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家和先生上個世紀50年代初曾在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學習）
劉家和先生，江蘇人，著名曆史學家，北京師範大學資深教授。他少年曆經曲折，四進私塾讀古書，為其一生打上了濃厚的文化底色；青年時期，遊學南方，親得錢穆、馮振、唐君毅等大師教誨；50年代在江南大學、bevictor伟德官网短期學習後入輔仁，自此與北師大結下不解之緣。劉家和先生是少有的學貫中西、始終站在學術前沿的史家，在世界古代史和中國古代曆史文化的研究上卓有成就。他豁達謙和，關愛後學，乃忠厚仁者。我們可以在劉家和先生的講述中，探尋他别樣的成長道路，領略他繁茂的人生風景。
(一)進私塾讀古書
我于1928年12月20日生于江蘇六合。那時候六合是靠近南京的一個小縣城，現在是南京市的六合區，古稱棠邑，後因境内有六合山而易名為六合。棠邑最早的文字記載為周靈王十三年(公元前 559年)。時為吳楚交界吳國的重鎮，到了西漢已是一個人口較多的大邑，及至隋唐又得到進一步發展，人口的積聚和集市的繁榮，使六合成為大江南北陸路運輸的要道。
我小時候，六合已經開始沒落。我家門口的幾間房子那時候租給了一個買賣鐵鍋的商戶。當時很多地方都沒有鐵路，商戶要進貨，多半是用水路。從江西把鐵鍋以及其他一些瓷器等怕破損的器皿用輪船沿長江運到南京，然後換小船經滁河運到六合，或去往滁州、烏衣等地。縣城是小小的中轉地。六合縣有很多河道，通往竹鎮等更小的集鎮。每逢小集鎮的趕集日，人們就通過小河道将貨物疏散到小集鎮上。
那時候我們坐小輪船去南京要五、六個小時，早上出發，下午到南京。因為河道很曲折，一路還是逆流。很多人通過陸路去往南京都要經過六合。一般大家都是騎馬、騎驢或者乘轎子前往。抗戰前部分地區通了公路，但也是路很曲折，颠簸得很厲害，到南京也得兩三個小時。那時候的人不是坐公共汽車，而是坐大卡車，卡車上紮着大篷，大家站在卡車裡，年紀大的人一般都受不了。後來各地都通了鐵路，水路運輸漸漸開始沒落。六合也随着沒落了。現在不一樣了，城市通了高速公路，半小時就可以到南京了。
我們家鄉，在清朝的時候讀書的人就很多，舊學比較興盛，但西學東漸後南京已經有了很多新學。可我們小縣城裡，還是比較落後。我出生懂事以後，六合小縣城裡已經有了公辦的小學，還有些私立中學、美國人辦的教會學校。
我家裡原來是個大家族，在縣城很有名望。後來各房分家以後，家勢就小了很多。我父親這一房還算是守業守得比較好，其他各房後來都沒落了，日子過得非常拮據。我父親和我母親成親之前還有一房妻子，但很早就過世了。父親為了講排場，對前妻的喪事大操大辦，欠了很多外債。我母親當時并不知道這個情況，嫁進門以後才發現家中是這種狀況，母親就把外婆給的首飾拿出來賣了還賬，好不容易還完了賬，卻又遇到另一件天大的事，我父親去世了。
1932年秋天，我父親過世了。我是1928年年底出生的，出生後按照家裡的規矩，我被過繼給父親的前妻，所以我稱呼父親的前妻為“母親”，稱我親生母親為“娘”。父親去世時我還不滿四歲，那時候還不懂事，對于死沒有任何概念。記得父親是夜裡過世的，母親一直在父親那邊照顧着，我由另外一個親戚照看着。第二天一醒來，我的一個堂兄帶我過到父親住的屋子裡，看見一屋子人都在哭，我母親也在床邊悲痛地哭着。父親躺在床上，已經穿好衣服了。我不知道大家為什麼哭，但也跟着哭了起來。大人就讓我離開了，後來我問堂兄，發生什麼事情了。堂兄對我說，伯父升天了，我還傻乎乎地問：升天了？那我怎麼沒有看見梯子？人怎麼還在床上躺着？你明明在騙我。他又說，靈魂升天了。我又問，什麼是靈魂。他始終也沒有給我講明白。後來我問了他一句話：父親還能起來麼？我以後叫他還能答應我麼？他對我搖頭。我突然明白發生了這麼大的事情，“哇”的大聲哭了起來。後來入殓，停棺，我才明白我已經沒有父親了。
父親去世以後，按照家裡傳統喪事也辦得很排場。家庭又重新陷入了外債累累的困境。我家有一些私産，在縣城有一些房子，一共有六進。前面四進出租給别人做商鋪。我和母親住在後面兩進裡面。家裡隻有兩口人，靠出租房子的租金，日子過得還算寬裕。為了不讓我們家裡過于寂寞凄涼，我一個表姑過來和我們一起住，陪陪我母親和我，也算是有個照應。
我父母親那一代人不懂新學，更是沒有接觸過任何新學，也沒有學可以上。我外婆家裡條件比較好，那時候外公在外做生意，請了個先生給我舅舅教私塾，我母親就随着哥哥跟老先生讀點舊書，懂一些古文。
