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承祚 (1902～1991 )字錫永,号契齋,廣東番禺人。1921 年起，以羅振玉為師，研習甲骨文、金文，後一度入北京大學研究所為研究生。1925年任東南大學講師，1927 年，任中山大學教授。30年代在北平女子師範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及金陵大學任教。抗日戰争爆發，随金陵大學西遷，後在齊魯大學、重慶大學、重慶女子師範大學等校任教授。畢生緻力于甲骨文、金文的整理、考釋。其書尤長于篆書，為20世紀著名篆書大家。
我的一生
我生于清光緒二十八年一月（公元1902年3月），廣東番禺人，字錫永，号契齋、骛剛，室名決定不移軒、已庼、鐵诏版室及古先齋。我的父親商衍鎏（藻亭），是前清最後一科的探花（即甲辰科），長于詩詞書畫，有《商衍鎏詩書畫集》及《清代科舉考試述略》、《太平天國考試紀略》等書問世，1963年逝世，享年八十九歲。他雖由科舉而入仕途，但決不願我走他的老路，勉勵我鑽研學術，著書立說做個學者。學什麼是值得我考慮的。我從小酷愛古文物及古文字，乃決心向這方面努力發展。為求深造，1921年秋天我到天津，拜上虞羅振玉（叔言）先生為師，在他的指導下鑽研甲骨文、金文。我白天在羅先生家看書找資料，晚上回到寓所即我伯父家繼續鑽研，并從事寫作。羅先生對好學的青年是無比愛護和獎掖的，他收藏的圖書資料對我全部開放，并交代開贻安堂書店的長子說：“錫永要什麼書，就給他什麼書。”所以即使十分貴重的書籍如《殷墟書契》、《殷墟書契後編》等等，我都可以拿回家中閱讀。羅先生還把他和王國維（靜安）先生作過眉批箋注的《殷墟書契考釋》及《殷墟書契待問編》交給我閱讀。我一面學習，一面把羅先生考釋的甲骨文字按《說文》次序重新加以編排（因原書是按天文、地理、人事……為序，檢讀不易），并為補入異體字，如自己有心得體會，則寫成按語附于各字之後。經過一年多的日夜奮戰，編成了一部甲骨文字典——《殷墟文字類編》，對初學甲骨文還是有幫助的。暑假回京（那時家住南京）送給父親看，他很高興，鼓勵我再把它修改一下付印。後來，我父親出錢刻木版，花了八百多塊錢于 1923年印成了我的第一部著作。羅、王兩先生看了此書都很贊揚，王先生還為之寫了序言，熱情地鼓勵我繼續努力，并說：“他日所得，必将有進于是編者，餘雖不敏，猶将濡毫而序之。”遺憾的是，王先生不幾年即與世長辭，我以後雖有述作也無法得到他的教導了。《類編》問世後，我經馬衡（叔平）先生的介紹，進了北京大學研究所當研究生，但還沒有畢業，就于1925年暑假被南京東南大學聘為講師，專講甲骨文。1927年中山大學聘我任教授，來到廣州，講甲骨文字、鐘鼎文字研究及古器物銘釋等。隔了三年，1930年我又回到了北京，在女子師範大學（後将男女分校合并為北平師範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任教。廣州解放初期，曾任私立珠海大學教授兼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六七年間，走南闖北，以教書為業，雖編過幾本講義，現在一本也找不到了。在各刊物上還發表過一些單篇論文，也大都是談古文字的。當時少年氣盛，敢想敢寫，全無顧慮，現在看來，文中錯誤自然不少，有些看法也得改變了。我在北京，月薪五百多元，收入甚豐，除家用外，幾乎都把它送進琉璃廠的古董鋪，我的文物愛好方面廣泛，舉凡金、石、竹、木、陶、瓦皆在收藏之列。初時買了不少僞品，但我并不因此而灰心喪氣，定要研究其僞之所在，“學費”才不白交。我今天能有相當的鑒别力，即由此得來的。1933年來，金陵大學拟聘我去南京任教授兼中國文化研究所專任研究員。當時在京，因忙于教書，不能專心緻志地從事研究，金陵大學請我，月薪二百八十元，專搞科研，編書寫文章，不必上課，我願意幹，于是就應聘去從事于甲骨文、金文及古文物資料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由于生活安定，經費充足，心情舒暢，我的研究工作進行得相當順利。從1933年到1936年之間，先後編著出版了《福氏所藏甲骨文字及考釋》、《殷墟佚存》（附考釋，1933年）、《十二家吉金圖錄》（1935年）、《揮源彜器圖》（1936年）等書，後兩部是收集南北所藏之甲骨、銅器拓墨後類次考釋而成的。這些書皆由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出版。