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熊海堂先生相識于1979年，那時他在bevictor伟德官网讀研究生，我讀本科。他樸實的為人和嚴謹的學風從一開始就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們成了學術上的好友，但更多的時候我視他為師長。從他那裡，我了解到許多考古知識和做學問的方法，比如怎樣做資料卡片，就是從他所藏的上千張卡片中首次獲得系統認識的。
大學畢業後，我被分配到南京博物院考古部，而他研究生畢業留在bevictor伟德官网。我們時常通過電話或互相走動交流工作體會和研究心得，諸如陶瓷考古、佛教藝術和考古學方法與理論等是我們經常讨論的話題。許多時候，他都會有一些獨到見解，從他那裡我受到過不少啟發和教益。1984年後，我擔任了《東南文化》雜志的編輯。他從一個研究者的角度，時常對學術刊物的編輯工作提出建議。那時，他已深感自己的學術追求與現有的知識結構及科研條件存在很大差距，時常陷入苦惱之中。1985年，他終于有機會赴日本留學，開始向新的學術高峰攀登。此後七年，他在日本以驚人的毅力和勤奮，把自己在國内積累的豐富的考古學實踐與理論知識同日本嚴格的學術訓練、廣泛的資料信息、先進的科研手段緊密結合，竭力開辟新的學術道路，終于成為學術上有集大成之成就，理念上有創新之舉措，事業上有開拓之追求，人格上有完善之塑造的一代學者。
在他留學的日子裡，我們之間主要是用通信方式交流思想。他身處異質文化環境中，一直保持着獨立的思考和強烈的進取意識，十分關注國内的學術進展，時常把外國的新方法、新理論告訴我，包括日本考古界對發掘工具和繪圖、攝影工具的改進，他都要繪成圖或把實物帶進國内，供同行參考。他的一些文章在《東南文化》發表後，引起了不少共鳴。1992年10月，他從日本學成歸國，投身于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考古專業的教學和科研工作，在短短兩年時間裡，作為朋友，我目睹了他完成的大量難以用數字統計的學術工作，遺留的大量文稿令人驚歎，其表述的學術探索和事業藍圖給人描繪了一幅瑰麗的遠景。他的生命曆程不過43年，但他的學術成就已是一座“裡程碑”。
海堂先生的考古學術生涯開始于1971年，那年他才20歲，便成了江西省博物館考古隊的隊員。此後幾年，他先後參加了江西南昌、新贛、清江的商周遺址、漢晉古墓以及湖北江陵楚墓、宜賓紅花套大溪文化遺址的發掘。1974年，他進入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讀書，1977年，大學畢業又分配到江西清江博物館，在此期間，參加了江蘇邳縣大墩子、宜興古窯址、江陵楚墓、清江縣築衛城、樊城堆遺址的發掘。1979年，他再次考入bevictor伟德官网，成為考古學家蔣贊初先生的研究生，參加過湖北鄂州市六朝墓葬和遺址的發掘及整理工作。研究生畢業後，以優秀的成績被bevictor伟德官网留校任教。這些腳踏實地的考古實踐，為他奠定了良好的專業基礎，成為以後學術上成功的必不可少的條件。1985年，他去日本留學，在留學期間，他一方面刻苦鑽研理論知識，另一方面也十分重視考古學和人類學實踐，參加過愛知縣三好町古代城市遺址和福島縣大戶町古窯址的發掘，并節衣縮食，不畏勞苦，在日本、韓國作廣泛的考古學和人類學調查，收集了數以萬計的有關古代窯址、陶瓷、手工業和民具及其他考古資料，又利用假期回國内作廣泛調查，足迹所至，北達内蒙，南及閩粵，真正做到了“讀萬卷書，行萬裡路”。
