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诒徵(1879-1956)字翼謀，号劬堂、知非，江蘇鎮江人。17歲考中秀才，後就讀三江師範學堂。卒業後曾任教江南高等商業學堂、江南高等實業學堂、兩江師範學堂、北京明德大學等學校。1914年2月，應聘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國文、曆史教授；1925年東南大學發生學潮後一度離去北上，先後執教于清華大學、北京女子大學和東北大學；1929年重返南京，任教中央大學，并曾任南京圖書館館長、考試院委員、江蘇省參議員。建國後執教于複旦大學。
曾與柳诒徵同在東南大學，并“素以平生風義兼師友與之相期”的吳宓教授曾稱許柳诒徵說，東南大學之教授人才，“以柳先生博雅宏通，為第一人”。 柳诒徵少時失父，家境清寒，常“僅賴少許醬豆腐下飯”。但其母出身書得門第，柳诒徵自幼受母教誨，許多古代文史要藉經典，讀得爛熟，背誦如流，17歲便考中秀才；當時一位詩人曾作“次韻柳翼謀”七律一首，結句對柳诒徵有“君看一代稱韓柳”之贊。此後柳诒徵又先後于金陵锺山書院、江陰南菁書院師和三江師範學堂師從名儒缪荃孫、黃以周和李瑞清。 他學習勤奮刻苦，“日常閉門自禁于鬥室案頭之中，鹹與書藉為伍”，與當時一些纨绔子弟的奢侈懶惰惡習恰成鮮明對照。經年積累，大師培育，使他學問日臻豐厚圓熟，以緻他“日後寫稿，竟不加思索，往往振筆疾書，文不加塗改，作詩也如雲移流水，生花妙筆，一氣呵成。”自三江師範學堂畢業後，柳诒徵又得缪荃荪資助東渡日本留學一段時期，就使他對當時的世界新思潮和西方文化有也進一步的接觸和了解，因而他的治學也遠遠突破了乾嘉學派的眼界，如他将董仲舒的“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易稱為“正其義而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他解釋說，“所謂利非為個人私之利益，乃指國計民生與國利民福而言；所謂功，非貪天功之說，乃指努力創建以竟全功言” ，這和孫中山當時提出的“民生史觀”正是共通和相合的。 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時期，柳诒徵被聘為國文曆史教授，并曾任史地部和曆史部主任。東南大學時期，他主講中國文化史和中國通史，“聲如洪鐘，有條不紊，娓娓動聽，文法理工諸科學生，不論選讀與否，大都趨之若鹜，課堂總是座無虛席，擠得水彙不通。”柳诒徵“對來學之士，無不因材施教，誨而不倦，且為之曲予裁成”。著名地理學家張其昀曾談到他在南高師受三位教師的影響最深，即劉伯明、柳诒徵和竺可桢。他當年報考南京高師時，由于體格瘦弱而被認為不符錄取條件，後柳诒徵力陳其成績優異，提請複議，因而得被錄取。在學期間，柳之教澤，使他終生受用不盡。而得益最多的：一是方志學，柳诒徵認為，各省縣的志書，卷帙浩繁，比國史所記載尤為詳備，應該充分利用，以補國史之所不足；二是圖譜學，柳诒徵曾引宋人鄭樵語：“古之學者，左圖右書，不可偏廢”，并親創以搜求圖譜和實物為職志的史地陳列室；三是史料學，柳诒徵曾引黃梨洲明儒學案語：“學問之道，以自己用得着為真”，強調史藉如煙海，必須有方法加以選擇。并認為章實齋在《文史通義》中所說的兩種方法，“裁篇别出”和“重複互注”，是做學問必須具備的功夫。而在張其昀離校畢業時，柳诒徵在其紀念冊上僅題“守約”二字，告誡他讀書不宜廣而宜專，并向他解釋說，“重要的書宜分精讀與浏覽兩類，對精讀者必須自始至終絲毫不苟，一字一句地加圈加點，虛心涵泳，融彙體察，如此方能貫通領悟；至于浏覽者，僅系供參考之用，庋藏儲備，随時調閱，能提要鈎玄，明其大體即可。”張其昀所在的一班國文系一班學生十多人，經他精心培植，以後在學術上都卓有成就，除張其昀外，如缪鳳林、景昌極等人，因而吳宓曾評價為南高東大“空前而絕後”之最優秀之一班。
柳诒徵著述極豐，其力作有《中國文化史》和《中國曆史要義》等，而“把史學與哲學相結合，是其治學的特色”。其所著《中國文化史》分上古、中古、近世三冊，約一百餘萬字，“每編分章分段，緊接于段落後必附引經史、諸子百家語，以及現代中外學人的谠言偉論，藉供讀者的徹底了解。書中所紀俱系前言往行，簡精扼要，而尤在援古證今，以今鑒古，期能于曆史典章制度因革源流，得以明其得失匡其謬誤，而後折衷至當，以成定論。”其《中國曆史要義》一書，分史原、史權、史統、史聯、史德、史誠、史義、史術、史化十大篇。有的學者評價該書，“更見精采，美不勝收”，“在我國的史學名著之中即以之持與劉知幾的《史通》和章實齋的《文史通義》相較，要亦可以先後比美。” 除了史學上的卓越成就外，柳诒徵“詩文書法”也“俱足名家”，“為文不論說理、記事及其抒情，無一不精”，被人推許為“直入六朝堂奧”；其詩則得到吳宓 “雄渾圓健，充實光輝”的評語；而“書法上除楷正外，兼工行草篆隸，幾無不能；尤以隸書筆法，與其師李瑞清相近。” 