賀12歲的老爺爺新春快樂！至今提起，老先生還樂不可支。
他又說，“我97歲去體檢，醫生不相信，以為我寫錯了年齡，給我改成了79歲。醫生問我怎麼這樣健康，我說這要問醫生埃”後來，周有光細細想了一下，總結了幾條經驗：
1.不吸煙，不好酒，隻喝一點啤酒。
2.宴會上不随便吃東西。以前我在上海有一個醫生顧問，他告訴我大多數人不是餓死而是吃死的，亂吃東西不利于健康，吃的還是要家常便飯。
3.平時講究衛生，天天洗澡洗頭。
4.樂觀，壞事情裡也能看到好事情。
5.晚上10點左右睡覺，早上7、8點起床，睡眠很好。中午還要睡一下，生活比較有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