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南高史地學派因《史地學報》而得名。《史地學報》是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史地研究會的機關刊物，史地研究會則是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後改為東南大學）文史地部和其他科系學生的聯合組織，其成員以文史地部學生為主。史地研究會的前身是成立于1919年10月1日的地學研究會。此前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學生研究會中，因為學校隻有國文專科，而沒有文史地部，故而研究會中惟獨史地方面付之阙如。1919年，國文科改為文史地部，學生們就有了增設地學會的創意，此意得到了柳诒徵和地理教授童季通的大力支持，從而有了地學會之成立，共有會員67人，以龔勵之為總幹事。成立後，柳诒徵曾在該會做“人生地理學”等講演。1920年1月19日，地學會換屆選舉，諸葛麒任總幹事，會員發展為73人。5月13日開會，“初會員鑒于地學與史學，似不宜偏此忽彼”，并提交大會讨論，決定改地學會為史地研究會，通過簡章。史地研究會以“研究史學、地學為宗旨”，“凡本校史學系、地學系或其他各科系同學有志研究史地者”及“本校畢業同學願入會者”皆可成為會員；會務分讨論、演講、調查、編輯等項；會員始終維持在近百人之間，諸葛麒、陳訓慈、胡煥庸、向達等先後擔任總幹事；張其昀、陳訓慈、缪鳳林、陸維钊等人相繼擔任總編輯或編輯主任；柳诒徵、竺可桢、白眉初、王毓湘、朱進之、梁啟超、徐則陵、陳衡哲、顧泰來、蕭純錦、曾膺聯、杜景輝等擔任指導員。
南高師校内的各種研究會每年都出版會刊，如哲學研究會每年出會刊2冊，體育研究會每年出會刊一冊，所以史地研究會成立以後就開始着手籌備會刊。史地研究會第二屆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從事會刊的籌備和地質考察，但會刊并未誕生，倒是地質考察活動進行的有聲有色，先後去雨花台、栖霞山、燕子矶、龍潭等地旅行考察。在胡煥庸任總幹事期内，籌備刊物成了頭等大事；“本會以中國史地界之沉寂，拟就力所能及，出其一得，以供社會之商榷，久蓄此意，至本屆始決定”；為了慎重起見，史地研究會開了3次編輯會議，并征求指導員意見，在此基礎上議決了會刊——《史地學報》的各種問題。由于準備充分，南高師出版委員會認定史地研究會會刊《史地學報》為南高師叢刊之一，由上海商務印書館承印發行。校方的承認，對史地研究會會員來說實為極大之鼓勵。1921年7月，《史地學報》第一期集稿完成，寄往上海商務印書館，但商務印書館因印刷業務繁冗，至該年11月方始出版。如此，《史地學報》真正面世是在史地研究會第四屆時期。從1921年11月到1926年10月，《史地學報》共出版了4卷21期，初為季刊，自二卷二期始改為月刊（寒暑假除外）；1925年三卷八期出版後，四卷一期至1926年10月方始出版，但成絕響。《史地學報》所設欄目（門類）有卷首插圖、評論、通論、史地教學、研究、古書新評、讀書錄、雜綴、世界新聞（時事紀述、地理新材料、中外大事記）、氣象報告、書報紹介、史地界消息、調查、史地家傳記、談屑、專件、選錄、書報目錄（書籍、雜志、論文）、會務（紀錄、會員錄、職員錄）、通訊、史傳、地志、論文摘述、表解等，但并非每期雜志均包含上述門類，而是視來稿情形而定。