對這位學術大師的治學成就，吳宓在《空軒詩話》中曾有一番較全面的評述，他将其與梁啟超相比：“近以吾國學者人師，可與梁任公聯镖并駕，而其治學方法亦相類似者厥惟丹徒柳翼謀先生诒徵。兩先生皆宏通博雅，皆兼包考據、義理、詞章，以綜合通貫之法治國學；皆萃其精力于中國文化，皆并識西學西理西俗西政，能為融合古今，折衷中外之精言名論；皆歸宿于儒學，而以論道經邦、内聖外王為立身之最後目的；皆緣行道愛國之心，而不能忘情于政治事功；皆富于熱誠及剛果之勇氣；皆能以淺顯犀利之筆，為家喻衆曉之文；皆視詩詞為餘事，而偶作必具精彩，此皆兩先生根本大端之相同處。”“低頭菩薩”竟成“怒目金剛” 柳诒徵在南高、東大和中央大學之時，平素給人的印象是：清癯面孔，疏落長須，平日身着長袍馬褂，一尺長的旱煙杆系着黑布煙袋，始終不離手中；無時不是悠然自得，望之若神仙中人。學生見面行禮，他總是拱手作答，最為謙虛。言語幽默诙諧，一派謙謙君子風度。抗戰期間，江蘇省政府遷至興化，一天，柳诒徵有事與一随從一起入興化城，崗哨衛兵照例盤問其居住地址，柳诒徵竟啞然無以為對，哨兵斥之離去，柳诒徵窘急之下，手指北門城内建設廳長住宅，崗哨始準随從入城通報，由建設廳長到北門迎接後方得進城。以後省主席等向他道歉，柳诒徵卻連連誇獎哨兵訓練有素，忠于職守，并自嘲說：“這是報應，我平時當老師時常給學生吃鴨蛋，此次我連吃三個鴨蛋。”說畢大笑。但“緊要關頭”，柳诒徵卻“自然不肯馬虎放過”。抗戰勝利後，柳诒徵選聘為江蘇省參議員，凡關乎國計民生之事，他總是仗義執言。一次開會時，省主席及各廳長均列席被質詢，當時教育廳長曾為一件事指責議員吹毛求疵，柳诒徵先生當即抗聲而起，手指某廳長聲色俱厲地斥責說：“你是我在高等師範時的及門學生，何以這樣糊塗，不明白民主精神？你須知道議員是代表人民行使神聖的任務，你們不過暫時負一時治權責任，應當小心，敬聽主人翁代表的意見。沒有民主修養就不配列席會議，就不配做民主國家官吏。”想不到一個“低頭菩薩”竟成“怒目金剛”，教育廳長一時被訓斥得面紅耳赤，呆若木雞，不知所對，而全場則掌聲不已。 作者 冒榮 百年南大 － 歲月留痕 － 校史鈎沉 － 柳诒徵 一生才藝多兼通 古往今來，做學問者大體可分為兩類：一為專家，一為通才。專家之意自不待言，通才則各門學科有不同的标準。就國學而言，通才者，目錄、版本、經、史、詞章總是必不可少的。柳诒徵一生緻力于中國曆史的研究，經、史自然爛熟于心，作為他一生主要研究成果的《曆代史略》、《中國文化史》、《國史要義》等就是證明。然而，除此之外，他不但精通目錄學、版本學，在目錄、版本學研究方面卓有建樹；而且，詞章練達，詩歌自備一格；楷法優美，書道獨成一家。說他是才藝兼通的通才，确是不枉的。
目錄專功
在中國國學領域中，自清代以來，被視為第一學的，大概要數目錄學了。
目錄學之所以重要，與我國文明悠久、圖籍豐富密切相關。據曆史記載，早在夏、商時代，我國就出現了所謂“典冊”，即官府的檔案。春秋、戰國時期，文化領域，百家争鳴，不同學派，紛争鼎立，于是，圖籍湧出，不可勝載。秦漢以後，随着文化的昌盛，學術的繁衍，以及造紙術、印刷術的發明，各類圖籍更是汪洋浩瀚，蔚為大觀。圖書典籍日益增多，包含的内容亦日漸豐富，讀者對圖書分類、檢索，以方便使用的要求也日加迫切，自然需要制訂出一套使圖籍既能傳之久遠，又能便于讀者使用的整理、保存、著錄、分類的方法，這樣，目錄學也就應運而生了。
我國第一部正式的國家圖書分類目錄，是漢代劉向、劉歆父子奉命修成的《七略》。漢朝初年，朝廷大力搜訪天下圖書，至武帝時期“百年之間，書積如丘山”。漢武帝時，委命光祿大夫劉向、步兵校尉任宏、太史令尹鹹、侍醫李柱國等校理皇家藏書。每一部書都廣泛征集異本，互為補充，修訂篇章，校雠訛文脫簡，寫成定本，命訂書名。最後由劉向審訂成書，将書名、篇目、校雠始末、作者生平、全書意旨等，寫成一篇提要，與校定本同時奏上。劉向亡故，其子劉歆繼承父業，進一步整理朝廷藏書，将所有圖籍，分類編為“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六部，又在書前加上作為總序的“輯略”，命名為《七略》。《七略》問世後，班固繼踵而作，據之删訂成影響極大的《漢書·藝文志》，從此，史志書目誕生。 自漢代以降，官府整理圖書、編定目錄工作不斷進行，官修目錄也就不時而出；而正史中纂輯書目亦成定例，史志書目綿延相續，成為書目中的大國。除此之外，私家書目伴随文化的普及，圖籍傳流的廣泛，異軍突起，成為書目之林中的後起之秀。有宋時期，尤袤《遂初堂書目》，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等三部私家書目，即已享譽于世。其後，印刷術愈加發達，圖書問世日豐，有名的私人藏書家及其所修的著名的私家書目，不勝枚舉。
