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科學術的發展，都是由一代代學人的成績不斷積累，一步步前進的，其中傑出學者創造的成績，能在本學科的發展中開辟一個新階段，為後來者樹立學習的典範和奠定繼續前進的基礎。在我國蒙元史和西北民族史學科，韓儒林（1903—1983）先生就是這樣的傑出學者。
一
韓先生字鴻庵，1903年11月2日生于河南舞陽縣黃林村。父業農，二伯在村塾教書，幼時他随二伯就讀于村塾，11歲入初等小學，13歲考取舞陽縣立高等小學。1919年，考進開封留學歐美預備學校法文班。1922年冬，留學預備學校改為中州大學附屬中學，法文班并入上海中法通惠工商學校，随班轉到上海就讀。1923年春，因參加抗議法方校長實行奴化教育的活動被驅逐出校。同年夏，考取北京大學預科乙部，獲河南省官費資助，得以赴北大求學。1925年秋完成預科學業，升入哲學系本科。1927年夏，因軍閥混戰，官費斷絕，被迫辍學回鄉，經前留學預備學校老師推薦，先後在河南省立二中、一中任教。1929年夏，他以兩年的薪俸積餘為學費回北大複學，1930年夏畢業。
在北大讀書的後期，韓先生對史學，特别是元史和西北史地之學的興趣越來越濃厚。這門學問是清代後期的顯學，清末洪鈞《元史譯文證補》的刊行又使我國學界獲知大量前所未聞的外國史料。于是有不少學者步其後塵，利用外國史料和中國史料相參證進行研究，延續到民國初期仍保持興盛之勢，出了屠寄、柯劭忞、丁謙等名家的大型著作。然而，由于這門學問涉及多種語言文字和制度文化，而那時我國學者大多未能掌握必須的語文工具和科學的研究方法，所用外國史料全靠他人為之轉譯，名物制度的考證常有錯誤，其成就遠遠落後于同時期的外國東方學家。因此，先進學者如王國維、陳垣、陳寅恪等先生均主張兼究外國學術，走中西會通的道路。他們都有研究蒙元史、西北史地和中西交通史的論著，為這一學術新方向之先導。陳垣和陳寅恪先生為北大學生開設的這些方面課程，對韓先生有很大的影響，他常去請教，并按照師長們的指點閱讀外國東方學家的著作，深為他們利用新材料、采用新方法獲得的成就所吸引，例如史籍中各種譯名的審音勘同，他們用漢語古音與他種語言相互比對進行解釋，簡單明了，與我國學者常用的音差、音轉、急讀之類說法相比，另是一種境界。他深感必須跳出舊史學的框框，學習西方治學的方法，于是就“遵照師長們的教導，開始從事當日所謂不中不西之學了”。
北大畢業後，韓先生受聘為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研究所助教。1931年，譯完法國著名曆史學家塞諾博斯的《西洋文明史》第一冊，作為女師大研究所叢書之一出版。1933年，他以這部譯著從中比庚款教委會申請得赴比利時留學的資助。8月，入比國著名學府魯汶大學，學習世界中古史、史學方法論、拉丁文等。1934年，又從中法庚款會申請到一筆翻譯注釋突厥碑文的經費，其年秋轉到巴黎大學法蘭西學院，從伯希和學習蒙古史、中亞史和中亞古文字，并在東方語學校學土耳其文。1935年，轉入柏林大學東方語文研究所，學習波斯文、蒙古文，并到普魯士科學院學習突厥文，同時進行突厥文諸碑的翻譯和注釋工作。19世紀末突厥文諸碑的發現，在世界東方學界掀起了新的研究高潮，各國學者競相翻譯、考釋，而我國學界卻長久無人問津。因此，韓先生留學期間首先就着手這一項工作。他根據德國學者Schaeder和英國學者Ross的德文、英文譯文，先将最重要的阙特勤碑譯出，對碑文中涉及的人物、地理、部族、官号和史事一一進行考釋；1936年又完成了毗伽可汗碑的譯注和敦欲谷碑的翻譯。