父親是在秋天過世，過了舊曆年，1933年春天，在我四歲多一點的時候被母親送進一家私塾跟着先生讀舊學。那時候教會學校是有幼兒園的，但我母親不信洋人那一套，執意把我送進了私塾。記得家裡人送我進私塾的第一天，首先在孔夫子畫像前擺好香案，點上香、燭，讓我磕頭；給孔夫子磕頭以後，又給先生磕頭。現在我對夫子畫像邊的對聯仍然印象深刻：“德侔天地，道貫古今”，橫批是“萬世師表”。雖然從小在家裡祭祖時也磕過不少頭，可是這次的磕頭好像特别嚴肅可怕，很想哭，又不敢哭。記得老先生戴着一副老花鏡坐在堂上，下面坐着七八個都比我大的小孩子，每個人有一個書桌。私塾裡的啟蒙課本，一為《百家姓》，一為《三字經》，一為《千字文》，商務印書館印行的國文教科書也已經開始讀了。一開始老師隻管給我們領讀，簡單講解。還有一門重要的課程，就是習字。習字課也很有意思，開始用毛筆寫字，先在白麻紙上畫上若幹約一寸的方格，再由老師在格内寫上端正的楷書字，叫做“仿影”，學生就以此作底，套上另一張白紙，跟着書寫，相當于一般所謂的描紅。每日除念書外，一定要寫大字若幹，送交老師核判，老師在字的旁邊用紅筆作圈、點、杠、叉等記号以代評分，或予以改正。
私塾期間我也有一次逃學的經曆。那時候我不想去私塾。原因主要是因為私塾裡還有很多我家族裡的小孩子，他們經常嫌棄我，因為我沒有父親，和母親孤兒寡母相依為命。他們經常帶好多玩具去私塾，還嘲笑我沒有玩具。那時候我幼小的心靈意識到自己和他們的不同。加之我性格比較内向，我更喜歡自己待在家裡研究一下家裡的古書、書畫、楹聯，自得其樂。我那時候能夠背下很多對子，對那些名家的書畫作品也很感興趣。有一次，我就是不想去私塾，母親很生氣，打了我，一邊打一邊說：“你怎麼那麼不争氣，不讀書哪有什麼出息！”打完我之後母親很傷心地哭了。我看到母親傷心的樣子，心裡受到了震撼。從那以後，我就立志要好好學習，不讓母親傷心。我這麼想，也這麼做了，我從小到大讀書都讀得非常好，這是和我小時候的經曆有關的。
就在這樣壓抑的氣氛裡，天天讀書、背書、寫字，大約兩年時間讀完這些舊式課本。後來我一位表姨覺得這樣不行，還是要送進公辦小學去，1935年秋天我就開始進入到小學學習。還記得小學叫做“六峰小學”，為什麼叫“六峰”呢？因為六合縣有寒山、獅子、石人、雙雞、芙蓉、高妙六峰相接，故以此為名。清代建“六峰書院”，後來改為“六峰小學”。
(二)不幸的童年
那時候，小學已經實行了新學制，即四、二制。學校的教科書已不再從《三字經》讀起，而采用開明書店編的“國語”教科書。
小學課程有國語、算術、常識等。上小學，不用向孔夫子和老師磕頭，還有下課的休息。氣氛寬松得多，隻是教室的正前上方，懸挂着孫中山先生的畫像，兩旁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對聯，上面有“天下為公”的橫批，讓我很快就聯想到孔夫子像兩邊的對聯和上方的橫批。
剛上小學的時候，我從私塾轉過來，上的是一年級下。我讀慣了文言文，讀不慣白話文，适應不了新學校，反映遲鈍，顯得很笨，有些跟不上功課的進程。國語還可以，算術就不行了。自小我就喜歡鑽牛角尖，不懂的知識，很執拗，一定要堅持弄懂。有兩件事情可以證明我比較愚鈍。一件是，那時候剛開始接觸阿拉伯數字，之前在私塾裡學過數字，但都是漢語數字。開始學新式的阿拉伯數字，1到10還可以，很快就學會了，但學到十進制以後就搞不懂了，老師叫我寫11，我就寫成了“101”，老師說你這不是11，給我說前面的1在十位數上代表1個10，我還是沒明白。于是回家向我母親讨教，我母親也沒有接觸過阿拉伯數字，起初也不明白；後來我把老師給我說的轉述給她，母親因為會珠算，立即就明白是怎麼回事。她拿來算盤給我演示十進制——什麼是個位、十位、百位數——算盤上每一行代表一個位，我就明白了。第一個學期我數學很不好，經過母親給我講習以後，慢慢就跟上了。
另一件事情是，老師給我們留了一篇作文《暑假裡的生活》，因為我不理解“作文”是什麼意思，就工工整整地用小楷抄寫了滿滿的一頁“暑假裡的生活”六個字。交上去以後，老師哭笑不得，問：“你不懂我的題目麼？”我說不明白。老師又讓我回家問家人，結果我母親也不知道什麼意思，後來向鄰居一個讀過小學的學徒讨問，由他給我寫了一個底稿，我抄寫了一個交上去了，結果老師還是問：“這是你寫的麼？”我說是我寫的。老師看我不明白，又問：“底稿是你寫的麼？”我誠實地說是别人寫的底稿，我抄寫下來的。老師後來似乎有些無奈，仔細地解釋給我說：“這個作文就是讓你寫一篇關于你在暑假裡做過的有意義的活動。”我又問：“什麼是有意義的活動？”老師又解釋說：“就是除了吃飯、睡覺等每天必須做的事情之外，讓你覺得有特别的感覺，比如傷心、開心的事情。”我這才明白過來，心裡想，如果題目改為“暑假紀事”或“暑假見聞”，那麼我就明白，就會寫了。我不懂什麼叫“生活”，因為從前讀過的蒙學課本和國文裡都沒有見過這個白話文的詞兒。于是寫了一篇我出遊的事情交了上去。實際上，我自小很少出遊，平常就在家讀書、練字，閑時就看壁上挂的字畫，看字時眼看心摹，看畫時心遊山水，時常能看得出神。由此可見，我從私塾舊學轉到小學新學以後的不适應，以及我的愚鈍。