明清時期，收藏書籍，校雠書籍，提要鈎玄，編制目錄，蔚為社會風氣，勢傾朝野的官宦士紳、腰纏萬貫的富家大戶自不必說，即使稍有田産的土财主，亦往往要收藏幾本書，閑時丹黃一番，以作風雅。因此，目錄學大昌，成為“顯學”。尤其入清以後，人們出于讀書、治學的需要，對目錄極為重視，國學名家，無一不把通目錄之學作為治學的第一要義。清代著名學者王鳴盛就曾說過： 目錄之學，學中第一要緊事，必從此問途，方能得其門而入。
凡讀書最切要者，目錄之學。目錄明，方可讀書；不明，終是亂讀。
以主張開辦洋務而著稱的清朝大員張之洞，為了指導人們讀書，還特地請人幫助編就了《書目答問》一書，并在“略例”中說：“讀書不知要領，勞而無功。知某書宜讀，而不得精校精注之本，事倍功半。”着意強調了目錄學對于人們即類求書、因書究學的巨大功效。 清代學者開口書目，閉口書目，汲汲于目錄之學的學風，對于柳诒徵深有影響。當地走上治學之路時，就遇到了曾幫助張之洞編修《書目答問》的著名目錄、版本學家缪荃孫。在缪荃孫的開導下，他懂得了目錄學對于指導讀書、治學的重要性，理解了清代學者之所以緻力于目錄學的緣由。從此，他下大氣力研讨目錄學，使自己的目錄學水平迅速提高，達到了融會貫通的高深境界。
“天生我等有才必有用”。柳诒徵精湛的目錄之學，在1927年得到了學界的重視，因而被任命為國學圖書館館長。圖書館本以收藏圖錄、鑒别書籍、著錄群冊、部次甲乙為職責，在這裡，柳诒證的目錄學得以充分地發揮。 柳诒徵在目錄學方面最主要的貢獻，是在他就任國學圖書館館長期間，主編了四十四卷的《國學圖書館圖書總目》。這一部書目不僅是中國近代公共圖書館創設以來第一部大型公共圖書館館藏全部圖書的總目，具有開創未來，示範學界的重要意義，而且在分類部列，歸屬圖籍方面有着獨創性的發明，對近代目錄學的發展有着極大的影響。
我國古代圖書目錄分類，一直以四部分類法為主導。漢代劉氏父子編就的《七略》，雖采用六部分類法，但自從西晉荀勖編成《中經新箐》，以甲、乙、丙、丁四部分類記錄圖書，四部分類法即取代了六部分類法，為學界普遍接受。此後，東晉著作郎李充編修《晉元帝四部書目》，在沿襲四部分類法基礎上，将四部次序作了調整，把原著錄諸子著作的乙部，改作著錄史學著作，使分類法更适應了文化典籍的實際情況和學術發展趨勢，進一步奠定了四部分類法的學術根基。而唐代官修的《隋書·經籍志》，正式以經、史、子、集命名四部，以取代甲、乙、丙、丁，使四部分類的名稱，内容相互吻合，分類體系一目了然，最終确立了四部分類法在目錄分類中的主流地位，從此，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代代相因，直至清代編成我國曆史上體制最為龐大的大型目錄著作《四庫全書總目》仍在沿用，其間，雖然時有不同目錄分類法問世，如南朝宋王儉編《七志》，将圖書分為經典、諸子、文翰、軍書、陰陽、藝術、圖譜、道經、佛經九類，梁阮孝緒編纂《七錄》，将圖書歸屬于經典，紀傳、子兵、文集、技術、仙道七類，但這些目錄分類法俱不盡合理，因而未能産生巨大反響，為後世認可。 然而，傳統不可能永久不變。時代發展，圖籍日豐，四部分類法已難以适應著錄的需要。順應新的情況，柳诒徵大膽創新，在《國學圖書館總目》中打破了傳統的經、史、子集四部著錄群籍的慣例，将所錄圖書以經、史、子、集、志、圖、叢七部分類；又細分子目，将《四庫全書總目》部下44類，擴充為85類，832 屬，從而極大地提高了著錄内容的明細度，增加了檢索圖書的準确性。 柳诒徵創立的七部分類法，是在傳統的四部分類基礎上進行的圖書分類體系的新創造。它是一種符合我國文化發展和圖籍内容實際狀況的較為科學的新的部錄方法。
“志”，方志；“圖”，地圖、畫冊；“叢”，叢書。這三類圖書内容龐雜，或非經非史，非子非集；或有經有史，有子有集，按照傳統四部分類法，根本沒有其入錄之地。而從實際情況看，明清以來，這三類圖書日漸增多，已蔚為大觀，不予著錄，難以反映著述的全貌，強行歸于四部之一，不但不合著錄之理，而且将使讀者難以檢索、利用，起不到即類求書，因書就學的功效。柳诒徵不為傳統所囿，實事求是，大膽創新，在四部之外再添立三部。使這三類圖書俱有所歸，從而很好地解決了綜合性圖書與傳統分類法不符的著錄難題。今天看來，四部之外再添三部，似乎不是難事，但在傳統四部分類法沿用已久，沒有新著錄法可資借鑒的情況下，沒有過人的學術膽識和明睿的學術見地，根本不可能作出這一令人驚奇的創始之舉。 志、圖、叢三類中，叢書為集錄單書而成，其中往往經，史、子、集俱全，獨立一部，自可瞭然叢書名目，使知道何書收人何叢書者，立即按目索書；但如此著錄，各單書性質未明，未能使未明圖書性質者，有的放矢地利用叢書。為了解決這一矛盾，柳诒徵又将叢書單書按其性質分隸經、史、子、集各類，一書有兩類可分的，則采用互見之法，兩類著錄、互相發明。這樣，既大大方便了讀者查閱，又為如何著錄叢書，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除了在分類與著錄叢書方面有所創見外，柳诒徵主編的這部《國學圖書館圖書總目》在别集編錄方面亦有新意。