這是我國學者研究突厥碑文的最早成果，至今仍是研究突厥史和突厥文的重要參考文獻。在留學三年中，他節衣縮食，從微薄的資助經費中省下錢來，購買了幾十部很有價值的專業書籍，如1836年出版的波斯文《史集·旭烈兀傳》的原文校勘與法文譯注本，1881年出版的波斯文《納昔兒史話》的英譯本，1891年出版的阿拉伯文《劄蘭丁傳》的原文校勘及法譯本等等。歸國前他還專程到倫敦購買東方學書籍，一家著名書店的老闆對他的選擇精當十分驚奇，不敢相信中國人在這種專門領域竟能如此内行，但又感歎說可惜他來遲了一步，許多好書讓日本人捷足先登挑走了。①
1936年夏韓先生回國，徐炳昶先生②将他介紹給名望甚高的燕京大學教授顧颉剛，接談之際，顧先生對他的學識十分贊賞，研究領域又與其所創禹貢學會宗旨相合，當即推薦為燕京大學曆史系講師(先後講授西部亞洲史、蒙古史等課)，并聘請為禹貢學會研究員。當時禹貢學會集中了一批學界菁英，有譚其骧、馮家昇、吳晗、童書業、齊思和、白壽彜、周一良、張維華、侯仁之等。韓先生攜眷住在北平小紅羅廠禹貢學會會員宿舍，與顧先生及諸同人過從甚密，積極參加學會的活動，在《禹貢》半月刊發表其有關突厥碑文的多篇譯注和介紹文章。1937年春假，應綏遠省主席傅作義之邀，由顧颉剛先生組織北平的大學師生訪問綏北。韓先生率領一路，考察了歸綏—武川—烏蘭花—大廟—達爾罕旗雲王府一線。當時日本帝國主義已侵占我國内蒙古東部并策劃并吞西部，所以這次考察顯然有引起國人關注該地區危急形勢的意義。韓先生考察歸來在《禹貢》發表《綏北的幾個地名》一文，開頭就指出陰山山脈自古以來在我國國防上的價值，并慷慨陳詞：“今日外人勢力雖已入我腹地，而陰山仍屹然為我北方最重要之腹地防線，吾苟能堅保此線，則民族之逐日複興，強敵決不能阻止也。”
七七事變後不久，北平淪陷。1938年夏，經輔仁大學英國教授施格利介紹，韓先生轉任輔仁大學曆史系講師，講授西北民族史。他在講課中常借曆史上的外患抒發其激忿。一次，發覺有日本人來聽課，聯想起當時日本雜志曾發表《禹貢派的人們》一文評論中國學者的愛國志向，感到留在北平很不安全，遂決意逃離。1939年春，得到在昆明成立的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時顧颉剛在該所)歡迎他前往的答複，遂攜眷由塘沽乘英輪繞道香港、越南，輾轉至昆明，任該所副研究員。當時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也遷到昆明，該所藏有《史集》波斯原文的貝勒津刊本，韓先生常往閱讀，并請人抄錄了其中的《部族志》，開始利用波斯文史料與漢文史料相互比勘，對古代蒙古部族進行全面的研究。不久，顧先生赴任成都齊魯大學教授，經他介紹，韓先生也于1940年春被成都華西大學聘為曆史系教授，時該校成立中國文化研究所，他和語言學家呂叔湘是主要研究人員。教學之餘，有較多的時間專注于研究工作，兩年多發表論文近20篇。其時後方生活艱苦，圖書缺乏，研究條件很差，他卻能取得如此豐碩成果，一方面是憑借堅實的根底和豐厚的積累，一方面則是依靠無比的勤奮。1942年，他曾因過度勞累導緻肺病發作，咯血不止，卧床數月，仍不間斷其研究工作。1943年初，顧颉剛辭去邊疆語文編譯委員會副主任職務(主任朱家骅)，推薦韓儒林繼任。這個委員會是1941年顧向朱家骅建議設立的，附在國民黨組織部，任務是組織一批蒙、維、藏族人士翻譯書籍，聘請漢族學者任編輯之責。韓先生遂從成都移居重慶，主持編譯工作，并繼續從事個人的研究。1944年秋，應中央大學之聘，任曆史系教授，遂辭去邊疆語文編譯委員會副主任職務。