小學剛剛上了一年多，1937年日本大舉侵華，南京淪陷，鄰近南京的六合随之陷入日寇之手。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殺之前，一直轟炸周邊的縣城。在攻打南京的時候，從東、南、西三個方向包圍了南京。因此當時的南京市民要想逃離南京，隻有從北邊過長江，到浦口再通過鐵路逃往徐州、鄭州等後方。那時候形勢嚴峻，哪裡有那麼多的船隻運送逃難的人們？據人們說，很多人抱着一塊木闆，有的人抱着木箱子、門闆，甚至是一大捆稻草過河。稻草在江裡被沖散後，很多人都被淹死了。屍體順流而下，漂到了我們縣附近的江邊上，很恐怖。于是我母親也帶着我逃到了鄉下的親戚家裡避難。
剛開始我和母親逃到一個小集鎮。之前我家每逢遇到難處，都是外婆家裡接濟，包括給父親還外債。屋漏偏逢連夜雨，父親過世時，我外公也恰巧在前幾天過世。對于母親，這無疑是内憂外患一起到來。外公的過世是因為舅舅在上海經營期貨虧損嚴重，導緻家産受累，憂心勞神。我母親逃難的時候，外婆家裡也沒有什麼可以接濟我們的了，隻能靠一些田租的谷子度日。
逃出縣城以後，我在集鎮上依舊跟着私塾老先生讀舊書。但是集鎮也不太平，雖然沒有日本人過來掃蕩，但經常有日本人的飛機在上空盤旋，我們有時候都吓得不敢出門。有一次，去私塾讀書，剛好碰到日本飛機過來，這次是動真格的，往集鎮扔炸彈。很多房子都被炸毀了，燃起了熊熊大火。我很害怕，和很多小夥伴一起不回頭地拼命往家裡跑。轟炸的同時，從飛機上有機關槍在往道路上掃射，“突突突”的聲音在耳邊回旋，我覺得子彈就在自己身邊“嗖嗖”地閃過，心裡怕得要命。路被子彈打得塵土飛揚，所幸我命大，沒有受傷。後來我知道，有一些讀書的小夥伴***了。我母親很害怕，收拾東西就又往更遠的村裡逃，想着那裡離城市遠，應該比較安全。現在想起來，我也是經曆過“槍林彈雨”的人，小孩子受那種罪，是多麼悲慘的事情。
(三)曲折的教育
那時候鄉下瘧疾橫行，很多人都因為染上瘧疾得不到及時治療死了。我也不幸被染上了。其實瘧疾并不是不能治療的病，但那時候日本人占領了所有城市，連集鎮也被炸毀了。染了瘧疾，沒有渠道可以買到藥，大家隻能在家裡扛着。我母親一直在我身邊守着。我一段時間裡冷得發抖，因為逃難時走得急，連冬衣也沒有帶，母親隻好四處找舊衣服，拆一些舊棉花給我做棉衣。有一天，我發燒發得特别厲害，嗓子幹得冒火，想喝熱水，母親給我去燒水了。我靠在床頭，突然覺得眼前模模糊糊地有兩個鬼影在晃，心裡特别害怕，心想我應該是不行了，小鬼都過來收我的命了，所以對母親說：“不必燒水了，我不用了。”母親急忙跑過來，我眼前又突然什麼都沒了。現在想來，那時候真是發燒把腦子給燒糊塗了，出現了幻象。後來，母親花了很多心思，輾轉找到了一些“金雞納霜”，才算是把我的瘧疾治好了，我也算是死裡逃生了。那時候的生活過得真是悲慘，每天盼望着日本人早點走。
大概在1939年，日本人一直占據在縣城裡，絲毫沒有要撤走的意思，但局勢已經相對穩定了些。很多人都搬回了縣城裡，我們因為在農村裡也沒有什麼經濟來源，全靠着帶出來的一些錢和少量土地收入，勉強夠母子吃飯，于是也搬回了縣城裡。回到家裡發現屋子裡被洗劫一空，凡是有一點值錢的東西都被搶走了，連一座鐘都沒有留下。所幸房子還在，沒有被燒毀，那時候很多人的房子都被炸壞、燒掉了。我們家那時候多少代積累下來，還是有一些古物，全部都被搶走了，甚至衣櫃都被搶走了。
回到縣城，我也是先讀了一段時間的私塾。後來得知美國貴格會辦的小學在招生，當時日本人也在縣城裡辦學校，因為太平洋戰争尚未發生，日本人和美國人還相安無事。我們因為痛恨日本人，我母親送我去教會學校，于是1939年底我考進了教會學校。
在縣城裡，我們都要辦“良民證”，要按手印。平日裡都要帶在身上，要是遇到檢查，一定要給日本人鞠躬，趕緊把“良民證”拿出來，動作慢了定是要遭到毒打，要是沒有，那就更是遭了殃，不知道要被抓去哪裡，生死難蔔。回來以後，關于南京大屠殺的慘案，我們都有所聽聞，大家都被吓得膽戰心驚。我們也有親戚被屠殺了，很多人都失蹤了。大家整日人心惶惶的，都擔心不知道自己哪天也被莫名其妙地殺了。