除了《史地學報》以外，史地學派同人還先後辦有《史學與地學》、《地理學雜志》（《方志月刊》）、《史學雜志》、《國風》、《史地雜志》等刊物。在這些刊物上，柳诒徵、竺可桢、陳訓慈、張其昀、缪鳳林、鄭鶴聲、胡煥庸、向達等人發表了大量有關史地學方面的文章，于史地之學多所措意。他們反對新文化運動中表現出來的浮誇和偏頗，将史地之學視為實學；主張成立全國性的學術團體以共同進行史地研究；他們對中小學校的史地教學甚不當意，主張改善中小學校史地學的教學方法和教材，以圖普及史地學。南高（東南大學）頓時成為南方的學術重鎮，南高史地學派也隐為當時可與北大新文化派相抗衡的學術派别之一。本文即以南高史地學派為中心，重點探讨其為創建中國史學會所作之努力[1]。
二
傅斯年在1928年說，“曆史語言學發展到現在，已經不容易由個人作孤立的研究了，他既靠圖書館或學會供給他材料，靠團體為他尋材料，并且須得在一個研究的環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補其所不能，互相引會，互相訂正，于是乎孤立的制作漸漸的難，漸漸的無意謂，集衆的工作漸漸的成了一切工作的樣式了”[2]，從而有了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的成立。中研院史語所是中國近代學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學術機構，它團結了當時學界的一時翹楚，培養了大批後來獨步中國學界的年輕後勁，努力将東方學正統争回中國，是團體研究的成功典範。
事實上，在傅斯年領導的中研院史語所成立，發表《曆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之前，南高史地學派已經在倡導成立一個集合同行學者共同交流、出版學術期刊、策劃并推動學術合作計劃的組織、團體、研究機構。1922年，陳訓慈在《史地學報》一卷二期上發表了《組織中國史學會問題》一文，呼籲成立全國性的史學會。他認為，古代多有史館，集合學者從事纂修，他們搜查編訂，分工合作，已經有史學會的精神了；而西方則在16世紀後葉出現了專門的考古團體，其後不久就出現了法國古碑銘皇家學會（Royal Academy of Inscriptions and Medal）等專門學術團體，“自後史學研究，日臻發達，至十九世紀中葉，各國史學會興起日多”。截至1908年，英國有史學會28個，法國26個，德國38個，比利時7個，而且史學會的數量與該國的史學研究水平成正比，德國數量最多，其曆史研究水平也是國際領先。當時世界範圍内的史學研究，就其研究成就而言，确實德國傲視全球。返觀中國，學術不振，出版界也相當沉寂，其因全在沒有專門的史學團體。組織專門的史學會已經成為刻不容緩之事，它将在三方面發生重要影響：一、促進實學之研究。專門的史學會将使知識界空氣由浮虛而趨于笃實，而所以說明源流，促起真實之研究者，史學會其尤要者也。二、表白中國文化。以史學會為中心，于古文化作忠實之研究，以發現完全之過去，畀中國文化以正當之地位，使外人明了中國的地位，則史學會不但有功于中國文化，且有助于世界文化。三、增加與保存史料。考古發掘事業，我國尚無人為之；且“吾國古物其有舊藏或發見者，多為外人收買，而當代之史料，又散佚無人注意，收集而保存之，實史學會之責也”。上述三端僅是舉其大者而言，“至于研究史之教法，利用史學以為他學之取用，乃至間接裨助社會，其重要者尤有不可勝言者”。明乎此，史學會開展的工作将有：1、整理舊史；2、編訂新書；3、探險考察；4、保存古物；5、組織圖書館博覽室；6、參預近史a促進清史之編訂b發行年鑒為研究資料c搜集無人注意之物，可為最近之史料。
史學會的功用和任務明确了，可是如何運作，其成員構成如何呢？陳訓慈認為可以由國中各大學的史學教授和專門史家聯合發起組織，然後征集志同道合的博學之士，多方籌措經費，建築集會之所，以圖漸次擴充。同時，國中有識之士也可自由組合，形成一定的研究團體，務必使我國的學術研究水平能與西方并駕齊驅，攜手共進。