但因他擅長邊疆民族曆史文化，其後又短期被請到邊務訓練班講授西北民族史，并兼任過獨立出版社編纂，拟訂邊疆叢書計劃。這兩年間，他又發表論文十餘篇。1945年秋，中央大學校長吳有訓聘請他出任法學院邊政系主任。1946年，随校複員至南京，仍任邊政系主任兼曆史系教授。他在中央大學先後開設元史、中西交通史、蒙古史、突厥史、西藏史、中俄交涉史課程，并在東方語言專科學校講授印度史和中國史。同時，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也聘請他為該所的兼任研究員。
南京解放後，中央大學改名bevictor伟德官网，韓先生任曆史系主任．代理法學院院長。1952年院系調整後，一直擔任南大曆史系主任。1955年，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曆史所學術委員。1956年，他開始招收研究生，并經教育部批準在bevictor伟德官网建立了元史研究室，親率研究生将校圖書館所藏有關中外文圖書期刊集中，其後陸續增加，建成頗具規模的專科資料與研究中心。同年，他和翁獨健、邵循正組成中國科學院代表團，赴烏蘭巴托商訂中、蘇、蒙三國合作編寫蒙古史的協議；次年，赴莫斯科讨論拟定編寫提綱，并舉行了學術會議，他在會上作了《關于匈奴曆史發展的特征和本質》的報告。他利用訪蘇機會深入了解蘇聯的蒙古史資料及研究情況，并得到《史集》的新俄譯本等書，回國後給研究生作了介紹，教導他們研究元史須随時掌握國外研究動态，才不緻落後于人。1961年，他參加全國文科教材會議，與曆史組學者共同議定分工合作編選一套中國通史參考資料，同時分頭撰寫斷代史專著。韓先生承擔了此項高校教材建設任務中的元代部分，帶領助手投入史料的編選和《元史綱要》的撰寫。不久，他又接受了另一項科研任務。50年代中期，按毛澤東的要求，由範文瀾、吳晗、譚其骧主持“重編改繪楊守敬《曆代輿地圖》”，工作進行到60年代初，因編繪邊疆地區圖的需要，邀請傅樂煥、韓儒林、馮家昇、方國瑜等參加編委會，分别負責東北、蒙藏、西北、雲南地區。1963年暑期，韓先生帶領助手移師北京，完成元史參考資料編選任務後立即轉入曆史地圖工作。1965年10月，經烏蘭夫提議，國務院任命他為内蒙古大學副校長兼蒙古史研究所所長，雖已過耳順之年，仍愉快受命，離南大赴任。1966年初，他再度将南大元史研究室人員召到北京，與西藏圖組一起集中在哲學社會科學部，加緊進行蒙古和西藏地區曆史地圖的編繪。“文革”開始，編繪工作停止，人員解散回校。不久，他從内蒙古回南大“參加運動”，所任職務自然被一并罷去。
“四人幫倒，十年烏雲消，畫皮剝去總是妖，喜看鬼哭人笑。七四豈敢雲老，指日四化非遙。今朝書卷重理，雞鳴再迎春曉。”這是韓先生于1976年10月填的一首詞《清平樂——慶祝四人幫垮台》。再逢解放，他已年逾古稀，而且有病在身(1971年發現患前列腺癌，做了手術)。但首先想到是重理書卷，抓緊時間進行學術研究，為祖國四化建設服務。他和助手重新拟定了斷代史專著《元史綱要》的章節，逐節讨論，加緊撰寫。1977年，在他主持下，南大元史研究室創辦了國内最早的專史雜志《元史與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每年一輯，刊載本室及國内同行的專題論文，以富有特色和較高質量受到國内外學術界的重視。1978年，恢複招收研究生，在全國曆史學規劃會議上，他與翁獨健等提出建立全國性專史學會以加強交流合作，促進學科發展的倡議。次年，中國蒙古史學會和中亞文化研究協會成立，他被推舉為兩會的副理事長。