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bevictor伟德官网畢業的研究生，關于南大，我最想寫的是我的研究生導師劉毓璜先生。我是一個心裡既能裝事又能忘事的人，記則記得很牢，忘則忘得幹淨，為文大抵亦如此。長期以來，我一直想寫三篇文章：一是回憶我的外公康子平；二是懷念導師劉毓璜先生；三是關于我家曾經養過一隻名叫“飛絲”的小貓的故事。
一
劉毓璜（1909—1993），安徽巢湖人，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教授，著名曆史學家。劉先生世代書香，家學淵源，其父劉晦九15歲就與其弟劉述曾同科考中秀才，後畢業于國立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上世紀20年代初，劉晦九曾執教于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有史料稱，他早年在北平時就加入了中共地下黨組織，1925年回鄉後，一度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系。當年劉晦九為什麼離開北平回到家鄉，現已無從考證，據分析，多因家庭之原因。他回到巢湖後，不忘造福桑梓，先後創辦了明強小學和巢湖縣立初級中學，并受聘于學校教授國文。劉晦九一生育有四子，受其進步思想的影響，四個兒子不僅學有所成，而且先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長子劉毓璜就讀于中央大學曆史系（一說是中國文學系），畢業後到天津南開大學經濟系資料室工作。他學識淵博，精通文史哲，終生從事教育事業，勤耕不綴，桃李滿天下。次子劉毓珩（後改名陳其五）1934年秋考入清華大學哲學系，1935年當選為清華學生會主席（後改名為清華學生救國會），是“一二九”運動的重要發起者和組織者，當年清華學生救國會的主要負責人有黃誠、陸璀、吳承明、劉毓珩和華道一等人，黨内領導人是姚依林、蔣南翔。抗戰爆發後，他棄筆從戎，參加了革命，解放後曾任蘇州市第一任市長和上海市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等職務。在劉氏四兄弟中，劉毓珩的經曆最為坎坷，有關情況我将在後面再作詳細介紹；三子劉毓璠1935年秋考入天津南開大學經濟系，并于當年冬天加入中國共産黨，他在南開讀書期間曾與賈明庸（後來改名為秦雨屏，解放後曾任湖南省委常委、宣傳部長）等領導過天津“一二九”運動。1937年“七七”事變後，他毅然辍學，告别了相聚僅僅一個月的新婚妻子，奔赴山西八路軍總部。後來他受中共中央北方局委派到國民政府新五軍十一團擔任政訓室副主任。其間，經過他周密策劃和細緻工作，終于說服該團團長王天祥棄暗投明，率全團起義加入了八路軍。1939年底，他服從組織安排，返回中央北方局工作，任宣傳材料科科長，負責編輯《黨的生活》、《敵僞研究》、《材料彙編》等刊物，在黨内外廣泛發行，宣傳團結抗日，揭露日僞暴行，反對投降分裂，激勵軍民抗敵。1942年5月，侵華日軍對太行山地區大掃蕩，他随八路軍總部及中共北方局轉移。在左權縣反掃蕩戰鬥中，他在十字嶺突圍戰鬥中壯烈犧牲，年僅27歲。四子劉毓琳于1935年考上清華大學物理系，他在校期間積極參加“一二九”運動，并加入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抗戰爆發後，他随二哥劉毓珩奔赴延安，因在武漢碼頭與哥哥失散，途中轉去昆明，在西南聯大讀書，并加入中共地下黨。解放後他改名為劉鋼，在上海教育學院擔任黨委副書記兼教務長。經查閱相關資料，上海教育學院成立于1960年9月，抗戰勝利後至1960年的十幾年間，劉毓琳的經曆竟無從查考，他後來有沒有去延安？他為什麼要該名為劉鋼？解放後他在部隊還是地方任職？“文革”期間他是否受到二哥的牽連？這些問題當時我們跟劉先生讀研期間沒有向劉先生求證過，因此也許就成了永遠的謎團。
1936年，日本繼侵占東三省後，又觊觎華北，并制定了一個總體戰略計劃——“國策基準”，準備全面發動侵華戰争，日軍不斷增兵東北，對北平形成了東、西、北三面包圍之勢，華北戰事一觸即發，中華民族正處于危急之時。當年暑期，劉氏四兄弟回鄉度假，開了一個家庭會議，作出三項決定：一、大哥劉毓璜辭去南開大學經濟系研究所的職務，回家鄉巢湖縣級中學當教導主任；二、小兄弟三人結伴去延安，家中老小由大哥照顧；三、由大哥劉毓璜掩護從北方來的兩個秘密黨員陳元（後叛變）、賈明霁（中央電影局賈霁），寄身在巢湖縣中進行工作。兄弟四人在此一别，此後各自遭遇了許多變故，有的甚至再也未能相見。
二
我跟劉先生做研究生是1985—1988年，當時我身邊的兩個人積極要求入黨，并且在同一年（1987年）加入了黨組織。他們一個是我的導師劉毓璜，一個是我的師兄王培德。劉先生入黨時已經年近80了，看得出來，那天他很高興，并反複向我們強調，他不是入黨，而是恢複黨籍。他說他早在天津南開時就秘密加入黨組織了，而且還開展了許多革命活動。劉先生的說法是有根據的，據史料記載，一種說法是他1935年在天津南開工作期間就秘密加入黨組織，并以中共黨員的身份組織領導了天津的“一二九”運動，後來回到家鄉巢湖後因為服從家庭會議的決定，放棄了所有的政治身份，承擔起照顧大家庭的責任；另一種說法是1939年2月他在湘西國立八中工作時秘密加入黨組織。為什麼解放後劉先生沒有及時向黨組織提出申請恢複黨籍？他的解釋是他更适合做學問，因此已無意于政治了。到了晚年，他因青光眼幾乎失明，所以常常一個人枯坐在書桌前，在回憶他的家庭和他的人生所遭遇的種種變故時，也許他覺得應該恢複其中共黨員的身份才能完整全面地評價他的一生，所以他執着地選擇了重新申請加入中國共産黨。