一年過後，陳訓慈又将成立史學會的緊迫性提升到中國急需開展一場史學運動的高度，對史學會的運作也有了進一步看法。1923年，萬國史學會召開，中國無代表與會，實為“邦家之奇恥巨辱”。在陳訓慈看來，中國各學術中，以史學最為發達；而史學在世界各國，又以中國最為美備。西方歐美史學向來落後于中國，但近數十年來卻淩駕于中國之上，究其實就是西方學者成立了學術研究團體，開展了史學運動，而史學運動的中心就是成立專門的學會。當時中國并非沒有學會，如亞洲學術研究會、學術研究會、丙辰學社、尚志學會、中國地學會等，但專門的史學研究會卻尚阙如。“若勉求其他從事史地研究之結合，則有北高之史地學會與南高之史地研究會；然此皆學生課餘之團結，限于學校一部；審慎名義，殊未敢自侪于專門之學會。”[3]明乎此，建立專門的史學會就顯得非常之急迫與重要，這就需要國内學者團結起來，以史學會為中心，共同緻力于學術研究。史學會可開展之主要事業有：古史之開拓，西洋古史之再造，以及古文明之發見，多賴掘地事業之發達；舊史之全般整理；近代史料之搜集；地方史迹之保存；曆史博物館之建設；學校曆史教學之統籌改造，并進謀曆史常識之普及。
為了促成中國學術之發達，形成規模宏大的史學運動實為當務之急；而形成規模宏大的史學運動則以成立學會為前提，如此則“根本之圖，尤當注意人才之培養”。當時中國學界專門的史地學者“自若幹耆宿以外，新進中實不多觏”，而且“耆學宿儒往往與新進學者各不相謀”。為改變此種現狀，陳訓慈認為，此後高等院校的史地二系都應擴充增設，留學國外的也應有人專修這兩科；對于有志于專攻之青年學者，更應當設法補助他們的經濟，使得他們不至于為稻糧謀，可以畢生研究；長此以往，專門研究人才增多，大規模的史學運動就可以全方位展開。
陳訓慈的主張可謂是南高史地學派的共同呼聲。徐則陵在談及中學曆史教學的設備問題時，就認為，“一種學問之成立，必經幾許研究，學術共作尤為今日當務之急”[4]。作為史地研究會的指導員，徐則陵在南高師講授歐洲文化史和史學方法等課程，是“我國真正讀通西洋史的少數人之一”[5]，他也不時應邀給史地研究會會員作演講，陳訓慈等人注重學會建設，應與徐則陵有一定關系。
在陳訓慈發表《組織中國史學會問題》一文同時，缪鳳林發表了《中國史之宣傳》作為對陳文的補充。缪鳳林認為當時海外學者對中國史的研究存在很多謬誤，“西人雖有研究吾國曆史之志願，以文字之不同，典制之睽隔與史籍之浩如煙海，決難有成。際此以宇宙史為的之日，自我表揚，宣傳吾國之曆史，以答彼土之需求，因而免去種種誤會，實吾史學界之天職。”要宣傳國史，“非特組史學會，造就專門人才不為功”。缪鳳林以為，史學會成立以後，不宜單獨存在，最好附設在國内高等學校史學科中，并特設國史宣傳部，挑選兼通中史和西文，并有志于終身宣傳事業的年富力強的學子，在免除學雜費之外給予一定津貼，悉心培養。十年後，他們“以西文編纂翔實之國史，次及各種學術史，制度史……行銷各國，或任各國大學教授，或赴各國巡回講演，使西人了然于吾國之曆史文化，不緻因誤會模糊而生種種惡果，國際地位，學術榮譽，兩利賴之矣”。[6]可見，史學會的成立和人才的培養，有助于提高民國學者在國際學界的地位，并獲得國際性的學術榮譽。但缪鳳林此際主張的史學會，依然隻是局限于各大高校的史學會，此意很可能是為了以後成立全國性的史學作力量上的積蓄和運作上的準備。
較陳訓慈和缪鳳林低一級的鄭鶴聲，也主張“學術研究，端賴衆功”。“而今内外交通，吸收發揚，有應接不暇之勢。史地疆界，日益拓廣，任重道遠，更非合作不為功。試觀今歐西史家之言中國史者，率臆度虛測，謬誤滋多。若不自起整理，則辱沒國體，遺羞學術，不知伊于胡底。”[7]與缪鳳林一樣，鄭鶴聲也是基于糾正國外學者在中國史研究方面普遍存在的謬誤而倡導學術研究上的合作。鄭鶴聲所提倡的學術合作采取什麼方式呢？那就是成立史學會。他認為學術研究，本無畛域；南高師史地研究會的成立，僅是倡其先聲，“深盼海内之士，分道揚镳，同懷目标，成此宏圖”[8]。