1980年，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和中國元史研究會相繼成立，分别推舉他為名譽會長、會長。是年12月，赴巴黎出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亞文明史》編委會議，被選為副主席。江蘇省曆史學會于同月成立，他當選會長。《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曆史卷的編撰工作也在這一年開始進行，他參與了編撰規劃的制訂，并受聘擔任編委會副主任兼元史分冊主編。1981年，受聘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第一批博士點的導師，開始招收博士生。
50年代以來，韓先生以大量精力從事教學行政工作和培養青年研究人才，同時仍堅持從事學術研究。“文革”後，他更以百倍熱情投入研究工作，除主持編撰《元史綱要》(後改名《元朝史》)、《中國大百科全書》元史分冊等項目和指導研究生之外，還連續發表十餘篇論文。他以老病之軀承擔着繁重的教學、科研和社會工作，終于在1982年冬舊病複發，多方救治無效，1983年4月7日與世長辭。
二
40年代是韓先生學術研究的第一個高峰期，在四個方面都取得超越前人的成就。蒙元史是他的主要研究領域，有《成吉思汗十三翼考》、《蒙古答剌罕考》、《元代闊端赤考》、《蒙古氏族劄記》、《蒙古的名稱》、《愛薛之再探讨》等十數篇論文；突厥史方面，除突厥文諸碑的譯注外，著有《突厥蒙古之祖先傳說》、《突厥官号考釋》、《唐努都波》等篇；吐蕃史的著述有《吐蕃之王族與宦族》、《吐蕃古史傳說研究》、《青海佑甯寺及其名僧》、《明史烏思藏大寶法王考》等篇；西北史地等方面，著有《西北地理劄記》、《漢代西域屯田與車師伊吾的争奪》、《關于西夏民族名稱及其王号》、《清代中俄交涉史劄記》、《女真譯名考》等篇。幾個方面的論著都體現了他的學術風格：掌握多種東西方語言文字，善于借鑒外國東方學家的學術成果和研究方法(特别是比較語言學方法)，同時也繼承了乾嘉考據學的優良傳統，直接利用民族文字和外國史料，與漢文史料互補互校，着重名物制度的考證。他的學術成就，代表了我國蒙元史和西北民族史學科發展中一個新階段的進步。
韓先生在給研究生作的《元史研究之回顧與前瞻》報告中，将明清以來元史研究的發展分成五個階段，重點評論了清末洪鈞以來諸家的成就和缺陷，指出元史史料不同于一般史籍，人、地、部族、制度等類譯名有待考證者甚多，而重要的外國史料多是波斯文、阿拉伯文史籍，原文抄本誤寫字形和脫落或置錯音點者比比皆是，如不用他種史料校訂，則無法定其正确的寫法讀法。西方學者的譯述就存在不少誤譯。洪鈞、屠、柯諸家既不識波、阿文，也不通西文，隻能請僅懂西文且無專業知識的人将西人的譯述轉譯過來，無法訂正其中的訛誤。根據這樣的材料做研究，又不能用科學方法對來自多種民族語言的譯名進行審音勘同，成績自然不佳。于是韓先生提出，新階段的目标是必須直接利用外國史料之原文．與中文材料作比較之研究，如此才能相互訂正補充，解決前人未能解釋或誤解的諸多問題，這樣，元史的研究才能有新進步。他的《成吉思汗十三翼考》、《蒙古氏族劄記》等多篇論文，就是用這種“直接互校法”訂正了中外史料和前人著述中的許多訛誤。如漢文史料《聖武親征錄》記載十三翼組成多有漏略，波斯文《史集》足以補之，但俄人貝勒津譯本及洪鈞書之重譯，譯名多有錯誤。