三
至今我仍然無法把一個耄耆之年的學究和一個積極宣傳抗日思想、勇敢揭露國民黨當局腐敗無能的熱血青年聯系起來，但劉先生就是這樣的人。
劉先生根據家庭會議的決定，辭去了南開大學的職務，回到巢湖縣中任教導主任。當時巢湖縣中校長陳灌蕪長期在上海養病，學校工作全權委托劉先生負責。劉先生和當時在校任職的中共秘密黨員陳元、賈明序聚在一起，形成了學校的領導核心，他們根據宣傳抗日救國思想的需要，對學校工作做出了四大改革：一、廢除國民黨的“紀念周”，改成自由學術講座，宣傳抗日救國思想；二、廢除公民課，改為生活座談，根據鄒韬奮主編的《生活雜志》宣傳抗日民主思想，宣傳愛國七君子；三、編寫牆報《曉光》周刊，由劉毓璜、賈明序和進步學生徐馬旁負責，積極宣傳抗日思想；四、跟地方民衆教育館合作抄錄新聞，并編成簡訊再油印散發給群衆。此外，劉先生（一說是劉毓珩）還親自以《革命人生觀》為題對全校學生進行演講，演講内容豐富生動，充滿愛國熱情，在年輕學生的心中播下了抗日的種子。在劉先生的領導下，當時巢中的抗日宣傳工作搞得有聲有色，熱火朝天。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後，日寇蓄意挑釁，大舉發動侵華戰争，局勢日趨緊張。國共兩黨經過多次談判，達成協議，實行第二次合作，停止内戰，槍口對外，一緻抗日，全國上下掀起了抗日熱潮。當時章乃器在安徽成立了安徽省抗敵民衆動員會，并委任劉毓璜擔任巢縣抗敵民衆動員會主任。馮玉祥将軍的侄兒馬忍言（馮宏謙）也回到家鄉巢縣元山，準備接任巢縣縣長，進行抗日鬥争。馮将軍的侄孫馮文也在巢含邊界黃山地域組建了巢縣抗日遊擊挺進隊。“八一三”淞滬會戰打響後，由于敵強我弱，苦戰三個月後上海淪陷，南京國民政府宣布西撤重慶，安徽逼近抗日前線。為了應對随時可能過江的入侵日寇，劉先生在10月下旬成立了巢縣戰時青年服務團，有2980名青年和學生參加。如此大規模地組織戰時青年服務團，僅憑劉先生一人之力是不可能做到的，中共地下黨組織肯定發揮了重要作用。當時巢湖的中共地下黨員張恺帆和舒政海等人正在馮将軍創辦的元山中學主辦抗日幹部訓練班，為抗日工作儲備力量，他們與劉先生之間是什麼關系？劉先生在整個活動中扮演的又是什麼角色？這些問題在民族存亡的危急關頭似乎已無關緊要了。當時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産黨，大家的共同目标是最廣泛地發動和組織抗日力量。巢縣戰時青年服務團成立後，在劉先生的帶領下多次到含山接運從前線退下來的傷兵，并把巢城胡家祠堂改作簡易醫院，安置和治療輕傷者，重傷者則及時轉運到巢城郊區較大的姚廟崗醫院。此外該團青年還運用歌詠、戲劇、漫畫和标語、口号等方式開展抗日宣傳和慰問傷員活動。這些活動激發了民衆的抗日熱情，對于發動群衆投身抗日救亡鬥争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1938年4月下旬，繼南京、蕪湖等地淪陷後，日寇已渡過長江，江北巢湖各縣形勢危急，日軍每天派出大批飛機進行轟炸，無辜民衆死傷無數。此時國民黨安徽省政府發出動員令，号召全省各地機關、學校、工廠和難民向西南諸省大後方遷移。1938年4月29日即巢城淪陷前一日，劉先生響應國民政府“誓死不當亡國奴”的号召，将巢縣戰時青年服務團改組為精幹的巢縣青年工作團，簡稱“巢青”，劉毓璜自任團長。全團有團員80多人，多為年齡十四五歲的學生，他們決定遠赴長沙投奔時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巢縣籍老鄉張治中将軍。這麼多人長距離遷移，給養費用是一個大問題。劉先生當時考慮了三個方案：一是與巢縣桂系部隊駐軍171師政訓處的中共地下黨員聯系，希望能得到他的幫助，至少可以以支持“巢青”抗日愛國行動的名義從部隊調劑一些大米，然後變賣成銀兩随身攜帶；二是劉先生家中經濟富裕，他父親思想開明，他的行動得到了其父的大力支持，資助他們五百塊銀元；三是“巢青”團員都是思想進步的青年骨幹，他們途中每到一個大中城市，都可停留數日，積極開展抗日宣傳活動，同時也可以得到當地百姓的經濟援助。5月8日，“巢青”在劉毓璜先生的帶領下正式踏上了遠赴武漢、長沙的路途。行前，巢縣縣政府發給他們幾支步槍，以備途中自衛，每個團員左臂上都佩戴了印有“巢青”二字的臂章，途中行進要求隊列整齊，紀律嚴明。一路上“巢青”積極開展抗日愛國宣傳，四處張貼抗日标語。劉先生還組織學生收集和整理抗日歌曲，編寫話劇，在臨時搭起來的舞台上演出，怒斥敵寇的強盜行徑，喚起民衆的抗日熱情。沿途有時白天遇到日寇飛機轟炸，他們就改為夜間行軍，有時需要跋山涉水，翻山越嶺，劉先生和學生一樣腳穿草鞋，同甘共苦。經過兩個多月的長途跋涉，“巢青”從巢南槐林出發，途徑廬江、桐城、潛山、太湖、宿松、黃梅、陽新，直至賀勝橋，由此乘粵漢鐵路火車到達湖南長沙。當時從安徽各地遷往湖南的青年學生很多，僅巢縣就有300多人，湖南省政府主席張治中将軍是巢縣人，他看到從家鄉巢縣來的青年學生流離失所，露宿街頭，内心很難受，因而竭力協助在湘西苗族、土家族聚居地區籌辦國立安徽第一中學（後改名國立八中），其本部在所裡鎮（今吉首市）。“巢青”到達長沙後即被安排到國立八中本部報到，劉先生也被安排在該部任文史教員。值得一提的是，劉先生在長沙期間還專門去拜見了中共代表徐特立先生。在劉先生的人生經曆中，他似乎一直與中共保持着若即若離的關系，不過這一次比較好理解，因為一年多前他的三個胞弟結伴奔赴延安，他希望從徐老那裡得到弟弟們的消息。