日子還得過。在教會學校裡，我開始學習用直接法教的英文。什麼是直接法英語呢——老師是一位傳教士，他會說漢語，但他上課時一句漢語都不說。我記得第一課就是教四個單詞“book、box、pen、pencil”，老師在課堂上拿東西給我們看。第二課教“This is a book.That is a pen.”，英文字母不是單獨教，就是在平時課堂裡穿插地教，我們很快就學會了字母表。後來我一直都不喜歡用手拼寫單詞的字母，喜歡用嘴很快地拼出來。那時候英文課堂上，老師們很随便，我們即使說錯了，老師也不責怪我們，而是耐心地糾正我們。我覺得教會學校的課堂比小學裡的寬松、自由多了，很是開心。英文也學得很好，每次考試都得高分，這給我奠定了愛好學習英文的濃厚興趣的基礎。
當時像所有的教會學校一樣，貴格會教會學校也開設了宗教課，學《聖經》。其他課考試60分及格，而宗教課的及格标準是70分。不管你信不信教，都要整章整章地背誦《新舊約》，每個星期日還得上教堂做禮拜，聽傳道，背祈禱文。因為周日上午要做禮拜，周六下午照例放假。
記得剛上這所學校，處處感到陌生。教室裡連孫中山先生的像也沒有，前上方是空空的；到教堂做禮拜，也看不到神像，牧師在台上講道，背後也是空空的。上帝在哪裡？“上帝在我們心中。”我似懂非懂，但是沒有壓抑感。因為在私塾和小學裡，非常強調要尊師，要恪守禮儀，不能逾越。當然教會學校也講究對人有禮、誠實、敬業，不過不限制個人自由，連信教與否都不作為能否就學的條件。他們是在用各種方式(例如唱詩班、中英文讀經班、聖誕節活動等)勸導你信教，而不是強拉你信教。我當時對這些活動都有興趣，可是心裡就是信不了基督教(什麼教也不信)。當時很恨日本人，覺得美國人是中國的朋友，美國老師對學生的确很和藹，對學生即使批評也是講道理，根本就沒有對于學生的體罰，與兇神惡煞般的日本兵形成極為鮮明的對比。最初對宗教課不習慣，覺得其内容和我讀的中國書相去太遠。但是逐漸對唱詩班的活動、聖誕節的活動也有了一種美好的感覺，甚至現在一到平安夜，聽到唱詩班的歌聲，我就會很懷念那段在教會學校的日子。這成為我畢生的美好回憶之一。
小學讀完，開始繼續上教會辦的中學。1941年底，太平洋戰争爆發，美國老師被迫離開。學校沒有了，隻好又跟着私塾老先生讀舊書，讀《四書》、《幼學瓊林》、《唐詩三百首》等。
這裡我要說說《幼學瓊林》，共四卷，全書都是骈體文對偶句寫成，容易誦讀，便于記憶。我很會背書，每天背得又多、又快、又好。上初中時文言文寫得已經比較通順、老到，也會作格律詩了，白話文卻不夠标準。書中對許多成語的出處做了介紹，所以我掌握了不少成語典故，此外還可以了解中國古代的著名人物、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風俗禮儀、生老病死、婚喪嫁娶、鳥獸花木、朝廷文武、飲食器用、宮室珍寶、文事科第、釋道鬼神等諸多方面的内容。書中還有許多警句、格言。那時候我把整本書都背下來了。我們那個年代跟着先生讀舊書的，不少人都讀過這本書，人稱“讀了《增廣》會說話，讀了《幼學》走天下”。讀完《幼學瓊林》以後，我就已經學會了韻律，會做對子了。這裡要講一段經曆，我父親還沒有過世前，我剛剛學會說話不久，我母親就教我背詩，那時候我母親教我背的是《千家詩》，把每一首詩串聯起來，像兒歌一樣背。上私塾前就已經會背上百首詩了，後來上私塾先生叫我們背詩，那時候好多詩早就會背了。這段經曆對我後來的古文學習很有幫助。
(四)重返私塾
那時候不但每天早晨都要背書，每逢初一還要背上一個月所學的書，逢十五要背上半個月的書。背書前每個學生先将需背書中的若幹頁折疊好，雙手捧置于老師面前的書桌上，對先生拱手作揖，然後背師而立，開始背誦。我想“背書”就是來源于此吧。假如未曾背熟中途接不下去，老師有時會提醒一句；倘若依然未能接着背下去，老師就會将書扔在地下，這時隻好暫時停背，拾起來站在旁邊再念(有的地方拾起來要先放在頭上頂一下，以示對書歉疚之意，然後再念)，依次由其他同學去背，等到都已背完，再由原來的接着去背；這時如果再背不下去，那就要挨戒尺(俗稱手闆)了。戒尺一般手握的一端稍細，便于握緊用力，挨打時都由左手掌承受，因恐右手挨打腫脹後，無法執筆寫字。因此，學生都認為上學尤其是背書是一大苦事。至于因體罰學生而家長提出抗議，那是絕對沒有的事，反而認為不用體罰的老師是“教不嚴，師之惰”。無論念什麼，都要背熟，所以在校時間，主要是反複熟讀，并高聲朗誦，因每個學生所念的書并不相同，聽起來總是一片嘈雜聲。老師隻要聽不到這種聲音，就知道是在偷懶，于是就大聲叱責，催促再念。