其第三翼洪譯為“撒姆哈準之後人布拉柱把阿秃兒”，此二名系據貝本之Sam Qachim，及Bumju譯出，而《親征錄》則作“三哈初來”和“奔塔出”，查檢波斯原文諸抄本的異寫，以漢籍校之，前者應采取Sam Qachulai的寫法，後者應訂正為Bultachu，貝譯誤，洪譯随之而誤。第九翼有一部落，洪鈞譯作“委神”(據貝譯之Hujin)，認為就是許兀慎部，但是原文有多種異寫，以《親征錄》此名作“嫩真”校之，無疑應采取Nuniin的寫法。同時，《元朝秘史》所載相應部落名“溫真”(曾被誤認為人名)，也可以據波斯史料訂正為“嫩真”(畏兀字母N脫音點，Nunjin變成Unjin)。《史集》記載蒙古部族甚詳，适可補漢文史料之缺，但譯名之訛誤若不加訂正，則反緻混亂，屠寄《蒙兀兒史記》和柯劭忞《新元史》之氏族表即是如此，如蒙古Sunit部，哀德蠻譯《史集．部族志》誤作Suweit，柯氏據之重譯為蘇畏亦忒，不知即是《秘史》所載之雪你惕部，竟另作一部列表，屠寄又據此誤譯之蘇畏亦與《秘史》所載主因部勘同；雪你惕部有一分支部落，多桑《蒙古史》譯作Caironnes，哀德蠻譯作Kebteren，柯氏兼采多桑和哀德蠻的譯寫，謂“喀伊倫(據多桑)，亦曰喀潑特倫(據哀德蠻)”，屠寄又以為此“喀伊倫”即郝華(Howorth)。《蒙古史》所述塔塔兒分部也魯忽依(’Yerkui)，謂系“重譯之音差”。查波斯原文，此部之名寫作OB丁RQS，恰可與《秘史》(十二卷本)所載雪你惕分部“合蔔秃兒合思”勘同，知原文應讀作Oabturqas，柯、屠根據西人誤譯來做考證，錯上加錯。以上數例，略可見韓先生用中外史料直接互校法整理元史史料的成績。
元史和西北民族史中的名物制度問題最為複雜，這些名稱出自多種民族語言，各民族間又有因襲、轉借現象，語音和意義往往随之起變化；譯寫這些名稱的漢字讀音，也因時代或地域不同而有差别。韓先生認為，研究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譯名的審音勘同，要根據所在時代的漢字讀音和譯寫規則找出其原語，弄清它的意義，然後才談得上整理材料作進一步的研究。這需要懂得相關民族語言及其語音規律，并具有一定的比較語言學和音韻學知識。以前的學者由于語言知識不足，又不知道用科學的方法審音，多牽強附會，如謂亦都護(idiqut，畏兀國主稱号)為葉護(yabghu，突厥官号)之音轉，不亦魯黑(buimq，唐譯梅錄，突厥官号)即孛極烈(bogile，女真首領号)之異譯，斡脫(ortoq，意為合夥，元時官商之稱)即猶太人，等等。此類錯誤在晚清以來的元史和西北史地著作中随處可見，是我國這門學科落後于世界的一個重要方面。因此，韓先生十分注重名物制度的考證，這也是他的主要學術貢獻所在。他對突厥、蒙古官号的考證，總是根據相關民族語言和漢語的語音及譯寫規律，先将譯名盡可能複原，進而考察在曆史上的演變和不同時期的意義、地位和職掌等。如考突厥之“俟斤”(irkin)系襲自鮮卑、柔然，後又為契丹、女真所沿用(夷離堇、移裡堇)；“特勤”(tegin)之号亦非始于突厥，後來回鹘的“狄銀”，契丹的“惕隐”，蒙古的“赤斤”均系沿襲此号。其考元代答剌罕之号，上起柔然(塔寒)，突厥回纥(達幹)，下及明清蒙古，對其封授及所享權利等作了全面研究．從曆史上将此詞的各種含義解說得明白清晰。闊端赤為元代怯薛執事之一，《元史》誤将它與雲都赤并釋為，“侍上帶刀及弓矢者”，有學者以蒙語kotechi(意為向導者、侍從)釋之。韓先生據元時“闊端”對音為koton／kotan，而元時音譯非漢語詞的規律，以-1收聲之音節通常變-l為-n，故肯定闊端赤之原語必為kotolchi／kotelchi。《元朝秘史》有可團勒(kotol)一詞，旁譯“從馬”，《華夷譯語》注此詞為“牽”，波斯語之kutal意亦為“從馬”，顯然來自伊利汗時代蒙古借詞，據此可證闊端赤意即“掌(牽)從馬者”。音義既明，乃能依此線索發掘有關資料，對其職務、地位及相關史事作出全面的研究。