揆諸當時史學界情狀，成立史學會并非是僅南高師一家。在南高師史地研究會成立之前，武昌高等師範學校和北京高等師範學校都成立了史地學會。北京大學曆史系也在南高史地研究會成立前後籌備成立史學會，但因故中辍。朱希祖在北大史學會成立會上曾說：“我們在兩年前已經發起組織史學會，辦史學雜志。因為學校常有罷課的事情，欲成立而停止的已數次。”[9]在北大史學會成立之前，北大曆史系學生曾發起史學讀書會，該會後來成為北大史學會成立的基礎。但南高師史地研究會、北高師史地學會和北大曆史學會等都是局限于一校的學會組織，并未牽涉到其他高校，更遑論南北史學會之間的通力合作。但陳訓慈等人謀求成立全國性史學會的創想，在當時而言是具有相當的學術前瞻性的[10]。
南高師史地研究會成立伊始，就相當重視與外界史學會的聯系，以圖共同促進史學發展。如北高師史地學會1920年出版會刊《史地叢刊》2期後，因種種原因停頓多時。南高史地研究會認為，“北高《史地叢刊》，自《地學雜志》外，實導史地界定期刊物之先”，對于它的停頓，深為惋惜。見到《史地叢刊》複刊後，南高史地研究會同人為之欣喜不已，并希望“異日與本報（指《史地學報》）左提右挈，以昌明吾國之史學地學”[11]。北高師史地學會對南高師史地學會甚為投契，雙方互相交換會刊，“聲應氣求，志趣相合”[12]。
時人認為南高與北大隐然對立，互相排斥，但南高史地研究會對此并不以為意。北大史學讀書會成立不久，史地學派成員就對其作了較為詳盡的報道：
北京大學史學系學生張國威、王光玮等十二人，于本年四月發起組織史學讀書會。其意見書略謂（1）當今史學以普遍史為歸，欲各方并觀，有賴于解各國文字者之助。（2）史學關系各種科學特盛，尤須專究各門者協力共進。（3）故該會目的，将以自由研究之精神，整理國史，以貢獻世界。并訂有簡章十三條，内述其研究暫分本國史，外國史，科學史三組；其會務則為（1）讀書報告（2）名人講演（3）與外界通信研究，調查史料雲雲。
并認為北京大學學生自組的學術團體很多，唯獨史學會久付阙如；“今有此組織，必能發揚有為。吾人對此友會，謹表示誠懇之同情與希望”[13]。因為将北大史學讀書會認做“友會”，所以南高史地研究會專函與之聯絡，但北大史學讀書會卻未曾給予回應。盡管如此，南高師史地研究會還是一如既往地關注北大史學讀書會的發展。當北大史學讀書會發展成為北大史學會後，南高師史地學派“爰謹紀之，且以表吾人之愉快與希望”[14]。
當時中國學界南北學統間的無形對立，使得成立全國性的史學研究會成為一種不可能。大本營初期在東南大學的學衡派對北大新文化派，尤其是矛頭所指的胡适等人的肆意批評和攻擊，初顯南北學派之間的差異。史地學派在反對新文化運動過激行為，弘揚傳統文化上，與學衡派達成共識。他們還與北大後勁顧颉剛倡導的疑古運動發生了論戰，雙方你來我往，激戰于先秦古史問題。雖然最終結果，雙方都未曾有足夠的理由說服對方，但就社會反響和支持力量而言，在表層上，古史辨一方獲得了勝利。從學衡派對新文化運動，尤其是對胡适治學的批評，到史地學派與古史辨派的論戰，無不說明了南北學界之間存在巨大差異和對立。按照胡适的說法，就是南北治學精神存在差異。南北兩方面的學風存在很大差異，“南方史學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學能信古而學問太簡陋。将來中國的新史學須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學工夫。”[15]就大緻情況而言，當時南北學風差異确實如此。此種差異反映到學校之間，就無形中形成了南高（東南大學）與北京大學之間的對立[16]。當時南高史地研究會緻函北大史學讀書會，試圖聯絡感情而無回應，就在一定程度上彰顯了北方學界以正統自居，對南方學人的學術活動不甚在意的一種心态[17]。此種情狀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如果沒有強有力的外界因素的影響等原因，南北史學界聯合而組建成全國性的史學會隻能是一種空想。