我背書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學作文。對于青少年來說，背書不難，有時又很難。字懂、句懂、段落大意懂，背起來就很容易；字不懂、句不懂、段落大意不懂，背起來就很難。背《論語》的“學而時習之”，這有何難？可是要背《中庸》，那就難了。當時童諺說：“中庸中庸，手心打得通紅。”我當時背《中庸》也很頭痛，就是因為對于其中所說自己似懂非懂。為了背快、背熟、背牢，我就盡力一字一句地弄懂書的意思，結果成績很不錯，每天能背的書比常規多一半，而且背得熟，逐漸成為背書能手。除了挨日文老師打以外，沒有挨過私塾老師的打。
1942年到1944年期間，我也上過縣裡辦的中學，當時已經是亡國奴了。這裡有一段故事。因為當時官辦中學雖然由日本人控制，但依然還有中國老師在講課。中國老師在官辦學校教書，但也是很愛國的。還記得英文老師曾經給我們講了法國的《最後的一課》，最後那句“法蘭西萬歲”令我們印象深刻。我們知道自己是亡國奴，非常恨日本人，我們班裡的同學都有這樣的情愫。現在看來，這句話當時我們讀起來簡直有切膚之感。大片國土已經淪陷，如果再忘掉自己的曆史文化，那就要徹底亡國，這是中國人無論如何不能容忍的。為什麼我能一直讀古書，就是因為感到這是自己的曆史和文化，不能割舍。
日本老師給我們講習日文的時候，我們誰都不聽講，後來抽問考試的時候，全班同學都說不會。日本教員開始打闆子，大家都伸出手來挨打，包括所有女同學都非常勇敢，全班同學沒有一個露出怯意。後來學校的中國老師聽說這件事都流淚了，悄悄對大家說：“大家很勇敢，做得很好，中國不會亡國的！”日本教員見狀無奈，後來的課程也就做做表面文章，沒有真正推行下去。當時痛恨學日文，越是痛恨學日文，就越是愛學中國古文，所以就是在上縣裡辦的中學時，我也幾乎沒有中斷過跟着老先生讀古書、學古文。
上私人辦的補習館時我從師學古文、數學和英文。這時對讀古書上了瘾，對數學的推理(尤其是幾何學)和英文也很有興趣。當時，我已經開始作詩。有一首詩老師給我改了一下，我還記得：“昨夜懸明月，今朝雨意濃。風雲誠不測，使我感無窮。”當時的老先生講古文，對于一些關鍵性的字，常會講它是怎麼來的，寫出它的篆體，說出它的古音，逐漸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到了十四五歲的時候，稍微讀了一點書，就問先生這些是怎麼學來的，先生說首先要讀《說文解字》，以後講字，有時就會打開《說文》指着書給我講。這是我接觸《說文》的開始。先生不僅善于講書解字，而且善于教學生讀書寫文。先是教學生按照一定的音調朗誦、背誦古文，等到你對一篇新文章能夠自己朗誦出一點味道的時候，他就開始要你作文了。教的方法也很有趣，每次他都從一部書裡選一段短文(開始才一二百字，以後逐漸加長一些)，先朗讀一篇，解說大意，再朗誦一遍。接着就開始讓我們依樣畫葫蘆，凡是已經背得的，可以照原文默寫出來；記不得的，就自己“狗尾續貂”，用自己可憐的文言文補上。為了自己的“續貂”不至于太難堪，我們再朗讀古文時，就一邊朗讀，一邊揣摩人家的文章是怎麼寫的。就這樣，讀書和作文結合得比較緊密，作古文的水平上得也比較快而且自然。我也就對讀古書有了深厚的興趣。
在補習館裡，有位老先生姓汪，我們稱之為汪先生，教我們幾何，他還是個詩人。我在學校裡學習過數學，代數還不錯，但尚未學幾何。汪先生給我們複習代數，講到a0的時候，說a可以是任何數。我非常不理解a0為什麼等于1，怎麼琢磨也琢磨不出來，問别人，别人也說不出來，給我說背下來就可以了，管它是怎麼推出來的，後來我向汪先生讨問。先生給我舉了個例子，說a×a=a(1+1)=a2可以理解麼？我說可以理解。那a÷a=a(1-1)=ao能理解麼？我說能理解。汪先生又說任何數除以它本身等于幾？說完後我頓時明白了。後來我一直遵循這個原則，就是任何公式和概念我都要理解吃透，絕不死記硬背。
