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考進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就讀英國史研究生。當時，蔣孟引先生70多歲，頭發全脫落了，但滿面紅光，看起來很健康。他見面的第一句話就問：“你跟我學英國史好不好？英國史不難學。”我當然說好。“那麼，明天你就跟我到圖書館去看書吧!”
就是這樣很平淡的話開始我和蔣先生的師生關系。當時,我還不清楚先生在學術上的崇高地位，也不知道自己有多麼幸運，一下就被“分配”給這樣一位學術界權威當學生。但我知道坐在我對面的是一位和藹的老師，他不奢談大道理,隻提出實實在在的具體要求。那時候，文化大革命剛結束不久，文革中流行的“假、大、空”還影響着許多人。但在我的生活中卻走進一位平平常常、和藹可親的老者, 他将在新的起點上為我指引道路。
從1978到1988年，我跟先生10年，他從來就那麼親切，從來不擺先生的架子。正因為如此，我才敢無拘無束地向他袒露我的想法，敢到他那裡去随便說話，随便發議論。有時，我去問先生問題，他卻會很坦然地說：“這個問題我也不知道”；或者說：“看過的，忘記了，我知道的不多，你看書上怎麼說的？講給我聽聽。”弄得我很不好意思，隻好一五一十地複述給先生聽。先生呢，一邊聽，一邊還點頭。現在我懂得：隻有真正的學問家，才能像先生那樣虛懷若谷，真誠坦直，先生是一桶水，因此從不晃蕩。懂即懂，不懂即不懂，雖說這是學者本色，但做起來卻不容易，尤其在學生面前做到這一點，需要有何等的氣度！
蔣先生的學問舉世公認，他的成就也斐然昭世。他年輕時才華橫溢，初中畢業就考入國立武昌大學預科班，兩年後進中央大學曆史系，1933年畢業，獲文學士學位。當時的中國風雨飄搖，時局動蕩，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一起擠壓着中國人。蔣先生矢志學術，一心要在學術上走出一條路。他埋頭書齋，一意讀書，看起來無心于政治，其實社會正義感時時顯露于拳拳學子之心。他早期有一篇論文，發表在1931年《史學》雜志上，題目叫“ 産生革命影響說略”。這大概是他最早的論文之一，内容非常有趣，因為其中意用階級分析的方法看待工業革命的後果，而且對社會主義乃至馬克思主義頗有褒詞。這樣一篇文章居然在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首都問世，本身就很有意思。不過正是他強烈的正義感和學術上的求實态度使他在60年前就寫下了一篇在我們今天看來也毫無隔世之感的論文。
1936年，先生遠渡重洋，到倫敦大學留學讀博士。他的導師是C.K.韋伯斯特，曾擔任國際曆史學會主席，很有聲望，專長國際關系和外交史。英國人學曆史很講究原始資料，一篇論文沒有新的史料發掘是通不過的。中國人做曆史，有《史記》、《漢書》也就可以了，但在英國人看來，這些不過是二手資料，真正的史料是埋藏在大大小小的檔案館、資料館或私人藏書室裡的文件、書信、筆記、手抄本等等，不使用這些材料，就不可以做論文。于是，從1936到1939年，先生一頭紮進了英國的檔案館，他選擇了一個中國人當仁不讓而外國人難免有偏見的課題：第二次鴉片戰争。當時西方人談起這個題目，都引用美國人馬士寫的《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書是西方人寫的，自然對西方人有所袒護。英國人說，第二次鴉片戰争是一個中國企圖修改條約而引起的戰争，責任似乎在中國。先生對此不服氣，他選擇這個題目，是要為中國人出一口氣。但做到這一點不容易，英國人講究的是史料，有史料他可以承認你，沒有史料他就更加趾高氣揚，尤其當你去捅他的馬蜂窩的時候！那三年先生吃盡了學曆史的苦頭。曆史本來就夠苦的，而在英國檔案館查找資料，那種苦比黃連還要苦幾倍。起初，看看外交檔案還好，那些字都是一筆一劃抄寫出來的，不至于看不懂，但看到私人信件、日記、筆記等等時，情況就不同了，其龍飛鳳舞之勢即便是英國人也還要為之折腰，何況是一個中國人! 但蔣先生硬是在檔案館裡泡了三年，抄下了許多有價值的檔案，由此寫出博士學位論文《中英關系, 1856—1860年》。這篇論文最大的特點就是用英國人自己的史料再現英國的侵華行徑，說明戰争的責任在英國；中國軍民奮起抵抗，可歌可泣，無可指責。先生以無可辯駁的證據赢得了英國老師的認可，論文順利地通過答辯，先生獲得倫敦大學博士學位。
1965年，時隔26年，先生的博士論文經過修改在中國出版，書名為《第二次鴉片戰争》。這是先生最重要的學術成果，是一本開拓性的著作。時至今日，雖說又過去30年，先生在這個領域的研究仍然無人超過，甚至沒有人企圖再去做一遍。先生在這個問題上把可以得到的史料幾乎都翻遍了，其觀點也無可辯駁。以後再有人寫到這個題目，就一定要引用這本書。先生在學術界的地位由此而确立下來；他對中華民族在近代的苦難，發出了一聲深沉的呼喚!
