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1902—1962）字伯倫。河北永清人。1922年畢業于清華學校高等科，後赴美國芝加哥大學主習曆史，後又入該校研究院曆史學研究所深造，1927年獲哲學博士學位。回國後，任中央大學史學系副教授、教授和系主任，兼任金陵大學曆史系教授、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1931年轉任武漢大學史學系及哲學教育系合聘教授。1932年回清華任教。1952年秋任天津南開大學曆史系教授。畢生緻力于中國史、世界史及史學理論的教學與研究。
《聆聽雷海宗先生最後一課》
最近，閱讀《世界散文随筆精品文庫》（法國卷）時，介紹了都德及其名著《最後一課》。這篇小說強烈而深沉的愛國之情，跨越了時空和國度，曾經深深打動過我。此刻，我伏案沉思，卻想到了自己聆聽過的一位先生的最後一課。彼景此心，不由得又想起了這位法蘭西文學大師。為了有所區别，将自己這篇小文的标題定為《最後的一課》。
1958年入大學不久，學校為了對我們新生進行階級教育，讓我們旁聽了一次批判大會。會上，有教師和高年級的同學做批判發言。因發言者南腔北調，再加上聲嘶力竭，也聽不清講些什麼。然而，會場那嚴肅的氣氛，情緒的激昂，震天的口号聲，真有刺刀見紅的感覺。我頭一次見這陣勢，心裡還真有些緊張、害怕。最後是被批判者做自我批判，因離得太遠，看不清人的模樣，隻聽他說：我叫雷海宗，反蘇反共20多年……聽聲音不像是做檢查：他的聲音洪亮，如雷貫耳，字正腔圓，抑揚頓挫，很有韻味。在我看來，做檢查的人，聲音應低沉、緩慢，音量要小，才能給人以沉痛感、負罪感，顯得有誠意，以博得人們的同情和諒解。我從小喜歡唱歌，對美的聲音特别鐘愛。因此，他那男中音的美聲和他那奇特的開場白，叫我記住了他的名字——雷海宗。
雷海宗，何許人也？不清楚。隻知道他是個大右派。後來才知道，他是我國著名的世界史權威之一，二級教授。僅此而已。
1962年初，系裡通知，雷海宗要給我們上外國史學史課。距離那次批判會已經三年多了，似乎沒有人再提起過他。一個右派分子怎麼又上講台了？我們感到驚異。聽說雷先生（當時是不能稱先生的）一直住院，腿腳不便，又是兩個年級上大課，所以上課地點改在主樓一樓東頭的大階梯教室。上課那天，在好奇心的驅使下，我早早地選了個好位置，想看看他怎麼講課，也想聽聽他的聲音是否還那麼美？上課鈴響後，隻見一位小老頭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挪動着雙腿，吃力地坐在講台後的一把椅子上。看着他那痛苦的樣子，我不覺生出幾分恻隐之心。在那一瞬間，階級鬥争的觀念就像是斷了線的風筝無影無蹤。此刻，教室裡異常安靜。
突然，洪鐘般的聲音響起，隻見他腰闆直了，精神也振作起來了，與他剛進教室時簡直判若兩人，37年過去了，講課的具體内容早已忘卻，隻依稀記得他講的是印度的寡婦殉葬。他上課什麼也不帶，卻對曆史事件、人物、地名、年代都十分熟悉，脫口而出。他的外文極好，一會兒是希臘文，一會兒又講一個詞語如何從希臘文演變為拉丁文、英文的，斯拉夫語系有什麼特點，侃侃而談。有時，他還很幽默。一次講課中，他說：你們不少人大概還是“高級文盲”。當時聽之一愣。然後他解釋說，中國文字正在改革，你們雖然是大學生，但不會用拉丁字母的漢語拼音，這不就成了“高級文盲”了嗎？當時我們的确不會新的漢語拼音，大家都會心地笑了。近日看到一篇回憶西南聯大名家的文章，說當年有一本雜志把雷海宗先生的姓名編了個順口溜：聲音洪亮如雷，學識淵博如海，體系自成一宗。此言不虛。
他講課很有意思。助手替他在黑闆上寫字，有中文、英文，也有希臘文。他端坐在椅子上。每當助手寫完後，他頭也不回，把拐杖往後一甩，有時打在黑闆上，然後大聲地念着，像朗誦一樣，那渾厚的男中音依然那麼好聽。看得出來，他很興奮，甚至有些忘乎所以。他講課口若懸河，很有風度，知識面之寬，文字學之精，着實令人歎服。我真想深情地喊一句“先生！”以表達我的敬意。我敢說，大多數同學都有與我同樣的心願。然而，我們都依然保持着沉默。每次課後，大概興奮期已過，雷先生顯得非常疲勞。在助手的攙扶下，他拄着拐杖艱難地、默默地走出教室。教室裡十分安靜、冷漠，既無喝彩聲，也無掌聲，隻有拐杖聲不斷地敲打着我們的心靈。
在“與人鬥，其樂無窮”的年代裡，對病入膏肓的雷先生也是不會放過的。每次先生講完課後，都要組織一場“消毒”課。一些“左派”挖空心思地找出種種“毒素”，以顯示他們洞察一切的本領。我想，雷先生如果知道，他為了“将自己的學識獻給人民”而抱病上講台，卻被一些人視為“販毒”者，他豈不要揮舞拐杖，質問蒼天：“公理安在？”
最難忘的是雷先生的最後一課。他大概也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這是他人生中的最後一課，猶如回光返照，他一直處于亢奮之中，情緒十分激昂，聲音更加洪亮。課間休息時，同學們還是竊竊私語，不敢和他接近。他仍然一個人孤獨地坐在那裡。我鬼使神差地走過去，就是想和他說幾句話。我讀過楚圖南先生翻譯的《希臘和羅馬的神話》（書名不一定準确），不知為什麼，同一個神在希臘和羅馬的名字卻不一樣，如愛神，希臘叫阿弗洛狄忒，而羅馬卻叫維納斯。我以此為由，求教于雷先生。他看看我，慢條斯理地說：“這個問題很有意思，也很複雜，一時難以講清楚，需要開專門課。”不知從哪裡來的勇氣，我壓低聲音說：“雷先生，您多保重！”先生用異樣的眼光注視着我，他點點頭，什麼也沒有說。
最後一堂課結束了，依然沒有例行地緻意和掌聲。雷先生孤獨地拄着拐杖走了。在這難以言表的時刻，同學們都走到窗前，目送着他登上回醫院的車漸漸地離去。不久，帶着遺憾，載着滿腹經綸的雷海宗先生告别了人世。死後第二天，《天津日報》登了一則幾行字的消息，我們才知道雷先生已經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沒有 “帶着花崗岩的腦袋去見上帝”。
人去樓空。回蕩在階梯大教室的洪鐘般的男中音的美聲，至今響在耳邊。雷先生執鞭生涯最後一課是那樣撼人心靈，不僅是那悅耳的金屬般的男中音，還有許多…… 這許多是什麼呢？我想借用一位我國文學大師的話“許多人苦于有話說不出，另有許多人苦于有話無處說；他們的苦還在話中，我這無話可說的苦卻在話外。”不知以為然否？
作者 肖黎 選自《回眸南開》南開大學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