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家琦先生是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是我國著名的曆史學家，在海内外享有崇高的學術聲望。他治史執教60多年，在晚清史、太平天國史、中華民國史、當代台灣、江南區域現代化史、史學理論與方法等領域都有重大學術成果面世，出版專著19部，發表論文百餘篇；他指導、培養與造就了一批史學人才，堪稱中國近現代史的一代學術宗師。同時，他又是一位有着60多年黨齡的老共産黨員，曾任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主任、台灣研究所所長、中國太平天國史研究會會長、江蘇省曆史學會會長等職。
從鹽城走向南京的莘莘學子
茅家琦教授原籍江蘇鎮江。1927年，他出生于江蘇鹽城農村小鎮上一個普通銀行職員的家庭。茅家琦出生的年代戰亂不斷，蘇北經濟一片蕭條。由于茅家琦的祖父持家有方，家裡略有積蓄，在當地算得上富裕人家。茅家琦4歲便被送進私塾識字念書，聰慧過人。他在念小學時，直接進入二年級學習。
1938年春，日本飛機開始對鹽城轟炸，日軍鐵蹄直逼鹽城。居民紛紛四出逃亡。11歲的茅家琦随家人遷居到泰州，後來又到姜堰。兵荒馬亂之中，一個普通銀行職員的家庭，兄弟姐妹衆多，生活極為艱難。然而父親還是盡力送他讀書。茅家琦在姜堰模範小學讀完最後一學期。小學畢業後，茅家琦又随父到泰州，進培梓學社就讀。這實際上是一所中學生補習社，不是正規意義上的學校。這是一些不願為日僞政府工作的教員、大學生，自發成立的“地下中學”。然而學校裡的教員，不僅滿懷愛國熱情，而且學曆層次與教學水平都很高。7０多年過去，茅家琦先生依然清晰地記得許多老師的言笑與風采，如夏紹侯、李竹修、程家祥、張郁棠等，都是畢業于中央大學、燕京大學的高材生，帶給他的，不隻是紮實的國文、英文根基和獨立學習、研究與工作的能力，更多的還有做人、做學問的氣節和風骨。茅家琦先生後來說：“我幾年後能同時被北京大學和中央大學錄取，應該說，完全得益于我中學時的這幾位老師。”
1945年抗戰勝利那年，18歲的茅家琦高中畢業了。家裡經濟力量負擔不起他繼續求學，就業又一時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直到1946年底，他才由父親的一位朋友推薦，參加中國銀行招考“檢券生”的考試，名列榜首而被錄取。茅家琦所從事的工作，在當時來說無疑是個“金飯碗”，一般人都很羨慕。但是，對于具有強烈求知欲的茅家琦來說，那種環境與他是那樣的格格不入。在家人的幫助下，1947年夏，茅家琦終于得到繼續求學的機會。他同時報考了中央大學經濟系和北京大學經濟系。由于考試成績優異，兩所名牌大學都錄取了他。接到兩所大學的錄取通知書時，茅家琦正值大病初愈，身體非常虛弱，父親不同意他去北方念書，于是，他選擇了南京中央大學。
1947年9月，茅家琦來到了古城南京。進入中央大學的茅家琦，分秒必争，在學識上取得了顯著的長進。茅家琦本想在大學期間，把所有的時間和精力都用在學習上，去知識的海洋中搏擊探索。但現實不允許他這麼做。到1948年，國民黨政府在戰場上連連敗北，在國統區嚴厲鎮壓民主運動。在國民黨政府統治中心南京，更是殺氣凝重。中央大學的許多知名教授不堪忍受那種誠惶誠恐的日子，紛紛離校出走。1948年秋季開學，經濟系的好多課因沒有教師而開不出來，甚至好幾個月系主任都空缺。學生們大多回家，宿舍裡的八位學生最後隻剩下茅家琦一個人。茅家琦說：“天上整天飛着去淮海戰場送大餅的飛機。偌大的校園空空蕩蕩。經濟系的課已經停開。我正好用這大把的時光，讀自己喜歡的書籍。”
當時中央大學校園内流傳着許多進步書刊，受這些書刊的啟發，茅家琦的思想境界得到升華，他開始把個人求知同民族命運聯系起來。其中有一本書，叫《方生未死之間》，茅家琦至今還回味無窮。