1939年，先生在炮火紛飛的抗戰高潮中回到中國,先在西北大學、西北師範學院工作，然後到中央大學執教。解放以後，又轉入bevictor伟德官网。回國幾十年中，先生獻身于中國的英國史研究，是在中國學術界開拓英國史的真正奠基人。
為了理解這一點，有必要談談中國的世界史學科。中國人接觸西方曆史，是在中國遭受西方侵略之後。起先，隻是翻譯介紹一些西方的著作，讓中國人了解一些西方的事情。後來，中國政治開始滲進“西洋史”，比如《法國革命史》翻譯成中文，就是為反清革命作輿論宣傳。20世紀以後，中國留學生大量奔赴歐美，有一些人開始系統地學習西方曆史，于是除了翻譯西方著作之外，也開始出現中國人自己寫的“西洋通史”。但直至本世紀三四十年代，專門研究某一國的曆史還是相當罕見的，“西洋史”著作多數是通史性質，國别研究和專題研究可以說還尚待起步。世界史作為一個學科似乎還沒有和中國史完全脫鈎，“西洋史”學者多數都要“學貫中西”，否則就得不到承認。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我們才能理解蔣先生在英國史方面做出的開創性貢獻。先生早年也是“學貫中西”的，30年代他寫過《兩漢太學之學生生活》和《太平天國的婦女春秋》等文章， 都是洋洋大觀，廣征博引。留學後他開始潛心做“西洋史”，如果說起先的研究還不能離開中國史，比如說用英國的檔案來研究中英戰争；那麼到後來，他就全力以赴研究英國史，不再以中國史作背景了。解放以後，先生潛心研究英國史，在各種雜志上發表了約30篇有關英國史的論文，其研究範圍從羅馬不列颠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研究之深，領域之廣，為國内同仁所折服。尤為難能可貴的是，先生做學問，從來都以史料說服人，決不說空話，不做八股文章，不搞“教義問答”。他的結論都建立在史料的基礎上；他最反對的，就是從空論到空論，從别人的書本上抄襲現成的結論，把曆史變成幹巴巴的教條。先生發表或沒有發表過的英國史論文已彙集成《蔣孟引文集》，由bevictor伟德官网出版社出版。
先生對英國史的研究受到學術界公認。1982年，先生受教育部委托，領銜主編《英國史》，作高等學校文科教材之用。曆4年之久，書終于寫出來了。這是先生終身研究英國史的最終成果，體現着他的研究水平。1988年，這部由中國學者撰寫的第一本英國通史著作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想不到就在這一年8月，蔣先生竟離我們而去。他生前最大的願望，就是親眼看見《英國史》的出版；而由于出版及時，這個夙願終于實現了。正是由于蔣先生作出了以上諸多成就，國内史學界都承認，蔣先生是中國英國史研究的奠基人，是這一學術領域的開山鼻祖。同時，國内從事英國史研究的學者都承認：蔣先生是對英國曆史從古到今每一個階段都有所研究的唯一之中國人。他的研究成果，給後來者留下寶貴的遺産。
1978年，蔣先生受權培養碩士研究生，培養方向是英國史。那一年，中國第一次招收碩士研究生，先生是第一批研究生導師。1982年，蔣先生受權培養博士研究生，培養方向仍是英國史。那一年，在世界史學科，全國隻有5位導師獲得培養博士研究生的資格，蔣先生是其中之一。1980年，中國英國史研究會在南京成立，蔣先生衆望所歸，當選為第一任學會會長。當時，先生已是74歲高齡。後來他幾次想辭去這個職務一直未能成功，直至1988年他去世時為止。
先生的學術生涯是平淡的，然而卻是嚴謹的，一絲不苟。時至今日，我們仍然能記得先生在盛夏酷暑身着背心、汗水淋淋地在燈下工作。他的一生雖說不轟轟烈烈，卻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财富。他開創了中國學術界的一個分枝也是這個領域的創始人。他的學生已遍布天下，遠在天涯、近在咫尺。他一個最老的學生早就是紐約州立大學的曆史學教授，在海外華人界頗有影響。他年輕的弟子們如今在學術界荷角初露，開始發揮作用了。他的這些學生自然還會再培養學生，學生與學生的學生會不斷繼承先生的業績，把先生開創的事業繼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