在我國傳統四部分類法中，集部又分總集、别集。别集為個人專著，著錄時，常按作者所在朝代先後排列。然而，因不少作者生活于易代之際，著錄時沒有統一的标準，屢屢發生一書斷代不明，随意歸屬；或前後兩朝并見的混亂狀況，使讀者檢索困難。針對這種情況，柳诒徵明确規定，以作者卒年為斷，作者卒于何朝，其書即歸于何朝。這樣明确劃斷，就為目錄學界提供了一個統一标準，改變了多年來各家目錄随意著錄别集的淆亂局面。
由于柳诒徵主編的《國學圖書館圖書總目》在目錄著錄方面有許多開創性的貢獻，它一問世就受到了圖書館界人士的重視，不少圖書館在編制書目時采用了其著錄體系。上海合衆圖書館所編藏書目錄，即明确說明分類采用國學圖書館分類法，日本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在1938年所編漢籍目錄，以及上海圖書館所編《中國叢書綜錄》，均采用了國學圖書館叢書子目分類法。因此，中國當代著名的圖書館學家、目錄學家、版本學家顧廷龍先生就肯定地評價說：“國學圖書館之《總目》實導夫先路，在目錄學史上應有一定之地位”。 柳诒徵熱心于目錄學事業的發展，不但親自主編書目，還大力培植目錄學人才，推動目錄學研究的開展。1927年，當他一就任國學圖書館館長，就立即招聘了對目錄、校雠之學有一定造詣的範希曾入館從事目錄編纂、研究工作。範希曾字耒研，江蘇淮陰人，畢業于南京高等師範，為柳诒徵受業弟子。多年來，他勤于目錄、校雠學的研究，曾先後撰著了《南獻遺征箋》、《評〈清史稿·藝文志〉》、《天問校語》等，深為柳诒徵賞識。柳诒徵招他入館，除了讓他協助編修《國學圖書館圖書總目》外，讓他集中時間，從事《書目答問》的研究、補正。
《書目答問》是有清以來繼《四庫全書總目》以後出現的一部影響最大的目錄專書，深受讀者歡迎，重印再刻，流傳極廣。不過，由于作者封建正統思想較濃，以及成書倉促，該書存在着收錄繁簡失當，分類未盡合理，版本舛訛、缺略等不足。為了使這部編于光緒二年（公元1876年）影響極大的目錄書能為民國時期的學人有效地加以利用，範希曾想采用補正之法，在保持原書體例的基礎上，對原書進行修正補充。柳诒徵對他的想法予以充分地肯定，并為他早日完成這一具有學術意義的補正工作提供了必要的方便。 在柳诒徵的支持下，範希曾經過三年努力，終于撰成了《書目答問補正》。這部補正之作，糾正了《書目答問》原有的書名之誤、卷數之誤、作者之誤、版本之誤；補充了原書漏記的版本，以及光緒二年（公元1876年）以後補刊的版本；補收了一些和原書性質相近的書，其中大多數是後出的書，直至1930年止。經過這一番修正補充，《書目答問》内容更為充實、完善，條理更為清楚，成為一部适于今用的綜合性、學術性的古要籍目錄。
1930年7月10日，範希曾在剛完成《書目答問補正》後，即因病與世長辭。柳诒徵懷着對門生英才早逝的痛惜心情，以及推動目錄學研究的熱心衷腸，于 1931年由他所主持的國學圖書館将其遺著《書目答問補正》排印出版。在這本書的序言中，柳诒徵充分肯定了範希曾的學術貢獻。他寫道： （《答問》）在光緒初足為學人之津逮者，至晚近則病其漏略矣。郋園（葉德輝）批校增輯之三四本未印行，江氏箋補亦未廣，希曾所輯最後較備。
範希曾《書目答問補正》問世後，受到了學術界的普遍重視，不少學者給予了高度評價，著名曆史學家柴德赓說：“一人出力，衆人得益，不僅可稱《書目答問》的功臣，實在也是對近代學術的一種貢獻”。然而，人們在稱贊範希曾的學術功績時，都忽略了柳诒徵在其背後的默默奉獻。應該說，範希曾這位學術功臣是站在柳诒徵這位目錄學大師的肩膀上才撷取下這顆學術碩果的，如果沒有甘作人梯的柳诒徵在他著述前後的大力支持，也許他的這部有功學林的目錄之書根本不可能問世。 版本精識 在中國國學領域中，與目錄學關系密切，并且有着同樣重要意義的，還有版本學。
我國至唐末發明雕闆印刷術以後，書籍迅速豐富，各種刻本廣為流傳。刻本廣傳有利于文化發展，本是好事，但凡事利弊共生，刻本廣傳後，又帶來了版本問題。南宋著名詩人陸遊在《老學庵筆記》中就記載了這樣一件事：一位教官在考試生徒時，從麻沙本的《周易》中，出了一道使考生摸不着頭腦的考題，“乾為金，坤亦為金，何也？”有人懷疑此題錯了，應為“乾為金，坤為釜”，監本《周易》即如此。那位教官趕緊去核對，果然發現麻沙本錯将“釜”刻成了“金”。這件事生動地說明，選擇、鑒定版本已為治學所必需。在這種情況下，辨明版本真僞，分别版本優劣，确定版本價值，理清版本源流的版本學就自然形成了。 自清以來，版本學受到了學者的高度重視，這不僅在于研究版本需要廣博的知識基礎，需要懂得用紙、墨色，熟習字體，刀法、行款版式、封面印記、時代風尚、了解刻印源流，藏書名家，可以借此表明一個學者的見識水平；而且，在于考據學派所從事的辨僞、輯佚、校勘等工作，都與版本學大有關聯，不懂版本學，辨僞可能無據，輯佚可能誤收，校勘可能誤斷，要進行科學的考據，非懂得版本學不可。