四
劉先生從巢縣帶出來的80多個“巢青”團員到達長沙後被分别推薦進入位于湖南乾城縣所裡鎮的國立八中高、初中和師範分布讀書，重新走上了求學之路，劉先生也被聘任為高二部國文教員，後擔任高一部教導主任兼國文教員。從年齡來說，劉先生當時不到三十歲，“巢青”團員大多十四五歲。這批人學成後肯定會有許多人投身于抗戰，而且必定有人會幹出一番事業來。不知道當年的“巢青”團員現在有多少人健在，他們之間是否仍保持聯系，是否有人把這段帶有傳奇色彩的曆史記錄下來。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湘西地區與貴州黔東南的苗族集聚區接壤，丘陵多山，山巒疊嶂，交通不便，消息閉塞，生活條件極其艱苦。劉先生在國立八中執教期間，在完成教學任務外，經常利用業餘時間帶領原“巢青”的一些青年學生在校内外開展抗日宣傳活動，宣傳中共抗日救國的路線、方針、政策，并教群衆唱一些解放區流行的抗日歌曲，如《義勇軍進行曲》、《大刀進行曲》、《黃河大合唱》和《救國軍歌》等。有時他們還在街頭演獨幕劇，在學校的節日晚會上演多幕劇，演出劇目有夏衍的《一年間》和《魔窟》、田漢的《江漢漁歌》、上海進步文藝人士集體創作的《放下你的鞭子》和《三江好》以及劉先生自己創作的《小梅之戀》等。這些宣傳材料據說大多是當時他在延安的弟弟們寄給他的。
由于劉先生經常在社會上組織抗日宣傳演出活動，因而在永綏（今花垣縣）結識了中共湘西工委成員李誼之同志。當時李誼之是湖南沅陵行署公報股科員，兼任“抗敵流動話劇隊”隊長。劉先生與李誼之經常往來聯系，關系密切，感情融洽，在政治上相互了解和信任。1939年2月，李誼之來永綏秘密介紹劉毓璜入黨，并經中國湘西工委批準。不久，原“巢青”團員，國立八中高二部學生翟貴勳和張禮孝（他們都是巢縣初中的畢業生）也由李誼之和劉毓璜秘密介紹入黨。經中共湘西工委書記梁春陽批準，1939年4月中旬中共永綏支部秘密成立了（後經湖南省民政廳認定，當年的中共永綏支部為中共花垣縣第一屆縣委），劉毓璜任黨支部書記，翟貴勳任黨小組組長。他們以“讀書會”的名義在吉首的乾城、永綏一代進行反侵略戰争和抗日救國宣傳活動。
盡管“讀書會”活動隐蔽，成員嚴格保密，但劉先生仍然遭到國民黨CC派中共檢查委員、國立八中校長邵華的懷疑和軟禁。事情的起因是1939年3月中旬到5月份，湘西國立八中高二部和初二部的學生因學校夥食太差而鬧起了學潮，劉先生在這次學潮中是支持學生的，但限于當時曆史條件，他不能公開對學潮進行組織和領導，因為中共湘西工委書記梁春陽再三囑咐他不能暴露身份。校方後來在處理學潮事件時，認為劉毓璜是高二部學潮的幕後指揮者，邵華校長下令将他軟禁在國立八中所裡本部長達半年之久。在長達半年的軟禁中，邵華雖然拿不出任何證據，但仍然堅持長期軟禁劉毓璜。對于個中緣由，劉先生後來認為有三個：一是因為劉毓璜是原“巢青”的負責人，“巢青”團員不僅平時抱團，而且思想激進，邵華試圖用金錢收買個别團員的辦法來摸清劉毓璜的政治面貌；二是國立八中師範部帶頭鬧學潮的劉光青、鄒鴻鳴和楊作俊（女）等三人都是原“巢青”團員，也是劉毓璜的得意學生，因此把劉毓璜軟禁起來，也有點兒“殺雞給猴看”的意思；三是不知何人曾向邵華告密，說劉毓璜有三個弟弟在延安，因此他也是中共地下黨員。顯然，邵華表面上是假借處理學潮事件來迫害劉毓璜，但其真實目的是要禁止革命進步組織在學校建立和發展。學潮事件最終查無證據，學校隻得釋放劉毓璜，恢複其教員身份。1940年冬，已經秘密加入黨組織的翟貴勳為了避免校方追查，離校回皖，并改名張揚，參加了新四軍，1944年在無為的一次戰鬥中犧牲。
1940年，劉毓璜先生被調往四川江津國立九中擔任高中曆史課教員，據當時的學生回憶，劉先生熟讀史書，因此講課内容豐富生動，條理清晰，此外他還能結合曆史發展分析當時的國情和局勢。他教育學生學習曆史要以史為鑒，堅持真理，所以每次下曆史課時總有一大批學生圍在教室門口向劉先生請教一些曆史疑難問題。
1942年下半年，江津國立九中發生了一件震驚全校師生的事情。國立九中原校長鄧季萱是留法博士、教育專家和學者，他不僅學識淵博，而且為人正直，師德高尚。鄧校長是安徽安慶懷甯縣人，與劉先生算是安徽大老鄉，劉先生對鄧校長的為人與學識也非常敬佩，兩人情趣相投，過從甚密。後來鄧校長因拒收考試不合格的學生而得罪了國民黨教育部一個CC派具有中統身份的官員，故而受到陷害後被迫離開了學校。1943年春，國民黨教育部又将湘西國立八中的校長邵華調到江津國立九中任校長。當時國立九中的師生們都聽說劉先生在國立八中時受到邵華無端迫害的事情，因此都為劉先生擔心，劉先生自己也終日惶惶。好在國立九中的新生大多來自于全國各淪陷區和東南亞被日寇占領的各國華僑家族及華北、西北諸解放區，學校的進步學生和教師日益增多，大家痛恨國民黨官員的腐敗無能，同情受到迫害的進步人士，所以邵華在國立九中期間不敢輕舉妄動，貿然生事，劉先生才得以在這幾年中安然無事地執教。劉先生在國立九中期間，他全心身投入到教書育人的事業中，培養出了一些進步學生，為革命事業輸送了一些新生力量。此間，劉先生曾先後介紹國立八中帶頭鬧學潮而被學校開除後赴重慶的鄒鴻鳴、方一林、柏心錦（國民政府委員柏文蔚将軍的三女兒）等八名失學學生由重慶轉去延安參加了革命。解放後鄒鴻鳴擔任西藏軍分區副司令員，“文革”前還一直與劉先生保持聯系。