汪先生給我們講幾何點、線、面、體的概念。曾在黑闆上用粉筆點了一點，問大家：“這是什麼？”大家都說是點，唯獨我說的是“體”，先生問我為什麼，我說點是兩條線的交彙處，線和線交彙在空間裡面應該是一個坐标上的位置，實際不占有空間，而這個點裡面還有很多粉筆灰，也是有體積的，所以是“體”才對。先生對我點了點頭。後來他一直很鐘愛我這個學生，經常帶我出去在河邊散步。還給我誦詩，講故事，教我作詩。現在還記得他給我講過的一個故事，就是曾國藩被戲弄的經曆。他說曾國藩功名不高，隻是“賜同進士出身”。按清朝科舉制度，皇帝主持(至少在名義上)的殿試，是科舉制最高級别的考試，錄取分為三甲：一甲三名，賜“進士及第”的稱号，第一名為狀元(鼎元)，第二名稱榜眼，第三名稱探花；二甲若幹名，稱“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幹名，稱“賜同進士出身”。曾國藩隻是三流的“賜同進士出身”。據說，有一次曾國藩去看一個老朋友，他的老朋友在看自己的小妾洗腳。故曾國藩戲谑地說道：“看如夫人洗腳”，老朋友聽後立即對了一句“賜同進士出身”反諷他。曾國藩覺得狼狽之極，倉皇告辭而去。他講過的這種小故事不勝枚舉，年少時引起了我對古文深厚的興趣。我一直很佩服他，心裡想，這個老先生胸中古文和數學怎麼都能熟練地掌握？汪先生對我年少時學習古文、數學都影響很深。我出來以後再也沒見過他，後來聽說他去世了，我很難過，現在還很懷念他。
總算起來，我在相當于現在的孩子從上幼兒園到高中一年級的這段時間裡，隻上過将近四年小學(期間還有中斷)、兩年初中、不滿一年高一。其餘時間，不是上傳統私塾，就是上變相私塾——補習館，所學除中國古書，就是英文、數學。物理、化學的知識接近于零。
(五)我是怎樣戴上眼鏡的？(上)
1945年，當我在本縣一所私立高中讀高一的時候，抗日戰争終于勝利了。其實，這所私立高中就是一個變相的補習館，而且是剛開始試辦，隻有高一一個班。所開設的課程主要仍然是國文(是文言文，不是國語)、數學(仍然學幾何，不是三角)和英文，曆史、地理是附帶的課，沒有化學或物理課。這時我對中國傳統學術已經有了濃厚的興趣。當時，在我的頭腦裡，沒有什麼文史哲的區别，凡是中國的曆史與文化方面的書，我都很愛讀。當時床頭案邊常放着《國語》、《春秋三傳》(世界書局所編三卷本宋元人注“四書五經”裡的一本)等書，不時浏覽。
抗戰勝利了，大概因為不少老師又有了其他工作，我所就讀的這所私立高中又停辦了。這樣，在六合縣城繼續讀高中的可能不複存在，隻好準備到就近的南京去讀書。那時我們對于南京的中學情況了解很少，而且我這樣一路學來，又沒有正式的學業文憑，怎樣才能找一個學校就讀呢？正在為難的時候，一位從前的同學從南京回六合度寒假。我們相見的時候，他告訴我，他在南京的一所私立中學上學，學校還不錯，校長是一位留學美國和德國回來的博士，老師水平相當好，現在招生名額還沒有滿，高一、高二下學期，都要招插班生，而且可以憑同等學力報考，他可以帶我們去報考。有了這個消息，我心裡就有了一點底數。可是，該報考高一下學期插班還是報考高二下學期插班呢？這又成了必須認真考慮的問題。按我過去實際學習過的課程來看，應該報考高一(沒有學過三角、化學)，我的一位同學就決定報考高一。可是，我覺得自己如果按部就班地算，已經到了該上高二的年齡，而且心裡總覺得自己還有一點潛力，應該努力向前沖一下。所以我就冒險地報考了高二。記得農曆新年過後不久，我和兩位同學一同去南京參加插班生考試，不到一周時間，就得到了考試結果。我的國文成績突出，英文不錯，數學尚可，史地優良，理化不及格，總分超過錄取線，就是一門差，這樣也就被錄取了。
于是，我從一個高中一年級都未讀全的人，忽然變成了高中二年級下學期的學生。心裡固然很興奮，不過學習的壓力實在也很大。當時高二的數學教大代數，我插班入學時，所用的《範氏代數》已經講過了半本，開始就學下半本。開始講課老師就是我們的洋博士校長周先生。他要求學生必備英文原文課本(龍門書店翻印本，不貴)，可以參考中譯本，但是他用英語講課，也要學生用英文做作業。最初我感到很吃力，一是第一次用英文學數學，二是我隻學過初中代數，高中大代數從後半截學起，也有些接不上。我正努力向前趕，不久校長因為太忙，這門課就改由一位姓沈的先生來教。沈先生是當時南京有名的高中數學老師，在好幾個學校兼課，被人起了一個外号叫“大代數”。當時在南京生活費用很高，房租很貴，沈師母不工作在家帶孩子，所以生活很緊張。沈先生總着西服，可是已經很舊了。周校長把他請到學校，給他家安排了兩間房子的宿舍。這樣沈先生就主要教我們了。
“大代數”沈先生真是名不虛傳。他還是和周校長一樣，用英文教本、用英語講課、要學生用英文做作業。可是，他把代數的定義、定理、公式推導講得那麼出神入化，讓你在一般情況下都能理解得清清楚楚。因此我趕上去的速度很快。可惜我學數學有一個幾乎是緻命的缺點，就是遇到數字總容易算錯，所以在對數等方面的作業常常錯誤甚多。一學期代數學完，到高三學解析幾何。老師還是沈先生，教本、講課和作業還是用英文。我對數學，最喜歡的是平面幾何，其次是代數。解析幾何把幾何與代數結合起來，這更使我感興趣。沈先生真是好老師，講課那麼好，作業批改那麼細，常常讓我感動。非常遺憾的是，我在學直角坐标系時比較順利，可是一到學極坐标系的部分，問題就多多了，因為我沒有學過三角，要自己補學，時間實在不夠用。