柳诒徵受清代學影響甚大，前已說過，他的業師缪荃孫就是著名的目錄、版本學家，因此，他走上治學之路後，十分留意古籍版本，注意研究版本學。1927年，他當上了國學圖書館館長，館内豐富的珍本善刻，為他研習版本學提供了絕好的場所。在這藏滿珍本善刻的古籍寶庫之中，他将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一方面繼承前人研究成果，一方面積累鑒識經驗，提高自己的版本學水平。在此基礎上，他不斷總結自己的鑽研心得，提出對版本學研究的專門論述，同時，盡其所能，影印館藏宋、元秘椠，讓昔日藏書家秘室中的珍寶成為學術界的公器，藉以推動版本知識的普及。 在版本學研究方面，柳诒徵與清代版本學家側重點有所不同。清代版本學家多側重于版刻形式的研究。如以收藏衆多珍本善刻聞名海内的常熟藏書家、版本學家錢曾就專心研究了如何從古籍的版式、行款來判斷版本的雕刻年代；曾購得宋刻百餘種，名其室為“百宋一廛”的吳縣版本學家黃丕烈曾着力總結宋、元版式特點，指出 “宋版本紙背多字迹”，元版“闆大而字細”等諸多有名論斷。柳诒徵則側重于版刻源流的研究，如他曾研究了明代南監本的版刻源流，寫下了《南監史談》。 南監，明代南京國子監。國子監為封建時代國家的最高學府，從五代以來，國子監都設有刻書機構，所刻書名為“監本”，以校刻精審而著稱。明代有南、北二京，都設有國子監，且都刻印了許多經、史書籍，其中尤以南監刻印的“二十一史”最為有名。柳诒徵為了提示南監“二十一史”的版刻狀況，根據文獻記載，結合經眼所見，詳細考察了南監“二十一史”的版本來源、翻刻時間及特點。他在《南監史談》中指出： （南監二十一史）其中故有宋版者七，元版者十，惟遼、金二史翻刻元版，宋、元二史為明版。沿及清初，各史又多有順、康補刊之版。故南監二十一史，實合江南、四川、廣東、北平各地版本，亘宋、元、明、清四朝，搜集、雕刊、翻修、校訂、纚纚之不絕者七百年。
其大規模之雕版，則以嘉靖七年至十年為第一期，所刊者為《史記》、兩《漢》、《遼》、《金》五史，餘皆略事修補。萬曆二至二十四年為第二期，所刊者為《史記》、《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北周書》、《隋書》、《南史》、《北史》、《新五代史》十四史，其餘随時補刻，迄啟，祯不替。
嘉靖刊本與萬曆刊本之異點，則嘉靖祗載祭酒、司業銜名，餘官不附書；萬曆刊本，則遍載寮寀也。經過他這一番研究，南監“二十一史”版本，源流畢現，為來者研究、利用南監“二十一史”提供了方便。版刻形式、版本源流，都是版本學研究的重要内容，但就學術意義而言，版本源流的研究則更為重要。而且，版本源流的研究，對研究者的水平要求更高，它非但要求有豐富的鑒識經驗，還要求有一定的文史造詣，了解學術發展，否則，難以為之。 清代學者之所以重視版刻形式，與其将宋、元珍本視作古董，搜奇藏秘有關。錢曾自稱“佞宋”，黃丕烈亦稱“佞宋主人”，即反映了他們研究版本的意向。民國建立以後，社會文化的發展，公共圖書的要求，已迫切需要版本學家将版本知識普及，讓藏書家手中的珍本秘刻，為廣大讀者服務。适應時代的需要，柳诒徵做了大量的工作。 國學圖書館藏有浙江丁氏“八千卷樓”大批宋、元善本，為了讓這批善本為社會所用，柳诒徵膺任國學圖書館館長後，即着手籌劃印制書影，經過精心籌備，國學圖書館先後推出了《盋山書影》三冊，其中宋本一冊、元刻二冊。柳诒徵為此特地寫了序文，表明了影印書影的動機。他說：盋山圖書館所藏錢塘丁氏善本，故與皕宋樓、海源閣、及鐵琴銅劍樓相颉颃，十許年來，尋藏者珍秘已甚，嗜學之士恒以不得一睹為憾。诒征閱之，既為更訂閱覽之章，複拟勼資逐部依式印行，限于财力，尚稽時日。先就宋刊本撰取尤精者，以石印法彙制書影，俾海内學者得家而戶購焉。為了幫助讀者增加版本知識，提高鑒識水平，柳诒徵還在《盋山書影》中為每種影印的書影寫了較為詳細的考識，介紹其版刻特點及學術價值。 《盋山書影》的出版是中國近代圖書館界中罕有的盛事，它使人所奇秘的宋、元珍籍大布于天下，使讀者大開了眼界，切實了解了宋、元版刻特點，增長了版本學知識。這項有惠于學林的版本學工程，是柳诒徵在推動版本知識普及方面所做出的最重要的貢獻。
版本學是一門實用性很強的學問，它不但可為考據學服務，而且可為國家文博事業服務。柳诒徵是一個既有系統的版本學理論，又有豐富實踐經驗的高水平的版本學家，在圖書、文博界具有很高的學術聲望，然而，他并沒有以專家自居，把自己關在純學術的象牙塔之中，而是努力用自己豐富的版本學知識去為社會服務，為國家文博事業服務。
柳诒徵一生中曾多次應邀考證、鑒别各地發現的古書，為國家搶救出許多珍貴圖籍。尤其值得提到的是，解放初期，他在上海應陳毅市長之聘擔任文物管理委員會委員時，曾從各方接收、捐贈的大量書籍中，發現了許多善本。他的《劬堂日記抄》中屢有記載，如：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八日，陰雨，乘車赴會。檢《書舶庸談》，得《重廣會史》，乃北宋本。
