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除了英國近代史之外，先生還結合教學對近代法國史和俄國史進行了研究。50年代時，他曾執教俄國近代史多年，1962年人民出版社發行的《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中的俄國部分，即出自先生的手筆。先生時常談到，在研究俄國史時，他的心情特别激動。因為在俄國封建專制制度下，統治階級的殘暴、農民的苦難、平民知識分子倍受摧殘以及對民主自由思想的壓制，這些都讓他深有感觸。先生還認為，在本世紀，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發生了兩大重要事件，前者是發生在軍事封建的帝國主義國家，後者發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這一情況對兩國乃至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會産生什麼樣的後果和影響，應予以認真的思考。
在研究俄國近代史時，先生特别注意俄國曆史的發展和西歐各國的明顯差别。他指出：在西歐各國，當封建制度開始解體、資本主義因素發展起來之後，封建農奴制即趨于瓦解，農奴逐漸獲得了人身自由。但俄國在相應的曆史階段，農奴制不但沒有削弱，反而有所加強。1649年，俄國的農奴制在法律上正式形成，而這一年正是英國資産階級革命的高潮時期。到18世紀末，俄國的農奴制實際已與奴隸制度沒有多少區别。因此，在這種環境成長起來的資産階級，從來就不是一個革命的階級。在近代俄國，最先擔負起反封建重任的是那些先進的貴族，以後是平民知識分子。到19世紀後期，民粹派占據了主導地位。在民粹派疊遭失敗，走投無路的時候，它原來的領導人普列漢諾夫等人在國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然後把它從國外帶到了俄國。
關于法國近代史，先生的總體看法是：18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波瀾壯闊，節奏分明，先是節節上升，熱月政變後又步步下降，直到複辟的逆流在抵達一定限度後，又折過頭來向前發展，導緻了1830年和1848年的革命。1848年革命一開始就從高處不斷跌落，1851年12月終于發生政變，一年以後，路易·波拿巴登上帝位。在第二帝國時期，法國的政治和社會矛盾日益尖銳，随着普法戰争的爆發，帝國便頹然崩潰了。1871年，巴黎公社以“新型國家”的面貌出現在世人面前。公社失敗後，1875年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憲法的制訂，才标志着資本主義制度在經過多次曲折反複之後，在法國得以确立。
先生對法國近代史的專題研究，主要集中在1789－1830年這段時期。在他寫的“1812年拿破侖進軍俄國”的論文中，通過對拿破侖帝國内外政策的仔細研究，認為1807年提爾西特和約簽訂後，拿破侖對外戰争就完全成了非正義的、侵略性的戰争，必然引起被侵略國家西班牙、俄國人民的抵抗，結果慘遭失敗。不過，先生也指出，拿破侖對外戰争的失敗隻是帝國崩潰的外部條件，導緻帝國崩潰的主要原因，還是因為拿破侖在國内倒行逆施，高壓統治，以緻民不聊生，衆叛親離，從而極大地削弱了其統治基礎。
為了更好地說明這一問題，先生還對曆史學中存在的“拿破侖神話”細緻地進行了分析。他認為，崇拜拿破侖之風興起于法國複辟時期。人們由于對複辟王朝不滿，便十分留戀過去的革命年代，特别是個别革命領導人。拿破侖是離他們最近且又最有名氣的人，于是他們便把革命和拿破侖等同起來。實際上，拿破侖是一個殘暴鎮壓本國人民，對外肆意進行侵略的劊子手，是反革命大資産階級的代表人物。先生曾提到，一個荷蘭的著名學者在談到有些人對拿破侖的盲目吹捧時，曾将之比做那些被迫建金字塔的人，反過來歌頌強迫他們這樣做的人，那些被淩辱的青樓女子，反來歌頌那些欺壓她們的人。先生認為這種挖苦雖過于辛辣，但有些人在個人崇拜中所表現出來的做法實在令人反感。