又刺取真器假字的銅器為之分析說明，寫成《古代彜器僞字研究》（1933 年《金陵學報》第3卷第2期）、《說文中之古文考》（1934年《金陵學報》4卷2期，5卷2期，6卷2期，10卷1、2期連載），乃是糾正許慎的論說，并指出其可商榷之處。但好景不長，正當我潛心學術之際，日寇侵華，抗戰爆發了。國難當頭，遑論學術，我随校南遷，開始了颠沛流離的生活，先後輾轉于安徽（屯溪）、湖南（長沙）、貴州（貴陽）、四川（成都、重慶）等省。路過長沙時，見到戰國楚墓出土的許多文物，也聽到不少關于楚墓出土文物的情況，引起了我對楚文化的濃厚興趣，乃向學校申請緩期入川，在長沙專事調查，即使敵機不斷空襲，仍然心地堅定，毫不動搖。在四個月收集了不少材料，回成都寫成《長沙古物聞見記》（1939年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木刻版），此書對當時長沙出土文物記得比較詳細和豐富，有一定價值。到成都後，研究工作無甚進展，後因人事上的關系，于1941年夏，我辭去了金陵大學的職務、到了重慶，又到貴陽，最後回到重慶。先後在重慶。先後在重慶鹽務總局、貴州鹽務分局供過職，任“幫辦秘書”在重慶鹽務總局時，兼任齊魯大學、東吳滬江大學聯合法商學校教授。抗日戰争勝利，我辭去貴州鹽務局職務回到重慶，在四川教育學院、重慶大學、重慶女子師範學院（兼系主任）、重慶朝陽學校等校任教授，直到1948年的秋天止。由于同時兼幾所學校的課，為了生活而奔波勞碌，什麼學術研究，根本沒有精力去搞了，所以，1939年以後，直到解放前夕，我既沒有著作出版，也沒有發表過幾篇重要論文，這可以說是我一生中最不安定，學術上成績最少，因而也是最倒黴的時期。1948年秋，我回到故鄉廣州市的中山大學任教，直到如今。解放後，我陸續編著刊印了《長沙出土楚漆器圖錄》（1955年6月上海出版公司第一版，12月再版），收入了長沙出土的楚、漢漆花紋摹繪，有些摹繪還附有原物圖片。《石刻篆文篇》十四卷（1957年北京中國科學院考古所版），是繼《殷墟文字類編》之後着手編輯的。在工作開始時，凡見到石刻文字的孤本和舊拓本，都不遺餘力地搜集雙鈎，經過三十二年始予完成。全書獨體字一千二百三十一字，異體字一千六百八十字，附錄十字，共計二千九百二十一字。每字下注明出處及錄句。便于觀覽。《中國曆代書畫篆刻家字号索引》（1960年與人合作，上海出版公司出版）一書系從書畫典籍中錄其人名、字、号、年代、觸品，如知其生卒年月的并為附入。我今着手重編，全書增益人數為四萬餘人。廣州解放初，成立了華南人民藝術學院，設在光孝寺内。1950年春，該院因擴充學生宿舍，占用大殿，竟把殿内千年以上始塑的三寶佛毀掉，在佛腹内發現不少精美的古代木雕像，且被任意抛棄。破壞文物者乃出自藝術學院，不學無術，乃至如此，令人可氣又可歎！等我知道後去調查，木像的實數多少無從确知，但根據在場目睹的學生說：“這許多木雕像多數無頭，大約有六七十個，在無人過問的情況下，過不了幾天，全部不知去向。”可慶幸的是，我在殿前及大殿側巡視時，居然撿到一個女供奉像，珍藏至今（廣東省博物館有三個，是朱光同志捐贈的）。經過四處訪問，收集到十七個，編成《廣州光孝寺古代木雕像圖錄》一書（1955年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與木雕像同時出土的有“開元通寶”及“乾元通寶”錢。“開元通寶”錢始自唐高宗武德四年（621年）鑄造發行，有唐一代二百八十六年間都在使用。乾元為肅宗年号（758——759年），此外并無肅宗以後及其他朝代的錢，因此可斷定這批木雕像的年代不晚于肅宗。廣州漢墓中發現不少漆器，雖多殘損，但尚能辨别其為何器，花紋則與長沙漆器圖案近似，既知源流所自，而又具有地方色彩，在着色方面好兼用金色，為其特征。1965年我曾将之彙集為《廣州出土漢代漆器圖說》約百餘器，成書十餘年，尚未能出版。此後，我不斷收集研究新出土的各種古文字資料，特别是楚文化資料，如帛書、鄂君啟節、漆器、竹簡等等。從1928 年至1978年先後寫了或長或短共五十餘篇論文，發表于有關刊物。晚近由于頻繁不斷的政治運動，特别是“十年内亂”更使我的研究工作經常受到沖擊，甚至被迫停頓下來。至于“四害”橫行期間，社會科學研究工作遭到災難性的打擊，就不用說了。由于黨和人民的關懷和信任，我被選為第三屆、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五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廣東省民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廣東省、廣州市文管會副主任委員，廣東省語文學會會長。