一九四九年十月初十日，陰雨。晨赴會，視書籍多有沾雨者，徐森老謂可借油布來蓋。命工友開兩箱，屬程登記，得徐積餘藏元大德本《南史》；又陳眉公評《西廂記》，吳瞿安所未見者，森老認為好書。此上，有莫子偲所藏《子華子》，錢警石所校《稽古錄》等，皆善本也。《荊川左編》得卅二本，未全；高麗本《史漢一統》，曩所未見；尹公得一《杜詩》，亦元椠。這些善本，後都由國家珍藏。
柳诒徵在檢索古籍時，為了使所發現的善本能傳之後世，将其版式、行款、批識、藏印都作了詳細記載，積成《檢書小志》八冊。這本尚未公開印行的版本學專著，是他在餘生之年為版本學的發展所作的最後貢獻。
書法名家
文字，本是表達思想的工具，但以象形為基礎的中國方塊字，不但具有表達思想的功能，而且以其與畫相通的内在結構，具有豐富的藝術意趣。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中，它以獨特的文化意蘊和藝術魅力，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自古以來，中國的讀書人往往把寫字看成學問的門面，十分注重。不過，寫字與書法不可同語，書法需要長期揣摩、練習，需要有一定的藝術修養，因而，中國的讀書人雖注重寫字，真正成為書法家的卻是少數。
柳诒徵從小就開始練字，經過幾十年的不懈努力，學會了書寫真、行、草、隸、篆等各種字體，并形成了别具神韻的藝術風格，成為近代名噪東南的書法名家。
柳诒徵練習書法是從習寫篆字起步的。作為他習寫篆書的啟蒙老師是晚清鎮江書法名家孫維祺。孫維祺對他說，要寫好字，不能依樣畫葫蘆，跟着别人寫，而必須先看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了解每個字的來曆。當時，柳诒徵還不知道《說文解字》是什麼書，聽說有一位姓張的先生家有這種書，就向他借。可是，張先生惜書如命，不肯全部借出，隻肯一本一本借。于是，柳诒徵隻得借一本抄一本，這樣，抄下了整部《說文》。以後又照着抄《說文》的樣子，一字一字地抄錄了《爾雅》、從而，懂得了習書篆字的奧訣。篆字強調用筆圓勁勻适，注重字形間架和布局，章法有緻，法度森嚴。習寫篆字，就為以後習寫其它字體打下了用筆、構架、布局的基礎。
孫維祺教柳诒徵習篆書年歲不多，即因病去世。因家境不好，孫維祺家人隻得将其收藏的百十本碑帖出售。柳诒徵買下了其中的《石門頌》、《西狹頌》等漢隸碑帖，由此産生了習寫隸書的興趣。
《石門頌》是漢代大型摩崖刻石，筆勢瘦挺，意态恣肆，結體雄健，曆來被認為是以篆書用筆來寫隸書的典範；而《西狹頌》方整雄偉，用筆樸厚，方圓兼施，更具成熟漢隸的風韻。這兩種碑帖是由篆入隸的代表，正切合柳诒徵從篆習隸的需要。柳诒徵以這些名帖為摹本，精心研習，從而窺透了篆隸轉歸的要訣，使自己的隸書大為長進。
公元1920年，柳诒徵從鎮江來到南京。這位剛入府城的書法愛好者，一安頓停當，就四處走訪書法名家。不久，他結識了以擅長篆、隸聞名的書法家、鎮江同鄉吳芷舲先生，于是，時常上門請教。在吳芷舲先生的指點下，他的篆書、隸書水平都有了進一步的提高。 柳诒徵是一個勇于進取的人。他在研習篆書、隸書有所成之後，又拜書法家李梅庵先生、歐陽竟無先生等為師，學寫鐘鼎文、魏碑和《泰山金剛經》等。以後，更研習唐代書法大家顔真卿的各種名帖，向楷書、行書發展。鐘鼎文、魏碑、《泰山金剛經》都内蘊雄渾，古穆遒厚，為培植筆力、開拓異趣所必需；而魏碑化篆入楷，更是研習楷書所應涉足的法門。至于顔真卿楷書，端莊偉岸，雄秀特出，氣勢追人；行書挺拔奔放，圓勁蒼古，本為宋代以來習楷、行書者所公認的範本。柳诒徵從這諸多名碑範帖入手，潛心觀察，反複臨寫，博取衆長，銳意出新，使自己的楷、行書都進入了法家意境。
中國文字的演進，由篆入行；柳诒徵練習書法，亦由篆入行，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他本着學習書法的“先工後意”的原則，為打牢書法根基所作的刻意追求。中國古代書法大家，習書往往從習書篆、籀起始，所謂“古大家之書，必通篆、籀，然後結構淳古，使轉勁逸，伯喈以下皆然”。柳诒徵正是循着古代書法大家習書的途徑，一步步深入，堅持系統學習，不急于求成，不以一招一式赢取聲名，因而他書法功力深厚，筆法中矩，毫無浮滑、輕躁之病。 書法是一門内在的綜合藝術，它不僅要求刻苦練習，反複實踐，更要求廣識博學，有較高的文化修養，所謂“退筆如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柳诒徵是具有高深文化修養的學者，因而他能夠洞識書法的真谛，學古不泥古，随已意用筆，荟萃諸家大成，獨創一家風格。 柳诒徵的篆書橫豎成行，線條圓勁，法度嚴謹，雖創意不多，但端資旁逸，婉麗通暢，自有奇采；隸書典重雄俊，骨氣古雅，神韻超逸，深得造化之妙；楷書遒勁堅實，外柔内剛，意态從容，雄秀兼得；行書寓篆、籀遺意，渾厚圓熟，頓挫起伏，神采飛揚；草書沉著飄逸，剛健婀娜，錯落有緻，體态自然，是中國近代書法園地中的一朵光華奪目的藝術之花。柳诒徵作為一個衆體兼備的學者型的書法名家，在中國近代書法家行列中毫無疑問有着一定地位。