三
1925年，東南大學發生了“易長風潮”。教育部免去郭秉文東南大學校長職務，改任胡敦複為校長，引起了部分師生的不滿。柳诒徵牽涉其中，處境尴尬，最終憤而出走東北大學，與先他而至的缪鳳林和景昌極等人會合。此時，竺可桢也因不滿東大部分師生對部聘校長胡敦複的過激做法，而應商務印書館之聘；梁啟超在1923年就離開了東南大學；杜景輝也在1923年11月病逝；陳衡哲留甯半年後回到四川；徐則陵擔任曆史系主任不久，就轉而主持教育系；顧泰來在東南大學任教不久，就遠走北京供職外交部；白眉初也在南高師任教不久，回到北京高師。絕大部分指導員的離去，使得史地研究會會員無從請教治學津梁；其中又以柳诒徵和竺可桢的離去損失最大，因為平時史地研究會開展的具體活動和學術論文的撰寫都是由他們二人負責。1923年，胡煥庸、陳訓慈、張其昀、缪鳳林和諸葛麒等人的離校，意味着史地研究會骨幹新陳代謝的開始；1925年，向達、鄭鶴聲、劉掞藜、陸維钊等人的畢業離校，更是史地研究會核心成員的風流雲散。後繼的史地研究會成員中，很可能缺少上述諸人的才幹，雖然陳登原曾經主持過史地研究會，但僅憑一人之力，實在是回天乏術。因東大“易長風潮”影響，《史地學報》3卷8期延至1925年10月出版，而其終刊号4卷1期，更是拖至1926年10月方才問世，其間間隔長達一年，可以想見當時史地研究會人才之匮乏。
雖然當時史地學派成員星散各處，但他們并未放棄成立全國性史學會的努力。柳诒徵認為，“欲明宇宙之真相，舍治史地，其道無由”，“欲知國家之真谛，舍治史地，其道無由”，“欲識人生之真義，舍治史地，其道無由”[18]。與陳訓慈、張其昀、缪鳳林、向達等人商議成立中國史地學會事宜，在諸生支持的情況下，成立了中國史地學會，發刊《史學與地學》雜志。中國史地學會會刊《史學與地學》并未刊載有關該會的詳細情形，僅就目前所知，成員依然為南高師時之師友，柳诒徵擔任總幹事，具體的編輯和問題商榷等事項由任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的向達和張其昀負責。從《史學與地學》刊發文章來看，也以史地研究會同人為主。所以，我們可以認定柳诒徵等人組建的中國史地學會雖然以“中國”為号，但他其實是南方學者，或者說是南高學人的一個自發組織，地域限于江浙一帶，成員也為南高師舊人，故而完全是一個地方性組織。
1928年，胡煥庸留法歸來，任教中央大學，并和張其昀一起創辦了《地理雜志》。本來《史學與地學》将曆史學和地理學都囊括其中，現在張其昀等人另創《地理雜志》，并與缪鳳林、陳訓慈、範希曾、鄭鶴聲等人倡議另創《史學雜志》以呼應之。“蓋孿生之子自毀齒而象勺，雖同幾席而各專其簡策之通軌也”[19]。既然猶如孿生兄弟的史學與地學已經分家，中國史地學會之名就有點名實不符了。經過醞釀，1929年1月，南京中國史學會成立，并于同年3月創刊《史學雜志》。無獨有偶，北方的朱希祖等人也與柳诒徵等人差不多同時組建中國史學會。1929年1月7日，朱希祖作《發起中國史學會的動機和希望》一文，表達了自己發起中國史學會的三種動機和七種希望。1929年1月10日，朱希祖與張星烺、羅家倫共拟中國史學會簡章。1929年1月13日，“中國史學會開成立會，到會者，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師範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女子師範大學六校教授、學生共九十四人，推公為主席，并以七十四票，當選為首席委員（其次為陳垣六十票，羅家倫四十九票，錢玄同四十三票，王桐齡四十一票，張星烺三十九票，沈兼士三十三票，陳衡哲三十一票，馬衡三十票，候補者陶孟和、袁同禮、蕭一山、劉崇鋐、翁文灏五人）”[20]。1929年1月20日，開中國史學會第一次委員會，朱希祖當選為主席及征審部主任。
