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家琦先生的住處離南大校園不遠，三幢水泥老樓構成一個獨立小區，雖顯得有些破舊，但正值春夏之交，草木蔥郁，樓下一株枇杷樹上挂滿了青青黃黃的果子。三樓上，茅先生早打開了門，鶴發童顔，和藹的笑着。 80餘載人生如一條長河，有急流也有緩流，難得的是一份從容面對的心境。有幸聆聽茅先生做人治學的曆程，我又一次體悟到“大家”的境界。
（一）茅家琦先生是我國著名的曆史學家，在海内外享有崇高的學術聲望。他治史執教凡50載，在晚清史、太平天國史、中華民國史、當代台灣、江南區域現代化 史、史學理論與方法等領域都有重大學術成果面世，出版專著16部，發表論文百餘篇，在學界影響深遠。其實，茅家琦的史學研究可謂是“半路出家”。 1947年，茅家琦考入中央大學。其時内戰正熾。“在大學，我讀的是經濟學系，4年本科幾乎隻上了1年的課。”“1951年畢業後留在南大圖書館工作。我 在圖書館發現了一個新大陸。那麼多的珍本、善本古籍和外文圖書，把我帶到另一個天地。我從事曆史研究的由來，應該從這裡算起。” 茅家琦轉向史學領域後，在太平天國史學界初露鋒芒，即招來一場政治橫禍。對忠王李秀成的研究早在“文革”前的1964年就給他帶來巨大災難，卻也奠定了他的學界地位。1980年的春天，茅家琦應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的邀請去美國講學訪問。他回憶說：“當時，中國近現代史學界隻邀請了我和羅爾綱先生，羅先生因 年老多病未行。我很奇怪，因為當時我在史學界還是年輕後輩，與國外學者也是素昧平生。後來我才知道，是美國曆史學會主席魏斐德教授看了我文革前發表的11 篇文章，提名推薦的。” 在美國的那兩個月收獲豐富，他不僅訪問了耶魯、哈佛、密西根、伯克利加州大學等幾所著名大學，結交學界朋友，拓寬學術視野，更重要的是在此期間，他開始了解到1949年以後台灣社會的變化和發展。“作為一名中國近現代史的專業研究人員竟對這段曆史一無所知，我深感不安。" 茅家琦從一位太平天國史專家，出人意料地轉向當代台灣研究。他帶領一批研究生，走進“禁區”。《台灣三十年》、《八十年代的台灣》、《台灣經濟政策軌 迹》、《李國鼎與台灣财經》、《蔣經國的一生和他的思想演變》、《百年滄桑——中國國民黨史》等作品的發表，使茅家琦成為大陸研究1949年以後台灣曆史的第一人和最著名的學者。獨具慧眼的學術敏感，實事求是的治學風格，将曆史與現實結合的自覺努力，這一切使得茅先生的學術之路走出了自己的軌迹——除了在 以太平天國史研究為代表的傳統領域中不斷作出新成就，開創了當代大陸的台灣研究學外，他還開辟了區域城市近代化研究等新領域，1993年出版《橫看成嶺側 成峰--長江下遊城市近代化的軌迹》一書，學界譽之為“國内第一部采用區域研究的方法探讨中國城市近代化發展特征、經驗、模式的力作”。
（二）茅先生給人的印象是淡泊名利，不計得失，為人處世崇尚黃老學說；對待人際間的種種是非，采取不争、不辯、不解釋、不動情緒的态度。他說：“是是非非 讓曆史老人來慢慢澄清吧！” 然而他也言之鑿鑿：“當系主任不能無為而治。一定要抓學科建設，還有一定要抓圖書資料建設。”想來這是作為一名史學工作者的自覺責任。文革結束時，茅家琦剛好50歲。半百之年，卻精神煥發，仿佛年輕人一樣，行政、科研、教學一肩挑。他說：“要把中斷了10多年的學術生涯補回來埃” 在任曆史系主任期間，茅家琦引領全系師生排除幹擾,化解矛盾,把精力集中到教學、科研和學科建設上,促進全系工作走上正軌。他感覺最首要的工作是學科的建 設，和同事們精心規劃了曆史系的學科框架,奠定了以後發展的堅實基矗這樣,曆史系的恢複和重建工作進展迅速,文革前的優勢與特色得以保持與發展,而且增設 了考古專業。1978年申報第一批博士點時，南大曆史系一下子獲批3個點和3名博士生導師。随後，南大又成為在國内最早招收中華民國史專業及當代台灣專業 博士研究生的高校。在茅家琦等學者的倡導之下，南大逐漸成為太平天國史的研究重鎮，但他深感農民運動熱是特定曆史背景下的産物，科學研究的領域必須擴大。在他的積極籌劃下，1984年南大成立了曆史研究所，其中太平天國與晚清史研究室和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的設立體現了這種戰略構想的雛形。