柳诒徵一貫主張學識、技藝應服務于社會。他書法成名後，求書者絡繹不絕，他從不拿腔作勢，也不索取銅錢，諸凡樓額、楹聯、堂幅、條山、扇面，俱精心布局，刻意書寫，讓求者滿意。因此，他揮毫作墨，十分忙碌，據其受業弟子季謙方先生回憶：
求書者踵接，幾案積紙盈尺，某休沐往谒，正值展紙作書，或擘窠漢隸，或鐘鼎，或正楷，連書楹聯、條幅、堂幅數十紙，筆走龍蛇，不覺累，還積債也。舊債未盡償，而新債踵至。
可他非但毫無怨言，反而把别人求書作為藝術追求的動力，欣然操勞，不斷進取。
柳诒徵成名不居名，真正表現出大家風範。他在書法藝術上的刻意追求與努力服務于社會的精神，對後人亦有所教益。
詩歌妙才 柳诒徵不但善于書法，而且善作詩歌。
中國本是一個詩歌的王國，上古一部包容了305首詩的詩歌總集《詩經》，被尊崇為儒家的經典，就足以說明詩歌在中國文化中的獨特地位。唐代實行科舉制，作詩又直接與仕進挂鈎，更使詩歌在文士心中扭系上了一個無可解脫的情結。千百年來，文人學士秉承儒家鼻祖孔子“不學詩無以言”的遺訓，從讀書識字起，即開始學詩。 柳诒徵從小也開始學詩。當他六、七歲時，他的母親即向他口授唐人絕句、律詩，又依次為他講解了《古詩源》、《唐詩别裁》，使他腹中儲藏了五、六百首古代詩歌，初步了解了格律、聲韻，打下了學詩的基礎。以後，他又先後向李亞白、王湘绮等詩壇前輩學習，研讀了不少詩歌專集，窺破了作詩的樊籬。柳诒徵本就脫敏靈慧，學詩又極為專心，前輩指點，俱能凝神作思，用心領會，因而進步很快，舉凡五七言絕、五七言律、七言歌行等。都能從容構作，而無論唱和酬答，還是心感所發，所作大都圓健雄渾，情感飽滿，極為學界同仁推獎。
柳诒徵詩歌創作思想和藝術風格，深受清代雍、乾詩人蔣士铨、黃景仁的影響。
蔣士铨，字心馀，與袁枚、趙翼并稱雍、乾三大家。他主張寫詩要“多讀書”，反對“惟務規模格調，摭拾藻繪以巧文”；認為寫詩應寫“性情”，而性情不在于個人遭際，而在于表達“忠孝節烈之心，溫柔敦厚之旨”。他的不少詩作歌頌了“烈婦”、“節母”，并對受盤剝、受饑餓威脅的勞動人民表示同情。 黃景仁，字仲則，才華橫溢而家境貧寒，三十五歲時，即因貧病所纏去逝。基于特殊的生活境遇，他的詩大部分反映了個人的愁苦生活，基調傷感，相當纏綿，很有藝術感染力。
柳诒徵出身孤苦，從小依靠寡母撫養，并接受過系統的儒家文化教育。由于個人的家庭生活環境，他對“忠孝節烈、溫柔敦厚”八個大字，不僅有深刻的理性認識，而且有切膚的生活感受。他長大後，沉浸于文史研究，對多讀書的重要性又有足夠的了解。正是個人的生活經曆，使他對蔣士铨的創作主張和黃景仁的詩歌作品産生了本能的共鳴。他在學詩過程中，曾仔細研讀過蔣士铨的《忠雅堂詩》和黃景仁的《兩當軒詩》，體會他們的詩歌情感，學習他們表情達意的創作技巧。 柳诒徵善于學習前人，他學習蔣士铨、黃景仁的詩歌創作，不為他們的模式所拘囿，而是根據自己的認識，兼采其長。他首肯蔣士铨的意旨，而力校其平直；重視黃景仁的情蘊，而摒棄其感傷，因而，他的詩歌辭旨正大，豪雄而富有情感。
柳诒徵一生敬仰儒家學說，對儒家文化的奠基者孔子，以及儒學名人有一種尊敬的情感。在他的詩歌中，常常表述出探尋儒學真谛，弘揚傳統文化，表彰儒學傳人的意向。他有一首古體《登泰山作》，借景詠情，非但代表性地表露了他的思想情感，而且很好地體現了他的藝術風格。
岱宗如孔孟，驟觀止尋常。
遵道入深處，高奇固難量。
混元涵兩儀，嚴正藐百王。
梯天何坦蕩，雲日相蔽藏。
廓然一闿豁，大宇青堂堂。
他山盛峰石，谲詭騰輝光。
到此感自失，一拳陋寸長。
我來值盛夏，冒寒陟上方。
真相窺乾坤，豈獨小吾疆？
伸眉逼帝座，跳足搖星芒。
嗤彼杜陵叟，絕頂徒相望。
泰山巍峨，氣象萬千，不但以登高觀日名聞天下，而且以封建帝王封禅祀典，獨步海内。古往今來，無數文人墨客攀遊泰山，留下了衆多華章，或詠山勢峻偉，或抒壯志豪情。柳诒徵與衆不同，由泰山想到孔孟學說，将登山比喻為探求儒學真谛，借物詠懷，寓情于景，景移意深，步步推高，遊山之情與探學之情融為一體，自然渾圓，語氣含蓄，雖有揚道求理之意，卻無道學做作之氣。
柳诒徵一生以治史為主，視詩詞創作為餘事。盡管如此，他詩情滿懷，遇有所感，常鋪展成詩，又每每與友互相唱和。他繼承中國古代詩歌創作的優良傳統，作詩總要“鳴其興觀群怨之意”，力圖反映現實生活，決不玩弄詞藻，虛言敷衍，無病呻吟。他有一首贈著名橋梁學家茅以升的七言古風，最能體現他詩作的現實主義精神。 秦皇鞭石不入海，錢江浩浩三千載。
吾門茅生短且悍，麾斥風霆泣真宰。
手提八百鋼鐵梁，齒銜輪湊随圓方。
植之波窟數十丈，高棟矗立天中央。
泺口鄭州安足比，彼籍客卿此自起。
萬夫邪許忘昕宵，粵贛甯蘇旋通軌。
潮為人用永載橋，鋒車坦坦潮頭駛。
杭人驚詫破天荒，錢缪鐵弩誠無俚。
嗟乎讀書嗜考工，輪輿圖疏攻難通。
茅生績學乃祖風，水工獨步江之東。
為予攝影臨長虹，真人無際招髯翁。
誓将從汝江頭鎮蛟蜃，
悔絕往日牖下箋魚蟲。