南北學界同時出現中國史學會，說明史學界對于協作治史已經在某種程度上達成了共識，在理論上為成立全國性的統一的中國史學會打下了基礎。但南北兩方的中國史學會均無多大建樹，未能使對方心悅誠服。南京中國史學會與南高史地研究會和中國史地學會一脈相承，研究旨趣和成員大體上相對固定。《史學雜志》以“發表研究著作，讨論實際教學，記述史界消息，介紹出版史籍”為宗旨，對國際史學界的動向依舊給予很大關注。1928年8月，國際曆史學會第六次大會在挪威首都奧斯洛舉行，陳訓慈在1929年3月出版的《史學雜志》創刊号上作為史學界消息加以報道，然後在1929年5月出版的《史學雜志》第1卷第2期上專門從美國《史學雜志》譯載了《國際曆史學會第六次大會記》，認為“此次盛會，中國雖未有代表參與；然史學研究之國際合作近況，與各國研究之趨勢，當為國内研治史學者所注意……吾人以中國人之地位而言，尤望國内學術界得循政治之漸趨安定，而有健實之進步，屆時國内史學界再不緻如此次之漠視此會，而能由學術團體與政府之合作，推定代表前往參與也”。此外，南京中國史學會還出版了《南京中國史學會叢書》，計有桑原骘藏的《蒲壽庚考：唐宋元市舶史料》、柳诒徵的《中國文化史》、缪鳳林的《中國通史綱要》和《日本論叢》、陳鼎忠的《通史叙例》和《六藝後論》等。在刊布同人著作的同時，希望能擴大南京中國史學會的影響。而北京的中國史學會在具體事業規劃上較南京中國史學會詳明，但這些活動最終都沒有切實有效地進行[21]。北京方面中國史學會的成立和所拟開展的具體事項，說明身在中國學界主流圈子的學人開始有意識地借鑒國際史學會模式來建設中國史學。就此認識而言，北方學人明顯滞後于以柳诒徵等人為核心的南高史地學派；而柳诒徵等人在成立中國史學會之際，前冠以“南京”二字加以限定，很顯然從前此之中國史地學會的運作中認識到，南北史學界存在很大差異，在短時期内很難溝通，所以自囿于“南京”一地。
盡管中國史學會事不可為，但在地方性的史地學團體建設方面，陳訓慈等人開展得有聲有色。1936年1月12日，陳訓慈等在浙江省立圖書館舉行了浙江中華史地學會成立大會，以研究史地，闡揚民族精神為宗旨。會議選舉陳訓慈、李絜非等9人為理事，劉文翮、蔣君章等五人為候補理事。同年12月27日舉行本屆年會，并決定改名為浙江史地學會，會議選舉張其昀、陳訓慈、董世祯等9人為理事。抗日戰争爆發後停止活動。在浙江中華史地學會開始運作時，另外一個地方性史地學團體——吳越史地研究會，也于1936年2月，由一部分熱心研究江浙古文化的學者在上海發起，李濟、柳诒徵、朱希祖、缪鳳林、董作賓等人參與了發起注意事項的讨論。1936年8月30日下午在上海八仙橋青年會舉行成立大會，與會者有甯、滬、杭等地會員60餘人，蔡元培任大會主席。大會通過的《簡章》規定：“本會以研究吳越（暫以江蘇、浙江兩省為限）史地為宗旨”，“凡有志研究吳越史地者得申請入會……”，“本會設于上海，并得于江蘇、浙江兩省設立分會”[22]。大會推舉蔡元培為會長，吳稚晖、鈕永建為副會長，衛聚賢為總幹事，馬衡、柳诒徵、何炳松、李濟、陳訓慈等任評議，朱希祖、呂思勉、缪鳳林和張其昀等人任理事，董作賓等為常務理事。
雖然南高學人參與、發起了一些地方性史學團體，并徐圖擴大至全國；北方的清華大學曆史學會、燕京大學曆史學會、北平研究院曆史學會等也都開展了不少工作；但于中國史學會的建設卻有無從着力之感。1933年在華沙召開的國際曆史學會第7次大會，中國史學界卻依舊無人與會。位居中國史學主流的北京學術團體，尤其是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等機關未曾派人參加，說明傅斯年等學人在中國史學會建設問題上所給予關注程度不夠[23]。當時中外史學交流比較頻繁，一些中國學人如王國維和陳垣等人都取得了很高的國際聲望。對于史學大國未曾參與，國際曆史學會也頗為注意。