抗戰勝利後，劉毓璜返回巢縣。1947年，他受聘于蕪湖師範任教，其間他積極組織學生聲援南京“五二〇”運動。1949年4月蕪湖解放後，他又協助方向明舉辦蕪湖市第一期教師訓練班。次年受聘于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任教。
從抗戰爆發到解放戰争結束的十幾年間，劉先生一直從事的是教育事業，雖然其間多次與中共之間的有過交集，他也做出了幾件值得稱道的大事情，但最終還是回到了教師這個老本行。有時我在想，如果劉先生在他的人生經曆中隻要把握住一次機會，徹底地投身革命，憑借他的才學和能力，解放後肯定是高級幹部，也許會走得更遠，但仔細想想，其實劉先生的命運不止是那次家庭會議就決定了，更重要的是他那根植于血脈中的知識分子秉性早已決定了他不可能成為一個職業革命家。
五
劉先生是解放初期從安徽蕪湖師範調到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任教的。bevictor伟德官网的前身是中央大學，解放後全國高校院系調整時與金陵大學、金陵女子大學合并，更名為bevictor伟德官网。盡管後來一些原中央大學的知名教授去了北京，但bevictor伟德官网的教師陣容仍很強大，在全國高校中的地位仍高人一頭，所以凡是從外地調入南大來任教的都要降一級。劉先生在蕪湖師範是副教授，調入南大後卻被降為講師，他認為這簡直是“豈有此理”！劉先生說當年他在中大讀書時不僅橫跨中國文學系和曆史系（他考入中大第一年讀的是中國文學系，二年級後轉讀曆史系），而且以高出學校規定學分48個學分的優異成績畢業，這在同年級同學中是絕無僅有的。現在回到母校任教卻要降級，無論如何他也要讨個說法，否則被人看輕了，為此他不停地找當時的系主任韓儒林先生理論，好在當時評定職稱沒有現在這麼繁瑣複雜，系主任和幾個骨幹教師坐下來一起商量一下，大家覺得他的資曆和水平達到副教授等級了，就把他的名字報到學校，學校一批，劉先生就恢複了副教授。
劉先生到南大後，系裡安排他教授的《中國上古史》，這是曆史系的一門基礎課程，劉先生自幼熟讀經史子集，各種史料信手拈來，因此這是他最得心應手的一門課程，也深受學生的歡迎。50年代中期，國内學術界展開了中國古代社會發展階段劃分問題的大讨論，劉先生參與其中，并先後發表了十幾篇關于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學術論文。他結合自己的學術研究成果，又為高年級學生開設了一門《社會發展史》課程。1957年“反右”鬥争後，曆史系有兩位教授被打成“右派”，系裡又安排劉先生新開了一門斷代史《魏晉南北朝史》和一門選修課《古文字學》。
根據南大早年學生的回憶，劉先生上課非常認真，準備充分，内容豐富，課堂氣氛也很好。陳得芝教授是韓如林先生的高足，我國著名元史專家，1952年考入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他在回憶文章中寫道：“教中國上古史的劉毓璜先生介紹了不少甲骨文、金文的材料，引起我很大興趣，于是就到圖書館想借羅振玉的《殷墟書契考釋》和郭沫若的《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來看。”劉家和先生是北京師範大學的著名曆史學家，上世紀50年代曾就讀于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他在《口述史》中回憶道：“劉毓璜先生教過我《社會發展史》。劉先生上課非常認真，備課充分，内容豐富，有論有史。他的課很精彩，沒有廢話與空話。我們上他的課是很認真聽的，并做好讓他延時的思想準備。”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教授李慶餘老師是國内美國史研究專家，他是1955年考入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畢業後留校任教，他在《諸師雜憶》中寫道：“他們（南大曆史系教師）的講課風格不同，各有特點，印象最深的是劉毓璜老師。他上課非常認真，備課充分，内容豐富，有論有史。50年代，學術界正在熱烈争辯中國何時進入封建社會，出現了以範文瀾的西周封建論與郭沫若為代表的戰國封建論兩種不同見解。劉師在介紹這一論辯後，正正經經，放大嗓門說：‘我基本同意範先生的意見，中國在西周時代開始進入封建社會。’接着分析了他自己的意見。每節課（他）都要拖上一兩分鐘，甚至更長。這時，他對自己拖延下課向學生表示歉意，有時還作出解釋，說他的那塊心愛的‘西馬’手表丢了，沒有表，不能掌握時間。我們對他的拖課并不厭煩，不覺得他影響了我們的課間休息，因為他的課很精彩、實惠，沒有廢話與空話。”