四
先生在研究歐洲近代史時，對英、法、俄各國近代曆史的發展，能夠融會貫通地加以把握，并對它們的發展特征和實質做出精辟的總結。除上述有關問題之外，先生對許多重要曆史問題也有自己的獨立見解。茲略舉數例：
第一，關于“棒民”運動的性質問題。在17世紀英國革命中，英國西南部地區發生了一場“棒民”運動。許多曆史學家都對之進行了研究，但評價各異。前蘇聯的一位研究17世紀農民運動史專家甚至認為，“棒民”運動客觀上幫了反動派，因而具有反動性。針對這一問題，先生在研究了大量的原始資料和同代人的記載後，以曆史事實為依據，指出了棒民運動的客觀進步作用。先生認為：作為一種社會階級鬥争的形式，棒民運動不僅遏制了西南各郡封建貴族和王黨的氣焰，保障了農民的利益，而且迫使議會改變态度，采取堅決的措施同王黨進行鬥争。
第二，關于普特尼辯論中平等派代表皮蒂的身份問題。在普特尼辯論的記錄中，平等派代表皮蒂的發言與其他代表有區别。他主張将仆人和領救濟金的人排除在選舉權之外。皮蒂為什麼會有此言論，他究竟是何許人？許多學者都對此感到困惑。他們四處找材料，包括現存于大英博物館2.2萬件的托馬斯文件，都找不到有關皮蒂的紙片隻字介紹，因此産生了種種猜測，有人甚至懷疑皮蒂是克倫威爾派到平等派的奸細。先生在研究平等派時，查閱了許多材料，終于發現在倫敦市政廳檔案——“雜貨店學徒花名冊”中有皮蒂的名字，得知皮蒂曾在雜貨店當了8年學徒。據此，先生在參照其他材料的基礎上，對皮蒂的發言做了合理的解釋，指出皮蒂之所以主張不給仆人和領救濟金者以選舉權，不是因為這些人沒有财産，而是害怕這些人受到主人和施舍者的利用。在當時的社會和選舉制度條件下，皮蒂的顧慮不無道理。先生的這一觀點，駁斥了有些人對平等派的否定評價。
第三，關于俄國農民反封建鬥争的問題。先生在研究俄國近代史時常常提到農民戰争的幾個一般性規律，其中之一便是：在封建社會末期，當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已經促使農民階級發生一定程度的分化時，往往會觸發該國曆史上最大規模的農民戰争。但随着資本主義因素的進一步發展，農民階級分化加劇，城鄉資産階級形成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後，大規模的農民戰争就不再可能發生。俄國曆史上最後一次的大規模農民戰争是普加喬夫農民戰争。此後，雖然農民起義連年不斷，但在規模上已是小巫見大巫了。
1812年拿破侖入侵俄國，俄國農民踴躍參加了反侵略戰争。因此，有許多論著都認為，這是由于當時的民族矛盾占據了主導地位，階級矛盾便退居其次了。先生通過對新出版的俄國農民運動史資料以及其他原始資料的分析研究，指出1812年俄國農民反封建的鬥争依然尖銳激烈。俄國農民當年起義的次數大大超過了往年的水準，多達60次。這充分說明俄國的農民将反侵略鬥争結合起來的事實，反映了俄國農民企圖通過民族解放來實現社會解放的願望。
第四，關于階級鬥争曆史觀的問題。先生曾寫過一篇專題學術論文，深入探讨了法國複辟時期幾位主要的史學家米涅、梯也裡、基佐和梯也爾等人階級鬥争曆史觀的形成及其特點。先生指出：18世紀的法國啟蒙學者在反封建的鬥争中，提出了理性主義與君權神授、萬世一統的絕對觀念相對立。理性主義在鼓舞人民奮起進行鬥争方面起到了極大的作用。然而以後的曆史發展事實卻表明，在理性主義旗幟下所進行的革命，其進程和結果和理性主義的理論大相徑庭，于是理性主義的影響驟然消弱。人們根據法國革命的實踐經驗和工業革命以來社會階級界限日益分明的現實，得出了階級鬥争的曆史觀和曆史發展具有客觀規律的觀點。先生還提到，階級鬥争曆史觀最早萌芽可上溯到路易十四時代的曆史學家布維葉和杜勃，以後空想社會主義者馬布裡、巴貝夫逐漸将之系統化。19世紀初，空想社會主義者聖西門又加以發展成為理論。而被馬克思稱為曆史學中“階級鬥争之父”的梯也裡，年輕時做過聖西門的學生和助手。後來，梯也裡的階級鬥争曆史觀顯然是受了聖西門的影響。據此先生認為，階級鬥争的曆史觀可以說首先是由空想社會主義者提出來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