1936年底，國際曆史學會會長田波烈應上海各大教授會常委康選宜邀請來華。“康氏以中國至今無曆史學會之成立，對于史學之研究亦不甚注意，故特約田氏來華講學，以提高國人對史學之注意，并促進中國曆史學會之成立。康氏抵平後，與平方曆史學者研讨結果，認為确有從速組織中國曆史學會之必要，并決定由北京大學曆史系主任姚士鳌先生及清華大學曆史系劉主任負責在平聯絡發起；中央大學羅校長負責在京聯絡發起；上海方面則由康氏南返後進行，務期趕速成立，并希望派代表出席一九三八年在瑞士舉行的國際曆史學大會。”[24]該消息說北京方面由姚士鳌和所謂的劉主任負責等，未提及顧颉剛，可能初始商議結果如此，因為登載此則消息的出版日期為1936年12月10日，可能未及當時最近的發展動态；但後來的相關籌備運作事項均與顧颉剛發生了莫大關聯。1936年12月1日，顧颉剛與陶希聖、連士升一起到北京飯店拜訪國際曆史學會會長田波烈，商議組織中國曆史學會以便加入國際曆史學會事項[25]。具體讨論問題主要有中國入會問題、入會後中國政府之援助與中國的财政擔負和中國曆史學者即時開始史學工作之條項等。次日，田波烈緻函顧颉剛，請他協助進行此事。在田波烈給顧颉剛的信中，田氏表示“我願意并且希望你能領袖着把它組織起來”，“我也相信沒有人比你更有資格來輔助這件偉大的工作”[26]。同時還附上“中國曆史學者訂購公報減價通告”，因為按照規定，每個與會國或會員國均須訂購國際曆史學會年出4期，年價75法郎的《世界曆史學會公報》。
在确認田波烈會努力幫助中國加入國際曆史學會後，顧颉剛與鄭振铎、羅家倫等人開始積極籌組中華史學會，作為中國研究曆史的最高研究團體。經過各方交換意見，彼此都認為此事極為重要，決定将中華史學會總會設在北京，上海、南京和廣州等地設立分會[27]。但由于時局變換過快，抗戰軍興，籌組中華史學會一事很可能就此作罷。顧颉剛在1937年7月21日的日記中如是寫道：“予在平所管事，燕大史系主任交煨蓮或貝廬思女士，禹貢學會交賓四與張維華、趙肖甫，歌謠學會與方紀生等，通俗讀物社則移綏辦理，隻剩一北平研究院，仍可遙領也。”[28]在顧颉剛的工作安排中并無隻字提及中華史學會，可見此事已經淡出了顧颉剛的視線。不過，雖然顧颉剛等人組建中華史學會并未成功，但胡适還是作為中國代表出席了1938年在瑞士召開的國際曆史學會第7次大會，并宣讀了論文。中國也在此次會上，與愛爾蘭和梵蒂岡史學會一起成為新的會員國[29]。
田波烈來華雖未能真正促成中國史學會的誕生，但在很大程度上讓中國史學界學人明白了努力方向。随着抗戰爆發，民族危機的進一步加深，南北學人終于開始逐漸摒棄前嫌，不再過分主張雙方在精神方面的不一緻[30]，開始了合作。1940年4月，民國教育部成立史地教育委員會。吳俊生、張西堂、黎東方為專任委員，陳東原任秘書，吳俊生、顔樹森、陳禮江、張廷休等7人為當然委員，吳稚輝、張其昀、蔣廷黻、顧颉剛、錢穆、陳寅恪、黎東方、傅斯年、胡煥庸、徐炳昶、雷海宗等19人為聘任委員[31]，柳诒徵、陳訓慈、鄭鶴聲也是史地教育委員會成員[32]。該會于1940年5月14日舉行了第一次全體委員會議，通過了“改進大中小學史地教育事項、推動社會史地教育事項、編纂中國史地書籍事項、編制抗戰史料事項”等議案[33]。1941年7月4日至6日，史地教育委員會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顧颉剛和缪鳳林、金毓黻、黎東方一起提出《由本會補助設立中國史學會案》[34]。該議案獲得大會通過，決定将史地教育委員會作為籌備中國史學會的通訊處，并由該會酌助經費及發函征求專家學者意見。到了1942年，已經征得116位專家同意，地點遍及後方各省。鑒于此，史地教育委員會決定另案呈請準予定期開成立大會，拟與史地教育委員會第三次全體委員會議同時舉行[35]。