今天，在他的書房裡，還整齊地保存着大量的分類資料集，器物和遺迹照片、繪圖、幻燈片、調查日記及文物資料錄相片等。1992年10月，他以極優異的成就給七年留學生涯劃了句号，随即離日回國效力，到1994年12月去世止，他先後創辦bevictor伟德官网中國物質文化研究所，擔任考古教研室主任，參與主持福建平和縣“漳州窯”窯址發掘，并與兄弟單位一起組織了兩次國際學術讨論會，領隊參加長江三峽萬縣市曬網壩遺址發掘，往陝、豫等省作文物考察，對bevictor伟德官网文物室作大規模清理建檔，完善考古教研室資料室，提出建立bevictor伟德官网博物館、bevictor伟德官网考古藝術系、改進考古專業辦學模式的計劃，承擔國家教育部資助的民具學調研課題，實施中日雙方合作進行的唐三彩技術、國際貿易陶瓷兩項研究課題，開始東亞漆器技術和漁業技術的調查研究，撰寫《六朝考古》、《東亞漆器技術》等專著，把自己在日本完成的90多萬字的博士論文縮寫成50萬字交由bevictor伟德官网出版社出版，完成并發表多篇重要論文，為本科生和研究生開設了近10門課程。另還有一系列的講義和論文儲存在他的電腦裡未及全部完成，僅目前所見的就有關于考古學方法論、陶瓷考古、民具學、文物鑒定學等諸方面的散稿。兩年多時間，在人生長途中不過是一瞬間，可是在海堂短暫的生命曆程中，卻是多麼寶貴卻又充滿創造力的時光啊。
海堂在科研上十分注重理論的創新和對新方法的引進，一生緻力于學術進步事業。在日本求學初期，他已注意把海外的新觀點介紹到國内來，如他在評介日本考古學家町田章的《讀〈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卷時，有感于中國現有考古學名詞的一些概念難以理解，用語不統一，辭書編纂工作較落後，使國外學者閱讀利用中國的考古資料沒有可資參考的工具書的局面，指出：“中國考古學術用語的解釋和統一，的确是一個存在的、并急待解決的現實問題。否則，所謂學術國際化，就留下了專業用語上的障礙，這不能不說是從事學術研究者的一項責任。”還認為，“等到計算機大量使用後，專門用語的統一和專門辭書的編纂，就變得更加刻不容緩了。”（《關于考古學辭典編纂和學術用語統一的問題》，《東南文化》1988年3、4合刊）。在名古屋大學學習時，他接受了考古學家渡邊誠先生“水洗選别法”的操作指導，覺得這一方法對改進國内考古學的發掘方法，從遺址中發現更多的古代文化信息有重要作用，便立即征得渡邊先生的支持，撰成《考古發掘中水洗選别法的應用》一文，發表在《農業考古》1989年第2期上，文章對“水洗法”的産生、發展、應用價值、操作法包括設備、工具等都作了詳細介紹和研究。吳耀利先生認為，這是最早把“水洗法”引進中國的文章。1992年4、5月間，國内考古學者對“水洗法”作了試驗并取得成功，研究者确認，該方法“對深化我國的考古發掘和研究，有着不可輕視的作用，值得進一步在我國考古學中應用和推廣。”（吳耀利：《水洗法在我國考古發掘中的應用》，《考古》1994年4期）。海堂還把“民具學”介紹到了國内，他敏銳地看到“民具學”的調查與研究成果将成為書寫勞動人民創造曆史最直接的實物證據，并構成文化人類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研究考古學遺物也有相當幫助，因此他強調考古學者要重視民具學，對現存的傳統民具在品種、類型、組合、制作、功用等方面應做科學調查工作，用以研究人類物質文化的傳承和發展。在所撰《怎樣寫學年論文》一文中，他說：“以民具學調查資料為主，論證某地區民具與自然、民具與文化、民具與傳統、民具與技術的關系，在橫向比較時可以劃分出同類民具的地方特色，為文化區的劃定提供有力證據；從縱向比較，可以用民具學調查所獲得的知識複原古代同類民具的形态和使用方法，探明某種民具發展的淵源。”為此，他在南大率先開設了“民具學”課程，并帶領學生開展民具學調查和研究工作。
