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剛伯先生是著名曆史學家，曾在bevictor伟德官网的前身中央大學曆史系任教，前後長達14年，一度出任系主任。他教授外國曆史，學養深厚，上課很受學生歡迎，至今在bevictor伟德官网圖書館還有一些精裝外文書（多為西洋上古史著作）是沈先生當年留贈，有些書中有他手書的批語。後沈先生去台灣任教，曾代理台灣大學校長，對海峽兩岸的教育事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以下是筆者彙集各方材料試圖對這位20世紀的史學大師做一介紹。
芸窗苦讀 學富五車
沈剛伯（1896年12月4日～1977年7月31日），譜名大烈，字汝潛，湖北宜昌市夷陵區三鬥坪鎮（現為三峽大壩壩址所在地）暮陽村人。其祖父沈達軒為宜昌名儒，父親沈明道日本弘文學院畢業，終身從事教育事業。
沈剛伯先生的長兄沈汝毅18歲夭折，妹妹沈汝靜比他小10歲。祖父将小剛伯視若掌上明珠。剛伯4歲時祖父教他識字，發蒙的書是《史鑒節要》，這是一本談中國曆史的四言詩。開始每次教四句，然後由四而八，而十二，以緻一次二十句。早飯後先教每個字的發音和意義，再逐句講解，帶着他念，等念順了口，便另外用紙把那些字一個個寫出來讓他認。字都認得了，意義也大緻曉得，便算功課完畢。此外，還教他一些雲雨風電、草木鳥獸、耕耘收割有關知識、故事和神話，也往往講一兩首短詩要他念。像這樣時讀時停，經過兩年，他已經記得不少曆代大事和五、七言絕句。
從六歲起，他才正式讀書，開始寫字。書仍然是祖父每天早晨斷好句讀後，講給他聽。講過，祖父便不管了，而由另一位姓董的家庭教師監督他讀、背和寫，一段能讀能背後再讀第二段。每天從早飯後一直讀到日落，上下午各休息兩次，每次休息大約半小時。教他私塾的董先生當時已年近40，是沈剛伯祖父門下一個最無成就的學生，曾經曆多次小考，連秀才都沒有考上。董先生對小剛伯十分客氣，剛伯經常趁背書的機會，揪他的胡子，玩他的煙袋，甚至有時候把他的辮子系在椅子上，或是放個小蟲子在他的衣袋裡，董先生總是一笑了之，從來不責備他。初讀書的孩子，總是先讀完第一部，再讀第二部。要幾年以後，才同時讀兩三種書。祖父教他讀書的順序：一是《朱子小學集解》；二是《孝經》；三是《論語》；四是《孟子》；五是《大學》；六是《中庸》；七是《詩經》；八是《書經》；九是《易經》。這些書限在兩年内讀完。
沈剛伯七歲時，父親沈明道從日本留學回國，任教于武昌普通中學堂。他們全家移居省城。祖父每年夏天返鄉度暑，年節往往返鄉度歲，其餘八個月全用來教孫子讀書。課程是上午讀經，晚上讀詩（用沈德潛編《古詩源》做課本）。下午讀古文（古文詞類中選出），寫大字一張，小字一百，逢三、八做文章一篇。祖父回鄉時，仍是按時作文（題目是他預先出好留下）。兩年内，除讀詩文外，還依次讀完了《左傳》、《國語》、《國策》、《周禮》、《禮記》。以後兩年，每天早起溫經書一卷。其餘時間用來圈點《春秋》公、谷二傳和《資治通鑒》。每天點完若幹頁後，便呈祖父審閱，點錯了地方，祖父便用墨筆改正。他在祖父的督責之下，兩年内完成了這幾部書的圈點工作。