關于劉先生丢失“西馬”手表的故事，經過一屆又一屆學生的口口相傳，現在已經成為南大曆史系的美談了。我們跟劉先生讀研時，他因年事已高，系裡安排我們每周去他家上一次課，一般他從上午9點鐘左右開講，一直講到中午12點多鐘，有時能拖到下午1點多，下課後等我們趕到食堂什麼吃的都沒有了。我曾經和師兄專門讨論過劉先生的拖課問題，當時劉先生眼睛已經幾乎失明，所以他已不再用什麼“西馬”手表了，他對時間把握的唯一參照就是他的肚子餓不餓。後來我們為了自己不挨餓，隻要到劉先生家上課，當天早上一定在食堂多買幾個包子。拖課固然不是什麼好習慣，但這恰恰表現了劉先生紮實嚴謹的治學态度和誨人不倦的教學精神。劉先生習慣在課前對教學内容進行認真準備，講什麼怎麼講都是經過仔細斟酌的。在教學過程中，他力求把道理說深說透，生怕學生不明白，否則他就會感到心裡不安。在教學方法上，他非常注重啟發與互動，經常會冷不丁地抛出一個問題，如果你要回答不上來，他會略顯得意地提高嗓門說：“關于這個問題——”所以在他學生的心目中，劉先生拖課是可愛的，甚至是令人尊敬的。李慶餘老師在《諸師雜憶》中寫道：“劉毓璜教授在課堂上幾次提到他失落西馬手表的故事。久而久之，成了我的一種潛意識。十年前的一天，我在南京金鷹國際商廈購物，在一樓鐘表區看到了西馬表。老款式、手動、長三針，價格偏低。一瞬間我想起了劉師，心想這準是他戴的那個款式，一隻過時的老表。我不予考慮即買了一塊。當時的心情是我為劉師找回了他那失落的心愛之物。其實，我從未戴它在手上，但每天晚上給它上發條，就像是紀念劉師例行的儀式。”
從解放初期到“文革”前夕的十幾年間，劉先生在南大除了完成系裡安排的教學任務外，還參與了許多重大的學術研究活動，并曾擔任過學校文獻整理小組的副組長。劉先生的學術研究領域主要集中在先秦思想史、周代至漢代社會制度及土地制度研究和魏晉南北朝經濟史。此外，這一時期劉先生還花了大量時間刻苦鑽研馬恩經典作家的原著，如《反杜林論》、《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和《資本主義生産以前各形态》等。毋庸置疑，他是一個堅定地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來研究中國古代曆史的學者，同時他又具有深厚的國學功底和經濟學研究背景，因此他的學術文章理論色彩很強，具有大家的風範和氣度。這一時期劉先生積累了上百萬字的研究成果，幾乎就是“瓜熟蒂落”了，然而此時“文革”爆發了，一切戛然而止。有時想想，人生真得很無奈。
六
上世紀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先從史學界開始的，1966年春姚文元抛出了一篇題為《論海瑞罷官》的文章，在當時史學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論。
劉先生作為一個史學專家，完全可以對這種政治色彩很濃的禦用文章置之不理，但這篇文章的背後卻與其二弟陳其五（劉毓珩）有所牽連。陳其五解放後曾任上海市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當時部長是***，長期以來兩人積怨很深。1962年，陳其五因在上海主持傳達周恩來、陳毅在廣州會議上的重要講話，受到***的追查。1963年，他又因在上海第二次文代會上支持巴金向黨交心的發言，遭到左傾路線的迫害。1965年他被錯誤開除黨籍，調到江蘇農學院任教務處副處長。劉先生或許是從他弟弟那裡了解到這篇文章隐含的政治意義，所以在一次曆史系組織讨論姚文元的這篇文章時，他突然情緒激烈地站了起來，提出反對意見，一方面他通過引用史料逐條駁斥姚文元的觀點，另一方面對姚文元那種以勢壓人的霸道作風予以斥責，最後他還表示“要與姚文元較量較量”。當時大家都知道姚文元是“通天”的紅人，反對他就意味着很可能會遭緻殺生之禍，劉先生居然敢公開與其叫闆，着實讓所有人捏了一把汗。李慶餘老師在回憶文章中記錄了當時的情景：“劉師的激動驚呆了衆與會者，沒有想到，這位深度近視、一向埋頭故紙堆的夫子，會如此激動，如此勇敢。緣由是不難尋找的，就是他那特立獨行之精神，他要為學術真理而抗争。……每當我想起這一幕，我的熱血沸騰。劉師的事迹，應該在bevictor伟德官网校史上留下濃重的一筆。”（《諸師雜憶》）中國知識分子那種特立獨行的精神主要來自于他們的良心與良知。從本質上說，知識分子是“文化的創造者和媒介”，但同時他們還深切地關懷着國家、社會以及世界上一切有關公共利益的事情，不同程度地參與社會政治生活，所以人們有時稱他們為“社會的良心”（法國學者讓—弗朗索瓦·西裡奈利語）。
1966年夏秋至1967年秋，南大已基本停課，盡管校内發生了針對學校當局的“倒匡（亞明）”運動、針對江蘇省委的“一二六”運動和針對南京軍區領導人的“倒許風潮”，但群衆運動的矛頭主要是指向當權派的，而像劉先生這樣的普通教師既無權可奪，亦無意奪權，所以就成了遊離于運動的之外的“看客”。其間，有一次系裡開批鬥大會，有一位中年教師突然跳出來向劉先生發難，說他公然反駁中央“文革”小組領導人（姚文元），要劉先生公開認罪，好在劉先生一向為人謙和，平時踏踏實實教書，勤勤懇懇做學問，不問政治，與世無争，因此無人響應，劉先生算是躲過了一劫。當然，紅衛兵抄家是逃不掉的，可惜的是伴随了劉先生大半生的許多珍貴圖書資料，特别是凝聚着他數十年心血的幾部書稿都被抄走了。雖然“文革”後退回了部分書籍資料，但書稿卻不知所蹤，令劉先生心痛不已。在那個動亂的年代，人能維持基本尊嚴地活着就是萬幸了。
1968年1月，南大的“文革”運動開始轉向了“清隊”。所謂“清隊”，就是對學校幹部、教師中的“階級異己分子”進行清查，對“反動學術權威”進行批判，後來又進一步擴大到在幹部、教師中揪“叛徒”、“特務”等。劉先生的曆史比較複雜，有許多問題是說不清楚的，關鍵是他有一個犯有嚴重政治錯誤的高幹弟弟，因此在1968年年底，他也成了南大的“清隊”對象，受到了嚴重的政治迫害，不僅失去了人身自由，而且還要不停地在校内批鬥，身心遭受了極大的摧殘。面對各種迫害與羞辱，劉先生他始終泰然處之，不亢不卑，因為他一生中所經曆的挫折太多了，與其怨天尤人，不如退而結網。在“文革”期間，劉先生并沒有放棄他的專業研究，他堅持學習和思考，為未來儲備力量。
