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折磨與考驗
但好景不長，1964年厄運開始降臨到茅家琦先生的頭上。這年夏天，在極左路線策動下，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的工作人員戚本禹發表了《評忠王李秀成自述》一文，認定太平天國的重要領導人李秀成是農民起義隊伍中的叛徒，挑起了曆史學界的一場大争論。戚本禹等極左分子依仗有後台，聲勢吓人。在這種形勢下，許多人沉默了。但一直堅持“實事求是”治史原則的茅家琦不為所動，勇敢地站出來，于當年８月４日在《文彙報》上發表了《論李秀成》，用确鑿的史事與一分為二的觀點，對李秀成的一生功過作出實事求是的分析與評價。
然而，在那個極左路線猖獗的年代，堅持正義與良心是要付出沉重代價的。很快《新華日報》以兩個整版的篇幅點名批判茅家琦，稱他為“江蘇省吹捧李秀成投降變節”的代表人物，批評之尖銳，言辭之激烈，前所沒有。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茅家琦遭到更大的劫難，“叛徒的吹鼓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等各種帽子一起加到他的頭上。家被抄，寫的文章被收繳，人更經常挨批鬥與侮辱。筆者當時是bevictor伟德官网哲學系三年級的學生，對茅家琦先生雖心儀已久但卻未曾謀面。我終于在一個特殊的場合第一次見到了茅先生。然而，那是怎樣的一種“見面”啊！筆者曾在一篇文章中回憶了那次不同尋常的“見面”：
那是在“文革”中bevictor伟德官网的一次人潮翻滾、吼聲如雷的批鬥會上。批鬥的對象是校内的“走資派”與“反動學術權威”。因為bevictor伟德官网是全國著名的重點大學，因而被揪到台上挨批鬥的“反動學術權威”特别多，長長的站了一排。我因為從小就喜歡文史，喜歡寫作，因此對學術名人一直有着一種特别的崇敬與熱愛的心情，一心想朝拜他們，接近他們，窺探與學習他們得以成才、成名、成家的道路與秘密，即使他們被批判、被打倒時也是這樣。因為他們每一個人就是學術界的一座高山、一座奇峰、一座圖書館、一座光榮碑！他們是中華民族真正的榮譽與驕傲！然而，他們現在遭劫了，受難了。他們是代表中國、代表我們的民族遭劫受難！我懷着複雜不安的心情，站在學生群中，看着台上挨批鬥的各位學術大師。我一個個看過去，突然我震驚了，在台上挨批鬥的人群的最邊上，在那些須發皓白的一群老教授的最東邊，站着一位年輕的大約30多歲的“牛鬼蛇神”，他胸前的牌子上赫然寫着“茅家琦”三個大字。啊！這就是我心儀已久的茅老師？這就是全國著名的太平天國史專家？他怎麼這樣年輕？我還以為他是一位老态龍鐘的老先生呢！他又是這樣平靜、嚴峻，冷然面對着洶洶的人海與野蠻的批鬥場面。他不卑不亢，毫無懼怕與乞憐之意，猶如一塊巨石，屹立在驚濤駭浪之中，巋然不動。我努力向茅老師身邊擠去，雙目緊緊盯着茅老師的身影與神态。我漸漸仿佛明白了：一定是這位膽識過人的曆史學家已經将這眼前的一切看透了，看破了，已經找到了曆史與現實的答案，因此才這樣胸有成竹、威武不屈。我在茅老師平靜的外表下，看到了他對醜惡現實漠視的冷笑與凜然不可侵犯、穿透一切的目光。是的，奉行極左路線的當權者們隻能侮辱茅老師與千千萬萬知識分子的肉體，卻不能征服他們正直而智慧的靈魂。
茅家琦先生就是這樣，以一位傑出的曆史學家的過人膽略、寬闊胸襟與聰明睿智，度過了文革十年浩劫，戰勝了無數的侮辱與醜惡，經受了嚴峻的考驗，并在思想上得到升華，進入到人生的一個更高的境界。
視野開闊、追求不止的史學大家