年輕的茅家琦終于認識到，國家沒有一個為國為民、關心民族命運的政府，學生要好好念書是不可能的。當時，國統區各地反内戰、反假和平的運動開展得轟轟烈烈。時代的潮流把茅家琦卷入了進步學生運動。1949年4月1日，南京中央大學、金陵大學等10所專科以上學校6000多名學生舉行示威遊行，要求國民黨政府接受中共的八項和平條件，實現真和平。茅家琦走在學生遊行隊伍中，慷慨激昂。隊伍行進到總統府門前，那裡站滿了軍警特務，個個荷槍實彈，殺氣騰騰。但激昂的青年學生毫不畏懼，高呼“反對假和平”、“接受中共八項和平條件”等口号，呼聲響徹雲霄。軍警特務兇殘鎮壓，當場打死兩人，打傷一百多人。茅家琦站在隊伍東面，随隊伍撤退，幸免于難。慘案犧牲的烈士之一成贻賓，在一年級時和茅家琦同住一個寝室。茅家琦目睹了成贻賓***後的慘狀，悲痛而激憤，更激起獻身祖國民主與進步事業的豪情。茅家琦一生強烈的愛國熱情和自覺關心民族命運、國家前途的社會責任感，莫不與此有關。
從經濟學轉向曆史學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中央大學迎來新的曙光，校園内又出現了朝氣蓬勃、奮發向上的氣象。22歲的茅家琦的心中，也重新燃起攀登學術高峰的 希望之火。不久中央大學改名為bevictor伟德官网。
1951年，茅家琦從bevictor伟德官网經濟系畢業，留在學校圖書館工作。在這一年，他加入了中國共産黨。當時運動不斷，茅家琦卻在圖書館中如魚得水。他說：“外面在搞運動，三反五反等，我卻在圖書館發現了一個新大陸。那麼多的珍本、善本古籍和外文圖書，把我帶到另一個天地。我從事曆史研究的由來，應該從這裡算起。”他立志成為一名理論工作者與教育工作者。
茅家琦是學經濟的。“當時中國搞的是計劃經濟，我學的市場經濟的東西用不上。”茅家琦越來越感到，在經濟領域的有些問題，光從經濟學的角度是解釋不了的。例如“中國資本主義萌芽”這一問題。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制度下孕育出資本主義萌芽，既有其自身的内在發生發展規律，但又受其賴以生存的社會土壤這特殊因素的影響。所以要徹底研究這一現象，必須把這一現象置于曆史發展總過程中，從中國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乃至中國傳統文化等深層次去尋找其中原因。
就在這種“刨根問底”的思索與探究中，茅家琦逐漸對曆史學産生了興趣。他說：“在大學，我讀的是經濟學系，當時的興趣在經濟史。随着時間的推移，我的興趣轉向中國近代史。在羅爾綱教授大量著作引導下，我走上研究太平天國史的道路。學習羅師的治學精神，博采衆家之長，這是我的治學方針。”
1957年，一直在給學生講授“政治經濟學”的茅家琦先生轉到曆史系工作，從事太平天國史研究。解放後，在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太平天國史研究一直是個熱點，研究人員之衆，出版著作之多，在史學領域可謂獨一無二。有人誇張說：研究太平軍的人數比太平軍人數還多。這樣，茅家琦要在史學研究上有所建樹，無疑是一次艱巨漫長的征程。
1959年，茅家琦發表第一篇史學論文——《太平天國革命的性質問題》，這篇文章以獨到的見解、深刻的思想主題、深入淺出的論述，赢得了有關學者專家的贊賞。不久，他又發表《太平天國革命後江南農村土地關系試探》一文。兩篇論文的成功，充分顯示了茅家琦在史學研究方面的潛能。他信心百倍地投入研究工作，一連發表《太平天國的“田憑”是發給誰的》等五篇具有很高學術價值的論文，進一步奠定了他在中國近代史學界的地位。
60年代初，茅家琦先生計劃寫一部《太平天國史》。出于對曆史研究的濃厚興趣，正值風華正茂之年的茅家琦熱情如火，蘊藏着使不完的精力。這時，他被任命為曆史系的黨總支副書記。他白天忙于行政工作，寫作隻能安排在晚上。每天晚上，他都要工作到深夜。他當時隻有30多歲，但在理論上的成熟、在研究中的建樹，卻超過了許多同齡的或更年長的史學家。（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