1943年3月24日，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員會第三次全體大會召開；與此同時，中國史學會成立大會也在中央圖書館舉行，顧颉剛、傅斯年、方豪、雷海宗、缪鳳林、陳訓慈、張其昀、鄭鶴聲、衛聚賢、吳其昌等120餘人到會。顧颉剛擔任大會主席，并緻開幕詞。大會通過了《中國史學會會章》，選舉了理事和監事，其中理事21人，内有柳诒徵、缪鳳林、張其昀、陳訓慈等史地學派成員。1943年3月26日，中國史學會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召開，顧颉剛、傅斯年、朱希祖、缪鳳林和陳訓慈等9人被選為常務理事。至此，中國出現了形式上統一的中國史學會，南北學人也于一定程度上統一于中國史學會之内。“但總的來說，該會沒有太大的作為，與其創辦之宗旨并不相稱。戰後複員，學人星散，中國很快又陷入新一輪戰亂。随着政治動蕩和經濟崩潰，學人不得不為生存與生計奔波，無暇顧及學術研究和學術團體的活動。”[36]
可見，終民國之世，南高史地學派成員都在孜孜追求着成立統一的全國性史學會的願望。從南高史地研究會的“僅具先聲”，到中國史地學會，到南京中國史學會，到中國地理學會，到吳越史地研究會，到浙江中華史地學會，乃至到抗戰時期的中國史學會，無不留下了他們努力的足迹。他們創建中國史學會的努力，不僅有理論的指導，也有不懈的實踐。正是他們的不懈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國史學會的成立，但其中過程之曲折，則又彰顯了民國時期南北史學界之間存在的對立情緒。正是此種情緒的存在，嚴重延緩了統一的中國史學會出現的進程。
注釋：
[1]桑兵教授近在《曆史研究》2004年第5期上刊有《20世紀前半期的中國史學會》一文，論述了當時存在的一些地方性史學會和新舊中國史學會，也曾涉及南高史地學派；但本文以南高史地學派為中心，重點探讨他們對創建中國史學會所作之努力，視角與桑兵教授有所不同。
[2]嶽玉玺等編選：《傅斯年選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84頁。
[3] 《中國之史學運動與地學運動》，《史地學報》2卷3期。
[4]徐則陵：《曆史教學之設備問題及其解決之方法》，《史地學報》1卷3期。
[5]張朋園等：《郭廷以先生訪問記錄》，台北中國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第119頁。
[6]缪鳳林：《中國史之宣傳》，《史地學報》1卷2期。
[7]鄭鶴聲：《清儒之史地學說與其事業》，《史地學報》2卷8期。
[8]鄭鶴聲：《對于史地學會之希望》，《史地學報》2卷5期。
[9] 《朱逷先教授在北大史學會成立會的演說》，《北京大學日刊》第1116号，1922年11月14日。
[10]燕京大學曆史學會于1929年成立後，曾對自己提了三點希望。其中一條就是“從今後當體學術無畛域之真谛，聯絡各校同好，共謀中國史學會之發展，共同工作，以發揚史學，整理國史”。此點希望與鄭鶴聲所提之願望類似，但困于多種因素，希望終究是美好的希望，并未水到渠成地成為現實。
[11] 《北京高師史地學會近訊》，《史地學報》1卷4期。
[12] 《北高史地學會近訊》，《史地學報》2卷2期。
[13] 《北京大學史學讀書會》，《史地學報》1卷4期。
[14] 《北京大學史學會成立》，《史地學報》2卷3期。
[15] 《胡适日記》，中華書局1985年，第438頁
[16] 南高與北大之間的對立，學者多片言隻語提及。如張其昀在《吾師柳翼謀先生》一文中說：“民國八年以後，新文化運動風靡一時，而以南京高等師範為中心的學者們，卻能毅然以繼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