蒙古和女真名稱的考釋，也是韓先生借助語言學手段研究古代史上譯名問題的範例。蒙古的名稱自唐代始見漢籍記載以來。先後有三十多種譯名，韓先生将其分析為五組進行考察。最早的“蒙兀”按唐音是對其原名Mongghol的完全譯寫，“兀”收聲-t正對應于原名之-l；“蒙古”及其相類譯名是從女真語轉譯的，而“盲骨子”“萌古斯”等則是其帶後綴的複數形式，波斯／阿拉伯人将Mondlol誤讀為Moghul，明末人譯為“莫卧爾”；洪鈞、屠寄不究音韻，以今音讀唐代之“蒙兀”，又改波斯人誤讀之原音遷就已見，杜撰了一個“蒙兀兒”的譯名，而“兒”字遼代以後北方音漸變為er，可用來譯寫他族語之r音，但不用于譯-l音，故此名絕難成立。女真之名始見于五代，據載“本名朱理真(Jurchin)，番語訛為女真。”(見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但“朱”(照母)何以訛為“女”(娘母)，尚未有合理解釋。據韓先生《女真譯名考》分析，最早知道朱理真族并以“女真”譯名介紹于世的漢人，應為契丹侵據之燕雲一帶人，故需了解其時方言中女字是否有特殊讀音。雖無直接材料，但從教煌發現之唐五代間藏文音譯佛經殘卷中找到女字譯為ji音，證以日語女字漢讀jo，以及另一些方言，知此字除n-聲母外尚與j-相近之聲母；從音韻上解釋，娘母魚韻字在一定情況下聲母韻母均會發生變化(n>nd，y>i／u)。據此判斷，以“女真”譯寫Jurchin者，其方言必讀女為nju，至于女真國号“金”的音譯“安春”．據突厥語altun譯作俺吞、蒙古語ahan譯作按坦例，無疑應複原為alchun，蓋金元至明代常以-n音譯外來語音節尾音-l，而t變為ch是阿爾泰語系常見的現象。
如上所述，這個時期韓先生的研究以中西史料的校訂和名物制度的考釋為主，其所考突厥、蒙古、吐蕃等民族古史傳說和部族、地理、官号等，都是史學研究的重要課題，并非煩瑣考據。
50年代以後，韓先生的學術生涯進入新時期，正如他在《穹廬集·自序》中所說：“為了适應新時代的要求，我不僅要學習用曆史唯物主義觀點去研究元代曆史，而且要使元史研究能為祖國的文化建設服務。”經曆了重新學習過程，他在學術觀點和研究方法上均有新的進步，注意從社會經濟、階級關系和時代背景等方面來考察重要曆史事件和曆史人物，探索曆史發展的規律性，同時又保持着嚴謹求實、重視考據的學術風格，堅持根據充分、可靠的史料作出判斷的科學立場，反對生搬硬套現成的理論。他在50—60年代所著的《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樣管理西藏地方的》、《論成吉思汗》、《耶律楚材在大蒙古國的地位與所起的作用》諸文，都是在細緻辨析大量史實的基礎上，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西藏自元代成為中國版圖的一部分，韓先生根據漢、藏文史料，全面研究了元朝廷管轄吐蕃地區的各種制度以及十三萬戶的名稱和地理，充分證明元朝對西藏地區實行了直接的統治。國内外對成吉思汗這個曾經震撼世界的曆史人物，曆來褒貶不一，韓先生認為這種簡單的毀譽不是科學的态度。他從當時蒙古高原各部争戰、民不安生，并受金朝壓迫的曆史背景出發，論證了成吉思汗完成統一大業所起的積極作用，同時指出處在特定社會發展階段的蒙古貴族以掠奪為榮，對鄰國進行大規模、殘酷的擴張戰争，給他民族帶來嚴重災難。蒙古征服在曆史上的影響是複雜的，也要多方面作具體分析，例如客觀上帶來一個時代東西交通的繁盛，就是不可否認的事實。這些觀點都是建立在大量确鑿的史實上，得到大多數學者的贊同。60年代前期，韓先生主持的元朝斷代史專著、蒙古地區曆史地圖等科研工作有條不紊地進行，正陸續取得成績，卻因“文革”中斷了。70年代初曆史地圖編繪工作恢複，他的參加和指導對蒙古地區圖幅的完成起了重要作用。