我已是年近八旬的人了，回顧走過的生活道路，感觸良深。一個人能否在學術上有所成就，決定于多種因素。本人必須刻苦努力，多讀書，苦思索，勤寫作，這是基礎和前提，但客觀條件，生活環境也頗為重要，如果生活不安定，心情不舒暢，終日為家務奔走操勞，學術研究總難免要落空。當然，若悠遊歲月，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客觀條件再好也沒用。主觀努力與客觀條件相結合，就能多出成果，取得較好的成績。
我生平治學，自認為還是比較嚴謹的。收集材料時，注意鑒别真僞，或摹或拓或照相，壯年時都是自己動手，後因年老，摹寫不得不由他人去做，但傳拓之事仍親自為之。1977年夏，我到河北省平山縣中山王墓葬的發掘工地參觀，還專門花了三天時間，用心拓了中山王譽鼎、壺銘文拓本二份，一份留當地，一份帶回進行研究。 我中年以後著書寫文章，在古文字方面定下的“原則”是：不識之字不妄釋，不明之義不妄言，不輕言音韻（特别是通轉、旁轉之類，若是這樣，當無字不識了。而況以漢、魏時的音韻，上統秦前，是不妥當的），不為天下先，所以每有新資料出土，我發表的文章往往在後。并教導後一代在寫作時，要擺事實，講道理，言必有據，不誇誇其談。還有，我不壟斷材料，舉凡新出土的銅器銘文拓本，以及國外編印而進口不多的書籍，我得到後即放置在古文字研究室供大家參考使用。這樣才有利于學術文化的交流和發展，何樂而不為呢？ 我自小即愛好書法，特别是篆書，年十二，讀《說文解字》并寫小篆，數月後，能作經尺大的鐵錢篆。有人勸我，即使站起來你的鐵線篆字寫得再好，所得到的贊美不過是一個“工”字，如斯而已，因為鐵絲篆是寫不出韻味的，最好先寫峄山碑，把基礎打好了再涉獵其他漢碑等等，便氣韻更加有味。我認為此意見甚好，于是舍彼就此。一年以後，體會到峄山碑篆法不僅是肩架停勻，粗細如一，而且剛柔相濟，轉折内蘊，體态雍容，決不能視為轉來轉去的書體。寫了幾年，在羅先生處見到甲骨文及豐富的金文拓本，不禁為之狂喜，眼界豁然開朗，而後知前者所見之淺也，乃将金文裱本借來，用油紙雙鈎成若幹冊，在不斷揣摩中加以臨寫，從此金文書法略有進步。一日攜所寫的甲骨文及金文字課呈羅先生，他看了我寫的金文不斷點頭說：“你寫的金文将來會有成就，但還須旁及各代石刻文字。”時至今日，回憶羅先生這番話，并從我的甲骨文方法還不及金文書體來看，則羅先生公開肯定與黯然否定的目光是何等銳利！自得羅先生指示後，對漢篆如開母廟石阙等等，皆在我臨寫之列。複了解到，如無峄山碑作基礎，想越級于金文，其字必然是站不穩的。 我寫篆字，包括金文在内，行筆力求剛勁渾厚，以平正為主，決不矯揉造作，須知“平正”才見真實功夫。“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此可為知者道，難為外行人言也。正因字形力求工整，寫時還要注意直行的行氣和橫行的行氣互為相呼應，這樣才能使整幅字的氣勢協調而不至于偏離松懈。我在書法實踐中還十分推崇李白的詩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并向這種理想境界努力奮進。 我國傳統的書法藝術，愛好者日多，有的青年來問學習途徑與寫行草方法，我告知寫行書之先必須從唐代有名的書家楷書入手，歐陽洵（信本）用筆拘謹，褚遂良（登善）清秀有餘，剛勁不足，二者宜于小楷，不宜寫大字。柳公權（誠縣）骨勝于肉，太過露骨，其中以顔真卿（清臣）為全能。其字骨肉停勻，氣勢磅礴而安祥，寫再大都能站得住，從其入手有利無弊，寫一兩年然後轉入行草，與無楷書基礎而直接寫行草的功力迥别，不可不知。我不同意學近代人的字，并堅決反對寫時人的字，而必須取法唐人。此所謂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僅得其下，如取法乎下，所得必然下下，此為不易之理。可是有些教書法的所謂老師，竟然把自己寫的字交給學生臨摹，這種取法乎下下的教學法，贻誤無窮後代。
我今年七十八歲，因是農曆正月生，也可算七十九近八十了，比起八十多九十的老人雖有距離，但亦進入老境，所以我說，我是“老中之青”，還是恰當的。也因我還能吃（每餐二兩多）、能睡（一覺七八小時）、并健步（一口氣走二十多公裡沒問題），人家都說我身體不錯，追本求源是有遠因的。我十七八歲時好運動，長跑、跳高、跳遠、踢足球、打秋千、攀杠子，樣樣都來，盡管無人教，鍛煉不符合規矩，總算打下了健身基礎，至今得益匪淺。我要在有生之年為祖國的學術文化事業貢獻力量，為祖國的“四化”建設竭盡綿薄之力；同時更寄希望于中青年研究者們。
（商承祚先生于1991年5月12日逝世） 選自《世紀學人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