“計算機考古”是海堂先生十分重視的問題，他自己就是一位成功的實踐者。在日本，他刻苦鑽研計算機技術，并達到了專業水平，建立了系統而獨特的資料數據庫，在研究中廣泛運用這一先進手段。他在日本做博士論文和回國之後，處理的考古學、文化人類學、技術史和文化交流史圖文資料數以萬計，計算機參與了其中的統計、制圖、建立數據模型和做時空分析。他的不少結論是在計算機對數千個資料數據作統計歸納後得出的，因而深刻地揭示了考古現象之間的數量邏輯關系和發展規律，具有很強的說服力。現在，他的書房裡還保存着數百件已存貯有各類資料和論文的計算機文件軟盤，硬盤中也内存有大量的已經成文的論文、著作和講課稿等待輸出。正是具備了親身體驗，因此，他多次呼籲，國家應當組織計算機和考古學方面的專業人才，開發計算機在考古學中的應用技術，在全國各主要博物館及其考古學機構建立終端工作站，争取花十年左右的時間達到區域連網的水平，到那時，考古學界的信息流通和宏觀研究将達到一個新的境界，也将會大大促進我國考古學水平的提高。1989年前後，我國不少文博機構已購置了計算機并投入工作。他經調查後強調，各單位在建立數據庫前一定要有長遠的打算和總體性規劃，如果大家各行其事，最後機型混亂，軟件和漢字辭庫不統一，分類法、專業用語、輸入格式等都不規範，結果将使這些各自為政建立起來的數據庫變成一個個孤立的死水潭，數據無法通用，資源不能共享，從而造成人财物的巨大浪費。他對文博界如何正确地制定計算機使用規劃提出了看法，這些意見至今對我們還有指導意義（《關于考古教學與計算機應用上的若幹問題》，《東南文化》1989年1、2合刊）。他還譯介過一篇關于《民族學資料的計算機管理》的論文，對我國文博界如何引進計算機技術研究民族學資料，并提高科研與管理水平的問題發表了見解。
海堂在考古學理論和方法上也做過可貴的探索。他針對國内一些地方和單位的考古工作現狀，大聲疾呼考古學者要加強理論素養，認為幾十年來，“理論”掌握在少數高層次的研究者手中，沒有化為社會共同的财富。許多工作在考古第一線的同仁未能吸收理論的營養，用于指導發掘、整理、研究和管理。他認為，考古界理論研究專著和教科書出版較為滞後，發掘和研究還顯得較為粗放，發掘設備與工具也存在不足，指出有些事看起來是方法問題，但實際上卻是個理論問題，而理論研究的落後将制約田野工作水平的提高，也會使文物的管理、文物的學術價值和社會價值得不到充分的發揮與利用。他說：“中國的考古學之所以在世界考古學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不是因為我們的考古學理論、技術、文物管理比他人發達，而是因為我們祖先創造的輝煌成就，遺留下來的一大批文物遺産令人矚目，因此應該把古人的榮耀與我們在考古工作中取得的成績适當地分開來看待，這有助于我們認識自己工作的意義和責任。”（《考古學理論研究和資料管理問題》《東南文化》1989年3期）。
他自己在科研中對理論和方法十分重視，在完成博士論文《東亞窯業技術發展與交流史研究》時，既注意對類型學的運用，又采取“文化系統論”和“文化交流層次論”，于探索技術源流的同時，把地區窯業技術作為一個系統來看待，強調“技術的系統性”和“生産工具的配套關系”，而一定的技術系統又是在一定的曆史、文化和自然環境中形成的，把技術傳播問題提升到文化交流的高度去認識。他對文化結構與文化研究的學科組合提出了系統模式圖，并在此基礎上提出文化交流中表面現象與深層本質之間的層次關系及其觀察與分析的方法。另外，在考察一個技術系統或比較不同技術系統時，又引入層次論概念，在具體操作上按技術接受的難易度進行分層，依次是成形、裝飾、配方、裝燒、窯爐及與該技術系統密切相關的其他文化層次，避免了曆來進行文化比較時往往多注意文物的表面現象或用非本質的現象去掩蓋本質的弊病。在這兩種方法論的指導下，他得出了一系列新穎而強有力的結論，修正了前人不少錯誤看法，把東亞窯業技術考古研究推到了一個新的水平。他的博士論文獲得由39位教授組成的“答辯委員會”的一緻通過，委員們認為：“該研究首次把包括中國在内的整個東亞地區窯業技術的發展與交流曆史闡述清楚，這樣的業績，無論在日本、中國和韓國都是沒有先例的，是一部劃時代的著作。”海堂先生歸國前夕，日本東洋陶瓷學會會長楢崎彰一先生緻辭說：“熊海堂先生是繼小山富士夫、三上次男氏之後，對東洋陶瓷研究最為全面、最為出色和最有成就的學者。”海堂先生在國内學術刊物上發表的有關系列論文也獲得了日、韓等地學者和國内不少專家的高度評介。