時間證明茅先生的努力得到了回報，近年來，南大曆史系的整體水平不斷提升，在海内外聲譽日攏全系現設曆史學、考古學2個本科生專業，以及中國近現代史、中國古代史、世界史、專門史、國際關系史、邊疆學、考古學7個博士點；考古學與博物館學、專門史、中國古代史、中國近現代史、世界史、國際關系、民族學7個碩士點。1995 年，該系被确定為國家教育部直屬的文科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基地。1996年，經國家人事部評審建立博士後流動站；并成為首批進入國家工程的單位。1998 年，經國務院學位辦評審，獲準按曆史學一級學科招收博士生。世界地區、國别史為國家重點學科，中國近現代史為江蘇省重點學科，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當年茅先生的諸多年輕同事及弟子已成長為曆史系教師隊伍中的骨幹。如此種種，茅先生怎不心中大慰。
（三）茅家琦先生在史學研究的成就和對中國近現代史學科的貢獻早有公論，不過能得到那麼多的尊重，也賴于他關愛青年、善待後學、平易近人的作風。2006 年弟子們相聚金陵為先生慶祝80華誕，回憶當年受學經曆，無不感慨師恩難忘。學生眼中的茅家琦是謙謙長者，一派師長風範，啟人心智，引導學生立大志、走正途。他曾誠懇地對弟子們說：“我們這代人被文革耽誤了。你們好好幹，我們做你們的人梯，讓你們踩着我們的肩膀往上走！”“人梯”二字深深地印在學生的記憶 中。在長期的史學研究實踐中，茅先生秉持慎思明辨、實事求是的精神，他告誡學生說：“史學理論的最高層次是實事求是。”他認為，掌握豐富的文獻資料，尤其 是原始資料，是進行史學研究的基礎工程，這也是他一貫倡導、身體力行的學風，他的著述都以文獻資料豐富、實證功力強勁著稱。他關注史學理論與方法的改造和創新，曾親自為本科生、碩士生開設史學理論與方法課程,在第一線講授。在與如今的南大學子暢談“我的求學人生”時，他提醒學子們要多讀書：“現在大學的專 業分得太細。年輕人要拓寬知識面。知識面窄了，就不能發現問題，而知識面寬了，就有比較的可能，就能找到創新之處。還必須要訓練思維能力，分析問題的能力，掌握治學的方法。我一貫主張曆史系要開哲學概論、史學概論等課程。” 茅先生在授課中一直強調“勤奮”、“求實态度”、“時代眼光”等治史理念。對此，他細細解釋說：“史學研究者必須從曆史的經驗中豐富自己的思想，這是火 花，可以把自己變成燃起的一團火，照亮現實生活。”“優秀的曆史學家不僅要具備科學的治學精神，而且要具備人文關懷的情結。主觀思想感受就是史學家的人文 關懷情結，關注曆史和現實社會的發展潮流、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從史學研究中獲取啟示和借鑒，既有助于推動現實社會的變革和發展，也提高和豐富了史學家自身的思想境界，如此，史學就會走出考據的藩籬，貼近現實社會和人類生活。” 說到此，茅先生卻是話題一轉，語氣沉重：“這幾年因為擔任《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的副主編和終審組召集人，我讀了不少稿子。我看到了中國許多優秀的傳統文 化，也看到了不少社會的陰暗面。我想，解決社會矛盾的根子還是要提高人文精神。一個看起來很好的制度，沒有好的人文精神來支柱，遲早也會異化。”“對學者 來說，學術成就也是要建築在個人的道德基礎之上，個人的道德修養是學術成就的精神支柱。比如我的老師羅爾綱先生，他的巨大學術成就的精神支柱便是無私無畏。” 擡眼望去，我發現一個老學者的憂思清清楚楚地寫在了他的臉上。千禧年之際，茅先生曾寫下一篇簡潔的自傳《白下讀書五十年》。自述從21歲進大學以來，所走 過的道路大體可分成五年“十年”。第一個“十年”，在學術海洋裡浮沉摸索；第二個“十年”開始找到自己要走的道路；第三個“十年”荒廢了大好年華；第四個 “十年”加深和開拓了自己的研究領域，第五個“十年”解除了行政工作，能夠集中時間考慮學術問題。轉眼又是第六個“十年”，他補充說這“十年”主要是看 書、思考、寫作，正着手撰寫《羅爾綱學術評傳》。茅先生雖已逾八旬，卻清瘦矍铄，學術成果不斷問世。問及他的養生之道，先生淡然而笑：“哪有呢？要說有， 一是少牽挂身外之物，二是不要停止用腦。” 書香伴一生，思索永不止，因此先生的學術生命是綿長的。