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7月的一天，我畢業離校。離開生活了四年的大學，離開南京城，真是百感交集。
陳紅民和何平送我到車站，火車開動了，我一個人默默的流下眼淚。後來我将當時的心情寫信告訴紅民，他很感意外。我想，他一定因為生在南京，長在南京，讀書在南京，二十多年從來沒有離開過南京，當然不能理解我作為一個漂泊遊子的心情。又過去二十年後，紅民終于在50歲的年紀，義無反顧而令很多人不可思議地離開bevictor伟德官网去了浙江大學，大約可以算作我當時流淚的另一個注腳罷。
早在四年前，1978年10月下旬的一個清晨，父親用扁擔挑着我和四哥的行李，跨出了家門。我回望一眼生活了20年的家，年已花甲的母親站在門口目送着我們，我的眼淚奪眶而出。
我正告别父母，告别老家，告别土地，告别農民身份，告别貧窮與饑餓，告别20年的酸甜苦辣……這是一次曆史性的告别，我心中難免翻江倒海。
我常常開玩笑說，我們兄弟五個上大學的曆史，就是活生生一部新中國高等教育史。有一句流行的話，叫作“知識改變命運”，其實未必。因為這句話隻有在國泰民安的背景下才能實現，若是在“文革”那樣的大劫難中，情形就會相反，當時的流行語是“知識越多越反動”。
大哥比我大18歲，初中畢業後就去無錫謀生了。先是跟堂叔學皮匠，後來進了無錫柴油機廠，從工人進步為一個副科長。1964年初夏的一天，大哥回到老家，對父親說，我馬上要去北京上大學了。在父親聽來，大哥真像在說着夢話，但事實上卻是真的。原來，毛澤東主席提出要從工人中選拔大學生，他複習報考，居然考取了北京政法學院，成為王家曆史上的第一個大學生。
二哥是兄弟五個中最聰慧的，從靖江縣中學考入江蘇省泰州中學讀高中。用家鄉話說，他上名牌大學是“系在老楊樹上的牛”，跑不掉的。可是，他就要畢業的1966年初夏，“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發了，大學居然成為二哥一輩子也不能再圓的夢。厲害的終究厲害，他在當了軍官以後，參加自學考試，竟然獲得江蘇省黨政幹部專修科總分第一名，幾張答卷完整地刊登在《江蘇自學考試報》上。盡管他一直諷刺我們，那麼容易的數學題都不會做還上名牌大學，但我們還是奚落他終歸是一個“野路子”大學生。
三哥先是當兵，複員後種田，恰遇推薦工農兵學員，初中畢業的他竟然做夢一般地走進了上海外國語學院。三哥是一個老實人不吃虧的典型，因為我父親隻是一個生産隊長，根本沒有權勢資源。三哥以埋頭苦幹遠近聞名，在幹部社員中有很好的口碑，但當初誰也沒有想到這樣的品質與上大學有什麼關聯。
我和四哥分别于1973、1974年高中畢業，好了，這下死心了，推薦的事八輩子也輪不上我們了。然而，又仿佛做夢，高考制度恢複了。當時不乏冷嘲熱諷，認為我們弟兄倆一起複習是癞蛤蟆想吃天鵝肉。在酷熱的夜晚，我們躲在厚厚的夏布蚊帳裡苦讀，叮囑父母親不要讓别人知道，免得被笑話，沒想到還是走漏了風聲。後來四哥被華東化工學院錄取，我進了bevictor伟德官网，确實驚動了鄉裡，蚊帳裡的大汗如雨倒成了“頭懸梁”一類的美談。當時大家的底子都太薄了，我所在的文科考場，共有90個考生，最後就取了我一個。其實我們複習時有好多題目不會做，都是二哥認為是很簡單的，當時的教育質量與瀕臨崩潰的國民經濟堪稱同步。
在祖輩受窮的鄉親們眼中，上大學和進工廠的意義是一樣的，那就是變成了吃皇糧的“國家戶口”。當時，一些女知青用身體換到返城指标的事時有所聞，說來說去還是為了一個“國家戶口”。曾幾何時，戶口沒什麼用了，政府卻用它作為誘餌，賺農民的血汗錢，真是不該。我幾個外甥買了城市戶口，不但花了錢，照樣失業，還把原來賴以生存的責任田給“買”沒了，真是人财兩空。這時候他們才明白，上大學不隻是“國家戶口”事。當然，現在又不同了，畢業等于失業的人越來越多了，我們的兒女們又會總結出什麼新的體會來呢？2007年，揚州的高考錄取率達到85%，全市隻有4335名考生落榜，報紙上有《今年我市24207名考生金榜題名》的大号标題。如此大的金榜，恐要價值連城吧，近來黃金市場大漲，不知是否與高考金榜面積猛增有關。
多年來，我的太太一再說，你們應該感謝鄧小平，是他恢複高考改變了你們的命運。我說，是的。不過，要是毛澤東不搞“文革”呢？我想，即使是鄧小平本人，也甯可不要這樣的感謝，因為它的代價未免太大，那是一個國家長達十年的動蕩與衰敗、幾代人受盡饑餓與折磨的代價啊！
我離開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國殇，離開了曾讓我飽受饑餓與折磨的故鄉，就要開始我全新的生活，怎能不淚下潸然。
二十多年來，南大的課堂與校園無數次在我睡夢中出現，我在夢裡常常與同學和老師相會，足見大學生活的來之不易與終生不忘。夢醒來，難免一腔惆怅。
或許，高考的命運就是國家的命運，大學生的命運就是民族的命運吧。至少，在我，在我們弟兄，感覺是如此實在和真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