從日本學成歸國之後，他繼續在考古學理論上做探讨，并把自己取得成功的體會用來訓練學生，他在給研究生開設的“考古學理論與方法”課程中，要求青年學子們不僅要十分重視實踐和動手能力，還要進一步深化考古學理論和文化學理論的學習，掌握綜合利用考古學資料、曆史文獻、民具學和民族學資料的本領，提高多層次立體觀察、思考和綜合表述的能力。他認為，考古學是一門涉及面廣而内容複雜的獨立學科，考古資料是古代物質文化的主要遺存形式，理解複原這些資料的立體形象必須借助文化人類學的綜合知識，将曆史事實放在三維空間環境中去作全面考察，否則便不能正确認識真實的曆史。同時還要注意到，物質文化的發展不能脫離它存在的自然環境、文化氛圍和民族傳統，文化隻有在交流中才能獲得持續發展。他教導學生，中國是東方文明的中心，這個發達中心自身的形成，靠的是大陸内部頻繁的文化與技術的交流（他的這一觀點和研究成果對深化考古學研究，探讨中國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原因有重要意義），同時她的發展也深刻影響周邊諸國（民族），帶動了東亞各地文化的發展，促進了東方文明的形成。因此，研究中國考古學 “任重道遠”，必須具有國際意識，具有“海納百川”的學術胸懷。
海堂先生經過自己艱辛的探索，形成了一套獨特的思維方法，如果不是病魔過早奪走他的生命，他還會為科學提供多少寶貴的成果啊！
bevictor伟德官网是海堂先生的母校，他曾在這裡求學、從教11年，直到獻出寶貴的生命。他擔任考古教研室主任時間不長，但為教育工作付出了巨大心力。他十分重視人才培養，重視對學科教學的改革。在日本留學期間，他比較了中、日之間大學教育的差異後，對考古教學作了研究，指出，國内一是教材建設落後，二是教學方法陳舊。前者表現為至今還沒有一套系統的考古學教材和系統的介紹國外考古學以及其他有關考古學理論、考古學技術和各種專題考古學方面的專著；後者表現為教學方式呆闆，主要采取滿堂灌的辦法，學生雖然有一定的系統知識，但自學條件差，獨立思考能力偏弱，技能訓練不足，獨自開展工作和動手的能力不足。他認為大學考古學的課程應劃分為知識性和技能性兩類，要壓縮知識性課程，提高學生的自學能力，增加技能性、方法論方面的課程，如活用地層學與類型學知識的各種微觀考古學方法、實驗考古學方法、自然遺物的考古學方法以及相應的技術、計算機技術、各種遺迹遺物的發掘和研究技術、考古學理論等，改培養書齋型學生為動手能力強、思維敏捷、視野開闊、理論素養高的應用型學生（《關于考古學教學與計算機應用上的若幹問題》，《東南文化》1989年1、2期合刊）。
在1993年到1994年短短的兩年時間裡，他一邊積極開展教學改革，一邊抓緊對文物室、資料室進行整理建設，為師生充分利用實物藏品和圖書資料創造條件，他先後開設了《中國考古學》、《考古學理論與方法》、《民具學》、《魏晉南北朝考古》、《日本、韓國考古學通論》、《古代陶瓷技術考古》、《專業日語》等近10門課程，現從他遺留的講稿上看，内容十分豐富，且頗具獨到見解，如我們在他的一份殘缺的電腦打印講稿上看到有“第三章 考古學與古董鑒定”，文中用大量生動的事例證明考古學與文物鑒定是屬于性質不同的兩種學科；在“第四章 考古發展的新趨勢”中，他論述了考古學理論的現狀、考古技術上的新事物、考古研究的理科化（計算機、生态生物學、化學、物理學）及考古學從人文學科向社會科學延伸等問題。