1977年到1982年是韓先生學術生涯中晚霞燦爛的時期，這五、六年間，他除主編《元史綱要》及百科全書元史分冊外，還撰寫了十餘篇論文。其中一類是名物制度和史事考證，《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鄰近諸部》總結了中外學者的西北史地研究成績和缺點，根據突厥文、波斯文、蒙文、漢文史料考證各部的名稱、方位及遷徙情況，考述了忽必烈與阿裡不哥争奪該地區的鬥争等史事；《元代詐馬宴新探》從元代西域人、西域物品之多和波斯語的使用等史實，考明“詐馬”一詞來自波斯語jamah(意為“衣”)，與蒙古語jisun(隻孫、質孫)同義；《唐代都波新探》據漢文史籍和突厥文碑銘資料，考證了都波、彌列哥、俄支三部的分布、官号及與唐朝的關系；《清代蒙古驿站》利用清代内外蒙古地圖的部分考釋資料，考證了通内蒙古各盟旗的五條驿路和阿爾泰軍台、巡查卡倫站的所有驿站名稱和方位。另一類是講研究方法和工具，有《關于西北民族史中的審音與勘同》、《我國西北民族紀年雜談》、《談遼金元史籍中的譯名問題》等，對研究元史與西北民族史的學者極有幫助。《元史綱要結語》一文全面闡述了他對有元一代曆史的總體認識，立論實事求是，評價客觀公允，是他數十年研究心得的精當總結。
三
實事求是，是韓先生一貫堅持的學風。首先，他研究問題要求盡量掌握充分的材料，曾借用白居易的一句詩：“上窮碧落下黃泉”，來說明搜集史料應有尋根究底的精神。如為了研究答剌罕之号，他搜集資料的範圍上起南北朝，下迄明清，旁及伊利汗國和欽察汗國，就元代此号封授情況及所享特權等問題，他搜集和分析了二十多個事例，從而得出此号初以授對大汗及其家族有救命之恩者的結論。他的《突厥蒙古之祖先傳說》在陳寅恪先生研究的基礎上，增益東西史料多種，進一步考明傳說中的狼、鹿、天光、蒼色諸因素揉合的過程及其與北族薩滿教Tengri崇拜的關系，以及接觸伊斯蘭教和喇嘛教後加進的外來傳說，從而加深了對各族文化相互影響和古史傳說附益追加，逐層增建現象的認識。其次，對所搜集的資料要求作審慎的考訂，一名一事務得其實，方可作為寫史立說的依據，否則甯付阙如或存疑，決不附會湊合成說。這種态度在他的第一篇論文《十三翼考》中就有明顯表現。他十分重視史學研究中的考證工作，但眼光并不局限于史料的整理和名物的訓釋。他主張研究曆史要在三方面下功夫：首先是充分掌握材料，其次是對史料進行科學的分析和綜合，弄清曆史的真實，最終目的是求得客觀事物的内部聯系即規律性。前兩步工作就是史學家的科學實踐，沒有這樣的實踐，要得出正确的結論是不可能的。可見他是把材料的搜集、考訂、分析和綜合視為緊密相連的研究工作整體．以紮紮實實的材料為基礎，以反映曆史的真貌為宗旨。韓先生的學術實踐說明，考證是求得曆史真實的必要途徑，是史學研究不可缺少的環節。