沈剛伯11歲時，考入湖北方言學堂。那時他的祖父已經65歲，從此返鄉，不再涉足城市，也無法顧及孫子的學業。沈剛伯在校三年，學習非常用功，廢寝忘食，到了夜晚總是用微弱的燈光看書，以緻将眼睛弄成了近視。他看完了《莊子》、《荀子》、《史記》、《文選》、《讀書方輿記要》，乃至《金剛經》、《華嚴經》都看過。《六祖壇經》他是當小說看的。這三年中，他曾經細加玩味過的書刊是《通鑒論》、《宋論》、《明夷待訪錄》和《新民叢報》。他說，我學到的一點知識都是從這四部書（刊）中得到的。
1911年，沈剛伯先生在湖北方言學堂畢業，時年14歲。次年考入湖北文華高等學堂，剛上幾個星期的課，武昌首義爆發。此後世道變了，學制也變了。1913年4月，沈剛伯先生接到父親來信，要他赴省城報考大學。他的理想是報考北大，由于時局未甯，其父不準北上，不得已隻好報考武昌高等師範學校。入校後，他寫了一篇《述志》的短文，寄呈祖父，報告他選學師範學校的理由。原文如下：
歎天地之悠昧，傷邦國之杌隍。
争美景而學制，妄自擾之庸劣。
嗤誇父之飲河，哀望帝之啼血。
審事理之相乖，信義必之當絕。
臨歧途而徘徊，怅去從之難決。
将量才以适性，豈苟圖乎哺啜。
無開物之天工，乏和露之玉屑。
厭糟粕之韬鈴，鄙迂陋之綿絕。
振木铎于文教，救玉蘭之摧折。
姑舒卷而随時，從污隆以養掘。
講學杏壇 屆滿周甲
1917年，沈剛伯（時年21歲）在武昌高等師範學校畢業，即留校附中教授曆史與英語。1924年沈剛伯考取官費留學，入英國倫敦大學攻讀埃及學、英國史、憲政史，留學三年半時間。1927年畢業回國，經俞大維介紹，至中山大學任教。1931年沈先生到南京任中央大學曆史系教授，先後開設“西洋上古史”、“西洋通史”、“希臘史”、“羅馬史”、“英國史”、“俄國史”、“印度史”、“法國大革命史”、“西洋文化概論”等專門史和國别史的課程。當時能在大學裡專門講授如此繁多的世界曆史課的國内尚不多見，實為在中國開辟世界史研究的先驅，且是一位有史學、史才、史識和史德的學者。他講課娓娓道來，如同目擊，猶如長江大河一瀉千裡，滔滔不絕卻又有條不紊。沈剛伯和地理系胡煥庸是當時中央大學最叫座的教授。
沈剛伯先後任湖北省教育廳秘書，武漢大學、中山大學、中央大學曆史系教授兼中央大學曆史系主任。還在金陵大學、東北大學、中央幹部學校、政治大學、台灣大學、輔仁大學、柏林自由大學任教。1932年，他的好友原中央大學校長朱家骅任民國政府教育部長，勸他出任教育部次長，被婉謝。沈剛伯曾先後應邀出任招生委員會委員，負責命題、主試和評卷工作，堅持以成績為錄取學生的準則。朱家骅改任交通部長時，又勸他出任交通部次長，亦被謝絕。
1942年秋，沈剛伯繼金毓黻出任中央大學曆史系主任。他為提倡對西北邊疆問題的研究，組織邊疆研究會，延請專家講授維吾爾文，聘韓儒林先生講授新疆史、蒙古史，請金毓黻先生開設“東北史”課程。所以，在國内大學的曆史系中重視邊疆史研究者，首推他主持的中央大學曆史系。抗日戰争時期，中央大學遷重慶，他又應邀赴川省各校講學。1944年，他到四川三台的東北大學任教授。抗戰勝利後任教于南京臨時大學，1946年到南京中央政治學校（1947年改名國立政治大學）任教，仍在中央大學曆史系兼任教授。後在國立編譯館工作。他任教時間最長的是中央大學，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直到1945年抗戰勝利，曆時14年。