錢塘江大橋建于本世紀三十年代，由柳诒徵的受業弟子茅以升設計，中國人自行建造，它是中國人智慧勤勞的象征，也是中國人自力更生的驕傲。1937年，柳诒徵參觀錢塘江大橋工地，寫下了這首詩。本來，作為贈詩，他盡可以虛言宣達，贊揚弟子成就，然而，他的筆觸卻從弟子成就，引向了中華民族自力更生的精神，引向了人民群衆的創造力，所謂“泺口鄭州安足比，彼藉客卿此自起。萬夫邪許忘昕宵，粵贛甯蘇旋通軌”，語氣铿锵，豪情飛揚，完全超脫了狹窄的師生情懷，充滿了廣闊的社會情感，對當日所有備受外國列強淩辱，圖謀求國自強的中國人，又是何等的鼓舞。 柳诒徵早年即以能詩聞名鄉裡，以後，他在社會實踐中不斷磨煉，形成了獨具一格的藝術風格。他一生寫下了衆多詩篇，疑結着他詩歌藝術心血的八冊未刊的《劬堂詩稿》，非但是研究他詩歌藝術特色的寶貴資料，也是中國近代詩壇的寶貴财富。
選自〈〈柳诒徵評傳〉〉白花洲文藝出版社
記柳翼謀師 我童年生長于南京，在南京讀過三年小學、五年中學，在這八年中，國文、曆史兩門課程，都受教于柳翼謀先生。1922年，我任東南大學工科主任，柳師亦先一年受聘為東大文史部教授。1948年，我當選為南京國立中央研究院數理組院士，柳師亦當選為文史組院士，前後三十餘年間，自髫齡受業，乃至講壇共事，師生情誼，久而彌笃，回憶舊日齋堂燈火，宛然如在目前。思益小學建立于1903年，當時叫作思益學堂，是南京較早的一所新式小學校。深受當時文教界人士所推重。那年我九歲。思益學堂開辦，我便考取入校讀書。校址在中正街廬江會館，校長是陶遜先生。柳先生教的是國文和曆史，那時他大約二十三四歲，原在南京江鄂譯書總局擔任編輯教科書的工作，曾編寫《倫理教科書》、《女子修身教課書》等書，其中《曆代史略》最為人所傳誦。我從先生學習曆史，就是讀的這一課本。另一位國文教師是梁公約先生，他能詩工畫，當時文化界人士所用的折扇，以能得到柳先生的字，梁先生的畫，便稱“雙璧”，向人誇耀，亦可見兩先生才名之盛。 1906年，我小學還未讀完，就考進了江南中等商業學堂。這所中學，由當時名人張季直、黃思永先生先後任監督，柳先生受聘擔任國文、曆史教師。其後先生曆在南京高等師範、河海工程學校、東南大學、東北大學、北京女子大學、北京高等師範等校主講，一時學者如宗白華、陳方恪、胡煥庸、唐圭璋諸先生均先後出自先生門下，有名于世。而我自少年就學之初，即承名師指導，得窺文史學科之堂奧，先入為主，感到終身受益。回憶當年初入校門，第一次上柳先生的課，便産生一種嚴肅感。課堂訂有一套規章制度，老師一進課堂，學生起立，師生相對鞠躬，然後老師坐下講課，學生坐下聽課，一瞬間師生肅然相對，好象是準備靜心聽講的前奏。現在小學生上課，也先要喊聲起立。這一課堂禮節，早在八十年前已經建立，說明是個好制度。
柳先生講課時，聲如洪鐘，目光四射，講課深入淺出，層次分明，并且主題鮮明，用語生動，使人聽得入神，津津有味，而且系統性強，容易記憶。後來，有人形容先生在大學講課時“口如懸河，滔滔不絕，目光炯炯，長髯飄拂”，引起我對先生青年時代上課情景的回憶。他那铿锵有力的語調，似仍回響在我的耳際。我在讀中學時，學校規定必須住校，功課很嚴，經常要進行測驗，晚間自習，必須自覺地認真複習。我愛讀課外書，如嚴複所譯《天演論》和梁啟超發表在《新民叢報》上的文章。柳先生不反對讀課外書，不主張讀死書，有時在自習時間，複習完了，讀點課外讀物，柳先生是不加過問的。
我從先生受業八年，感到最大獲益之處，是在治學方法上從勤從嚴，持之以恒，并認識到“知識本身隻是一種工具，知識之所以可貴，在于它所起的作用”，這對我數十年來治學治事，都有極大的影響。先生畢生緻力文史，著作等身，但對自然科學亦極為重視，曾為中國科學社社員，出席各種學術會議。1937年春間到杭州錢塘江橋工地參觀，極感興趣，贈我七言古風一首，以《茅生以升邀觀錢塘橋》為題。秦皇鞭石不入海，
錢江浩浩三千載。
吾門茅生短且悍，
麾斥風霆泣真宰！
手提八百鋼鐵梁，
齒銜螺湊随圓方。
植之波窟數十丈，
高棟矗立天中央。
泺口鄭州安足此，
彼籍客卿此自起。
萬夫邪許忘昕宵，
粵贛甯蘇旋通軌。
潮為人用永載橋，
鋒車坦坦潮頭駛。
杭人驚詫破天荒，
錢牖鐵弩誠無俚，
嗟予讀書嗜考工，
輪輿圖疏攻難通。
茅生績學乃祖風，
水工獨步江之東，
為予攝影臨長虹，
真人天際招髯翁，
誓将從汝江頭鎮蛟蜃，
悔絕往日牖下箋魚蟲！
詩之結句，含有深意。原來自從戊戌維新之後，在我國知識界裡激起救國圖存的熱潮，因此有了“教育救國”和“科學救國”的口号，一時有志之士，在這兩個傾向革命的口号下，深信不疑地作出不屈不撓的努力，但鐵的事實，血的教訓，終于失望徬徨，趨于消沉，先生在彼時彼地發此感慨，是不足為怪的，否則，“悔絕”二字，應作如何理解呢？而“鎮蛟蜃”一詞的何所指，也就不難理解了。自此以後，先生在日本侵略炮火之下，不顧個人安危，将經營多年的國學圖書館藏書二十四萬餘冊，輾轉遷徙。抗戰勝利後，重回南京，收回劫後餘書，重新整理編目，保存了祖國善本圖書。而先生有關文學、史地以及圖書館學的大量著作，對近現代文史的學術研究影響之久遠，自不待言，必有能詳言之者。
作者 茅以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