高二下學期的英文全部是校長周先生自己教的。他雖然是理工科博士，可是在教英文時總愛節選英文古典教學生讀。周先生為人很好，對學生既嚴格要求又關懷備至。到高三的一年，校長周先生因為還在金陵大學兼任教職，沒有時間在自己辦的中學教課，我們的英文課就由另一位周老先生接着教。這位老先生是校長父親的朋友，早年以優異成績畢業于上海聖約翰大學英文系。本來可以直接出國留學，可是因為老先生出身舊學世家，老輩不許他出國留學。周老先生每次和學生談到這段往事，總是惋惜不已。周老先生中英文學造詣都很深。我記得他給我們講了查爾斯·蘭姆和瑪麗·蘭姆寫的《莎士比亞戲劇故事》裡的好幾篇，一邊講着故事的英文散文，一邊又不時背誦莎士比亞戲劇的原文，對比分析，并且用典雅的中文做口頭翻譯。他老先生把英文課教成了古典文學欣賞課，我們固然受益很多，不過很可惜我自己的英文水平不夠，有時不能完全理解、消化他的講解，真是太可惜了。周老先生還要求我們背很多偉人的演講稿。譬如林肯最著名的演講，即1863年11月19日在葛底斯堡做的演講。他要求我們首先把每一句的文法都分析清楚，然後大聲朗誦，帶着激情地朗誦。他說，你們要想象自己就是林肯，要像林肯本人演說時那樣通篇一氣地說出來。老師的要求太好了，我自己也努力了。可是大概由于基礎不夠，我的英文終究沒有能夠達到老師的要求，至今回憶起來，總覺得有些對不起老師。
對于數學和英文，我很有興趣，上課時聽得認真，課後作業非常努力，進步也很明顯。每天我的課餘時間很多都用在這兩門課上，其他課也要學好呀。曆史、地理兩門課，由于基礎好，我不須用太多時間。可是物理課，也要用英文課本(達夫物理學)，幸虧老師可以用中文講課，我們就拼命做筆記。我本來就沒有在初中系統學過物理，這時候忽然學那麼深的内容，許多時候在課堂上就聽不明白——不是老師講得不好，一些數理學得好的同學都說老師講得好。因為聽不明白，筆記就根本不行，所以下課後就跟物理好的同學借筆記，用他的筆記來改我的筆記。有時候自己的筆記不能用，就幹脆抄他的筆記，不懂的地方以及作業有困難時還得向他請教。非常感謝他的熱心幫助，我的物理能夠考試及格。
(六)我是怎樣戴上眼鏡的？(下)
那時候為了趕功課，我每天黎明即起，午間不休息，晚飯後立即自習。當時南京電力供應不足，學校開燈時間盡量推後。黃昏窗前看書、做作業，眼睛已經很累了；開燈後，那電燈泡發出的光既微弱又不時閃爍；更糟糕的是還有時停電，那就得買好蠟燭做準備。這樣一學期還沒有完，我就覺得在教室後排聽課，看不清老師在黑闆上寫的字了。因為我在班上當時是身材比較高的，所以常坐後排。這時沒有辦法，隻好靠邊坐、往前移。到高三上學期開始不久，我坐在教室前排邊上也時常看不清另一邊黑闆上的字了。老師看到我的窘境，就說：“看來你要戴近視鏡來幫忙了。”我覺得戴眼鏡不方便，就盡量拖。于是有戴眼鏡的同學對我說：“你快去配眼鏡吧，不戴眼鏡，近視會進展更快的。我就有這個經驗。”聽了他的話，至周末就到眼鏡公司去驗光配鏡。驗光師說：“你現在至少要戴三百度近視鏡。”我就配了一副，戴上了，果然看黑闆清楚了，眼前一亮，心中一喜——眼鏡真好啊。可是不久又漸漸不行了，到學期末不得不換一副眼鏡，又增加了一百五十度。高三下學期是最後沖刺時段，眼睛勞累更甚，半道上又換了一副眼鏡，近視已經六百度了。解放前物價漲得快，老百姓叫苦不疊，我還加上了一個近視漲得快，一年半的時間裡，近視從無到有，有了又迅速加倍，好像要和通漲賽跑，真是苦上加苦啊！近些年知道有假性近視，本來是可以在醫生指導下逐漸糾正的。可惜我生早了，又能怪誰呢？
從以上的故事看來，好像我這一段高中生活過得很苦。其實，這種苦是苦中有樂，而且不是一般的樂，還是非常有意義的樂。我學物理雖然失敗了，但是在數學和英文方面畢竟有了不少進展。最重要的是，我從這兩門課裡學到了不少學習與思考的路數，以及我對這兩門學問的終生強烈興趣。
在這一時期還有可以自樂的是，我仍然在讀我所喜愛的中國古典。上國文課，我是沒有問題的。我在斷斷續續上中學的過程裡，從來沒有買過國文課本。上課前借同學的書看一遍，心裡就有數了。上課時凝神認真聽講，所得收獲也很多。盡管國文課所學的許多篇文章我原來都背得，在寒暑假，我回到家裡還是繼續讀古書。《老子》、《莊子》、《韓非子》、《楚辭》等書，不時拿出來反複朗讀。我在南京上高中，隻有一次被同學拉着去看了電影，平時周末我總自己去夫子廟逛舊書市，在那裡從一家店逛到另一家店，選我最需要、最便宜也最好的版本的書買一些，所以自己也有了一些心愛的古書。因為我那時候對文言文的運用已經比較熟練，所以看這些古書也不費勁。