1948年，沈剛伯已應胡适的聘請，拟赴北京大學任教。因當時教育部長朱家骅力邀，乃渡海赴台，任台灣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院長及曆史系主任，并代理教務長。沈剛伯先生在主持台灣大學文學院期間，緻力于院務的推進和學術水準的提高，不遺餘力，設立了考古人類學系、圖書館系，加上原有的中文、外文、曆史、哲學四系，使台灣大學文學院有了六個系。1949年增設文科研究所，後于1956年增擴為中國文學、曆史、哲學、考古人類學4個研究所，1966年又增設外國語研究所。1967年起中國文學研究所和曆史研究所招收博士班，把曆史研究所的碩士班分為一般史學、近代史、中國藝術史三組。他并全力協助發展校務，安定師生生活，布置讀書研究環境，使校内一時的混亂情勢頓時為之一清。1950年11月，台灣大學校長傅斯年病故，沈剛伯代理台大校長至次年4月。後又與錢思亮校長着力構建“台大精神”，為台灣大學校歌填詞。1954年3月，沈剛伯與在台史學家組織成立了台灣的中國史學會，任理事長。理事會與監事會成員中有胡适、張其昀、方豪、錢穆、李濟、姚從吾、羅家倫、蔣廷黻、蕭一山、勞幹、郭廷以、劉崇宏、張貴永、董作賓、毛子水、朱家骅、李宗侗、淩純聲等學者。沈剛伯還與考古學家李濟在台灣共同主持“中國東亞學術研究計劃委員會”工作，開展了東亞各國漢學家與西方各國漢學家之間的許多學術活動。
1961年，台灣大學圖書館學系成立，由當時的文學院院長沈剛伯兼系主任。先生雖非專長于國學，但是對于充實該系的圖書設備以及師資延攬卻十分關注，使得該系能夠在良好的環境、優良的師資和設備之下茁壯成長。先生治學嚴謹，為人和藹可親，對同學均深緻期許，常說“士之緻遠，先器識後文藝”。1965年6月，圖書館學系第一屆畢業同學共25人，沈剛伯先生贈言：“圖書館學系是台灣大學的一個新系，我們要養成日新又新的精神，不斷吸收新知識，學習新方法，擴充新設備，培養新人才，以刷新發揚我們已有了兩千多年曆史的圖書館事業和學問。”同年先生應邀赴西柏林自由大學講學一年，回國後專任曆史系教授。1970年沈剛伯以其學貫中西、開史學新風、對中國史學及文化與外來文化之關系的獨到見解，被遴選為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1973年退休後，仍繼續任教台灣大學并應聘為輔仁大學講座教授。
沈先生晚年緻力于國史及中國文化的闡發，并對中西上古學術思想作比較研究，解析入微，見地新穎。他一生淡泊名利，不求聞達，全心貢獻于教育事業。先生賦性淡泊，不重修飾，長年一席長衫，一頭亂發，一支香煙，被譽為“台大八景之一”，和那位大熱天還穿長袍的學生李敖并列為“怪景”。沈先生終生信守的箴言是：量才适性，敬業愛人。他說：“惟有量才适性，才能成就其融貫古今，博通中外的大學問、大見識；惟有敬業愛人，才能講學杏壇前後60年，淡泊自甘，不改其樂，作育英才，功在國家。”
作育英才 甘為人梯
沈先生對如何辦好大學教育是做過深入研究與實踐的。他先後撰寫有關教育的文章有《五十年來的教育》、《今日之大學教育》、《今日的大學和社會》、《為學之道：博、貫、約》、《論大學入學考試》、《從新生入學考試到升學指導》、《德育的重點——對社會而言》、《如何鼓勵青年從事本國古代史的研究》、《讀史與修身》、《教師節後說教師》等。沈先生雖然終身緻力于大學教育，但是他不忘關注小學教育。他說：“今日最迫切、最重要的問題不在于大學教育，而是小學教育、職業教育和師範教育之急需充實、改進、擴充與加強。社會上的多數人偏值此而不顧，而苦謀大學的擴張，真未免太緩其所不當緩，而急起所不必急了。”他說：“根據我小時候讀書的經驗，深信小學教育之重要遠在大學教育之上，因為一個人的志趣完全是在小時候培養成的，所以我認為至少要注意以下三點：