“文革”結束後，劉先生此時已是古稀之年，身體和精力大不如從前，但他仍堅持給本科生開大課。據當時的學生回憶：“講授思想史的劉毓璜先生，當時已是七老八十的人了，高度近視的眼睛配了一副有無數個圈的鏡子，看書時像用鼻子聞書一樣，湊得極近。說話聲音不大，且有點含糊不清，但時不時會蹦出幾聲尖嗓音。開課第一講，自然是要對教育制度的巨變感歎一番。當時他在課堂賦詩一首，印象中四言絕句的末兩句好像是：‘最是令人噴飯處，一張白卷鬧遼西。’他用粉筆在黑闆上敲了幾下，高聲（其實是尖音）說：交白卷居然成為上大學的理由，妙哉妙哉。”當然，劉先生延時下課的老習慣依然沒有改，拖課的美談仍在繼續。
在為本科生授課的同時，從1978年開始，系裡又安排劉先生帶研究生，研究方向是《先秦思想史》，這個專業在當時是全國唯一的，每年招收名額為兩個，因此相當難考。劉先生一生涉足的專業領域較多，但壓箱底的功夫還是先秦。他在《我的學術自叙》中關于為什麼要選擇《先秦思想史》作為自己的學術歸宿時曾有過這樣一段話：“确定一個研究方向，這需要經過慎重的抉擇。後來考慮到主客觀有利條件，就把注意力集中到先秦思想史這個點上。現在追想起來，促使我當時作這一選擇的，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一）思想史這門學科具有鮮明的社會性，功利意識濃，和哲學史不一樣。從曆史系提出這個研究方向，的确比較合适。國内在這方面着手的還不多，在某種程度上寓有開拓意義。（二）思想史是傳統文化的主心骨，邊緣性強，接觸面較廣，先秦諸子之學又是它總的源頭。由于曆史條件的特殊性，當時出現的‘争鳴’形勢及其相互制約、相互滲透的影響，形成了千載一時的壯麗景觀，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多元性鑄就了深厚的根基，對當前繼承和發揚我國民族文化具有借鑒作用。特别在‘文革’中這一學科領域受到嚴重的玷污和擾亂，迫切需要從正本清源上作一次系統的整理。（三）就主觀條件說，我在家塾和學校教育環境下，對先秦史籍、文獻閱讀較多，下過一番功夫，心裡有個底。現在有機會系統地溫故知新，覺得父親對我的哲理啟迪，大學講壇上老師對我的殷切教誨，都足以提示我再接再勵，開動新的思路。再想這些，就是祖父要求我的死記硬背，也不失為必要的資助。（四）我在五十年代對‘亞細亞形态’的研讨，雖沒有繼續深入下去，至少已開始運用史論結合的方法，對我國奴隸制基本上把握了一些要害，有了一定的論證基礎。到七十年代中期，由于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參加了《韓非子新注》一書（後由bevictor伟德官网出版社出版）的審稿、定稿工作。在将近一年中，與大家一起琢磨字句、商量學問，為全面研治先秦學術思想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确定了研究方向後，劉先生便全心身地投入到構建其學術體系的研究中。以前他積累的資料和書稿“文革”期間被紅衛兵抄走了，所以他隻能憑記憶，有的還要重新找書核實補充。十年“文革”對劉先生的身體也造成了極大的傷害，他的手臂瘦得就像一根蘆柴棒，嘴裡的牙齒也剩不了幾顆，最要命的是南京某大醫院給他服用了一種治療心髒病的新藥（當時這種藥物的副作用還不完全清楚，後來證明會嚴重損害視力），緻使劉先生的眼睛幾乎失明。這件事情對他的打擊非常大，每當他心情沉重地對人說起這件事情的時候，表情都十分委屈，卻又萬般無奈。礙于視力，劉先生不得不将研究内容口授于錄音帶上，再由研究生幫助整理成文字。從1978年至1983年五年間，劉先生克服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陸續在《曆史研究》、《中國哲學》等權威期刊上發表了《關于孔子的重新評價》、《法家學說形成和發展中的幾個問題》和《論老子其人和老子其書》等重要學術論文，受到了史學界的關注和好評。1984年，劉先生将他“文革”後發表的近20篇論文彙編整理，編成《先秦諸子初探》一書，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劉先生自己對此書的評述是：“在此書中，我就先秦諸子研究中所存在的一些問題進行了較為廣泛的探讨，幾乎涉及到先秦諸子的各家各派，并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得到了學術界的贊譽。”顯然，劉先生自己過謙了，在當年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評選中，《先秦諸子初探》一書被評為一等獎，當時所有獎項加起來不過四五十項，一等獎就更是鳳毛麟角了。
完成了《先秦諸子初探》後，劉先生又開始着手《先秦諸子續探》和《先秦思想史綱》的研究和寫作工作，并已完成了編寫提綱。他給我們上課時，很多内容都是他新近的研究成果，确實是見地獨到，内容新穎。遺憾的是他的身體每況愈下，最終竟未能完成此願！
七