這裡面要說一件使我深自反省的事。當時教我們國文的老師姓張，是個清末的老舉人，我們稱之為張先生，很有學問的老先生，讀了很多古書，文言文造詣很高。我覺得聽他老先生的課，如同進了一座大圖書館或博物館，你可以從中看到、學到你希望獲得的一切知識。不管你問課内或者課外書裡的問題，他幾乎都可以随口給出回答，這真使我既驚訝又景仰。可是，有一次，他老人家給我們講柳永的《望海潮》，其中有這樣幾句：“雲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張先生解釋道：“雲啊，樹啊圍繞着河堤邊的沙灘。”當時我就舉手要求發問。張先生說：“劉家和，你說說自己的意見吧。”我起立說：“雲樹是形容樹高聳入雲，雲氣圍繞在樹梢。這是我們在國畫中常看到的畫法。說雲也可以繞堤沙，似乎雲低得難以想象。而且“雲樹”與“怒濤”成對仗，既然怒字形容濤字，那麼雲字在這裡也隻能作為形容詞形容樹字了。”張先生不僅沒有呵斥我不敬，反而給班裡其他同學說：“劉家和說得對，剛才是我大意弄錯了。”這件事情對我影響很大，從那時候起，我就知道任何人都有可能出錯，越是有學問的人，越是敢于承認錯誤，這才是真正大家謙虛的表現和風度。
寒暑假回家，我還會去看望以前補習館的汪先生。其間，我讀了《楚辭》，讀了《離騷》，感受很深。《離騷》是詩人屈原從自叙身世、品德、理想寫起，抒發了自己遭讒被害的苦悶與矛盾。在當時，國民黨政府腐敗，社會黑暗。一直以來老百姓對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無能感到極度失望。最初以為抗戰勝利，中國成為四強之一，好日子要來臨了。可沒歡喜多久，大家就認識到南京國民黨政府的司法腐敗與政治腐敗已經到了不可救藥的境地。我每天耳聞目睹這些腐敗現象，心中很是憤慨。當時讀《離騷》，深深地領會了詩人屈原的感情，覺得自己也要像詩人一樣，不與邪惡勢力同流合污。那時候至死不渝的愛國熱情已經根植在我心中。
在我印象中，有一次選舉，記不清楚是選什麼。記得是1947年春，似是一次地方性選舉，我們也剛開始有權選舉，每個人發了一張選票。當時很多候選人以種種形式進行賄選，有的議員拿燒餅換選票，以及在選票畫天鵝、烏龜等等做記号。我們得到的消息是投一張某個候選人的票，就可以在學校旁邊的馄饨店裡免費吃一碗馄饨。大家笑稱這是“馄饨選票”。等我拿到選票和馄饨票時，非常氣憤，立即把選票和馄饨票撕了。當時覺得自己一定不能同流合污，為了區區一碗馄饨，就要放棄自己的尊嚴和權利。
高中時，學校裡還有“三青團”的人在活動，發傳單給我們，想吸納我們入團。“三青團”是三民主義青年團的簡稱。抗戰前期還是起了很好的作用，在抗日戰争轉入相持階段後，“三青團”的許多組織在特務分子控制下，成了國民黨反共的工具。他們着力擴大組織，在學校、機關、團體到處出現了“集體入團”、“舉手入團”等拉夫現象。那時候，我們已經認識了它的真面目，大家都很看不起他們。漸漸地，我們就看不到他們的行蹤了。總之，那時候我由于看到了太多政治的黑暗，而自己卻無能為力，繼而轉為厭惡政治，專心于學業。
快要考大學了，原來小學的時候和我在一起讀古文的一位學長正在無錫國專讀書，他勸我也上國專。我到無錫國專去看，這位學長還帶我拜谒了幾位國學老前輩，一見之下，的确令人欽佩，覺得是治國學的好地方。不過上了高中以後思想有些變化，又覺得那裡太傳統了一點。因為學習數學和英文的過程中，我漸漸發現了西方有一套與中國傳統學術鮮明不同的思維道路。我愛中國學術，可是也愛西方那種思維方法。而且，我朦胧地意識到，中國人如果能學會用西方的思維方法來反省一下自己的傳統文化，也許會對自己的文化有一個新的認識，從而有助于自己文化的振興。國專的另一位學長見到我的猶豫，就告訴我一條新的消息，說榮家在無錫興辦江南大學，請了錢穆先生，勸我去跟錢先生學習，有需要時也可以到國專去向老一輩先生請教。他說，這樣也許可以兩全其美。聽了他的忠告，我決定去考江南大學。在考大學以前，曾經在選擇專業上有所思考。雖然我對哲學一直深有興趣，還喜歡文字學，對中國古典文學也深感興趣，但是和中學曆史老師張先生談話時，他勸我學曆史。他看我興趣面廣，說學曆史可以包羅一切；而且如司馬遷所說，可以“述往事，思來者”。這時這位國專學長的話和曆史老師張先生的話一相對照，我就決定考這所新辦大學的史地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