一是注入式的教育遠不如鼓勵兒童自動閱讀之有益。
二是抽象的理論千萬不可強迫兒童閱讀，讀了是會發生反作用的。
三是兒童讀物務須文字簡明優美，枯燥蕪穢的作品絕不能教育學生攻讀，寫出來是白費紙筆，教起來更是浪費光陰。我從志學之年起，便想寫一套富有啟發性的兒童讀物，然而年齡愈大，便愈覺下筆不易，世變愈急，更愈感選擇材料之難，荏苒至今，而已，而已！”
在高等教育迅猛擴張而基礎教育又偏于應試的今天，沈先生的這些教導聽來尤其讓人感慨歎息。
沈剛伯先生終身以教學為樂而不改其志，精研曆史終身不辍，主要原因是他接受了祖父的教育與熏陶。他說：“我對祖父十分崇拜，他的一言一行，都對我産生極大的影響。如祖父生平痛惡抽鴉片和打牌賭博，我至今不打麻将；祖父主張童子不衣裘帛，我到了23歲才穿羊皮袍；祖父不惡衣惡食，我便習慣了衣履不整。祖父生平最痛恨貪官污吏，常說：書不可不讀，不讀書，便不能明理，不知做人；一作官，就得同流合污，縱不存心害人，也會無心誤事。”
抗戰時期，山河破碎，國土滄喪，有少數知識分子悲觀情緒濃厚，思想消沉，産生了出家學佛的念頭。他有一位好友原中大教授羅膺中先生來書勸其學佛，遭到沈先生拒絕，并賦七律一首作答：
典卻春衣自怯寒，來書讀罷暗心酸。
憂時故應肝腸斷，謀道空教智力殚。
彼岸終當參禅座，此身久已誤儒冠。
相期莫問興亡事，卧看飛花片片殘。
抗戰後期，一個初春的假日，朱家骅(時在任教育部部長)忽到沙坪壩中大宿舍，找他同往南開中學散步。彼時梅花初放，寒氣頗重，池水澄清，遊魚可數。他們席地曝日，看翠鳥飛鳴，話甯城舊事，頗生感慨。朱家骅凝思良久，忽然說：“我這個諸葛亮，是失敗定了，你這個文中子（元代儒學大師王通）到底做得成績如何呢?”沈剛伯笑答曰：“先生自可做諸葛孔明，幸勿拖我下水，我是身無大志之人，至多隻想學學王通罷了!”沈剛伯先生不是王通，卻勝過王通，因為他不僅是一位卓有成效的教育家，更是一位學貫古今、博通中外的曆史學家。他在《我幼時所受的教育》一文中寫道：“我七年中所讀所閱的書差不多全是曆史，而且是古代曆史。這使我從小就步入了古史之門。我點完《通鑒》之後，緊接着看《讀資治通鑒》，立即覺得它文筆蕪穢，幾難卒讀。因此我對北宋以後的曆史永不感覺興趣。‘九經’的本身原是我小時便能欣賞的，可是強記朱注，看爾雅的結果使我對文理訓诂之學同樣生厭，所以我看經書隻是從裡面尋找史料，而不是探求哲理，隻是欣賞文詞，并不講究訓诂，真是看得六經皆史了。”
從這段回憶中，我們不難看出，沈剛伯在幼年時的曆史知識已是相當淵博。成年之後，他又赴英國倫敦大學留學，專門攻讀西洋史。他還去歐美許多國家，參觀訪問各國的大學，出席了不少國際性學術會議，因此他對外國曆史十分熟悉。沈剛伯先生有一隻裝有重要手稿從不示人的小箱子，學生稱之為“八寶箱”。而他未出版專著，而是把精力孜孜不倦地放在教課上，其學術業績主要都在受業學生的筆記上。對此，他解釋說：“學無止境，思想見解不斷演進，對事物評價并非一成不變。但有些人少壯時以某學說一舉成名，經其餘生，則全力以辨護（其）舊說；雖或自覺昨非而今是，也缺乏承認之勇氣，結果（其）學問恒無進益。所以真正代表一個人思想的，應是他身後遺留的著作。”先生的論文49篇收錄于《沈剛伯先生文集》，是他一生學術見解與思想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