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覺非教授1923年出生于河南省林縣太行山下的一個小山村。因父親在鄭州一家報社工作，7歲時便與母親一道來到鄭州，進入了鄭州市立第一小學。抗日戰争爆發後不久，河南淪陷，先生又随母親和妹妹流亡湘、桂、皖等地，後在安徽屯溪進入中學學習。中學畢業後，毅然穿越日軍封鎖線，到大後方求學。他一路跋山涉水，栉風沐雨，曆經3個多月的艱辛，終于抵達戰時的陪都重慶。1944年9月，先生考入中央大學曆史系，學業精進。抗戰勝利後，先生随中央大學遷都南京。1948年，他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後留校任教。
在大學期間，先生思想日益進步，先後參加了中央大學的曆次學生運動，其中包括著名反饑餓、反内戰的“五二〇”運動，并加入了“曆史學社”、“立社”等地下黨領導的外圍組織，後又成為中央大學為數不多的中共地下黨員之一。解放前夕，中央大學七個學院的年輕教師共同組織了“中大七學院助教聯合會”，先生被選為該會的理事，并擔任了該會發行的刊物《助聯》半月刊的主編。
解放後，中央大學改成bevictor伟德官网，先生在曆史系繼續任教，擔任過一段時期系行政和教務方面的領導工作。1957年整風反右時期，他應外文系學生的邀請，作了一場主要内容為“政治民主是學術繁榮前提條件”的報告，結果被指責為思想右傾，長期受到批判，及至“文化大革命”開始，先生與其他許多知名學者一樣，多次被遣送到農村和工廠接受“再教育”和“勞動鍛煉”。
“四人幫”被粉碎後，王覺非先生也迎來了科學上的春天。他滿腔熱情地承擔了大量的教學任務，先後招收了碩士和博士研究生。1982年，先生應邀訪問英國，與許多著名的英國史學家進行了學術交流，加深了中英兩國史學界之間的聯系。先生努力擴大中英學術交流，被英國曆史協會選舉為榮譽會員，當時是該會十餘名會員中唯一的亞洲學者。此後不久，先生又被英國皇家曆史學會理事會選為通訊會士。這是該學會所能授予外國學者的最高榮譽。此外，先生還擔任過bevictor伟德官网學術委員會、學術委員會委員，曆史系學術委員會主任。
1987年5月，在英國大東電話電報公司的贊助下，先生在南京主持召開了關于英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現代化的學術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來自英、美、德、法等8個國家數十位世界知名學者。會議期間中外學者濟濟一堂，相互交流，氣氛熱烈而融洽。這次會議在國内外學術界産生了很好的反響。1989年初，北美英國研究會會長施沃爾教授從華盛頓大學來信，聘任先生為該會榮譽會員。1989底，先生再次應邀請訪問英國，被聘為愛丁堡大學博士後研究員。此後，他又應邀前往英、法、德、美、丹麥等國一些大學訪問和講學，并于1990年秋在西班牙馬德裡出席了第17屆國際曆史學會大會。
先生常說，他的基本曆史觀可以歸結為這樣幾句話：曆史的真理，從一個方面來看是客觀的、絕對的，曆史一旦成為曆史就永久無法改變，但從另一個方面來看，人們對曆史真理的認識卻是相對的、永無止境的，随着人類實踐的不斷豐富和發展，人們對曆史真理的認識也将不斷深化和全面。
二