《先秦思想史》開山立派了，劉毓璜先生是開山鼻祖兼掌門人。系裡雖然每年安排了《先秦思想史》兩個研究生招收名額，但1984年以前每年都隻招收了一人，究其原因，一是該專業主要和先秦典籍打交道，對于古漢語的要求比較高，常用的《尚書》、《左傳》、《國語》等，哪本書都不好對付，更不用說大部頭的《十三經注疏》了，上下兩冊，就像兩塊大磚頭，拿在手裡，頭都大了。做學問先得學“小學”，考據、訓诂、音韻、古文字等知識多少得懂一點兒，否則根本沒法混；二是思想史雖然歸為“史”類，但研究内容主要是“哲”，因而對思辨能力要求比較高，哲學基礎要好，這樣寫起文章來才能玄而又玄，大放異彩；三是劉先生帶學生一貫以“嚴”著稱，不像跟其他老師那樣好混，所以本校的學生一般都不願意報考他的研究生，外校的學生摸不着深淺，也不敢報考。
劉先生開山之後，先後有十餘人投到他的門下求學，按照入門先後依次叙于茲：
七八、七九兩級，劉先生帶的都是本校留校的青年教師，他們都是“文革”時期培養出來的工農兵學員，屬于回爐再深造，但對我們而言，他們應該是大師兄和二師兄。大師兄陳效紅研究生畢業後仍留在系裡當教師，後來還當過一段時間的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七九級的二師兄鄒旭光畢業後也留在系裡當教師。我在學校時曾給他代一個月的課，當時他給高年級開設了一門《先秦諸子選讀》的課程，我因為要拿“教學實踐”的2個學分，就去和他商量，想代上他的課，他很爽快就答應了，讓我回家認真準備，下周開始講《老子》，每周兩個課時，一個月共八個課時，說完後他突然擡起頭來很認真地問我：“講《老子》，八個課時夠不夠？要不要再加一個月？”我當時有點兒受寵若驚，因為一般教師是不願意讓研究生代課，就連聲說“夠了夠了”。上課那天早上，我們約好在學校門口碰頭，他推着一輛破自行車，車龍頭上挂着一隻破公文包，領着我一路晃悠地進了教室。代課結束後，我拿着“教學實踐”的表格找他寫評語，他大筆一揮寫上“優秀”二字。
劉先生八〇級的研究生是從陝西考過來的，名叫臧振，此前他在陝西窮鄉僻壤的中學裡當了十年中學老師（這是他自己的原話），研究生畢業後分到陝師大曆史系當教師了。
八一級是誰？我至今不知。
八二級是應海康，他與我過從甚密，也是因為他的緣故，我才報考了劉先生的研究生。應海康年少聰慧，博聞強記，酷愛曆史，高考時曆史單科89分，這個分數在文科卷裡算高分了，但外語與政治均不及格，後來被破格錄取南大曆史系大專班，進而專升本，畢業後又投到劉先生門下。此人口才甚好，當年老師在課堂上講正史，他在課間講野史，野史的風頭大有蓋過正史之勢。他畢業後分到了南京博物院工作，不久辭職去做古董生意，在南京瞻園路開了一家古玩店。
八三級是顔世安。據說顔的祖父也是“小學”大家，頗有名氣，故而他學風嚴謹紮實，肯下死功夫，深得劉先生賞識，劉先生帶我們時常常拿他當正面典型來教育我們，他畢業後留校。
八四級劉先生破天荒招收了三名弟子：蔣重躍、全根先和範衛紅，他們都是本校的畢業生，其中範衛紅是劉先生招收的唯一女弟子。蔣重躍畢業後分配到北京的一家研究機構工作，後來他将他讀研期間的論文擴寫成《韓非子的政治思想》一書，2010年由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在學業上算是對劉先生有所交代了。全根先畢業後分配到北京《文獻》編輯室工作，我畢業前後還去北京看過他。1994年，即劉先生去世不到一年的時間，他将劉先生的《我的學術自傳》編輯發表在《文獻》上，這是一件功德無量的大好事。範衛紅畢業後分配到人民銀行江蘇分行工作。
八五級是我和師兄王培德，我們是劉先生帶的最後一屆研究生，俗稱關門弟子。按照江湖上的規矩，一般大師兄（開山弟子）和關門弟子理應受到老師的最多關照，可惜當初我們沒能很好地珍惜這一機會，多向劉先生讨學一點兒絕學。
八
我本科學的是中文，大三時就動了考研的念頭，但是不想再繼續學中文，因為文學是非常個性化的，老師在課堂上講的僅僅是他個人的感受，卻不一定是我個人的感受。我認為在我國現行的教育體制下，最好是本碩博來一個文史哲大循環，即本科學中文，學會文字表述的技巧與方法；碩士學曆史，學會收集和整理各種資料；博士學哲學，學會思辨與分析的基本方法。文學教人學會欣賞世界，曆史教人學會感知世界，而哲學則教人學會認識世界。這是我改學曆史的原因之一。
我改學曆史的另一個原因是受到了應海康的影響，那段時間他反複對我強調：“你改學曆史絕對合适！”尤其是他投到劉先生門下後，整天把劉先生吹得神乎其神，令人心向往之。當時報“先秦思想史”共考五門科目，政治、外語是公共科目，專業基礎是曆史綜合和古代漢語，專業科目是先秦思想史。我的強項是古代漢語，弱項是曆史綜合（中國古代史、中國近現代史和世界史等），其他三門大家基本一樣，所以跨系考研我并不太吃虧。考試結果出來後，如我所料，古代漢語和先秦思想史考得都不錯，政治、外語和曆史綜合都不及格，其中外語考了59分，幸好那年外語的分數線劃在50分，否則就前功盡棄了。
那年《先秦思想史》專業共招收了兩名研究生，師兄王培德是從貴陽考過來的，據說他的專業課目在全國考生中名列第一，是一匹地地道道的黑馬。師兄大我五歲，個子不高，深度近視，走路四平八穩的，為人有點兒拘謹，不苟言笑，開始以為他是裝的，後來整天在一起混熟了，覺得他就是這麼一個人。