在“文革”浩劫的開始幾年，茅家琦先生被野蠻地剝奪了從事學術研究的權利與自由。但他那奔騰不息的思想，卻始終在太平天國那場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中馳騁。1973年，全國的形勢有所好轉。剛恢複工作的茅家琦受到北京人民出版社的委托，寫一本《太平天國史》。他立即發動、組織了本系一些志同道合的教師，成立一個寫作班子，冒着種種風險，克服重重困難，投入工作。1976年10月黨粉碎了“四人幫”，中國得救了。十一屆三中全會恢複了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線，更給茅家琦以極大的鼓舞。他心中那團希望之火又重新燃起，而且更加猛烈。1979年，他拿出《太平天國興亡史》的書稿。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了這部書，獲得廣泛的好評，成為新時期最早面世、最有影響的學術著作之一。
學無止境。煥發青春的茅家琦先生向學術研究的更高層攀登。1980年，他應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之邀，去美國講學。在耶魯大學，他驚喜地發現該校藏有豐富的有關太平天國運動的中英文珍貴史料。他如獲至寶，貪婪地翻閱、複印，滿載而歸。回國後他開始了對這批資料的細緻研究。1983年初，《太平天國對外關系史》一書完稿，第二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國内第一部有關太平天國對外關系的專著，近30萬字。該書的學術價值，蘇甯方先生在1985年6月的《人民日報》上作了評價，說該書是一部“頗具開拓精神”的學術著作。
《太平天國通史》是國家教委委托茅家琦先生主編的，可以說這是他在該研究領域的一個總結。茅家琦先生清醒地意識到信任下的責任，團結同事，自始至終一絲不苟地工作。1991年該書由bevictor伟德官网出版社出版，長達130萬字，既從縱向分析了太平天國興衰的全過程，又從橫向上分析了太平天國不同時期的政治、軍事、外交、文化政策等各個層面，是一部規模宏大而質量高精的著作。
茅家琦先生在老領域不斷做出新成果。他接着又出版了《太平天國與列強》、《郭著〈太平天國史事日志〉校補》、《晚清史論》、《詹天佑傳》（合著）、《孫中山評傳》（合著）等專著，以及大量高水準的學術論文，把已經取得顯著成就的太平天國與晚清史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與時俱進，不斷根據時代的要求，站在曆史與現實的交彙點，高瞻遠矚，開拓新的研究領域。這是茅家琦先生治學的又一個重要特點。
1980年茅家琦先生應邀去美國講學時，見到了許多台灣學者，向他們了解到不少有關台灣的情況，還閱看了大量有關台灣的書刊。他驚奇地發現，作為一名史學界的知名教授，他在當時竟不知道台灣在50年代初也搞了一次土地改革。茅家琦察覺到大陸對台灣研究甚少，這是史學界工作的一大欠缺。
從那時起，他腦子裡開始醞釀台灣研究工作的計劃。1985年春，經過他多年努力，一個台灣問題研究小組在南大曆史系成立，茅家琦任顧問，開始了當代台灣研究。1988年，茅家琦主編的《台灣三十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大陸研究當代台灣的第一部學術著作，以公正客觀的态度全面系統研究當代台灣，在海内外産生了很大影響。“台灣研究”由此奠基。應該說大陸對台研究非自茅先生始，但把台灣研究特别是當代台灣研究作為一門學科來進行研究，茅先生堪稱第一人。
繼《台灣三十年》之後，1991年，茅家琦主編的又一部研究台灣的著作《八十年代的台灣》出版。這部書39萬字，通過對80年代台灣各方面的分析，提出了“台灣十年，經濟持續發展，政治變革較大，但文化脫節，社會問題十分嚴重”的觀點，引起轟動，被譽為“新中國成立後第一部具有開拓新精神的當代台灣史的學術專著”。之後，他又連續出版了《台灣經濟政策軌迹》、《李國鼎與台灣财經》、《蔣經國的一生和他的思想演變》、《百年滄桑——中國國民黨史》（合著）等專著，深化了大陸台灣研究的領域。與此同時，茅先生率先提出并在bevictor伟德官网正式設置“當代台灣研究方向”的碩士與博士生的課程教學，培養與造就了一批研究人才。茅先生強調對當代台灣的研究要有曆史觀、國際觀、經濟觀、文化觀、唯實觀、緻用觀。這些理論與方法，被史學界認為是具有“範式”意義的。（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