王覺非教授的學術研究重點是歐洲近代史，特别是英國近代史。以前有許多著作和教科書，對英國近代的政治制度都抱否定和批判的态度，認為英國的議會制、立憲君主制度和兩黨制都有利于鞏固資産階級統治，妨礙無産階級的徹底解放。對此，先生在有關論著中指出，近代英國的政治制度與歐洲大陸和東方君主專制的國家相比較，不但具有較大的民主性，而且還有較強的彈性和适應性，它可以随着環境的發展變化而不斷調整。近代英國的政治民主化和社會經濟的發展，就是通過不斷的改革而實現的。其進程雖較為緩慢，但反複波動較少，社會因變革而受到的破壞也較輕。在政治領域，各種政治力量既相互制約，又相互補充，這在客觀上防止了權利的過度集中和政治上走極端的傾向。不過先生也指出，在近代英國，政治民主化和主權在民的原則并未得到徹底實現，許多民主激進人士不斷遭到迫害，英國殖民主義者挾其船堅炮利，以血與火的手段，在全世界到處侵略擴張，将這些地區的人民置于水深火熱之中。這些都是英國近代曆史的陰暗之處。
先生從事學術研究十分注重專題史學的研究。他常常告誡學生，在研究某一問題之前，首先應對前人就此問題的研究狀況以及存在的不足有充分的了解，這樣才能在研究具體問題的過程中有一個廣闊的視野和較高的基點。為此，先生撰寫了“當代英美曆史學家關于十七世紀英國革命史的史學思潮”、“研究克倫威爾的曆史評述”、“關于十七世紀英國革命史的修正派史學”等論文，專門研究了關于17世紀英國革命史的史學。他既肯定了300多年來許多學者所取得的豐碩成果，也指出了他們所在的缺陷。其中最為突出的一點便是：英美曆史學家大都忽視了革命時期中下層人民鬥争的作用，以至長期以來以來，托利派、輝格派、社會學派以及修正派失學家，圍繞着“鄉紳問題”、“長期議會”議員政治與社會成份的問題争論不休，但又得不出公認的結論。
英國革命時期的平等派也是先生的重要研究對象。在17世紀英國革命期間，平等派得到了社會廣大中下層人民的擁護和支持，新模範軍中絕大多數士兵和部分中下級軍官都是平等派的重要成員。從1646年第一次内戰結束到1649年共和國成立前後所實施的一系列民主措施，實際上都是平等派主張的體現。但在西方、前蘇聯和我國的許多著作中，對平等派的評價都是消極與否定的。針對這些看法，先生花了很多的時間和精力，研究了平等派的綱領、文獻和有關論著，詳細地翻閱了“普特尼辯論”的記錄，從而在深入細緻分析的基礎上得出了自己的結論。先生明确指出：平等派作為一個政治派别和政治運動的整體，其民主派的性質是毋庸置疑的。同時，先生對平等派失敗的原因也認真地進行了探讨。有些學者把它簡單地歸咎于平等派小資産階級的散漫性，但他對此問題卻另有看法。先生認為，平等派失敗的主要原因在于：當他們為主權在民的原則不屈不撓地進行鬥争時，卻忽視了現實物質力量的問題，即建立獨立的組織和領導中心問題。而以克倫威爾為首的獨立派高級軍官，雖然在一些政治原則問題上有時也表現出公平商量的姿态，但對領導權卻寸步不讓。當他們布置圈套準備就緒後，就利用領導的權威，将平等派打倒在血泊之中。
關于英國工業革命，先生認為它不僅是個學術問題，而且還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在他撰寫的“對英國工業革命曆史意義的再認識”這篇論文中，先生回顧了100多年來西方學者對此問題的研究狀況，以及各派學者圍繞工人生活水平問題所進行的争論。然後以具體的資料說明英國工業革命所具有的劃時代意義，指出它在曆史上所起的作用實際上超過了一般的政治革命，為人類戰勝自然、改造自然、大大提高物質生活水平奠定了基礎。但在另一方面，工業革命後，社會混亂，金錢至上，物欲橫流，人類剛剛有可能擺脫自然的奴役，卻又陷入本身編織的羅網。因此，現今如何吸取曆史上工業革命的經驗教訓，尤其值得關注。此外，關于英國工業革命的前提條件，先生的見解也有獨到之處。以前我國的有關著作都沿襲前蘇聯學者的觀點，強調以暴力為基礎的資本原始積累的作用。先生就此提出了質疑，認為片面強調暴力的思想，不僅有悖于曆史發展的真實，而且還會産生極其嚴重的後果。所以不論是從科學上或者實踐上看，這個問題都應該重新加以探讨。（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