我們到學校報到不久，學校電教中心通知我們去領一台錄音機和若幹錄音帶回來，因為我們是劉先生的最後一屆研究生，因此要求我們對劉先生的所有授課内容進行錄音，學校要作為資料保存。南大此舉确實是有遠見的，劉先生給我們授課幾百小時全部錄下來了，這是一筆多大的财富啊！當然，我們也受錄音之累，因為劉先生知道要錄音，所以講課格外認真，每次一定要錄滿三盤磁帶（三個小時），如果上課的時候有人來訪或需要讨論，他就會要求停止錄音，中間停頓的時間用延時補上，三拖兩拖，食堂關門了。有時我們也會借錄音耍點兒小伎倆，在劉先生講到興頭上的時候告訴他錄音帶到頭了，他會一臉愕然地問：“磁帶到頭了？那就算了吧。”聖人有的時候像小孩，好像孟子說過，隻要方法對頭，聖人更容易欺騙。諸位師兄不會怪罪于我吧？我也是被肚皮逼的。
第一次去劉先生家上課，是全根先領我們去的。劉先生住南大職工宿舍的“二号新村”，一套兩室半的房子，總面積不會超過70平米，兩間朝南的房間，一間是劉先生的小兒子和媳婦住，一間是劉先生和師母住，朝北的一小間是大兒子一個人住。劉先生住的那間房既是卧室（真不該用這個詞，其實就是睡覺的地方），又是書房，也是老兩口吃飯的地方。如果我們去上課，靠書桌的兩張小沙發，我和師兄一人一張，這裡就是課堂，如果有客人來訪，我和師兄就躲到小陽台上抽煙，這裡又是會客室。這就是我國著名曆史學家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擁擠、逼仄、混亂、灰暗……至今想來，鼻子發酸。
劉先生此時已經七十六七了，他很少出去走動，每天起床後基本就坐在書桌前，涉及到的動詞隻有“讀”與“寫”。劉先生的書桌上摞滿了書，中間隻有一尺左右的空間是用于寫作的，所以從他的背後看過去，他真像是把頭埋在故紙堆裡。劉先生很清瘦，因此顯得很儒雅，臉上氣色尚可，微顯紅潤，口中牙齒大多脫落，因而兩頰有些癟陷，說話時口齒也有點含混，但我們很快就習慣了。因藥物所緻，劉先生的視力幾近失明，借助放大鏡尚能勉強閱讀，所以他的目光似乎永遠漂浮在遠方，略空洞，似遐想。
第一學年，劉先生給我們開設的是“經子選讀”，每周授課一次，每次約三小時。劉先生從《尚書》、《詩經》、《左傳》、《國語》、《禮記》等經史典籍中選取部分精華章節進行講析，比如《尚書》，他選取的是《甘誓》、《牧誓》和《盤庚》諸篇。《尚書》的文字佶屈聱牙，文學價值并不高，所以我在學中文時基本是一帶而過，但對于研究上古史來說，《尚書》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所以劉先生講析得格外認真。劉先生講析《尚書》，首先介紹版本，他推薦的是曾運乾的《尚書正讀》和楊筠如的《尚書核诂》；其次，《尚書》的真僞之辯持續了兩千多年。《尚書》意為上古之書，是中國最古老的皇室文集。相傳《尚書》為孔子編定，孔子晚年集中精力整理古代典籍，将上古時期至春秋秦穆公時期的各種重要文獻資料彙集在一起，經過認真編選，挑選出100篇，這就是百篇《尚書》的由來。後來秦始皇焚書坑儒，将原有的《尚書》抄本幾乎全部焚毀，給《尚書》的流傳帶來毀滅性的打擊。現在流行于世的今文《尚書》、古文《尚書》都是漢代從民間征集而來的，其中竄入了許多僞作，因此劉先生在講析具體篇章時先要辨明真僞，從而确定其史料價值，例如《甘誓》，劉先生認為是“大半真”，一是《史記》中收錄此篇，内容基本是照抄的，隻改變了一些文字；二是《墨子·明鬼下》中也有此篇，但内容有所不同，一般研究者不取，可作參考；再此，以“史論結合”的方法講析具體内容。劉先生一貫強調“史”為依據，“論”為升華，他在為我們講析《盤庚》三篇時，以“論”為先導，談了三點：一、關于《盤庚》三篇的次序，他認為清代俞樾解決得比較好。三篇講話的時間、地點、對象等均不同，根據這幾個要素分析，其合理次序應為中、下、上；二、《盤庚》三篇反映了商代宗族奴隸制雙軌統治的特點——行政統治和宗族統治；另有一些人說是三重統治——行政統治、宗族統治和宗教統治，神權在政權和族權兩方面起到紐帶作用；三、《盤庚》三篇反映了奴隸制社會複雜的階級構成以及“民”與“衆”的關系。劉先生認為，“衆”是相對于宗族統治的稱呼。“衆”是農業的直接生産者，同時他們也是族衆，是宗族集體的成員；“民”在本質上仍然是“衆”，但這是相對于行政統治下的稱呼。比較《盤庚》三篇，“衆”的概念有所變化與發展，中篇主要指井田上的勞作民衆；上篇已擴大到臣衆、族衆，适用範圍越來越廣，同時也失去了實用價值，因此到了商末周初，“衆”已不适用了；下篇則主要是指那些蠱惑人心的貴族。以上三點，是劉先生研析《盤庚》三篇多年的獨到體會，一經他點撥，我們茅塞頓開，學習《盤庚》三篇時隻要能夠把握住劉先生提示的要領和重點，其他問題就迎刃而解了，确實是受益良多。學完經史典籍後，再學諸子之學，儒、墨、道、法、名、陰陽五行、黃老之學……所選篇目，既要能反映學派的核心思想，又要能與其他學派形成比較，比如《莊子》，選學《大宗師》、《知北遊》和《齊物論》等，在本體論和認識論方面與其他學派思想形成鮮明的反差與對比，其思想特點也就凸顯出來了。此外，劉先生還要求我們努力學習和培養顧炎武那種“隻管開山取銅，不撿廢銅爛鐵”的治學精神。他要求我們，一、必須堅持從頭到尾通讀原書的“白文”，即無任何标注的原文；二、一年之内必須完成收集整理卡片1000張，每張卡片必須包含原文、出處、簡析、用途和比較等内容，年底他要檢查；三、一年之内必須完成2—4篇心得體會，如果2篇必須五千字以上，如果4篇必須三千字以上。
第二學年，劉先生同時為我們開設了《先秦思想史》和《經典著作選讀》兩門課。我從未見過如此認真的老先生，還沒開始上課，就先研究起我們來，他居然把《國務院學位條例》和國家教育部有關文件借回來仔細研究，根據文件要求來确定授課内容與形式，反正就是不讓我們偷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