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達（ 1900－1966）湖南淑湧人。字覺明，筆名方回、佛陀耶舍。土家族。19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1924年任商務印書館編譯員。 1930年任北平圖書館編纂委員會委員。1933年兼北京大學講師。1935年秋到牛津大學鮑德利（Bodley）圖書館工作。翌年秋轉倫敦，在英國博物館東方部檢索敦煌寫卷和漢文典籍。1937年赴德國訪問柏林科學院及各地博物館，考察劫自中國西北地區的壁畫、寫卷,年末赴巴黎，研究法國國立圖書館藏敦煌遺書。1938年回國，先後任浙江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教授并兼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導師。抗戰勝利後，任北京大學曆史系教授兼掌北大圖書館。建國後，任北京大學曆史系教授、圖書館館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長等。
艱難的追尋
１９２３年向達從東南大學畢業考入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做編譯員。一天最少翻譯１５００字的工作任務，使他閱讀和翻譯了大量的著作。他與梁思成等人一道合譯了《世界史綱》，也與豐子恺合著了《東方藝術與西方藝術》。正是在這裡，向達開始了中外文化交流史和敦煌學的研究。除了翻譯《世界史綱》、《印度現代史》，向達還開始接觸到外國探險家在中國西北考察的著作，翻譯了《斯坦因黑水獲古記略》、《斯坦因敦煌獲書記》１９３０年發表，并着手翻譯勒柯克的《高昌考古記》和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記》。他同時利用新材料，提出新觀點，發表了一批中外文化交流史和敦煌學的論著。
１９３０年，向達到北平圖書館任職。豐富的資料，加上有一批潛心治學的青年精英互相切磋砥砺，使向達的研究水平突飛猛進。１９３３年他發表的代表作《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向人們展示了一幅盛唐時代色彩斑斓的曆史畫卷。在這篇被李約瑟稱之為“論述唐代長安西方人的卓越論文”裡，通過長安這個當年的國際大都會，在在展示了東西文化的交相輝映和中華文明容納百海的開放心态。１９３５年，向達因在“本館服務五年成績卓著，并對于經典夙有研究”而被派往英國“影印及研究英倫博物館所藏敦煌寫經”。向達到英國後，先在牛津大學圖書館整理中文圖書。次年秋，此項工作結束，他便到大英博物館，開始了敦煌經卷的閱讀和研究。在别人的國土上研究自己祖先留下的遺産，個中滋味向達體會最深。以前隻是翻譯斯坦因的書和文章，現在得以目睹被劫掠的原物，他感慨萬端。這些外國學者劫去了中國文物，在世界上掀起一股“學術新潮流”，形成研究敦煌資料的“敦煌學”，字裡行間還對中國學者百般嘲諷。而今，他不遠萬裡前來閱卷，總算可以親眼見到這些寶藏了。但是情況并不樂觀。向達在１９３６年２月從倫敦寄給國内的信中寫道：“弟來英目的在看ＢｒｉｔｉｓｈＭｕｓｅｕｍ大英博物館之敦煌卷子，管理人員為Ｄｒ．ＬｉｏｎｅｌＧｉｌｅｓ翟裡斯，前後見到兩次，俱甚冷淡，且對人表示拒絕。弟助其工作，有一次曾以可否允人對于敦煌卷子作一通盤研究相詢，彼亦表示拒絕。此種情形，大有陷弟于進退兩難之勢。然現已至此，不能不盡力想辦法，庶不緻如入寶山，空手而反返。現在拟托其他英國人代為轉圜，将來研究一層或百有萬一之望也。”事實上，向達的遭遇在兩年前的浦江清就已經遇到了。 １９３３年底，北平圖書館委托清華大學的浦江清教授與大英博物館東方部商量，拍攝敦煌文獻中佛經以外的寫本，然而遭到拒絕。浦江清退而求其次，請求入庫選取部分抄錄，同樣被拒絕，而隻能依據目錄廳中不反映内容而隻有編号的卡片，作限時限量的借閱。要從成千上萬件遺書中找到自己想要的内容，連提示也沒有，可謂大海撈針。浦江清實在沒有辦法，于是提出義務為大英博物館藏敦煌文書編目，以方便學者利用。然而還是一個冷冰冰的“不”字。 第二年，另一位教授———浦江清的好友張素癡在倫敦停留時，來到了大英博物館。鑒于受北平圖書館之托的浦江清也吃閉門羹，張素癡大為慨歎“西方所謂漢學家之不能修而畏人修”。因此他沒有去找有關人員，而是站在寫本陳列室内，利用展品的更換，一個字一個字抄錄了十數種珍貴的敦煌寫本資料。像武則天時代的經書長卷，一個１８歲的女子以１０匹絹的價格被賣掉的“賣女契”，妻子如何給婆婆及丈夫寫信的範文，解夢書，現存最早講解圍棋戰術的棋經等，就是這樣抄回來的。 向達為查閱敦煌卷子，受盡了翟裡斯的種種刁難。從１９３６年９月到１９３７年８月整整一年，他看到的漢文和回鹘文卷子加起來還不到５００卷。向達後來在文章中曾多次提及這段傷心往事。
另一方面，向達的生活津貼時無着落。向達沒有忘記祖國的苦難，沒有忘記自己的使命。他在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１日寫給館長袁同禮的信裡寫道：“達雖一介書生，身無傲骨，然與其向此輩人足恭唯諾以讨生活，則毋甯返國餓死之為愈耳。惟念祖國風塵艱難，斷不敢效叔寶之流，以海外桃源為避秦之樂土也。”中國是個窮國，當時即使是國家派出的學者，也是經費不足，學者的工作隻有靠自己的信念和意志完成自己的曆史使命了。 盡管這樣，向達把所能看到的卷子都作了詳細的卡片，抄錄、寫成目錄提要。記上卷子的編号、名稱、長短、所存行數，并抄下其前５行和後５行，重要卷子還拍了照片。他撰寫的《倫敦的敦煌俗文學》和《倫敦所藏敦煌卷子經眼目錄》等文，為學術界提供了極為豐富的資料，把國内敦煌學的研究提高到了一個新的水平。１９３８年，向達攜帶着抄錄的幾百萬字的敦煌資料，終于回到了正在遭受日寇侵淩的中國。
原選自《解放日報》
http://www.booker.com.cn/gb/paper23/7/class002300006/hwz5758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