他主張在教學中一定要打破封閉式的方法，廣泛聘請了校外具有實踐經驗的考古、博物館界學者為學生開設陶瓷鑒定、文物保護、博物館技術等課程。1994年，我也有幸應邀在南大開設了“玉器鑒定”、“早期佛教藝術”和“編輯學”三門課，講課之前和講課過程中，海堂和我多次讨論如何提高教學質量，強調玉器鑒定課程中要重視技術層面，從自然屬性和文化屬性兩個方面入手，及教學中要充分利用實物标本、幻燈等形象化材料等問題，結果使講課受到了學生們的好評。他對大學培養文物、考古專業人才有一整套的計劃，專門撰寫過關于建立“考古藝術系”，建立“bevictor伟德官网文化博物館”及改革考古專業的論證報告，闡述他的辦學思想。他對學生諄諄善誘，關懷備至，無論在課堂上，還是在課外實習中，他都手把手嚴格教導，從實踐和理論上提升學生的動手和動腦能力，我在他的書房裡還看到一批由他親手批改的學生長江三峽考古實習的作業，那上面從每篇文字到每幅繪圖都留有他的辛勤汗水。以前，我不止一次聽到他的學生說：他們能遇到海堂這樣的老師，真是十分幸運。可惜海堂先生竟未能完成他的育才弘願，給受他教誨才兩年的莘莘學子留下了不盡的遺憾。
海堂出身貧苦，為人正直忠厚，不喜逢迎，嫉惡如仇，事業心極強。他在參觀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考古學研究室時，“被日本的科學工作者為自己研究室積累财富的那種責任心和尊重前人勞動的繼承精神而震動”。（《考古學理論研究和資料管理問題》《東南文化》1989年3期）。在這個研究室，從濱田耕作到梅原末治再到林已奈夫，各任學者所制做的第一張卡片，所攝的第一張照片，都妥善地保存着，提供給後人使用，而且還在繼續積累，使該研究所的研究工作不斷躍上新的高度。針對國内一些單位的現狀，他發問：為什麼我們的博物館隻有死文物的增加，而不見配套活資料的增多？為什麼研究所和研究室的資料斷斷續續，形成不了特色，也成不了系統？我們投入的人力和經費也不少，但為什麼全體考古人員在發掘研究過程中， 獲得的财富卻積累不起來？這些問題，值得文博考古界同仁認真思考。
他回國擔任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考古學教研室主任和bevictor伟德官网中國物質文化研究所所長後，首先花費許多精力整頓文物室、資料室，從他的遺物中，我看到一份電腦打印的“資料室管理規章制度”與借書人名單及所借長年未還的數百種書目單和向欠者索還圖書的信件。在他制訂的專業發展規劃上，他又羅列了自己在日本出資購置的上百種科研資料錄相帶等。顯然，他的理想是建立一個真正公享、管理嚴格的考古研究和教學機構。他對一些單位存在的人際關系緊張、嚴重内耗的現象深惡痛絕，渴望要“造就一批有學術頭腦，又有實幹精神的人，使他們具有共同的見識，相互補充，而不是互相拆台”，認為有了一個高質量的學術群體，文博考古事業的繁榮才有希望。
他始終認為，“曆史賦予社會科學工作者的責任，就是結合現代社會發展的需要，從本民族的傳統中，從各國曆史與現實文化中去提取文化精華，為本民族的發展注入新的養分，以獲得新的生機。”這既是他的學術思想，又是他的人生追求。他面對自己國家的落後和日本等國的發達，心急如焚，立志在學術上趕超先進。因此，他勤奮工作，不舍晝夜，不計報酬，任勞任怨。在他的不少文章裡，在他的日常言行裡，他對祖國的憂患意識，對教學和科研的敬業精神和對發展學術文化事業的迫切願望都表現得十分強烈，并成為他在日本學成後謝絕挽留，立即回國，獻身于教育和科研事業的最深沉的動力。
熊海堂隻活了43歲，他的逝世是考古學術界的一大損失，但可以肯定地說，他的《東亞窯業發展與交通史研究》以及其他尚未出版的論著，會與海堂先生高尚的學術情操和人格精神一樣，永遠使後來者受到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