實事求是的學風也貫徹在他培養新一代史學研究者，主持史書的編撰，以及史學研究工作的組織指導之中。他主持《中國曆史地圖集》蒙古地區圖幅的編繪和《元朝史》的撰寫，指導助手從基本的文獻資料工作做起，如輯錄各種史籍所載曆代蒙古地區地名部族名及前人的西北史地考證成果，編制資料卡片和中外學者《元史研究論著目錄》等。bevictor伟德官网元史室完成的四十多幅蒙古曆史地圖和逾百萬字的地名考釋，訂正了晚清西北輿地學者的許多疏誤，填補了蒙古曆史地理研究的大量空白；《元朝史》也以實事求是的精神、取材廣博和重視考證受到學界的好評。這正是韓先生堅持實事求是學風的成果。
韓先生特别重視擴大眼界，随時注意吸收各國的研究成果。他經常說，蒙元史是一門國際性學科，在一些方面，例如穆斯林史料和歐洲史料的利用，外國學者有比我們更優越的條件和更好的成就，所以最忌閉門造車。同時他又強調既要掌握他人所長，又要發揮自己的優勢，有新的創造。他有一句常說的話：“人家會的，我們也要學會；人家不會的，我們更要會。”他的論文通常是先評介中外學者的有關研究成果，哪些問題已解決，哪些未解決，在此基礎上開始自己的研究。這樣研究問題，視野闊，起點高，就能有新貢獻。近幾十年，我國的蒙元史研究者較之其他史學領域更為重視了解國外研究情況，掌握世界學術信息，哪怕在中外交往很不方便的年代也是如此，這與韓先生及翁獨健等先生的指導是分不開的。
60年代初，出版社就約請韓先生出一部論文集，于是先生着手整理舊作，進行仔細的校訂。記得他在指導助手謄錄《史集》有關成吉思汗十三翼記載的波斯原文時曾說：以前受條件局限，隻有貝勒津的刊本可用，現在蘇聯學者已收集多種抄本作了彙校并出了新譯本，可惜其原文彙校本還沒有出版，無法用來修訂舊作，總覺不安。大概是出于這種考慮，論文集遲遲沒有交稿，即此可見先生對學術著作的嚴肅、慎重态度。其後，編選校訂工作又因故中斷了十來年，“文革”以後才得以重新編訂完成，收集解放前後論文34篇，定名《穹廬集》，1982年底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刊行。韓先生去世後，bevictor伟德官网元史研究室又收集了他的多篇論著，其門人複從遺稿中整理出幾篇，連同《穹廬集》已收之文，編集為較完全的《韓儒林文集》，由江蘇古籍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
他留給世人的寶貴遺産不僅是豐富的學術成果，還有他在元史學界培植的嚴謹治學風氣和以身作則昭示後輩的誠實做人品格。他常教導學生治學必須做到“闆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教一字空”，研究問題須全面搜集和仔細分析資料，做到“上窮碧落下黃泉”。1966年夏初，他帶領助手在北京哲學社會科學部編繪曆史地圖，時值“文革”前夕，“批判”空氣越來越濃，學部組織大家看“批判電影”《舞台姐妹》，散場後他對随同的弟子說，劇中邢師傅教導其徒的話“老老實實做人，認認真真演戲”說得很對嘛，我們也是要老老實實做人，認認真真做學問。他說得很自然，全沒有覺得這種觀點在當時正是批判的對象。從這件小事即可見他為人之老實坦白。
注：
①韓先生去世後，師母遵照先生遺願，将其所有外文珍籍捐贈給bevictor伟德官网元史研究室。
②徐炳昶原為開封留學預備學校老師，對韓先生一直十分器重。韓先生在北大讀書時，徐炳昶也受聘至北大哲學系任教，這與韓先生選擇進哲學系有一定關系。後來徐先生見他喜愛治史，又給予很大鼓勵，并指教他應多讀外國學者著作。其後徐先生出任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校長，複聘韓先生為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